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1年当时的大气候是苏联的全球军事扩张， (按中国的意思是苏修美帝争霸全球)。另外一个是美国在越南的战争中拖了很多年， 每年伤亡达一万五千人， 而且没有有任何能结束的迹象。

美国希望能与中国关系正常化， 从而达到：1). 体面地从越南撤军 2).联手对抗苏联。于是基辛格暗中给中国送了见面礼：一个中国原则；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到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时， “没有秘密交易”的话成了那次访问美国政府对外声明和评论的常用词语。 但是尼克松的确私下向周恩来保证了：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份；美国将限制日本对台湾的影响力； 双方向政府关系正常化方向努力。然后，双方的秘密谈判就展开了。 美国同时希望能开始对中国贸易， 当时负责谈判的乔冠华就曾经利用不开放贸易来威胁美国， 如果双方不能在对台湾立场的言词能达成协议的话。

为了做成生意， 1975年12月， 基辛格提议购买中国的原油(想必那时中国除了原材料外， 也没有什么可以出口的)， 美国向中国出售武器。 由于当时美国有法律禁止向共产党国家出售武器， 那么如何打开这个缺口呢？ 基辛格先安排由英国Rolls-Royce公司向中国出售价值2亿美元的可以用于战斗机的引擎。 尼克松通知英国首相希思， 美国准备公开反对英国这样的出口生意(可想而知当时出口武器的阻力有多大)， 但是你们英国不用理睬， 只要继续出口就可以了。

1978年5月布热津斯基(当时的国家安全顾问)访问中国， 要中国开个武器采购单。中国一下子列了46项，布热津斯基转手就交给西欧国家， 说：“我们不能卖， 你们可以卖”。 两年一过， 美国政府就理直气壮地向国会说：“看看现在西欧都在向中国出售武器， 我们自然不能落在后面”。美国在七十年代末正在考虑同时与中国和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 当时中国不同意，理由是中美两国正在共同对付苏联， 而越南却是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 面对中国的反对， 美国也只好将与越南建立外交关系的议程暂时搁置， 谁知一搁竟是17年。如果1971年美国为了越南而把台湾作为见面礼给中国的话， 后来中国为了越南又在台湾的议题上让步了给美国。

自尼克松访华以后， 中国同美国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直在秘密商定如何建交， 关键问题僵持在台湾上。 美国坚持要继续售台武器， 中国则反对， 并且不放弃以武力收回台湾。 但是在1978年底， 由于内外局势所迫， 中国已经是下定了决心要“教训”越南， 兵力上都作了部署，中国急需要加强与美国的关系， 以免在背后被苏联捅上一刀。 美国方面也是害怕久拖的谈判会被泄露， 收不了场。 所以双方在12月底， 匆匆达成妥协， 宣布在1979年1月1日建立了外交关系， 于是在台湾问题上留下了尾巴(建交公报：http://www.us-roc.org/1979_communique.html)。 事隔多年， 智者见智、仁者见仁， 中方有人说不应该在台湾上让那么大的步， 而美方也有人指责卡特太过迁就邓小平， 因为那时明摆着中国需要美国， 以进攻越南。

1979年1月，邓小平访问美国。 会谈中，邓要求小规模秘密会谈， 美方人员只有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和国务卿参加。 邓描述了， 中国准备以几星期的时间出兵惩罚越南， 谈到了苏联可能的几种插手方式， 邓需要美国在道义上的支持。 卡特当时没有说什么， 在第二天告知邓小平， 只是希望中国军队在进攻越南时能“克制”， 这就是等于给中国的进攻开了绿灯开了绿灯。在中国进攻越南的期间， 中国驻美大使柴泽民几乎每天到白宫与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会面， 美方每天向中国提供苏联军队的部署和调动情报。1981年，因为荷兰向台湾出售潜水艇， 中国为了报复撤回了中国驻荷兰的大使， 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杀鸡敬猴。 在那一年的8月份， 正当里根总统权衡是否要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时， 黄华通知国务卿黑格， 要美国定一个对台出售武器的截止期。美国经过权衡后， 表示美国不同意设定截止期， 但是愿意设定出售武器限度，不超过卡特行政当权的金额。

1982年初， 美国向中国让步不出售F16给台湾， 但是出售较老式的F-5E战斗机， 希望这会使中国满意。 但是中国方面并不满意， 仍然坚持要截止期。 在此情况下， 由于黑格的建议， 里根总统出现动摇， 指示在台湾的联络处主任李洁明(James Lilley)说服台湾领导美国在售台武器上将会有一个最终的截止期。 李洁明回复说，这个不行。 布什副总统听到后， 非常生气地对李洁明说：“你要知道两边哪一个关系更重要， 台湾根本比不上中国！”。 最后里根总统出面调停。 在行政当局的争执中， 最终因为与其他的人员关系不合， 黑格在6月25日宣布辞职。黑格是个很倾向于中国的人， 他的离去对中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终于在1982年8月17日双方签定了所谓的“八一七”公报(http://www.us-roc.org/1982_communique.html)。 表面上美国承诺逐步减少对台售武， 但是在公报中美国的意思是：这个承诺有一个前提， 这个前提是在台海双方关系趋于和平的条件下。 这是一个美国对中国含含糊糊的承诺， 但是以后每次中美在售台武器上出现危机， 中国就提醒美国不要违反“八一七”公报的承诺， 而美国并没有立即直接指出当初承诺的这一前提。

“八一七”公报的签署证明的黑格当初的恐慌是多余的， 因为中国并没有召唤像对荷兰那样召回驻美大使。在公报公布后数日内， 美国公开向台湾做出了以下的承诺： 美国不会向中国商谈何种武器可以卖给台湾； 美国不会在中国和台湾之间做调停者； 美国不会逼台湾去与中国会谈。同时， 里根总统另外准备了一页的备忘录， 解释了他对该公报的理解和立场：“只要能维持台海两边的军事平衡， 美国就能限制对台出售武器”。 日后每当中美之间出现对台售武的纠纷， 后来的总统除了要咀嚼“八一七”公报的文字以外，还要参考里根的备忘录。当时的世界局势是：美中联手对付苏联， 美国同时对中国和台湾出售武器。 美国认为只要能把握住对中国出售的武器， 自然就能把握住对台湾出售武器的限制。 可是谁又知道， 十年以后， 中国转而向俄国采购武器， 美国没有办法再把握住中国武器的数量和质量。这一点以后会再具体地谈到的。

有新闻报导因为1989年的“六 四”， 美国扣留了中国的歼八飞机， 日后美国又向中国收取“保管费”。 中间的细节又是如何？ 这要从苏联在1978年入侵阿富汗的说起：由于苏联对阿富汗的入侵， 中美在军事上的开始了合作， 两国联合起来支持阿富汗游击队。 最初游击队需要大量的骡子作为运输工具， 中美达成的交易是美国出钱给中国、中国出骡子， 通过巴基斯坦运入阿富汗。 后来在渐渐地发展为由美国出钱给中国、中国向游击队提供中国的武器。 美国这样做的原因是： 中国与巴基斯坦关系良好使得武器输送技术上可行； 苏联也找不到美国直接支持阿富汗游击队的把柄。 不过到后来美国也顾不得了， 通过中国向阿富汗运入了1000筒价值三千万美元的肩扛式“针刺”导弹， 专门用于对付苏联的直升飞机。

这样的生意越做越大， 在1983年美国CIA向中国购买了一万吨的武器弹药， 到了1987年达到六万五千吨。 中国也尝到了做军火买卖的甜头， 开始向别的国家出售武器。虽然日后CIA抱怨中国向中东出售武器， 可是CIA却是中国最早的和最大的军火买主。 CIA给中国军火生意最大的一年达到1亿美元。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之前， 中美之间60-70%的军事联系是军火交易， 包括中国向美国购买武器。 中美之间其它的军事联系是美国在中苏边境(中国一侧)设立电子监听站， 美国出设备， 中国出人， 情报互享。关于美国扣留了中国的歼八飞机的事始于一个叫“和平珍珠[Peace Pearl]”的合作项目。 在八十年代中期， 中美签定了5.5亿美元的合约， 由美国帮助中国更新55架歼八飞机的电子设备。 这个项目开始了没有多久就出现了技术问题： 歼八对于美国来说太陈旧 [注一]， 即使是安上了需要的设备， 还是达不到应有的性能。 要彻底达到预期的性能，必须要更换引擎， 而当时美国没有对中国出口引擎的许可证。双方就开始发生了纠纷， 安装设备的成本也随之上升， 到后来估计要8亿美元才能完成， 比预期要高2.5亿美元。 接着又发生了“六 四”， 布什行政当局迫于各方面的压力， 开始对中国进行制裁， 包括冻结军事合作。 1990年初，中国重新评估了“和平珍珠”项目， 得出的结论是：即使是追加了那2.5亿美元， 由于恢复冻结的军事合作也遥遥无期， 也不知道什么何时才能把飞机拿回来。 然后做出了痛苦的决定。在5月份， 中国通知布什行政当局， 中方决定取消“和平珍珠”项目。 中方为了这个流产的项目一共投入了两亿美元(而不是五千万美元 -“China took a $50 million bath.”)。 中方得到是一些没有什么用处的模型和未完成安装的设备， 连应有的技术资料也没有得到。 随着这个项目的取消， 中国开始了与俄国洽谈军事合作。 在1992年3月，中俄双方终于达成一项10亿美元， 由俄国向中国出售40架Su27的战斗机生意。 对于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一个更好的买卖， 因为Su27不但要优于歼八， 而且比台湾的F16还要好， 价钱也比改装歼八要合算。这个“和平珍珠”项目的流产为长达十多年的中美军事合作划上了句号。 中国开始了从其它国家寻找武器来源， 美国也更难控制中国的武器发展数量和质量。

注一：这次中美撞机事件后， 李洁明[James Lilley]出来说明歼八是一种很老式、二流的适合混战[dogfight]的战斗机。 网上马上有人责骂李洁明小看中国战斗机。这种指责是不公平的， 因为当时李洁明出面参与了中美歼八飞机技术合作的会谈，他自然对歼八的性能一清二楚。

以前讲过， 在1982年中美签订了“八一七”公报。 自那以后美国的确在对台售武上采取了限制。到了1992年， 美国大选年， 由于经济不佳、失业率高， 老布什处于很不利的竞选地位。 他在对中国的政策上， 也被民主党指责太过软弱。 由于军工的生意不好，1992年7月General Dynamics在德州制造F-16的飞机厂宣布要在两年内解雇近六千员工。 鉴于这一系列的压力， 老布什在9月决定出售60亿美元战斗机(150架F-16)给台湾， 同时也决定出售90亿美元的飞机给沙特阿拉伯。 虽然两笔生意都是由于战略上的考虑拖了许多年， 但这次老布什真是急病乱投医了。

按照“惯例”， 老布什马上派秘密特使前往中国解释目前自己的窘境， 答应如果能被选上连任， 将来一定会有所补偿。 同时马上答应中国：1). 恢复因为六四而冻结的双方商贸交往； 2). 交还按原双边协议中方购买的武器设备(鱼雷、雷达、还有上次所说的歼八飞机中方当然不满意这么点offers， 但是的确知道老布什在紧要关头， 中方不希望在这时刻有所过火反应反而帮了民主党的忙， 因为民主党批评中国人权、主张限制对中国贸易。 所以中国在表面上只能忍气吞声。但是没过几个月， CIA发现中国违反1988年的口头承诺， 向巴基斯坦出售东风11导弹(M-11， 射程达300公里)的零件。 在美国的一再要求下， 邓小平在1988年答应不再向外国出口中程 导弹，当时是针对中国向沙特阿拉伯出口东风3A导弹(CSS-2，射程达3000公里)， 和其它一些中东国家出口东风15导弹(M-9， 射程达600公里)。但是中国一直没有按美国的要求，下“中程”导弹的在距离上的定义。因为“八一七”公报在限制美国对台出售武器的数量上并不明确，美国在出售F16时打了个擦边球。 中国为了报复， 采取了同样打“擦边球”的方法。 随后几年， 每当美国要求与中国谈关于向巴基斯坦出售东风导弹配件的时候， 中国就说要谈的话，就必须与美国向台湾出售F16一起谈。由于有1988年中国的口头保证， 按照美国法律， 如果中国有违反的话， 美国就必须要进行制裁， 但是并没有规定总统必须如何制裁。 关于如何制裁的中国， 有人开始压老布什决断。 但在他离任的最后一个月， 老布什说他不准备采取任何行动，因为CIA的情报尚未得到最后确认。 他就把这个“烫山芋”扔给了下一个总统-克林顿。到了克林顿接手这个“烫山芋”， 他自然知道事情的原因，所以他就仍然拖而不决。最后实在拖不过去了， 就说中国又保证过了， 他就以“下不为例”， 一笔购销了。 这个事一直成为共和党攻击克林顿对中国“叩头”政策的把柄， 其实的确是冤枉了他。所以这次一定还是这样：美国按照“惯例”， 派个密使， 给些中国其它的好处；如果中国觉得不行的话， 一定还会违反一些原来答应过的出售战略武器的承诺。中美双方都有制约， 谁在哪一步跨得太大了， 对方就会在另一个方向跨出相应的一大步。在表面上这次美国给中国的一个“讯号”是：出售那么多武器(40亿美元)实在是因为中国在福建导弹增加太多。 这只不过是一种给自己下了个圈套： 如果中国继续增加导弹， 美国自然会继续增加对台军售。 可美国有没有考虑过， 在这样的军事竞赛中， 台湾还能拿出多少个40亿美元？ 最后谁会被拖垮？1989年2月老布什访问中国之前， 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洛德(Winston Lord), 预先准备了一份老布什在华请客的500人的名单， 其中包括方励之和他的夫人。 洛德在名单中包括方励之的理由是： 被邀请的中国客人要概括面广， 方正代表着中国当时兴起的民主潮流。 不过他在名单后加注：方对共产党的领导持批评态度， 希望慎重考虑。 白宫方面忽略了这样的警告。 因为邀请客人的名单有修改， 几天以后，洛德在修改后发往白宫的新名单中仍然有方励之， 并且仍然有要求白宫慎重考虑的说明。 白宫方面还是没有引起重视。中国方面得知名单后， 提出了抗议， 威胁说如果有方励之参加， 那么政府人员都不参加。传达到老布什后， 他才询问倒底方励之为何许人。 如果为了方励之， 其他中方人员都不来， 那该是多么的难堪。 于是当老布什在飞机上时， 双方人员在北京进行了秘密协商。 最后达成了妥协： 方可以去参加， 不过要坐在离首脑很远的座位， 美方人员不向方敬酒。可是当2月26日， 方前去赴宴时， 中国的警察在路中进行了精彩的层层拦截， 最后方没有能出现在宴会场。 这个故事想必当时大家都在CNN上看到过， 这里就不多说了。

对于这样难堪的国际事件， 对于美国来说完全是中国方面反悔秘密协定所造成的。可是在老布什回到美国之后几天之内， 由白宫方言人出面， 透露了这个事件的背景， 完全把责任推给洛德大使。 发言人说：“美国驻华大使和美国国务院从来都没有向我们事先警告过邀请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客人”。 发言人的这番谈话， 虽然不是对中方的当面道歉， 可是意思却是那样摆着的。洛德大使听后暴跳如雷。 他写了一封很气愤的信给白宫， 要求给他适当的解释。但是他再也没有能得到任何解释。 他得到的却是解职。 两周以后， 老布什出面正式任命李洁明(James Lilley)为美国新的驻华大使。从上面看来， 政治斗争是残酷的和现实的。 美国这样一个举动， 明显就是找个替罪羊， 给北京面子。 这口气洛德一直没有能出， 上周五电视上播放了四位前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谈话(Committee 100)， 洛德提起那件事仍然是耿耿于怀。方励之的事却还没有完。

在“六四”期间， 美国考虑到中共镇压学运可能会导致成千上万学生逃入美国使馆避难， 考虑到人太多， 当时的决定是一律不准。 刚好在“六四”镇压后的第二天， 方励之(同行的还有他夫人和儿子)来到了， 阐明基于安全的考虑， 请求在美国大使馆政治避难。 鉴于当时的即定政策， 使馆人员委婉地拒绝了方的要求， 硬是把他们推向了大街。白宫当天得知了这样情况， 态度是： 拒绝大多数人避难得要求是基于中国人太多的原因， 可是方励之是著名的人士。 如果世人皆知他曾经来到美国大使馆申请过避难， 而美国又把他推出门外， 万一如果他被捕、受迫害、甚至被枪毙的话， 那么美国就要承受道义上的谴责。 所以经过一番协调以后， 白宫当天就要求在北京的美方人员尽快设法找回方励之。很快在建国饭店里找到了方， 他当时躲藏在一美国记者的房间内。 在李洁明的安排下， 很快被偷偷地送入美国使馆居住区。随后就是方励之一年多的使馆避难生活。 期间，美方好多次要求中方能让方励之出国。 但是中方的条件(永远是有条件的)是：美国取消所有因为“六四”的制裁。 美国没有能答应。 最后在第二年(1990年)的六月份， 双方谈得差不多了， 李洁明对方励之说， 中方可能以人道立场让你出国， 你的心脏有问题， 需要治疗。 方当即就说：“我心脏没有问题”。 李回答说：“不对， 你的心脏就是有毛病”。最后中国释放方励之， 得到的回报是： 中国重新获得日本56亿美元和世界银行1989-1990年度的23亿美元贷款。 其实这也不是美国对中国的优惠， 因为这些贷款都与项目挂钩， 如果没有贷款， 中方就不能向西方和日本采购设备。 世界银行也更乐意向中国贷款， 因为中国对贷款的利用有效程度和信用明显超过其它的发展中国家。

在1989年的“六四”事件过后不久， 鉴于美国国内民众和国会的双重压力， 老布什行政当局不得不采取一定的"制裁"措施。 这些在6月20日宣布的制裁包括：冻结世界银行和其它国际财政机构对中国的贷款； 冻结美中双方高层官员的会面； 冻结双方的军事交流。制裁是为了表示美方对中国“六四”事件的不满，可是在这样的时刻，老布什却同时决定立即秘密派遣国家安全顾问Brent Scowcroft去北京解释做出这样制裁的立场。尽管派Scowcroft去北京本身已经违反了制裁中的一条，但是也顾不得了，老布什和Scowcroft觉得不会有人发现这样的一次秘密访问。 为了行动的保密起见，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突然被召回美国，等他到达华盛顿后，才告诉他Scowcroft的访问计划， 并要李洁明陪同Scowcroft前往北京。 当时美国方面只有国务卿贝克(James Baker)知道此事。 飞机是在6月30日离美的， 因为怕在中途落地加油而走漏风声， 飞机进行了空中加油。 Scowcroft只在北京待了一天，并见到了邓小平。

到底是什么事那么秘密呢？一个主要的目的当然是请求老邓减缓对天安门事件的继续处理，让老邓知道这样大规模的处理方式会对美国民众带来反感，而放松对学运人士的处理会带来美国方面积极的回应。美方表示：虽然中国如何对待自己的公民是中国的内政，但是美国政府和美国人民如何看待中国的行为也是美国的内政。另外一个目的是重新建立中美双方的直接对话渠道(直接与对华制裁相为背)。其次美国通知中国， 所宣布的制裁措施实际上不会像美国人民被告知的那么严重。等到事情过去了，不久就会取消。那个意思是美国政府只是迫于国内压力才宣布这样的制裁，但是很希望继续维持与中国的关系。最后一条是，美国希望继续同中国合作，在中苏边境中国一侧监听苏联的情报(直接与对华制裁相为背)。半年以后， 当那一次秘密访问被披露， 行政当局对此的解释是：冻结的双方高层会面是指双方例行的接触， 那次访问不属于例行的。在宣布制裁后的六个月里， 行政当局也在同时承受着制裁的后果。 波音的四架商用飞机不能交货给中国， 因为上面的导航系统有可能作为军事用途， 属于制裁范围。 在七月， 行政当局不得不给开了绿灯， 算作是例外。 在十月， 行政当局悄悄地允许中方官员返回长岛的Grumman工厂和在Dayton的空军基地， 他们是在进行“和平珍珠”歼八飞机改进的项目[参见：中美内幕交易四]。 在十二月， 白宫面临着更严重的问题：在里根当政时期已经谈妥了由中方发射两颗人造卫星的合作项目。 这两颗商业卫星是由Hughes Aircraft公司制造， 客人却分别为澳大利亚和香港。 因为卫星有军事用途的可能， 所以属于制裁范围。Hughes Aircraft和澳大利亚一直在催促行政当局尽快取消这样的制裁。面对这一系列生意上的束缚， 到了十二月老布什不得不再次派遣Scowcroft去中国访问。 通过这次会谈， 美国容许美国的进出口银行给在中国有生意的公司贷款，并同意让中国发射Hughes Aircraft的两颗卫星。 这笔价值1000万美元的贷款是“六四”以后恢复的第一笔贷款， 以使得中国方面能向一个在新奥尔良的公司引进工程技术。 美国方面没有达到让中方放方励之出国的要求[参见：中美内幕交易六]， 但是却继续得到中国方面的口头保证不再向其它国家出口射程约600公里的东风15导弹。

1989年过后， 中国在美中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与1989年前有着根本的不同。 首先，因为前苏联的解体， 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的力量去抗衡苏联的威胁。 其次，对于美国来说， 中国的重要性从曾经扮演的正面角色转变为扮演负面角色。 怎么讲呢？ 就是， 1989年前中国是站在与美国同一边来对付苏联， 而1989年后，如果中国不与美国合作(如：出口导弹和核武器的话)， 对于美国就能造成很大的麻烦。 在联合国投票对付伊拉克上就能说明这个问题。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 老布什在正式对伊拉克用兵之前， 首先希望在联合国内寻求道义上支持。 由于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当然美国希望中国能投赞成票，可是当时美国正在对中国进行“六四”之后的制裁。 于是对于美国的要求， 中国外交部提出了条件： 要美国总统访问北京(或者至少是国务卿贝克访问)， 并且取消美国因为“六四”事件对中国的制裁。 美国没有能同意， 但是说如果中国在联合国对付伊拉克的表决中能上忙， 美国就能同意让钱其深访问美国。 国务卿贝克还同意， 在这样的条件下， 派一名高级代表去中国商谈日后贝克访华的事宜。1990年11月30日， 在联合国进行了对伊拉克决议的表决， 开票的结果令美国恼怒：中国没有投赞成票， 而投了弃权票。 按照预先的安排， 钱其深准备在第二天起程开始对美国的访问。 贝克觉得中国仅仅是投了弃权票， 不足以让钱其深与老布什会面。 连夜， 中方向美国提出， 中方已经满足了美国对中国在联合国的投票要求，如果钱见不到老布什， 中方就会乾脆取消这次的访问。 行政当局急急忙忙再去寻找当初与中方谈判的原文记录， 从谈话的记录中并没有能找出倒底是非要中方投赞成票、还是只要中方不投反对票就可以让钱其深见到老布什。 贝克的高级助手同时也提醒贝克， 如果这次不让中国达到目的， 以后中国还是可以在联合国别的表决中投美国的反对票。 最后行政当局只好让步。 钱其深的访问达到了这样一个目的：“六四”以后， 白宫也开始欢迎中国领导人了。

1993年轮到克林顿当头了。 因为没有任何与中国打交道的经验， 于是他把曾经任职于共和党当政的洛德(Winston Lord)请来在国务院制定对华政策。 洛德参与过基辛格与中国的会谈， 又担任过驻华大使， 可谓对华经验丰富。洛德受聘后开玩笑地说：“民主党和共和党都能请我来工作， 说明我要么是个不可多得的， 要么就是个不讲原则的人物”。 但是历史的现实证明， 洛德是个既讲原则的、又是个可以被抛弃的人。从1990年开始洛德就一直指责老布什偏袒中国的人权问题。 他是最早提出将中国人权状况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MFN)挂钩的人物。 他的这个立场与克林顿想对中国强硬的政策相一致。在1993年5月28日， 克林顿签署了将人权与MFN挂钩的行政命令。 在后面的支持者有国会议员、中国留学生领袖、以及藏独势力。 但是他的行政命令有着几个先天的不足：1). 竖立这样一个新的政策之前没有向商界的人士徵求过意见， 或去寻求过他们的支持。 2). 没有认真考虑到， 如果中国没有能满足美国对于人权状况的期望， 所相应的惩处。 中国将失去所有的MFN贸易优惠， 而在现实中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处罚。 3). 这个命令等于是给中国下了最后通牒(一年内中国必须改善人权)， 但是总统从来就没有认真考虑去执行。克林顿的行政命令一出台就受到了商界的批评和压力， 因为如果真的一年后在经济上制裁中国， 它将直接影响到美国公司在中国的生意。 而中国政府也观察到了，克林顿在采取一种不能具体贯彻的政策。到了10月份， 中方也通过美国驻华大使Stapleton Roy向美国政府探底： 中国需要在哪些具体的地方改进？ 如果中国能满足克林顿对于中国的人权要求从而获得MFN延期， 是否意味着这个事就过去了， 还是第二年还要加新的人权要求？ 对于这两个问题， Roy都没有能从白宫得到任何答复。 以致在记者招待会上， 当被问到中国是否会按美国的要求改善人权？ 他气冲冲地回答说：“我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政府对此尚未有定义， 究竟中国需要如何改善人权才能过关。”中国在这同时运用经济手段拉拢的西方国家。 1994年1月副外长刘华秋在访美期间对美方阐明：法国曾经在人权方面与你们站在一起， 现在它们已经不再提人权的事了； 德国也不对我们提人权的事， 最近得到了中国几十亿美元的合同；就连加拿大也得到了我们很多的合同。 他的意思是：其它不与中国在人权上纠缠的国家都能得到中国的生意。到了1994年3月， 行政当局眼看还有三个月就要决定中国的MFN待遇， 可是没有见到中国方面的任何人权改善。 于是决定派遣国务卿Christopher去中国， 带上的提议包括只要中国能满足某些具体的人权要求， 克林顿就能有个台阶下， 在六月份就能继续中国的MFN待遇。可是临Christopher到达北京之前， 北京逮捕了一些民晕活动人士， 没有被逮捕的也被要求离开北京(包括魏京生)，这等于是对Christopher的挑战。 当时Christopher正在旅途之中(澳大利亚)， 他的几位顾问要他取消这次访问， 但是洛德却说应该继续前往北京。

可是他的三天访问却是自尼克松打开中国之门后， 最没有成果的访问。Christopher在北京的第一天， 李鹏出面会见。 李鹏的开场白是“生存权先于人权”的大道理。 然后他说：你国务卿并不能代表整个克林顿行政当局。 当Christopher按步就班地搬出中国该如何改进人权以免中断MFN待遇时， 李鹏打断了他的话：“据我们驻美大使的分析报告， 不管如何到时候美国都会延长MFN待遇， 因为我们知道你们那里不是所有人都赞成这个行政命令的”。 李鹏还说：“你们美国也有种族和人权问题， 知道你当时就负责清理洛杉矶的骚乱， 殴打Rodney King就是一个人权问题。”访问的第二天， Christopher会见在京的美国公司负责人。 他们都在抱怨行政当局的政策使得美国公司处于一种不利的竞争地位。 对比之下， 十一年前美国国务卿舒尔茨访问北京时也有过相同的会面， 当时也是面对商界的抱怨， 舒尔茨却说：“ 如果你们在中国赚不到钱可以去日本和欧洲去赚嘛”。 但是由于贸易量的上升，商界对政府的影响力就大得多了。 这次Christopher只有招架之力。 最后一天， 钱其深出面会见给了Christopher个台阶， 钱表示中国准备释放王军涛和陈子明(他们先后在四月份和五月份被释放)， 但是要求美方保密。 中方没有任何其它的让步， 双方都不是很愉快， 在最后时刻， 双方预定的由钱其深和Christopher共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都被取消了。但Christopher的确保守了秘密， 因为在他返回美国后， 面对一系列的批评， 指责他这次访问没有任何结果， 他都没有说出中方同意释放那两位持不同政见者的事。自Christopher返回后， 有了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本由洛德在国务院主持的对华政策， 被转交给Sandy Berger(国家安全顾问)主持。 这是洛德第二次在处理中国问题上失宠 一年期限很快就要到了，在最后的几个星期， 美国方面有800多个大公司和贸易团体写信给总统， 希望他能延长对中国的MFN待遇。终于在5月26日， 克林顿不得不承认：“不是所有行政命令的要求都已经被满足”，但是今后不再将人权与MFN挂钩， 因为“已经有效地使用了该政策， 现在是要采用新的方针”。 他的话矛盾得让人那么难听懂， 真是很难自己给自己下台阶。他过去一直批评前任总统(老布什)对中国“叩头”政策， 可在现实压力之下， 自己也不得不走回老路。

对于中国来说， 它获得了两个胜利：一，得到了MFN的延期，今后不再有附加条件；二，说明美国没有真正对中国进行制裁的决心。

台湾为了能达到让李登辉访问美国的目的， 花费了2000万美元的巨资来游说， 在美国国会形成压倒性的优势。 鉴于从中美建交以后， 由于中国方面的压力， 美国一直没有能让台湾的首领来美国访问。 在1995年4月， 在国务卿Christopher在联合国上甚至向钱其深保证：美国政府将拒绝让李登辉来美国访问。可是渐渐地克林顿行政当局已经偏向于让李登辉以私人名义访问美国。 在1995年5月，国会以396对0票通过要求行政当局容许李登辉访问的非强制性的(non-binding)议案。一周以后， 参议院又以97对1票通过此案。 面对这样的压力， 如果行政当局还不能准许李的访问， 恐怕来自国会的压力将要进一步升高。 对于克林顿本人来说，他也希望能让李登辉来访问， 因为一年以前他不得不把人权与对中国MFN [参见：中美内幕交易九]待遇脱构， 可是以后中国的人权并没有进一步改善， 他希望以此行动来要回丢失的面子。 他说：“正如中国需要我们尊重他们的决定， 他们也必须要尊重我们的决定。”

为了小心起见，美国要求李登辉的访问必须纯粹是私人性质的、不能对报界发表谈话、不能有政治活动、飞机不得停降在纽约， 而需停在Syracuse的小城。在5月19日， 美国通知台湾准于李登辉的旅行。 第二天(周六)美方通知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 关于美国准许李登辉访美的决定， 因为他如同美国公民有天然的旅行自由。 李道豫讽刺地问到：“如果古巴的卡斯特罗要求访问美国， 你们行政当局是否也会认为他有在美国旅行的自由？”6月7日李登辉到达洛杉矶。

美国方面一直要求台湾能预先提供李登辉在Cornell大学讲话的稿子。 台湾方面耍了花招， 表面上是同意的了， 可是一直设法拖延，以致在李登辉发表演说时， 美方也没能看到稿子原文。李登辉的演讲中提到了“共产主义正在灭亡”之类的明显涉及政治的话语， 令美国感到愤怒。美国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如果李登辉在美国有旅行的自由， 为什么没有言论的自由？连讲话稿要预先审查？

接下来就是因为美国准许李的访问而引来的麻烦：中国推迟中美双方高层人士的会面、推迟双方核武器和导弹技术控制的会谈、正在美国访问的空军代表团被立即召回。 6月17日中国召回大使。这些报复措施只是刚刚开始。早在权衡是否准许李登辉访问的时候， 国务院曾经按白宫的要求起草了一个中国方面可能进行报复的单子。 其中有一个可能是：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 洛德当时下令属下将这一条去除， 他认为没有必要让白宫觉得有军事冲突的恐慌。 然而在7月19日， 中国军方宣布了在台湾北部的东海进行为期一周的军事演习。 导弹的试射， 使台湾的股市在一州下落33%， 公众对台湾独立的支持率下降了7个百分点。

对于美国来说， 这是与中国建交以来， 中国方面首次以军事行动来挑战美国的外交政策。对于行政当局来说， 应该吸取没有事先把握台湾在美国国会的游说的教训。为了避免今后的麻烦， 美国行政当局通知台湾， 今后有什么不满意的地方， 直接找我们， 而不要先去游说国会。8月份美方通知中国， 华盛顿准备邀请江泽民访问美国， 作为平衡李登辉的访问。同时克林顿给江泽民写了一封信， 信中首次秘密保证： 1) 美国反对任何台湾独立的努力 2)美国不支持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 3) 美国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这就是所谓“三不”政策的起源， 只是后来行政当局将第一条的“反对”台湾独立， 改为“不支持”台湾独立。不久中国大使返回到了华盛顿。 在1995年底，美方悄悄地通过外交部的李肇星重新向中国保证， 今后不会再有台湾的领导访问美国了。 这又是一个矛盾：随着这个秘密的保证，李登辉天然的旅行自由又回到了年初而不复存在了。 事实反复证明， 美国的所谓人权、自由，只是它的一个利用工具， 需要时就拿出来， 而不需要时就根本不会去提及。当然这件事还没有完全了结：1996年2月中国再次向离开高雄和基隆仅50公里的距离试射导弹。 美国也派出独立号(随后又跟上Nimitz号)航空母舰相抗衡， 达到了(自建交以来)中美军事对峙的最高峰。 4月， 美日双方签定扩大和强化安全合作的协议。这次导弹事件再次对台湾股市造成很大冲击， 台湾外汇储备也以每天4亿美元的数额下落。 中国再次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它的导弹就可以摧毁台湾的经济。

1996年10月中国同意不再与伊朗有核技术的合作。中国向波音公司订购价值30亿美元的50架客机。美国同意向中国出售民用核电站设备。1996年10月31日， 白宫首次公开承认“三不”政策： 不支持两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不支持台湾加入联合国。 原先这只是1995年克林顿对中国的口头秘密保证1996年11月11日， 中国通知美国， 如果魏京生答应到国外流放的话，就能释放魏。五天以后， 魏京生被释放。整个交易的重心，对于中国来说是台湾。 对美国来说是防止核技术扩散。 只要有所需求， 就能有所交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