我在《阿Q與“說不”症候群》裡捎帶提到了“說不”師爺，卻未及展開。其實，師爺原來和阿Q一樣在未莊行走，穿着普通的夾襖，戴着普通的氈帽，並未見識過“說不”尚方寶劍和懾人的“愛國”盔甲，那套斑斕戲服是教師爺在舞台上神氣活現地穿出來亮相的，這一出唱的已不是《小孤孀上墳》，而是氣沖霄漢的忠烈戲碼了。

　　一、愛國秘笈的劍訣

　　原來，舞台上的舊戲服披掛了數十年，已黯淡褪色，百孔千瘡，便是把鑼鼓敲破，卻門可羅雀。戲班子彷徨無計了好一陣，終於在1994年以“銀河號事件”及中英之爭為契機，祭出“民族主義”之新唱本，在一波又一波的宣傳中強化“百年屈辱”的民族記憶，凸顯今日吾國現代化的成就，因而引起昔日宿敵之忌恨，竟要喪心病狂地來“圍堵”了……聽着就教人氣血奔涌，如曲中所唱：“你看中原虎豹亂如麻，都窺伺龍樓鳳闕帝王家；有誰勤王報主，肯把義旗拿？”

　　這攘夷尊王的義旗，永遠有人爭着扛的。在未莊，具有師爺秉賦的人，原就與眾不同，不但見過些世面，觸角也相當敏銳。他必定曉得未莊的“長凳”在城裡叫“條凳”；未莊的油煎大頭魚放半寸長的蔥葉，城裡卻放切細的蔥絲。眼見戲班換了戲碼，那麼，得風氣之先的師爺便也要換套行頭了，他們先是把辮子盤起來，進而在大襟上佩起了象徵“柿油黨”的銀桃子。轉眼之間，世相丕變。

　　愛國也者，本系常人之基本情感，如同衣冠，如同水土，如同每天吐納的空氣。只不過，這不是御賜的制服，不是把你的口鼻套牢的純氧面罩。“愛國”而“主義”，這支主義旗杆的來路就很可疑了。既然“輿論導向”指引着愛國主義的範疇和愛國主義的內容，那麼，吃愛國飯者蜂起，尤是師爺們，除了那枚銀桃子，手裡也多出把桃木劍，捏個劍訣，口中念念有詞，那便是“說不”二字。

　　二、憤青與師爺的套路

　　1996年，在中國出版界可以稱為“說不”年。打頭陣的是《中國可以說不》，果然在書市上“大熱賣”，出於生意眼和民族主義情緒大漲潮的多重考慮，出版公司糾集該書作者的原班人馬，趕製了續集《中國還是能說不》，其他一些出版社眼見機不可失，便齊齊來趕這趟渾水，紛紛拉杆子爭分奪秒地推出《中國何以說不》、《中國為什麼說不》、《中國豈止說不》……不一而足。

於是，海外有幾位背景各異的人士也見獵心喜，撲通地縱身躍入這股洪流，“急火快炒”出一部《被妖魔化的中國背後》，適時投入書市，從而將“96說不年”推向極致。

　　其實，《說不》作者群，起初也還不屬師爺，頂多是愛國憤青。憤青比起師爺，要質樸單純得多，雖甚易上虛火，不時口舌生瘡，卻還不太拈酸做假，若論玩心機，倒真玩不過師爺們。總之，當初《中國可以說不》就是由幾位憤青實行“分工包幹”制，一氣趕寫出來的。而《妖魔化》一書正是參照這種流水線作業，以最短的時間、最快的速度炮製出來，它於1996年12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正好趕上“說不年”的尾巴。

只不過，《妖魔化》的運氣就沒《說不》那麼好了，究其因，恐怕就是由教師爺和師爺聯手掌勺，便怎麼看怎麼假。況且，“寧為雞口，勿為牛後”，《中國可以說不》取得商業上的成功，是自有其市場背景的。至《中國可以說不》的1996年，恰巧一系列事件導致朝野的民族主義狂熱互為鼓應，如台海危機、奧運會、釣魚臺爭端等等。及至《被妖魔化的中國背後》一書推出，其遭遇卻恰好成了“民族主義”落潮的一個標誌。

　　雖說《說不》暢銷一時，但該書卻遭到國內知識界的冷遇，倒還有些學者撰文論述民族“百年心結”的來龍去脈，及其走向狹隘偏激之後的遺害，立論客觀而且清醒。直斥《說不》的，就我所見，只有劇作家魏明倫撰文譏諷這幾個少壯憤青，直指其淺薄、荒誕、通篇語病，不值一提云云。然而，語言有病，年輕卻不是病，俗語道：“寧欺白須公，莫欺鼻涕蟲”，誰人不是從年輕走過來的？隔了幾年，我讀了《說不》作者之一後來的文字，儼然成了氣候。僅這一點，師爺就無法企及，畢竟他們再無提升自我的空間了。

　　《說不》作者群後來便分道揚鑣了，好象有的成了“新左派”，有的成了江湖遊俠，晉身為師爺的，大概亦有之。不過，“新左”比起師爺還是有自己的理念和抱負的，雖說“新左”營壘里出了張廣天這樣的攪笑之徒，但“右派”當中的白鼻子丑角亦多如過江之鯽，這叫林子大了，什麼鳥都有。

　　三、“妖魔化”的古彩戲法

　　卻說當年在海外，《說不》也一度成了話題熱點，傳媒也紛紛跟進，競相炒作，甚至有人稱之為“青年中國之怒”;至於海外學子，對《說不》生出某種共鳴，不在少數。這種“集體無意識”，在1996年NBC奧運報導抗議風潮、台海危機都湊成了宣泄渠道，一時間鬧得沸沸揚揚。 可惜，這股“愛國”浩然正氣都給師爺搞砸了。才過不久，《妖魔化》應運而生，不想此書在海外的票房奇差，惡評如潮，它所招致的反感足以抵消前一陣《說不》之煽情。一部為民族主義推波助瀾的“潮尾”之作，反倒落得個給前期的民族狂熱與鼓譟解毒消炎的作用，這實為那幾位興沖沖地下海弄潮的師爺筆手所始料不及。

《妖魔化》一書的作者群由大陸留美學人、現任賓州大學比較文學系教授的劉X挑頭擔綱，輔以新華社駐美主任記者李X光、賓州大學兩個比較文學系的研究生。

劉X在《前言》裡自述，寫此書的念頭是去年夏天在大陸時產生的__這正是《說不》出爐，取得頗佳商業效應的時候。鑑於國內讀者對西方的隔膜，加上《妖魔化》有美國正牌教授及常年駐美主任記者的“零距離目擊”的號召力，在國內書市上還能很賣上一票。然而在海外學人中，這恰恰成了它致命的罩門，因為在海外，大家學歷都是相近的，所目睹與親歷的生活現實都是一樣的，怎能衍生出《妖魔化》如此怪異突兀的觀感與結論?在大陸尚可打着幌子矇騙讀者於一時，在西方編排這種卡通故事，卻是十足的駭人聽聞，哪怕是最愛國的學子兼“赤子”，也是無法卒讀的。

　　四、刀筆師爺的毒舌功

　　單就劉X本人的文筆而論，已足以令人咋舌不止。先不必說他對西方的政治、文化格局的攻擊要比國內官方輿論喉舌的設言還要苛嚴與悽厲，單是他對眾人都耳聞目睹的世相實情能用這般漫畫化的筆觸去歪曲，也真是難為他寫得出來。其中，他對教育界同行、普林斯頓大學教授林培瑞的人身攻擊，更惹人側目，劉X先羅列自己與林在學界的個人恩怨，然後以廉價小說的筆法描述林培瑞被當局強行逐出大陸的情節，進而強調林是中國人民的公敵，必得驅逐他而後快。這段文字致令對林毫無了解的海外學人也無法接受。【此處一小段刪除】

　　順便一提，美國學者林培瑞不出三幾年又被邀請訪華，倒是劉X“斯人獨憔悴”，可見當師爺也未必落得了好。

至於李X光，卻要勝出一籌，因為他屬教師爺，比師爺高出一檔。而李X光所撰寫的章節，其筆法更為惡俗，對被他點名的“反華分子”進行包括相貌、生理上的人身攻擊，這種文章作法，即使在大陸也漸漸少見了，倒是在美國還能薪盡火傳，委實教人掩卷嘆息。我恰巧在97年年1月號的國內雜誌《中國記者》上看到李X光的另一篇文章，題為《新聞敏感與政治立場》，他寫道:在1996年12月26日，北京大學研究生會請他去座談，有學生發問:“《華盛頓郵報》不予採用你的一篇批評美國的稿子，你就說美國的新聞自由是虛偽的，那麼，如果美國記者要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一篇批評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的文章，被拒絕採用，你又作何解釋?”對此，李如此回答:中國的主要報紙都是共產黨辦的，歷來非常直率和明確地表明自己是黨和政府的喉舌，不可以發表反對黨和政府、有礙國家利益的文章。美國的大報紙都是大資產階級的喉舌，無論它們代表的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它們都沒膽量公開表明自己是誰的喉舌。在這個問題上，只能更表明美國新聞自由的虛偽。

　　我掩卷啞然，實在無法沿着李的思維路徑找到合適的“話語場”。

　　五、進退有度的獨門步法

　　《妖魔化》此書本身並不值得評點，發人深省的是海外學人群體意識的微妙轉變，他們對《妖魔化》的抨擊之猛烈，便成了民族主義狂熱升至沸點之後開始衰竭的一個訊號。這倒要感謝《妖魔化》一書，它揭示了某些標榜愛國的師爺，“無行”到了何等地步，他們不但妖魔化了自己，更妖魔化了中國，從而將這部奇書變成了一帖消解“說不”集體炎症的妙藥。

　　然而，師爺畢竟和教師爺有所不同。教師爺的銀桃子並非花錢買來的，一如頂戴花翎，那實為御賜之物，他們在體制內有頭有臉，吃的本是皇糧，他們說的話，都是吏部監製的尺子度量過的，他們“說不”說得最宏亮之時，那正是捉摸到了皇上的意旨。如巴爾幹危機中官方傳媒給中國老百姓閱讀和領悟的信息，那般煽情，怎能不撩起國人的“說不”怒火？而一俟氣溫陡然反覆，他們便噤聲而後轉舵。譬如李大教師爺，本已轉行清華大學任教，年來每有尊王攘夷的風潮，此公必披堅執銳，口誅筆伐。911之初他揮斥方遒，不旋踵卻掩口失語了。到了神州的愛國烽火台升起了“扒裙砸糞”之狼煙，他竟然出來抨擊媒體惡性炒作，並不與愛國心切的群眾同呼吸共命運，這正是教師爺的本相。布什造訪清華大學，提問的學子固然要千篩萬選，連問題本身也先經過審慎斟酌，參與設計“提問”的自是少不了李大教師爺，大家有耳共聆、有目共睹，這些“提問”可還有一星半點反帝反霸的稜角？原來如此，李大教師爺到底飽覽宦海風雲，早已臻達“收放自如”的境界，假若時代主旋律仍是“說不”，他當會豪唱不已；惜乎龍庭之上剛換了唱本，他也就暫且封刀掛劍了。宋詞有句：“只有一枝桐葉，不知幾多秋聲。”當下說不大合唱少了教師爺這個聲部，氣勢頃刻衰微了許多。

　　六、說不“獅子吼”

　　然而師爺卻不會馬上跟進，他們原非體制內之幕僚，間或有個把人吃的是官家飯，也未混出個模樣來，頂多小衙役而已。故此，他們和官府並無授受關係，自也不會一條心。他們多不信那個蓋着玉璽朱印的思想主義__這年頭還有幾個人信？但心理困惑也隨之而來，人識得些字，便要在動物般的“生存權”之外尋覓寄託，須得找個神龕來安放心靈的牌位，選哪個方位風水最佳呢？便早有宗祠族長把那角落撣乾淨了，這就是“民族主義”。

　　既然師爺輩並無御賜的銀桃子，在道上行走須得“雞鳴早看天”。眼見“愛國”營壘人多勢眾，占據了時代高地和主流話語權，口中“說不”，儼然一頂大紅羅傘，任誰入列，都可即時獲得安全感、神聖感、心靈歸屬感和道德優勢，於是師爺們便如花錢捐監生般的把銀桃子戴起來了。如同《阿Q正傳》裡：“趙司晨腦後空蕩蕩的走來，看見的人大嚷道：‘豁，革命黨來了！’”他們有了這枚銀桃子，氣就粗了，陡然敢怒敢言，第一要罵的是堂堂大中華的假想敵國；第二要罵的是“賣國”；第三要罵的是愛國不力者——也就是說起“不”字來還有點三心兩意、瞻前顧後者。

　　師爺們對假想敵國說不，那是例行話語，其目的不是為了罵倒對方__因為這不是義和團的念咒時代了__而是為自己長氣。總體而言，這第一罵並無實質意義的殺傷力。但第二第三罵便拳拳到肉、刀刀見血了，因為討伐的目標不再抽象而是結結實實的具象了。

　　師爺之罵十分討彩，這年頭“愛國”的銀桃子亮得晃眼，“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翰林”，只要往大襟上一掛，便能登高一呼，天下歸心，“同去同去，於是一同去。”魯迅把愛國群氓稱為“庸眾”，而說不師爺在魯迅筆下則為“愛國的自大家”。

　　七、宗祠上的長明燈

　　如魯迅所言：“‘合群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__至於對別國文明的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里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讚美得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師爺們原與官府關係淺淡，如同義和團的拳民和朝廷並不在一把夜壺裡撒尿，但一旦把官府抽象化為國族的聲威符號，便要尊王攘夷、扶清滅洋了__因為這關乎他們的榮辱，捍衛祖宗祠堂上那盞長明燈，正是捍衛他們精神最後安身立命的所在__這是自然的，他們的靈魂神龕裡面除了“民族主義”，確實已一無所有。

　　由此可見，說起“不”來，師爺比憤青多了幾斤功利之心，但比教師爺還是少摻了許多假，那說到底還是他們的一種心理需要。自不待言，一朝戴起柿油黨的銀桃子，便要有一套與之相襯的話語了。譬如師爺原對官府也嘖有煩言，但既然說不，那盒話語磁帶便從A面翻到了B面，動物般的“生存權”、至尊的國家主權和卑微的人權立時就分出了急輕緩重，何況人權進步與否又怎容得外國干涉？於是，壓制、圍堵、妖魔化這套組合話語，也從師爺手中的桃木劍噴出了白虹貫日的劍氣，果真是當者披靡。

　　其實，只要尚存一點愛國心的人，都對鋪天蓋地的貪、賄、假、偷、搶、騙......集諸惡之大成的糞缸深惡痛絕，包括師爺群落，哪個甘為缸中屎蛆？。然而，這話卻輪不到“鐵屋”外面的人來說，非我族類，免開尊口，否則一概以眼還眼__也就是阿Q的“怒目主義”。自一九九六年(正是“說不”年)起，中國連年和印尼輪坐“亞洲貪污最盛”的莊家席位，非此即彼，難分伯仲。在師爺看來，這一國際監察和評判的結果也是“別有用心”的，哪怕你對這糞缸捂上鼻子，也是“妖魔化”之一種。“我們先前——比你闊多啦！你算是什麼東西！”“你還不配……”

　　八、愛國者的五大門派

　　魯迅對“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分成五種——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已經有過；某種科學，即某子所說的云云。”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雲)也有草舍，——娼妓，——臭蟲。”戊云：“中國就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

　　縱觀今日中國之說不怒吼，五大門派一應齊全，尤是“戊派”的譫妄，在說不話語大全里至為剛猛，譬如動輒搬“十幾億人民”來泰山壓頂，自詡代表了90%以上的中國人，果真有投鞭斷流的宏大氣勢！魯迅認為“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眾的人，總算是略高一步了。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魯迅指出戊派“這比丁派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魯迅期盼有一種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種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只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吃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有痊癒的一天。”

　　其實，對勇當“極端民族主義者”的個體，我倒心存幾分敬意，他們能人所不能，特立獨行，不失為一種另類標本，但可惜他們不甘當愛國獨行俠，總要“合群”而後“自大”，總要標榜自己代表了百分之多少的中國人民。難怪學醫出身的魯迅要勸他們吃藥了。

　　八、言論自由的解藥

　　而“科學”這味藥，並非只是政治制度這麼簡單，這藥方之精華在於它的文化價值，僅就“言論自由”一項，便頗具療效。言論一旦開放，便會在眾說紛紜的多角牽扯之下，自然而然找到各方都可以容忍的一個“受力點”，也就不會走極端。早有了言論自由，北京古城就不會被拆掉(拆一些牌樓是難免的，此為意見相持之下的妥協)；反右、大躍進和文革也就不會惡夢成真……即使這些折騰不能盡免，卻也不至落得最壞的結果。故此，言論自由不應是權宜之策，而是人所皆有的基本權利。

　　周期性漲落的公眾意識，常常離理性頗有距離，但言論自由卻可保證獨異聲音的存在，有了它便是天然的消炎鎮痛膏。關於這一點，在網絡上便洞若觀火。911之後，官府對狂歡群落的言論壓制，受到西方《人權觀察》毫不容情的抨擊，認為這是人權得不到起碼尊重和保障的鐵證。“說不”群豪縱情歡樂的基本權利，被自己的官府封殺而獨見西方宿敵挺身而出來捍衛之，尤令他們氣結，這簡直是雙重的屈辱！所幸者，真正被鉗口噤聲只是傳統媒體，網絡上畢竟尚有較多的言論空間，雖然直接謳歌拉登和恐怖主義仍會被刪除，但即使解禁，現在也沒幾個人為恐怖主義揚幡招魂了，所以911封殺令“網”開一面——國內網絡論壇大都如是——此系善事，有了言論空間，儘管自由度仍未充分，卻已能讓不同的聲音釋放出來，極端的思潮無論來勢多麼浩大，只要它不能吞滅獨異的聲音，便終須涓涓退潮，回歸到自己的河床里喧譁，再也別想決堤而出，咆哮萬里觸龍門了。以僅我的一孔之見，目下“說不”猛士依然賣力痛剿意見不同者，但討伐鼓角一波比一波更弱，桃木劍的劍陣已失卻鐵壁合圍之勢，哪還有“代表90%中國人”的氣魄？

　　說到底，還是言論的多元消解了他們投鞭斷流的豪邁感，尤其對“戊派”愛國者而言，甚至竟有些秋後寒蟬、形單影隻的意味了；誠然言論自由也維護了他們疾風勁草一般的吶喊，這恰好成全了他們孤憤的烈士情懷，這股底氣可鼓而不可泄，我們的前輩阿Q就是靠這個屹立於天地之間，永不言敗的。

　　九、師爺的一脈香火

　　此刻，教師爺已暫且偃旗息鼓了，師爺們又將若何？既然“合群”才能“自大”，目下畢竟說不群體仍占了多數，師爺當會再賈餘勇大呼殺賊，但天下脈象倘有變數，師爺便會存個心眼，把威風了好幾年的柿油黨銀桃子押進當鋪，再打聽下一個什麼“豬油黨”的徽章造型，先行定做一枚，以防不測。這便是師爺和憤青之本質區別。

　　至於孤絕而且剽悍“戊派”愛國者，魯迅是這樣說的：“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卻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們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拖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着急。倘若不改變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真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是’麼？”

　　只不過，他們的氣數長着呢，無論戊派和說不師爺都是如此。中國加入WTO，社會原來守恆的超穩定基石也進入動態，各個地質板塊的活躍必然增大摩擦係數，風險是少不了的，社會每有跌宕，招致群情鼎沸，“說不”便是最安全簡捷的宣泄渠道，多年來這個武功大門派已經創造了許多招式套路，那本“說不”秘笈猶在豐富發展之中，天下誰敢小覷了他們。不妨追想，整個九十年代的主流話語是如何變遷的，道德制高點是如何相繼淪陷於“說不”大軍之手，當下他們僅僅小有挫頓、微見頹勢，怎就能判出個三衰六旺來？

　　關於鐵流滾滾的民族主義，最後借北島的一首詩聊作註腳：

　《缺席》 　　 　　

　大風統帥着敵對的旗幟 　　

　一聲金星喊遍四方 　　

　愛與憎咬住了同一個蘋果 　

　　梯子上的年齡 　　

　民族復興的夢想 　

　　英雄高舉手臂占據夜空 　　

　小丑倒立在鏡中的瀝青上 　

　　我關上假釋之門 　　

　抗拒那些未來的證人 　　

　這是我獨享尊嚴的時刻 　　

　冒險的火焰 　

　　陌生的灰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