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运动的发生距今已有十三年了，许多中国人有意或无意地将它淡忘了，同时愈来愈多的人从中觉醒。许多人从自己切身经历来谈对“六四”的看法，或褒或贬，但都不否认这样的事实：“六四”事件以民运人士的坐牢或流亡国外和共产党继续维系一党封建专制统治为结局。 如何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事件？从一个人的亲身经历来评价固然重要，但不会全面，因为那只是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一个复杂的问题。要正确评价一个历史事件，就是要上下左右全方位地看。从上下历史来看，“六四”运动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民主运动的继续，因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句话现在还很适用。从左右各国的发展来看，世界上愈来愈多的国家正朝着民主迈进，那些已经实现民主的国家，正在为着不断地完善和发展民主制度而努力。“六四”正是这样一次为着中国迎赶世界潮流，至少是意识形态上的潮流而进行的一次要求进步的革命行动。然而正是这样一次要求进步的革命行动却被那些保守的坚持陈旧思想的“领导者”扼杀了。 十三年后的中国的今天，人们仍然议论纷纷，不知道中国该向何处去。人们在议论中国是实行专制好还是实行民主好，思想斗争的内容回到了袁世凯当年。人们左顾右盼，看印度这个落后那个贫穷，看俄罗斯这个穷困那个动乱，自己还颇有优越感。今天的中国共产党人似乎犯了叶公好龙的错误，他们看不到今天的世界性的民主思想和运动，正是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全人类解放，自由人联合体的核心内容。认为共产主义是极权，那是一种误解。无论采用共产主义，还是全球主义，抑或大同世界的提法，民主和自由是基础。极权的产生一是马克思阐述的理论不全面不具体或有漏洞错误之处，二是由于共产党政权多是建立在封建国家基础上的结果。承认民主和自由，是共产党人的光荣，而不是失败。今天的许多人已经看到了，原来是殖民地的印度在多个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他们有了先进的电脑业，有了物理学上的诺贝尔奖，有了航母，最近又有了核弹。原本在沙皇时期就有了较好工业基础的俄罗斯，他们在十月革命后，对于重工业的高度重视，使得他们在航天业方面有了领先于美国的发展。但经济结构的不合理，使得他们不久在各方面被甩下来了。但俄罗斯人能够跌倒了爬起来，经过几年的不稳定或骚乱，他们克服困难、度过难关，各方面的关系正在理顺。可以看得出，他们的后劲仍会使他们成为可以与美国匹敌的超级大国。倘若一定要等到周边的国家样样都超过了自己，然后才意识到落后、急着去追，那么，这样的民族才是最最愚蠢的民族，因为到那时悔之已晚了。不少人甚至经常指责美国社会、历史上的种种专制和不公正，然而美国的领导人和政府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自始至终高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他们不惜为了废除实际还存在的奴隶制度和由此引起的国家分裂打一场内战。以后他们在和平的环境下，通过争辩、演说、罢工、游行等种种措施不断地修改着法律和议案，使得民主、自由的制度发展、完善到今天。中国共产党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打江山时是高举着民主、自由的大旗的，因为他们想着要争取民众的支持，但是一旦他们掌握了政权、坐稳了江山，他们就将民主、自由这种本来是宗旨的思想给逐渐忘却了。他们不能也不会全面地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整个思想体系，不会辨别其中的正确、疏漏和局限之处，往往抓住一面横加发挥，把人们搞得愈来愈糊涂，最终让人们难以和不再信任。他们又为了他们的既得利益顽固地坚守着阵地，用高压和恐怖的手段打击和镇压反对他们和坚持正义的人们，他们让 人们感到愤怒和痛心。 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中国为什么还不能民主？人们总要谈及历史。是的，中国古人尽管有了许多的发明创造，但是他们却不曾发明一种可以用来约束皇帝、保障平民权利的制度。热心于探讨民主的人们，发现西方的古希腊和古罗马那里就有民主思想和制度，虽然这种思想和制度同现在的相比用着很大的差异。尽管在古代中国的思想家和开明的统治者那里，也有“民本”的思想，但是这种民本的思想和西方的民主思想是有着根本的不同的。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如唐太宗说的“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其出发点是为了统治者的。为民是手段，获得长久的统治是目的。而西方的民主思想出发点是为了保障人们的权利的。我年轻的时候，常痛恨一个杀害古罗马帝王剀撒的刽子手安东尼，后来我才理解那个人是个英雄，因为他要阻止剀撒当独裁。在古罗马那里，就有着元老院这样的法律机构的，它可以用来约束国王的权利，必要的时候可以更换王位。但是在古代的中国，就没有这样的机构。秦朝的商鞅变法，只考虑了“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怎么没把秦孝公考虑进去呢？可见，商鞅变法的出发点是为了秦孝公及其统治的，而考虑百姓的利益是在后的。再说孔夫子的“德治”，孔夫子希望国王们都要象周文王那样，然而中国古代能有几个国王、皇帝象周文王那样的呢？从客观来上来说，“德治”没有能很好地起到约束国王、帝王的行为，相反，倒是更多地约束了百姓的利益和权利。昏君不畏德，奈何以德惧之？“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我不知道此话是不是孔夫子讲的，反正是大家都知道的成语。统治者、“德治”要求臣民绝对地服从。我困惑，为什么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很早就发明了优秀的文字、漂亮的书法、辉煌的文学、独树一帜的绘画和曲艺、高深的哲学、多种多样的技术、甚至抵御外侮的精湛的武术和气功，诸如此类，怎么独独没有发明一样用来约束最高统治者权力、维护百姓基本权利并最终保障社会公正的制度呢？是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懦弱、怕杀头吗？是笨吗？是聪明但疏忽了吗？怎么说都行！正因为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没有发明这样一种用来约束权力的制度，所以他们的命运多是悲剧性的。什么愁呵，梦呵，酒呵，白发呵，充斥在古代诗人、文学家们的字里行间。聪明的知识分子为了保全自己，多在功成后引退，如范蠡、张良、刘百温等等。除了那些附庸朝政的文人外，那些正直、有创见的知识分子多把循入空门、隐居山林作为他们的出路。不信，我们随便翻翻古代的四大小说名著。《西游记》里孙悟空，可以被认为是武艺高强的神人，但也可以看作不服封建礼教、次序的知识分子，他的结局就是归于佛门；《水浒》里的宋江，可以认为是一个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他希望找一条稳土的仕途，但结局是死亡，而那些象武松那样的将领们，虽算不得知识分子，但以他们的聪明和为人，循入空门是最好的出路；《红楼梦》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的最终归宿是空门；《三国演义》里的诸葛孔明，如果不是刘备的发现、三顾茅庐，一辈子就是个修道士。如果还对这些主人公是否是知识分子有所怀疑的话，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作者们的思想倾向是如出一辙的。 如果说西方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因为西方的人们都普遍接受过罗梭、尼采、萨特等启蒙思想的教育的话，那么在中国这样本来就有先天缺陷的社会里再注入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思想，对于中国的民主事业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 对于现今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来讲，虽然用不着循入空门、归隐山林，但是对于正直、有创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命运仍是或可能是坎坷的。这时他们大都想到了一条较好的出路，那就是：出国。 为什么要民主？中国为什么要民主？民主是人类的自我觉醒，因而标志着人类的文明进步。人们用不着去臣服一个国王，国王或皇帝不是什么“天子”，甚至连“天”，也就是连上帝也没有。人人生而平等，人才是地球、宇宙的主人。中国要民主，也就是中国人要觉醒。中国人要觉醒，就是无须再崇拜哪个皇帝、救星，甚至不再崇拜哪个权威，中国人要崇拜的是他们自己，人人崇拜他们自己。中国人要真正站起来，不仅要在外国的列强面前站起来，还要在自己的统治者面前站起来。民主告诉我们，做人要积极入世，而不是消极地到山里去或整日里参禅打坐。民主制度给我们提供了可以充分发挥才智的环境，民主意识可以使我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能量释放出来，加速社会的进步和文明。 诚然，在民主化的进程中难免带来一些骚乱，但比起中国历来的专制朝代的从下而上的暴力更替来，不知要好了多少倍。为了使中国不再“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是长久地合下去，就是要采取民主制度。通过民主和法制，使得社会动而不乱，始终保持稳定发展的势头，从而摆脱“一抓就死，一松就乱”的死泥潭。不是危言耸听，现在的中国由于失去了昔日传统文化文明的优势，一旦因专制腐败而出现分裂，可能就再也难以合起来了。专制制度下的稳定总是暂时的，几千年的历史已反复证明。专制制度下，统治者为所欲为，今天这样讲，明天那样讲，人民生活无法可依，哪来的稳定？今天你可以生活得好好的，明天楞不定地受了什么权力的伤害，又无处可告，生活上精神不能放松，哪来的稳定？在文化大革命中，对于毛泽东和他的追随者来讲是稳定的，对于反对它的邓小平来讲有什么稳定可言？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有何稳定可言？对于广大的普通百姓，虽然有了饭吃，但体制的弊端使中国的科技文明落伍了，人民生活在普遍的贫困当中，也没有真正的稳定可言。在现今的体制下，由于没有合理的法制，没有宽松自由的政治经济体制，没有人权的保障，为了办一件本来很普通很简单的事，往往要求爷爷告奶奶，托关系找人情磕破头皮，有什么稳定可言？众多的下岗失业工人，困苦的农民，愈来愈让人觉得稳定只不过是既得利益者的托词。在民主制度下，人们不再有那种纠缠不清的内斗，就象现在的网坛上，为了民主和专制，为了“六四”运动的对和错，争来吵去，最后相互漫骂；就象当年的刘锣锅同何申那样，为了主子乾隆的欢喜，争吵不休。民主就是让我们避免这种无休止的争斗，各自保留自己的观点，保持各自的个性，在法制的保护下，把自己的精力放在如何实现自身的人生价值上，在实现自己的价值的过程中为社会的繁荣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如何在中国实现民主？不错，无论是通过暴力的或非暴力的手段，在制度上确立民主应是中国民主运动的目标。但要在中国真正实现民主，在中国人身上确立民主的思想意识可能更重要，这也是我写本文的目的。虽然这种思想的教育过程需要较长的时间，但也正是在思想上理解、确立了民主，才能使民主制度得以长久地维持。一百多年来，孙中山推翻了满清王朝，应该说在制度上确立了民主，但为什么还是诞生了一代又一代的专制统治者？那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缺少民主教育！我为什么把笔墨很多地化在知识分子身上？那是我认为更重要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缺少民主教育！中国的几代国家领导人有几个不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脑子里缺少的是民主的知识。随便举个例子来说吧，江泽民主席应该是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了吧？他毕业于著名高校，留过学，懂几国文字，应该知识渊博，但他缺少民主的知识，不懂民主。就拿他处理法轮功一事来说吧。练法轮功可能是要自焚的，倘是这样的话，错也在那些制造和传播者那里，而广大的练功者是受害者，为什么要让他们坐牢呢？如果法轮功是斜说，为什么不通过说理教育，甚至开会讨论、辩论，报纸电台的批评、反对的办法呢？为什么要按照认为他们违法的办法来处理呢？当然可以说法轮功信徒聚众围攻政府，但他们手无寸铁，怎么对抗得了拥有几百万军队和几十万警察的政府呢？倘若他们围攻，为什么不给他们讲讲法律知识呢？你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也有批评、反对你们的权利，法轮功有什么理由来围攻政府呢？说理、疏导，并最终尊重他们的选择，对于练功出了偏差，练死了，自焚了，跳楼了，剖腹了，后果由他们自己负责，这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正确办法。江泽民不懂得民主和法制的道理，不懂得以这样的知识去化解这样的矛盾，主观地还是用皇帝说了算这样人治的办法，一味打压，结果法轮功信徒们就是不服，变着法子跟你对着干，事情越搞越复杂。中国人都把精力化在这上去了，还怎么要求社会发展进步呢？民主思想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给一个老爷爷、老奶奶或一个没读过几年书的农民讲民主选举、三权分立、军队国家化吗？他们是很难听得懂的。但是知识分子能够听得懂。只有他们懂了，理解掌握了，才能将这种思想传播开去。待到中国知识分子们补上了这堂千年缺席之课，再由他们给普通百姓讲解如何当家作主的道理。比如，一个百姓遇到了问题，习惯上是找书记找领导去评理去解决问题，而在民主化的社会里，要叫他们学会找律师。再比如，一个百姓要办一件事，他就想着如何找关系送礼物，在民主社会里，是无须这样的。对于有规定的事，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办，倘若他们刁难你，你就有权告他，媒体上披露他，罢了他的官职。相反，对于不合规定的事，你送礼也没有用，否则事情暴露了，双方都有责任。而对于那些规定，不合理的也可以修改，老百姓可以抗议，政府是由百姓选的。在民主社会里，老百姓有很多权利，可以自由地迁居，没有那个政府有权规定你住在那里，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但政府再也不会包养你，你得学会自己生存。你得自己买人寿保险金，买退休金，为自己的生存、后路负责。你还得依法交税，因为通过你选举出来的政府，要保证他们正常地运作、为你服务，就得有足够的经费。你交的税还用来接济那些失业吃不上饭的穷人、病人，还用来养军队，保证自己的国家不受外来侵略。总之，在民主社会里，老百姓有了很多权利，有了很多发财致富、自由生活的选择机会，可以挺直了腰干做人，但也有了很多社会的责任——毕竟是做主人了贝。如此等等……。 民主是克服我们民族弱点，建立现代中国文明的十年大计、百年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