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毛泽东时代，你可能会因为同你的邻居谈论猫而被逮捕并受到迫害。中国话的“猫”（mao， 平声）与伟大领袖的姓“毛”（mao， 二声）发音相近，偷听者将两个音听混了，认定你是大不敬，从而向警察告密，这可能会毁掉你的一生。1 今天这样的事不会发生了。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间，对于普通中国百姓的日常生活来说，中国政府的重要性大大减弱了。民间生活的领城扩大，非正式的话语比以前自由多了。尽管在报纸上仍没有讽刺性的政治漫画，但大量充满辛辣嘲讽的笑话和顺口溜通过口头传播途径流传全国。其中有一些是直接挖苦共产党的（如：“不反腐败亡国，反腐败亡党”）。另一些则指名道姓地讥讽江泽民、李鹏和其它高层领导人。 然而压制在中国依然是严重的问题，并且压制的范围和方法仍很难被西方人理解。要想了解它，人们必须重新认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像过去一样，首要的任务不是经济发展、社会公平、中国的国际地位或其它的为了全民的目标，而是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力。因此，它继续禁止对它的公开反对之声，继续镇压在需要时它不能控制或不容易控制的任何组织。气功的命运就是个很好的例子。在八十年代，共产党将气功作为中国的国粹和民族骄傲的象征给与鼓励，中国政府甚至建立了一个全国气功协会，将它纳入它本身的官僚机构中。但是到了九十年代，当一些气功大师（法轮功的李洪志并不是其中的第一个）决定在共产党的控制之外建立自己的组织时，本是中国国粹的气功一夜间成为“邪教”，并成了残酷镇压的对象。 中国民主党的创建者们（如今他们都在监狱里），也是这一规则的牺牲品。他们的罪状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组织名称中有“民主”两字（中国长期以来已有八个民主党派，都附属于共产党的领导）；他们的罪状是宣称他们的组织是独立的。

对知识产品的审查也基本上是同样的模式。如今，几乎什么都可以在私下说,这一点比毛的时代是大大进步了。同时，因为学术刊物的发行量很小，同其它的公开媒介相比，学术刊物被给予了更多的言论自由。只要学者们不与最高领导层对抗，他们就可以在学术刊物中相当多地按自己的想法发表意见。而且，同80年代相比，近年来，他们中的许多人所写的东西更讨党的领导层的喜欢了。2

但是，当一个知识分子真正想公开地表达一个在政治上有敏感性的观点时，他则要冒一定的风险。与过去一样，冒险不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勇气的问题（尽管勇气是十分重要的），找到盟友或支持者来分担风险也很重要，采用间接的方法，如假名、中间人或隐喻的表达方式也能有效地降低风险。甚至连那些地位较高的人，如“中国六四真相”3的资助者，都选择一种间接的方式面对公开场合。

尽管同邓小平时代相比，在江泽民时代，压制的范围趋于缩小，但它的主要的方式并没多大改变。这些方式具有中国特色，与其它国家（比如前苏联）的作法不同。前苏联定期出版手册，在上面列举出那些触犯了禁忌的词语。它还成立了一个庞大的机构来负责审查工作。中国从未有过同样的机构或手册。中国共产党丢弃了这些呆板的方式，而喜欢采用一种主要依赖自我审查的心理控制系统。所谓的风险－如离规则多远，说到什么程度，同谁站在一起，等等－都是由每个作者和编辑来判断的，而且在每个人的意识里或下意识里起作用。当然，有形的惩罚还是存在的。如果你冒险过分，你可能丢掉你的工作，可能进监狱，甚至于在脑后挨上一枪；如果你住在海外，你可能会被迫同你的家人和你的故乡断绝联系。但是，一般说来，审查并不直接导致以上这些事情的发生，它导致的是一种会发生这些事情的恐惧感。我所说的恐惧感，并不是指一种明明白白的、时有所现的、惊惶失措的感觉，我是指当人们同中国审查制度打交道时，早已习惯的一种隐晦的、深深的忌讳，而这种忌讳已经和他们的思想融为一体。然而，这种恐惧感的控制力量有时候还是令人吃惊的。

局外人很难理解这种审查制度的模糊性。举例说，去年两位社会学家，高瞻和李少民，一个是合法美国居民，一个是美国公民，到中国去作学术访问时被捕，被指控为间谍，因收集内部文件而被判刑。然而具体的细节并不清楚。他们到底作了什么？他们跨越了哪里条界线？政府怎样定义间谍罪？为什么这两个人因为收集内部材料（内部材料有很多种，有一些可以在书店里公开买到）而被捕，而许多其它的国内外学者在作同样的事情时却安然无恙？

在高瞻和李少民的事件中，对这些问题却找不到明确答案。但这种模糊的指控并非今天才有。这种模糊是有目的性的，并且几十年以来成为中共审查制度的基本工具。对审查者来说，模糊具有以下四种长处：

1．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恐吓更多的人。如果我像高瞻一样，是个在美国工作的中国学者。当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被捕时，被捕的原因就可能是她做的任何事情。因此，我做的事情也可能有同样的问题；因此我开始撤退，（其结果是：许多人会检查他们自身的行为）。但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当我知道高瞻到底是因为什么而被捕的，我就可能会很肯定我的工作是没事的，或者，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立即解决。（结果是：只有很少的人退缩不前了）。透明是审查制度用来针对某些个别的行为时才使用的。当审查制度想恐吓许多人时，模糊更有用得多。

2．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影响一个人的其它许多活动。如果我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我就会在方方面面对国家的禁令多加注意。这个机制在自50年代以来中国的历次文艺和社会运动中都使用过。谁能，或者可能，说清楚“精神污染”、“资产阶级自由化”、或其它意识形态领域的负面词语的真正含义？（长头发是“精神污染”吗？多长的头发才是“精神污染”？为什么一些人因留长发在80年代受到惩处，而另一些人的头发和他们一样长却没事？等等）。对关键词语的定义故意地含混不清，只有负面含义才是不可置疑的。为了安全起见，人们必须在各个方面小心翼翼，甚至自己成为审视自己行为的警察。

3．一个模糊的指控可以在逼供中尽可能多地有所收获。当李少民被捕时，他向抓他的人询问被捕的原因，回答是：“你自己明白。”4 李少民必须在“招供”中“态度诚恳”而获得“从宽处理”。这是个标准的词语游戏。警察总是例行公事地说，他们已经掌握了关于你的罪行的详尽的信息，审讯你的目的不是获得信息，而是通过你在口供方面的表现考验你的诚意。实际上，这通常是个谎言。实际的目的是榨取新的信息，用来针对你或他人。透明的指控明显地会破坏这个审讯策略。

4．模糊的指控能允许掌权者滥用职权。独断专行的领导喜欢掩饰他们行为的真正原因。在中国这样的文化中，领导的面子代表了他的德行，而德行则是政治前途的基础。因此一个人将自身的行为粉饰的既合法又合乎道德，是十分重要的。当领导的道德败坏时，这种粉饰的需要就增加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模糊的甚至自相矛盾的法律对这些领导就非常有用。比如说，“禁止搜集内部文件”这个规定固然存在；但同时，有些内部文件是非常容易得到的。而且，有许多人搜集这类文件。这种情况就允许掌权者用书面规定逮捕高瞻、或李少民、或其它任何人，鬼才知道什么原因，同时用一种准备好的，冠冕堂皇的借口掩饰我的滥用职权。中国宪法本身也带有明显的弹性。宪法里说公民具有言论、集会和出版的自由，但在宪法的导言中规定了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神圣不可侵犯。在这个矛盾的两极间有着巨大的空间，使得领导者很容易滥用职权并使之合法化。（随便提一句，这两个端点都不能准确描述中国的现实情况。）

但是，北京对海外学者的管制，最触目惊心的，并不是众所周知的高瞻、李少民、吴建民、徐泽荣等著名的例子。管制的影响远比这些个别的事件更为严厉。大量的被管制情况从未被披露。康正果在「纽约书评」中写道，“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在回国后被叫去谈话，在谈话中警察用不同方式警告、威胁他们（“你还想再回中国吗”？“你希望你的亲朋好友都过得好吗”？）。警察也特别警告这些人回到西方后对这类威胁只字不要提。（“不要随便开口”；“要维护国家安全的正面形象”等等）5。我无法证实康的“成百上千”的“回国谈话”的估计是否准确，但我已经注意到，在我自己的朋友圈子中，近年来已有十来个这样的故事。

举个例子来说，我认识一个女性，是一个知名的对中国政府的批评家。她生活在西方，最近用假名回中国探视她生病的母亲。（使用假名回国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是很常见的）。当她回到家乡后，警察知道她是谁，也让她心里明白他们已知道她是谁。在她的“回国谈话”中，双方都假惺惺地玩着一种语言游戏。在一起喝茶和吃点心的同时，威胁警告被传递给这位妇女，但双方却都假装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社交活动。回到西方后，她还要遵守某些规距，其中一个就是不能透露她曾受到威胁。

除了一部分中国人直接受到这种威胁外，更多的人是间接地感受到这种胁迫。因为有一些人被威胁要遭到流放或让亲属遭殃，更多的其它人听到这样的故事后就会相应地审查自己的行为。2001年夏天，在高瞻和李少民被捕后，取消去中国做研究访问的海外中国学者的总数大概达到了高潮。在一所著名大学中，一个年轻教授取消了去中国做研究的计划，尽管她所做的是关于唐朝（公元618－907）的研究。她并不是认为她的研究课题本身会有麻烦，而是因为她不知道什么样的行为才是会引起麻烦的。会不会因为你是某人的朋友？会不会是因为你的访问路线？在这样的事例中，活生生的直接的恐惧感并不多见。审查自己只是一种较理性的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威胁和禁锢变得正常，甚至变得自然而然了。大部分中国人在政治的道路上行走，不太过问路上的一切大石和深沟，只是绕过这些阻碍，尽量减少麻烦。相比之下，持不同政见者在提出问题来，或者说点原则道理时，很容易让别人觉得他有点傻，甚至他自己讨麻烦，活该吃亏。

外国汉学家也受到影响。例如，在1999年，法轮功事件发生以后，一家重要美国新闻机构邀请一个在这个领域的著名学者做一次电视访谈。这个学者是个美国白人。他拒绝了这个邀请。他不想公开讨论一个敏感政治话题，怕失去进入中国做实地调查的机会。他知道那些不讨中国官方喜欢的外国人可能会遭到拒发签证的处罚。即使被允许进入中国，也会在进行访问和查看资料时受到拒绝。他并没有受到特定的威胁，但他完全自愿地选择屈从于影响海外中国人的那些普遍而模糊的原则。（无论是不是中国人，一般不会受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直接威胁。但也有例外。例如，一些美国人因参与了写作、整理《中国六四真相》的工作都被中国领馆拒签。他们中的一个人询问被拒绝的原因，他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官员的信。信中说，他无法帮忙，因他“无法向有关部门保证你会因参与《中国六四真相》一书而作出适当的道歉，从而获得你的签证。”在这个事件中，具体目的显然是要抹黑一本当局讨厌的书。）

我们很难把握和判断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概率，以及自我审查会有怎样的结果。对那些研究中国政治问题的学者而言，问题就更加突出和复杂。因为他们需要同中国官方保持联系。自我审查的效果很难掌握，不光因为人们不愿意提及（没有学者愿意承认搞自我审查），也因为主要作用都是心理上的，有时是非常微妙的。关键的作用发生在人脑的深处，甚至学者本身也可能没意识到它的发生。

我说这些不是想毁誉我的同行们。多年来，我在我自己身上也发现了同样的现象。对于一个汉学家来说，要是想直接地和中国政府宣称的“基本原则”相对立，莫名其妙地总要产生一种很强硬的心理障碍。北京的“一个中国”的原则就是很好的例子。在研究当代问题的汉学家中，“台湾独立”这个词本身就都会引起很多负面的含义。同样地，讨论人权也要小心翼翼，不要触及中国政府的“不要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跟海外的中国人一样，那些长期以来牢牢谨记这些禁忌的研究中国问题的汉学家，最终自然地接受了它们。违犯这些禁条不光会显得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禁锢起初并不是文化的，而更是政治的，而且是在政治上“党”性很强的。

总而言之，近年来中国政府的审查机构不像吃人的老虎或喷火的巨龙，而是更像屋子中间的大枝形吊灯里趴着的一条巨蟒。一般情况下，这条巨蛇静静不动。它不必动。它觉得没有必要去明确它的禁条。它默默地传递的意思是：“你自己决定吧”。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说来，每个生活在巨蟒阴影下的人都多多少少地，相当“自然”地对自己的行为做出了调整。前苏联推行斯大林的“灵魂工程”的设想。而在实践中，前苏联的做法远不如中国共产党在心理工程上取得的成就。

多年来，这种威吓只是针对中国公民。但现在已经波及海外。随着中国对国际事务的参与不断增多（中国加入WTO后会更加增多），其它国家应该关注这个现象。在中国和其它国家更需要互相传递可靠的信息的时候，审查和自我审查起什么样的作用？在这个问题上，我并不认为中国的审查制度是唯一的问题，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因素。（例如，很少西方人学汉语的问题至少是同样重要的因素。今天学英语的中国人与学中文的美国人的比例是几千比一）。但不管有多少别的因素，中国的审查制度的角色无疑是有害的。它歪曲了中国人对西方的认识，也歪曲了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

纽约的世贸中心被摧毁后，一些中国人（主要是年轻的，受过教育的男性）在互联网上叫好，对着燃烧的高楼欢呼。随后，二十名中国学者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谴责了这种反应，并试图解释这种反应的原因。他们十分注意地遣词用句，写道，“（造成这种行为的原因）是相当一个时期以来某些新闻传播和教育观念的误导”6。他们是指邓小平政权在九十年代初为了挽回因天安门事件而崩溃的声望，大力推行民族主义，并开始将美国形容为狂妄自大的霸主。媒体声称是美国挫败了中国申办奥运会的希望，是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的内政，是美国企图“压制”一个正在升起的中国等等。这些渲染性很明显的报道不一定代表作者个人的实际认识。炮制和传播这些描述的中国记者们也生活在吊灯里的巨蟒之下。他们或许同意、或许不同意自己所写的东西，也或许是根本没有仔细考虑过自己的报道是否代表自己的真正认识。他们的报道并不是那些中国年轻人对世贸中心摧毁后欢呼的唯一因素。但是，毫无疑问，是重要的因素之一。

从另一方面，就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来说，中共的审查制度带来的影响不容易衡量，但可能还更深远。学术界受的影响比新闻界大。当一个美籍华裔学者取消了对中国的考查访问，从而自己对中国的社会或者经济的研究，乃至中国的唐代的研究，受到限制，从近期或长期来讲，损失有多大？当某些问题被回避了，或者不能公正坦白地写出来，西方公众得到的信息会受到多么大的损失？全国较权威的教授决定不要上电脑把他的学问分享给大众，公众只能从其它渠道听取并不准确的答案，损失到底有多大？

同样的问题也影响国际商业事务。学者、记者和海外中国人受到要切断他们与中国联系的威胁。对商界来讲，最大的威胁就是被排除在中国的巨大的潜在市场之外（对于这个市场，从19世纪以来，西方就怀着很大的希望，虽然这些希望一直没实现，到今天国际商界并不灰心，继续感到吸引力。对商业的威胁，比对学者的威胁还更有效，而且更隐秘。

例如，李少民在中国被捕后，普林斯顿大学（李在那里于1988年获得社会学博士学位）的教师们敦促校长给中国政府写信，要求公正对待李少民，校长照办了。与此同时，一些李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他博士毕业后在那里工作了七年）的前同事，请求他们的公司也加入敦促释放李的行动中。这些同事从公司的公关部门收到了简短的回复：“我们感谢您对本事件的关注，但我们认为本公司积极地参与此事，是不合适的。”

这种屈服于北京的反映是很常见的。去年，一个顶尖国际投资公司的分析家发表了一份对中国石化总公司的财务报告。该公司是隶属于中国政府的一家大型石油公司，现在在纽约的证券市场上市。中国官员发现这份报告相当负面，因而要求道歉。两名这家投资公司的执行总裁以及该报告的作者只好不情愿地去北京致歉。那么，下一次，这个分析家还能写他所看见的真实情况吗？

章家敦，曾任著名的美国律师事务所“Paul, Weiss, Rifkind, Wharton & Garrison”的律师，多年来致力于将美国的企业介绍到中国。章渐渐习惯了一个较明显的双重标准，即，西方人私下谈论中描述的中国经济是一个样子（充满了腐败、坏账、三角债、官僚作风，法律无法执行，工人不满，甚至示威的现象很多，比外面所知道的多多了。），但同是这些人，在公开的报告中写的中国经济就是另一个样子了（语言是是温和的，信息性不强，而且通常是比较乐观的）。1999年底，章终断了自己的律师职业，写了一本书，书名为《即将崩溃的中国》。在这本书中，他引人注目地对那些关于中国前景繁荣的乐观预言提出了反驳，同时公然蔑视了不能在公开场合坦白地进行讨论的禁忌。章已经决定从法律界引退，这可能也是无奈的；章说：

我不能再在一个大事务所做事了，因为我是个有争议的人物。… 我认识许多律师，都是优秀而正直的人，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拒绝批评政府，除非是在私下的谈话中。我知道他们现在不会聘用我了，我也不想将他们置于不得不说“不”的地步11。

这段话能够说明吊灯里的巨蟒倒底能够放出多少能量来了。它不仅使学者们放低姿态，商人们不敢放言，律师们小心翼翼，甚至于连章家敦这种愿意揭露真相的知情人都能“理解”。对于那些正在避开问题的人，他敬而远之，免得给他们带来麻烦。林培瑞亦然。为什么我在上面的文章中没有点名说我那些取消去中国访问的学者朋友们是谁？没有透露那位拒绝在美国夜间新闻上露面的朋友是谁？没有说那位为了能继续回家而不敢说出真相的持不同政见者的名字？巨蟒通过我的朋友们来到我面前，我投降了。这一切是如此微妙，掩饰着人在蟒下的那种提心吊胆的感觉。有时候有人真是很高度地紧张。至少会有一个朋友，因为我在本文中提到了他而会大不以为然，尽管是以匿名的方式提。（我自己倒不认为这种提及是对他有害的，否则我不会这样做）。在那个投资公司迫使它的分析家去北京道歉的事件中，我隐去了当事人的姓名，是因为我不愿意引起法律上的纠纷，即使我对事实毫无疑义。巨蟒置身于法律之外，它却能够驾驭法律去针对他人。由此可见，巨蟒的力量甚至能延伸到此时此刻，意即限制鄙人与您，亲爱的读者，之间的勾通。

注：

1、参见《猫》，安徽文学1980年第一期，作者曹国龙。

2、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很复杂的 ，有的跟政府的压力有关，有的是因为中国在世界上的位置发生了变化；要探讨这个题目需要另写一篇文章，超出了我本文的范围。

3、公共事务，2001，《纽约书评》，Jonathan Mirsky, 2001年2月8日

4、2001年10月1日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演讲。

5、《在中国被捕》，《纽约书评》，2001年9月20日，第6至8页

6、王东成，“关于911事件的三点共识”，2001年9月14日

7、参见Joe Studwell，《中国梦：对世界上最后一个巨大的未开放的市场的难以理解的渴望》，England Profile Books, 2002。

8、来自Dan Lawler 的EMAIL， AT§T公共关系部，to Salvadore Cordo, 2001年6月15日

9、Email to Perry Link, 2001年11月20日

10、 Random House, 2001

11、 Email to Perry Link, 2001年11月20日

（作者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中国文学教授）2002-06-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