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對《誰把上訪者關進精神病院》一文進行分析。當然，我沒有實際調查，當然不知道這件事情是否真的，但我的所有分析中，都假設記者說的事情都是真的，即有那麼一個農婦，因為土地分配不公和幹部腐敗問題不斷上訪，最後被關進精神病院遭受非人折磨。即使這樣，我也還是要對這篇文章的一些似乎是不通的地方，或者有疑問的地方提出來。我可不是什麼代表窮苦人利益的人，也不是共產黨員，基本上屬於資產階級，當然會找無產階級的漏洞，並不在乎名聲不好。

這篇文章是兩個記者寫的，李宇飛和張昭畔。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記者。而文章發表在全國大名鼎鼎的南方周末。那麼，這都是全國重量級的記者和報紙，單這一點就說明寫這篇文章的人政治勢力要比將那個農婦送進精神病院的勢力要大得多。因此，那個小政治勢力一定是有難了。

下面說我提出的幾點疑問。

疑點一，記者寫道，在他們採訪的半年中，黃淑榮從冬到夏都穿着那件破爛的夾克。那麼我以為，如果一個女人從冬到夏都穿着破爛的夾克，有兩種可能，一種是窮得什麼衣服都沒有，連內衣都沒有，襯衣也沒有。否則的話，夏天就應當穿襯衣了。另一種可能就是這個女人有點怪。

那麼先說第一種可能，這個女人窮得連襯衣都沒有，不得不從冬到夏穿着一件夾克。那麼我就要批評的是這兩個記者了，因為這兩個記者親眼目睹並調查這一事件達半年之久，就不知道給這個女人一點幫助嗎？都不說錢的事情，就從自己家裡找出幾件舊襯衣給這女人穿，也不至於使她到了夏天還只好穿皮夾克。在記者調查的半年中，相信也是不斷地出差跑東北，這旅差費也有幾萬元了吧？拿出一兩千元錢資助這女人不行嗎？

要知道南方周末是生意很好的報紙，因為它經常揭露一些聳人聽聞的故事，這是它發行量好的基礎。就假設這篇登了這個消息的報紙在全國賣了一千萬份吧，就算這兩個記者的文章每份報紙只提成一分錢吧，這就是十萬元錢的稿費，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寫這么篇東西一輛汽車都到手了，如果記者真有點同情心，將那稿費分一半給黃淑榮一家，按窮人過日子的習慣，至少十年吃穿不愁了。可是，我就不信記者有那麼好，不然怎么半年的採訪中就不順便幫着黃淑榮一家解困呢？

再說第二種可能，就是這個女人的性格有點怪，就愛那麼穿衣服，就喜歡從冬到夏穿一件皮夾克。這屬於另類人物。那麼我以為，將另類人物錯診成精神病也還是有情可願的，至少不另類的人物大可放心，不會有這樣的事情。比如我，如果要反覆上訪一件事情，我也一定穿戴得好好的，每天梳好頭洗好臉，然後再去告狀。我從小到大可是見過不少精神病人的，相信大家也都見過，那麼，大家是怎樣一下子就看出那個站在馬路邊衣杉襤褸的人是精神病人呢？當然是憑着直覺，誰也不是精神病學家，也沒有興趣考察一個人達三個月之久。比方說吧，如果我和於是乎先生一起旅遊，到了一處地方，我指給於是乎先生看，“嗨，看！那邊來了個精神病！”，當然於是乎先生一定嚴肅地回答：“你憑什麼說人家是精神病？你是精神病學家嗎？你跟蹤過那個人三個月之久吧？既然沒有，你為什麼要誹謗人家？”事情當然是我沒有理。

疑點二，我關心那個女人告的什麼狀。她告的是兩件事情，一件是外來人口在她們村也分了地，這樣她原來的地就少了。另一件是她的村裡的幹部貪污腐敗。再看她告的是什麼部門，據這篇文章說，“我逐級上訪，去農委、信訪辦，縣裡派了調查組，大事化小，不了了之。我就到了北京，找農業部。他們開了批示信函，讓地方幹部按文件辦。”

這裡的疑點是，這個女人為什麼不去法院？不去告反貪局？不去告紀委？按說，如果我被誤診為精神病，我會到法院去告狀，要求醫院給我巨額賠償，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狠狠敲醫院一筆，成為我發達的機會。我為了告這個狀取勝，在我被放出精神病院之後，我會將自己打扮得好好的，行為儘量正正常常的，說起話來一定是條理清楚的，我一定要讓在法庭內的法官和旁聽席上的人都能夠注意到我的正常思路，被判成精神病完全是笑話，這樣我才有十分的取勝把握，索賠個十萬元以上是不成問題的。可是這個女人就是不去法院。而那兩個調查半年的記者也不會想到幫助這個女人打官司索賠。為什麼不會想到？我以為，是不敢。因為法院是嚴肅的，不會將你的報告文學當作證據，所有的人對報紙可以瞎說八道地造謠，反正現在在報紙上造謠是不犯罪的。可是你要到法院上講假話，就是作偽證，就有可能進監獄，還敢不敢講？我國對於重大的案件通常都可能申請到電視直播的，當着全國人民的面作偽證，敢不敢？

此外，告狀是一定有訴訟請求的。比如要求對方索賠，認為對方違反了刑法要求判對方的罪，等等。這個女人的訴訟請求是什麼？她說要“解決問題”怎樣才算解決了？這篇文章中的涉及到的幹部都說，這個女人告狀涉及到的幹部都被撤職了，而且縣裡也派了調查組，

那麼我的分析，我認為黃秀榮的村幹部確有腐敗問題，但這腐敗問題也一定不嚴重。否則的話，一個村幹部的政治勢力決無可能比賴昌星之流還要大，連市長省長都自身難保的情況下哪個幹部會吃錯了藥專門保護幾個村幹部？因此一定是實在找不出這些村幹部究竟貪污了多少錢的罪行，只好沒錯也當有錯，將他們都撤了。否則的話，這二位記者調查了半年，怎麼文章中也沒有具體指出村幹部貪污了多少多少呢？

而黃秀榮告的第二個問題實際上不是腐敗問題，而是外來人口也分了地，因此本地人口分的地就少了。這件事情屬於利益集團的衝突問題。而且這個問題，我認為將本地人口的地少分了也要給外來人口分地，這反而是體現了共產黨的三個代表精神的。中國的人口不斷增加，則每個人的平均耕地當然就越來越少，從公平原則上講當然就是這樣。而任何地方外來人口當然不如本地人口地頭蛇的政治勢力強。不會有這樣的事情一個縣長或者省長的兒子到黑龍江那個地方去承包土地。他們早就出國留學了。對於共產黨而言，外來人口也是中國人，當然也要給予照顧。尤其是一些地方搞建設，比如三峽水庫，大量的庫區人民分流，就會產生外來人口和本地人口的利益衝突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