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这个必须众人噤声的日子。

　　十三年前，作为一个旁观者，在枪声响后我也出于愤怒，上街示威和张贴标语。随着恐怖气氛弥漫，我不得不回到故乡。与城市的纷扰相反，乡村一片平静，人们对射杀学生和市民的行径虽然不满，却也不会有多少愤怒，因为这些事离人们相对安逸的生活太远。

　　这么多年过去了，当形势完全相反，农民和城市普通市民的生活艰难、希望渺茫的时候，所谓的知识阶层却是普遍的麻木不仁，对当年的惨事要么忘却，要么“反省”，以“经济成就”来论证镇压的“必要”。近几年来，虽然农民和失业工人们短暂的示威和请愿越来越多，形势却显然是“一片大好”，起码统计数字和政府喉舌传达着这样的信息，人们“爱国”的本钱似乎更加丰厚。唯一让乐观的“爱国者”们不快的是，被定为“邪教”的法轮功还在不断制造麻烦，居然没有灭绝的迹象。

　　时至今日，回想起当年的“民主”运动，不得不说当年的活跃人物和知识阶层，即政府称为“动乱精英”者，还有广大的参与者，有激情而缺信念，有冲动而乏理性，多口号而无组织。

　　当胡耀邦去世后，学生自发纪念他，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人们将矛头指向“官倒”，这本来是正当的。但这种情绪毕竟很快就减退了。如果没有那个臭名昭著的“四二六社论”，就没有后来无法收场的运动。于是学生的目标又转向要求“平反”，要求政府承认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不是“动乱”。为了这一目的，罢课、游行、绝食等渐次展开。即使在鲜血已经流淌，党国彻底腐朽的今天，还有那么多人苦苦等待着“平反”的那一天到来。对此，我只能叹息。

　　绝食原本是那一年南非学生采用过的，对中国社会来说，集体绝食还相当陌生。应该说这是一种极其强烈的请愿方式。我反对罢课，当然更看不出有什么值得绝食抗议的明确目标，因此对绝食运动没有好感。然而，由于政府的冷漠，使得群情激愤，北京各界开始大规模游行，表达不同的意愿，如新闻界的要求新闻自由的游行，其它城市的学生也逐渐情绪高涨。人们在这段时间里，有了表达意愿的机会，各种各样的述求都在街上出现。但这同样是出于激情，很快就会冷却。

　　到了五月十七日，忽然传来消息说北京学生自焚，死了十几人，于是众人的情绪再次被点燃。我当然反对这种极端的行为，但出于愤怒，我头一次参加游行。很快证实这是一个谣言。如果不是两天后发布的“戒严令”，人们的情绪早就消耗完了。于是，人们的目标又转向反对“戒严”、坚守天安门广场。全国各地的游行规模越来越大，北京的学生和市民开始堵军车，而“民主”口号也更响亮了，美术学院的学生还在广场树立起“民主女神”雕塑。我跟周围的人一样，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结局。直到最后血腥镇压发生，我才再次上街游行，参加贴标语、阻挡交通、讲述北京的杀戮，跟众人一样，我满怀愤恨和绝望。几天后，谣言四起，说军队在向我所在的城市开进，再加上发生了凶杀案，人心惶惶，为了避免跟北京遇难者同样的命运，我逃回了故乡。

　　当年虽然“要民主”的口号喊得山响，从发起者到自发的参加者，到底了解多少什么是民主？到了十三年后的今天，那些沦为“民运分子”的人，到底对民主的理解又比十三年前有多少进步？比真正争取乡村选举权利的农民们高明几分？何以在自己的组织内部还为几个空头职位相互仇视，丑闻迭出？何以枉费心智论证总统制、内阁制那个更适合中国，“发明”出各种古怪的选举方法，甚至试图证明复辟帝制更有利于“民主”转型？何以还有一些“民运人士”如此理直气壮，鼓吹权力转化为资本的“私有化”理论，为社会不公正辩护？

　　虽然从“五四运动”就有“民主”的口号，八九年人们又再次明确喊出“要民主”的口号，但当年我对民主所知极少，也没有从运动中学到任何民主知识，当时没有什么人在普及民主知识方面下过功夫。我对学生运动的种种激起人们情绪的行为，如罢课、绝食、准备自焚等，都明确反对，当年如此，现在还是这样；对树立“民主女神”雕塑这样将“民主”变成图腾的作法丝毫不认同。到现在民主对绝大多数人还是空洞的观念，而当年人们在游行中的民主口号又有什么实质的内容？

　　当年人们喊“民主”口号，无论是学生或是“长胡子”的知识阶层，还是普通市民，大都是出于激情，而不是出于信念。激情很容易熄灭，而信念则会常存。

　　正因为人们是出于激情，所以镇压轻而易举地到达了“稳定XX年”的效果。知识阶层普遍地跟强权合作，新一代的学生则在“爱国主义”的指挥棒下翩翩起舞，实在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跟法轮功的坚韧不屈相比，当年发起“民主运动”的学生们是何等的软弱和善变。虽然我自己从那一天以后，不再相信党国的鬼话，但是还是按照要求写什么“反思”。现在回想起来，我仍然为自己的软弱感到羞愧，为什么就没有勇气拒绝合作？只能说，我跟大部分人一样，没有信念，所以没有勇气，多年的教育并没有为我带来可以值得骄傲的东西。“勇气是人的第一品质”，对比法轮功信徒，众多八九年运动的参与者实在值得反思。

　　许多人当年勇敢面对枪口固然是一种勇气，这种勇气以只身阻拦坦克车队的勇士为象征，举世敬仰。然而，仅仅这样是很不够的。直面死亡的勇气往往可以在极端的状态下凭一时的血气表现出来，而能在长期困苦中坚韧不屈的勇气则更加可贵，更有益处。这种勇气，在知识阶层中虽然稀缺，却并未绝迹。

　　尽管一部分人确实将民主作为信念，但“民主”在当年、在现在都被当作口号。这种口号我并不赞同，因为民主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在中国并没有真正存在过，人们对民主缺乏直接的了解，即使在真正的民主国家，民主也跟人们的生活没有直接的关系，所以将民主作为旗帜来号召人们，实在是很空洞。何况当年“伟光正”将民主的幌子举得比谁都高。正因为空洞，民主作为信念并不能在普通民众中扎根。而以权利为组成的自由，则跟每个人有着直接的关系。在中国，被盘剥、被侮辱、被蔑视的农民，作为社会的最底层，他们或许并不理解甚至不知道“自由”“民主”这样的概念，但他们对于自己权利被侵犯和践踏，有着直接和深刻的体验，虽然他们或许连权利的概念也不了解。但是在乡村选举中，农民显示了巨大的热情和智慧，并没有什么高“素质”的人来教导他们什么是民主和如何民主。如果不是以争取各种具体权利和利益为现实目标，自由和民主这样的概念将一直跟大众无缘。

　　八九年运动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因为那是以大学生为主体的一场精英运动，其间学生组织还明确排斥市民尤其是工人的参与，虽然号称是“民主运动”，实际上跟民主没有实质的联系。缺乏最广大的农民的支持，缺乏市民的直接参与，缺乏现实目标和坚定的信念，这样的运动看起来波澜壮阔，实际上没有根基，所以才在镇压之后陷入长时间的死寂。学生也好，市民也罢，激情被捻灭后没有信念的支持，只能回到生计和现实的安全考虑中，忘却也就难免了。

　　学生运动的不断升级，跟学生中的活跃分子即学运“领袖”们的诸多冲动行为有直接关系，虽然说是“民主运动”，他们在运动中却没有表现出民主的自觉，所谓的运动“领导权”总是不断被更加冲动的一部分人夺取。这种“领导权”原本是自发产生，由各学校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组成一个个团体，对松散的学生进行号召，对外发布声明，并在运动中联合起来。这一核心的产生没有任何可靠的形式，也没有权威，虽然宣称代表学生，却从来不是被选举出来的。因此，在这个小圈子中，谁的嗓门大、态度激进，谁就能夺取“领导权”，运动后期更涉及到大量捐款和物资的控制权。虽然他们也曾表决，却不能让决议付诸实施，激进一方总是要推翻决议自己来，发动绝食和后来坚守广场就是这样发生的。无论是示威、跪交请愿书、绝食、对话等等一系列活动中，学生“领袖们”非理性的冲动使得这场运动不可能有任何结果，也使他们听不进任何理性的劝告和建议。即使在最后关头，也是候德健这样年长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果断，才避免了更惨痛的伤亡。跟一个强大而残暴的对手斗争，靠冲动而不是理性，只能以流血的失败而告终。

　　在中国，“有组织”“有预谋”也是一种罪名，学生们的松散组织当然成了判处“动乱精英”们徒刑的罪证。在运动中，“长胡子”的“黑手”跟学生“领袖”们都避免相互“勾结”，以避免“有组织”“有预谋”的指控。但是，任何人群的活动如果没有组织，怎么可能有结果？懵懂的学生们就这样凭着激情、冲动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失去控制的大运动。

　　正是由于没有“组织”和“预谋”，学生运动也仅仅是学生运动，不可能超出大中城市的范围，不可能深入到最广大的人群中去，成了空中楼阁；正是由于没有“组织”和“预谋”，理性的建议不可能有影响，理性的领导核心不可能形成而作出理性的决议和行动；正是由于没有“组织”和“预谋”，虽然号称“民主运动”，运动中的学生和知识阶层却没有任何传播自由、民主知识的努力和能力，运动一经镇压即烟消云散，后来的学生群体却渐渐失去记忆，并成为“爱国主义”的主体，似乎鲜血都白白地流掉了；正是由于没有“组织”和“预谋”，这么多年以后，知识阶层中那些仍然在为民主奋斗的“一小撮”人，还是势单力薄，不能在危机深重的社会底层发生影响和凝聚力量。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南斯拉夫的学生组织OTPOR，他们在大学生中组织起来，用各种形式，如摇滚音乐会、传单、小组讨论等，向普通人传播民主知识和表达反对米诺舍维奇的态度，他们并不以获得政治权力为目标，也不避讳从境外获取资金。他们宣称能在成员被捕后十分钟包围警察局，但避免跟警察发生冲突，并劝说警察以获取同情。最有成效的是，他们劝说南斯拉夫的几十个反对派团结起来，作为大选中的一派跟米诺舍维奇抗衡。即使米诺舍维奇突然提前大选，他们也能在自己有影响的区域监票以防止做弊，使得自己一方的候选人顺利获胜。在米诺舍维奇企图耍赖时，他们跟工会一起发动罢工并号召全国人们向首都进发。他们号召警察和军队中立，使得人们顺利冲破封锁，到达首都包围议会，终于迫使米诺舍维奇下台。他们以天安门运动为鉴（由于南斯拉夫政府的宣传，他们也以为北京发生了“暴乱”），主张非暴力。在最后的示威中只有一人死于车祸、一人死与心脏病。与此同时，中国的大学生却在支持米诺舍维奇这位“英雄”，这是多大的讽刺！

　　回首那次学生运动，对比一下现实的中国，感慨良多。中国现在危机四伏，能让中国避免全面崩溃的，只有民主政治这一个选择。实现这个目标的，不是那种声势浩大的全民运动，而是全面的从下到上的民主变革。只有在矛盾最尖锐的农村和城市基层首先进行民主，才能化解党国政府全面腐败造成的深重危机，为进一步的民主变革打下基础，这包括训练有素的公民社会，稳定的社会和经济环境。同时，从基层开始的革命将极大地削弱中央集权的控制能力，逐渐解除极权制对的人们思想和经济的控制，为进一步变革扫清道路。也只有从最基层开始，为广大民众争取权利和利益的努力，才能得到人们最广泛的支持和参与，而这----才是一切社会变革成功的前提。

　　知识分子要做的是，到民众中去，为社会中最卑贱的人争取权利，传播自由和民主的知识，让民众自觉参与和组织起来，形成无可阻挡的力量，实现基层的民主社会。要做到这一点，知识分子自己首先必须有信念、勇气、理性和组织。

　　而中国还有着这样的勇士。

　　谨以此文纪念死难者，并向那些默默为卑贱者斗争的勇士致敬。

二○○一年六月四日至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