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谈64
随着64抗争日趋白热化，社会弥漫不安的氛围，已经严重影响外商来华投资意愿，冲击消费市场。国内政局动荡，至少吓退了两家原拟到上海投资的国际科技大厂，使他们暂缓投资脚步；而部分本土商人更忧心，若抗争活动失控，大陆经济将难逃重挫之命运。
其实，64抗争活动之所以引发民众的疑虑不安，并非在于「民主」或「反民主」的对抗，而是在于民主人士声称将采取「政府不下台，就不终止绝食」的激烈手段，显然逾越了民主制度的规范。民主制度的基本价值是遵守法令，依循既有的宪政秩序，在此界限内，每一个人都拥有言论与思想的自由。他们要倒政府或挺政府，悉听尊便，旁人不得置喙。一旦逾越了民主的界限，任何人都不能披著神圣的外衣与道德光环，要求其他人必须接受他们的条件，否则便威胁要如何如何，如此恐将酿成冲突。换言之，并非民主的主张引起疑虑，而是民主的方式与手段潜藏暴力冲突的风险，才导致社会的不安。
当时的民主抗争，几乎是基于「我就是真理、正义」的唯我独尊心态，因此不仅不赞同「民主」的民众会被视同包庇贪腐，甚至赞同民主主张，但不认同当时民主手段的人，也都难逃遭到严厉批判的下场。易言之，当时操弄民主活动的政客，显然把民主当成一场圣战，意图在中国社会进行一种不惜玉石俱焚的对抗。更令人忧心的是，民主人士打出反贪污的旗帜号召群众抗争於先，却有海外人士暗助于后。这一群民主人士聚集在天安门广场，又扬言「政府不下台，绝不终止」，要持续静坐绝食下去，如此则偏激的抗争似乎将注定为悲剧的收场。
抗争是民主社会的一环，系为民众争取权益的一种手段，原不值得大惊小怪。然而当时中国社会所面对的困境，不仅是政治抗争的失序、脱轨，更是部分民主人士和媒体蓄意营造的恐慌气氛，而使得民众生活在恐惧之中。也就是这种恐慌气氛，才造成外资却步与经济重挫。在抗争之外，民主人士刻意渲染暴力与恐怖消息，以争取主动；其次，有人恶意在媒体上散播假讯息，海外媒体大肆报导，彷佛民主人士已经受到恐怖攻击，搞得人心惶惶。
大陆当年刚刚开始对外开放，经济有所起色。不外乎两大原因：一是经济挂帅，一是开始民主开放。64民主运动导致抗争、冲突，未能达到任何政治目的。然则就经济层面的效应来看，只让中国大陆更加倒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