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保险？”——“七一讲话”剖析（讨论稿）

所谓“七一讲话”，确实是个“纲领性文献”，即江泽民完全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葬送中国人民革命胜利成果，颠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纲领。

这个讲话，也确是一块“里程碑”，它标明江泽民在叛卖无产阶级利益，迎合国内外资产阶级需要的道路上，已经走得多么遥远。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发动突然袭击，把这样一个完全违背党章的东西强加于全党，在加强党的建设的旗号下，篡改党的理论与纲领，篡改党的阶级性质，使中国共产党名存实亡，将其葬送。是可忍，孰不可忍？！

一、“理论创新”是完全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

“七一讲话”标榜“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众多吹鼓手们群起而为之大吹特吹，云里雾里，不知所以。

要说这个讲话有什么“新意”，那就是当上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以来，江泽民第一次向全世界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现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有很大不同。”

这正可谓“点睛”之笔，即揭示了通篇讲话的诀窍，更勾画出了他完全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丑恶嘴脸。

稍有马克思主义常识的人皆知，列宁说过，使马克思的理论得到最深刻、最全面、最详尽的证明和运用的是他的经济学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即马克思创立的剩余价值理论，是马克思经济学说的基石。资产阶级全部官方的和自由派的科学，都是这样那样地为雇佣奴隶制辩护。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则对这种现代文明奴隶制宣布了无情的战争，揭破了它的“秘密”，从而揭示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它所产生的资产阶级社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揭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阶级对立与斗争的客观基础，论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灭亡，敲响了资本主义的丧钟。为创立和阐明这一理论，马克思耗尽了毕生的精力与心血，留下了《资本论》这样一部国际无产阶级的“圣经”。有了《资本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地证明了的原理。

所以马克思的战友恩格斯，把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作为马克思一生的两个伟大发现。正是有赖于它们，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从而使国际无产阶级有了自己解放斗争的科学——科学社会主义，也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无产阶级性和彻底的革命性。它的精髓、核心、灵魂和实质，就是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阶级分析的方法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是它最基本的观点。1848年问世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之作，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共产党纲领，从头到尾，从本文到序言，对此作了至今仍然是最为言简意赅的阐明。《共产党宣言》中关于“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科学结论，关于“两个彻底决裂”的奋斗纲领（即同传统的所有制即私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同传统的即私有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关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战斗号召，是150多年来全世界共产党人世代相传、始终不渝的信仰。他们之所以号称共产党人，也正是因为有这种信仰。

《共产党宣言》申明：“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这些原理不过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述。”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万古长青，颠扑不破、战无不胜，其根源就在于此。

继马克思创立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论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创立了帝国主义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毛泽东创立了新民主主义论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一脉相承的三块不朽的里程碑。正是在这些理论指引下，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赢得了开创人类历史新纪元的胜利，中国革命赢得了改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格局的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和是中国人民至今还坚定不移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奋力前行。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又皆知，正是因此，马克思主义问世之后，一直被国际资产阶级和各国反动派视为不共戴天的死敌，非欲除之而后快。古往今来的资产阶级御用学者，资产阶级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代理人——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其矛头所向，也正是这些理论。从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和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到赫鲁晓夫的“三和两全”路线（即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全民党、全民国家）和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就是此类攻击最明显的耻辱柱。又正是由于他们这些“理论”和“新思维”的作用，第二国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顷刻可耻破产，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屹立于世74年之后迅即解体，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前所未有的难以估量的挫折。这反过来又确确凿凿地证明了背叛马克思主义是死路一条。特别富有教益意义的，正是在20世纪末，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奇灾大祸之后，1999年9月，英国广播公司举办网上投票活动，评选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名列榜首的恰恰就是马克思，美国人卡普尔列举他的理由说：“马克思对资本主义运作模式作出了最好的分析。由于资本主义在20世纪末实际上已成为全世界最具代表性的制度，他的思想学说，对于帮助我们认识当今世界，仍极富参考价值。”

对于上述这些，江泽民当然并非完全无知。至少，他曾在不少场合反复强调过。远的不说，他在2000年6月28日的一次讲话中就强调过：“只要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我们就不能丢弃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观点与方法，”2001年4月2日，他在一个讲话中又一次着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且特别指出，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最主要的教训是放弃了这四项基本原则，结果使得已经相当严重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民族矛盾进一步激化，最后酿成了制度剧变，国家解体的历史悲剧。

但是，时隔不久，就是这同一个江泽民却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用“揭示了当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行特点和基本矛盾”这句话中“当时”这一概念，把“马克思经典作家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劳动和劳动价值的理论”，即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的现实意义，轻佻巧诈地一笔勾销了，宣布它过时了，没用了。这样一来，他口口声声信誓旦旦的“马克思主义”还有几分是真的，又究竟是什么东西呢？难怪，他在宣称要从“不合时宜的观念”和“对马克思主义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之后，大事“理论创新”了。

第一．他在否定剩余价值理论的现实意义，“深化对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的研究和认识”后，给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副当今中国社会的图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指引下，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中的广大人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工作，通过合法经营，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他们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干部和解放军指战员团结在一起，他们也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而“党的富民政策”，就是“通过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这就是说，尽管“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已经没有阶级差别，只有阶层之分了。在这里，没有雇佣者和被雇佣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个体劳动者和资产者之分了，所有社会成员统通都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这些“建设者”只有职业不同，身份不同，既无穷富差别，更谈不上两极分化。他们只有“先富”与“后富”之分，而且注定了“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这等美妙无比的各得其所、戮力同心、共同致富、其乐融融的社会，当然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闻所未闻，见所未见，而且再丰富的想象力也难以企及的“新的实际”。所以，他认为什么剩余价值理论，什么阶级斗争理论，显然不合时宜，理应作废了。于是，众多吹鼓手们一拥而上，炮制了一套又一套的“深化”的“社会主义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意欲取而代之了。这些“理论”，颠来倒去，人们总是会联想及《共产党宣言》中批判过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就是这样一个论断：资产者之为资产者，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

第二．他断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先进生产力不断取代落后生产力的历史过程。”就当今国际社会而言，“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时代的潮流。”“中国人民和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共创人类美好的未来。”因此，他宣称：“如果发达国家能够本着平等、公平和互利互惠的原则，切实支持和帮助广大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文化，使之尽快摆脱贫困落后状态，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问题就有了解决的重要基础。”“国际社会应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各国应加强经济技术的交流与合作，逐步改变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使经济全球化达到共赢和共存的目的。”他号召：“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我们将继续同各国人民一道，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而努力。”

这种“世界眼光”何等博大宽广，无边无际，匪夷所思！在这幅世界图景中，古往今来反反复复的阶级斗争，革命斗争被一笔抹煞了。现今，帝国主义无影无踪了，霸权主义悄然隐退了，由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形形色色、层出不穷的纷争、冲突和战争都不存在了，一切都轻飘飘地化解为温良恬静、祥和安宁的田园诗了。在这里，再讲什么剩余价值论，讲什么帝国主义论，讲什么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等等，岂非大煞风景，搅动美梦吗？相反，考茨基自称“可以设想”的“超帝国主义论”，赫鲁晓夫梦寐以求的“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戈尔巴乔夫大肆宣扬的“全人类利益”和“全球意识”的“新思维”，倒是后继有人，可以重新大行其道了？当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想用枪炮缔造“大东亚共荣圈”和“王道乐土”，当今美国帝国主义者用高科技武器推行的“民主”、“自由”和“正义”，已被历史和现实证明行不通；而现在，江泽民指出，人们用嘴皮子和好心肠，就可以和他们一起去搭建一个“共赢和共存”和“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新世纪了。这是何等辉煌的“创新”啊！

第三．既然“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社会”；而且，如上江泽民描绘的图景中，当今中国和当今世界，不说已经是，至少也是接近大同了，所以，必得重新考虑共产主义纲领问题了。江泽民说：“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肤浅、简单。经过这么多年的实践，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要全面和深刻得多了。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以往的经验教训已充分证明，这样做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大家都应该深刻认识这个道理。”

江泽民讲的这个道理虽说“深刻”莫测，但说白了，无非就是：再见了，共产主义！作为“最高纲领”，你只能高高挂起，可望而不可及。虽然我们号称共产党，不能不承认你，但是并不需要去实践。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指出过，必须把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的宣传，和新民主主义行动纲领的实践区别开来。但是，他又强调指出：“在现时，毫无疑义，应该扩大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加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没有这种宣传和学习，不但不能引导中国革命到将来的社会主义阶段上去，而且也不能指导现时的民主革命达到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早已证明了毛泽东的正确。但是，恰恰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近半个世纪之后，在江泽民眼里，从《共产党宣言》开始，150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无产阶级革命先驱，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设想和论述，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种种纲领和号召，只不过枉费心思，徒劳无用的，而且还使人们“很容易陷入不切实际的空想”，沦于“肤浅、简单”，白白艰苦奋斗，枉然流血牺牲，至今不见成功，一切付之东流！现在，可得“脚踏实地”，“求真务实”了。正是：“理想，理想，有利才想”啊！宣传什么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呢？还不如一切向钱看，一心谋发财，活着上天堂啊！

第四．在上述情势下，谁个再要搬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著，讲什么剩余价值理论，唯物主义历史观，帝国主义论，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讲什么反对私有制，反对剥削，反对资产阶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和平演变，总而言之，谁个还要讲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道理，显然“不合时宜”了，实在是“理论创新”的绊脚石，“与时俱进”的障碍物了。所以江泽民一反十几年来的常态，高举起了“反对教条主义”的大旗，绝口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不提反对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如此这般的东西，当然也可以自称为“理论”，但要说“创新”，则实在是欺人之谈。需知，伯恩斯坦、考茨基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他们的“理论”，早都是这一路货色，而且比起江泽民的讲话来，更富有“理论”色彩哩。“七一讲话”中的这类“理论创新”，充其量不过是拾他们的牙慧而已，较之于他们的“原创”，实在是肤浅简单的叫人笑掉大牙呵！

至于把这类从根本上否定马克思主义，完全彻底地背叛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叫做什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那简直是无耻之尤、无聊至极了。早在1890年8月27日，恩格斯致保·拉法格的信中，批评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那些“搞马克思主义”的先生们说：关于这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曾经说过：“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大概会把海涅对自己的模仿者说过的话转送给这些先生们：“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恩格斯还批评道：这些老兄的无能只能同他们的狂妄相比，他们在柏林的新党员中找到了支持。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现在一下子似乎又都冒了出来。过了100多年，人类社会已经到了21世纪，中国共产党成立也已80年，还要拿这类东西冒充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当作旗帜来挥舞，欺世盗名，招摇于市，也实在是比“皇帝的新衣”更新又更蠢不可及了。

历史早已证明，江泽民自己也曾讲过，伯恩斯坦、考茨基、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一类的“理论”与“新思维”，都是为国际国内资产阶级效劳，葬送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破坏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害。现今江泽民都视以为瑰宝，七拼八凑集其大成，又是意欲何为呢？又能有什么下场呢？更加要命的是，在此前，多年以来，这个江泽民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不知多少次理直气壮、振振有辞地宣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的这类讲话和文章，连篇累牍，汗牛充栋，白纸黑字，不全都摆在那里吗？他2000年6月28日的讲话和2001年4月2日的讲话，不余音犹在，绕梁不息吗？可现在，正是这同一个人，却跑将出来说，那些统通不算数了，不可信了，不合时宜了，是教条主义了。瞬息之间，如此剧变，连一点思考的余地也不留，也不许。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倒确实是史无前例的创新之举。但是这样一来，广大党员和干部究竟该相信谁，又相信什么呢？相信以前的这个人，还是相信现在的这同一个人？相信他以前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相信他现在宣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如果相信前者，那么现今宣扬的显然是错误的，与之格格不入的。如果相信后者，那么以前的宣传岂不是假意的，是蓄意欺骗群众的？这才叫：人而无信，不知其可。聪明一世的江泽民，显然是忘乎所以，糊涂一时了。

好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既然这是完全彻底背叛马克思主义，也当然只会完全彻底暴露马克思主义叛徒的真实嘴脸。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二、“三个代表”是无耻卖身投靠资产阶级

“七一讲话”的主旋律是“‘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之说，是江泽民2000年2月在广东考察时首次提出来的。说是要解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

经过将近一年半的苦心经营，有论者说，由于“七一讲话”的全面、系统、深刻的阐发，“三个代表”已经构成一个思想体系了，称之为“三个代表理论”也未尝不可了。“在我们国家，关系国家前途命运的，从政治层面讲有两个最根本的问题。第一是社会主义问题。第二是党的问题。”“既然小平同志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回答，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开拓了对社会主义认识的新境界，那么同样可以说，江泽民同志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的回答，也深刻地揭示了党的本质，把对党的认识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它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又一伟大的创新。（见2001年8月6日《文汇报》）。

正是这位论者曾经坦言，所谓“邓小平理论”，其实是“由理论工作者建构体系”的。（见1999年3月10日《中国经济时报》）而用心读过《邓小平文选》的人不难发现这样建构成的体系中不少重大方面，与《邓小平文选》中的论述是不大吻合甚至大不吻合的。1998年7月17日，在学习邓小平理论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曾批评过一种现象：“有的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甚至把自己不正确的理解说成是邓小平理论原意和中央精神。”只是，多少年过去，人们从来没有见到“官方”在这方面作过严肃像样的具体批评。而对批评这种“体系”的种种意见，则从来在“不争论”的名义下被排斥在一边，被视为“教条主义”、“僵化”、“极左”等等。因此，由“理论工作者建构体系”的真真假假、或真或假、似真似假、真假莫辨的“邓小平理论”，也就一直香火不断地广为流传，在思想理论领域中占着“主流”地位，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一种指导思想。

其中，最突出的当是上述论者所说的社会主义问题。1994初，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的邢贲思，在其《社会主义观上的重大突破》一文中提出：邓小平理论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突破，首先是在社会主义观上开始的。“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十分强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邓小平同志始终把生产力问题当作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在中国怎样有效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索的一个焦点，形成了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不同的新的社会主义观。”（1994年1月15日第1120期《理论动态》）以后，他又补充说：“我认为新的社会主义观和传统（以往）的社会主义观根本区别，前者突出经济，后者突出政治。”（1997年7月29日《中国经济时报》）

这样的“新的社会主义观”，与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观截然不同自不待言，就是与《邓小平文选》中的不少论述也大相径庭。但是，多年来，它却是“一本正经”地不容置疑。1997年8月5日，《中国经济时报》的记者对赴美讲学前的吴敬琏进行了专访。吴敬琏进一步提出：“总之，我们应当根据邓小平理论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根本性的问题的回答和我国18年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确立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追求社会公正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是社会公正＋市场经济，而不是其他的思想，为我们的基本政策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以便营造使所有的人和各种经济成分都奋发努力，共同缔造我国的长期繁荣和政治稳定的局面。”

现在，我们已经看到了，“三个代表理论”，不仅“给出逻辑一贯的理论说明”，而且给了一个透彻至底的“理论说明”了。它不仅是要营造吴敬琏所说的那种局面，而且是已经“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实际，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不断提高党的社会影响力”了。这也就是要把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中的“优秀分子”都吸收到共产党内来了。它不仅要在中国造成那种局面，而且意欲在全世界造成一个所有国家和各种经济制度互利合作，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和普遍繁荣的世界”的局面哩。

曾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工程师”者，推出如此这般的“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工程”，其成功也许是不无可能的，现在不正在星夜兼程，不惜一切代价，不择一切手段，倾力以赴吗？但是，要把这样一个理论和纲领已经面目全非，性质也因之而完全蜕变的党，还像有人大拍胸脯号称的那样“行不改名，立不改姓”（2001年7月30日《文汇报》），仍然叫做什么“共产党”，并且口口声声“必须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那就实在是荒唐透顶，伪善至极了。说它荒唐，是因为这种做法，把一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一部中国共产党史当成了“戏说”，把6451万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天下人都当成了蒙昧无知的白痴。说它伪善，是因为这种做法，正如俗语所骂：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

且不说如此荒诞不经的“理论”，和马恩列斯毛的建党学说毫不相干，就是翻遍三卷《邓小平文选》也找不到相同之点啊！特别是，就是提出这番“理论”的同一个江泽民，当选党的总书记不久，1989年8月21日，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曾经义正辞严地说过：“分析党内状况时，一是不可低估国际敌对势力企图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对我们党造成的影响。过去我们对这个问题比较清醒。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对抵制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抓得比较紧，对经济领域里的犯罪行为打击是比较有力的，但是后来对这个问题逐渐放松了。二是不可低估赵紫阳同志的错误所造成的危害。三是不可低估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对党的建设的破坏。”又说：“党的组织工作，要重视党员的素质。发展党员要重视质量，千万不能单纯追求数量，不能搞滥竽充数。滥竽充数的党员放在党内比党外更危险。如果党员队伍质量很低，数量再大也没有用。我们要非常重视发展产业工人入党。……这些年，我们对生产第一线工人中发展党员注意不够。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产业工人是工人阶级队伍中的骨干力量。”还说：“这次会议的文件里面讲，私营企业主不能入党，我赞成这个意见。我们党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如果让不愿放弃剥削、依靠剥削生活的人入党，究竟要建成一个什么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允许多种经济成分共存，但是，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是拾遗补缺，不能本末倒置，不能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全民所有制大中型企业还是经济的骨干，这条决不能变。”（《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册第579、584页）时隔12年不到，记载这番讲话的书页还没有发黄，怎么一下子就完全变了呢？变得连当年赵紫阳犯的错误都望尘莫及了呢？如此“与时俱进”的急剧变化，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又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前面提到的那位论者的文章中有此一说：“在已进入新世纪的今天，我们国家的外部环境和自身面貌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面临经济、科技空前发展的新的机遇，以及国际领域的复杂竞争和斗争的严峻挑战，还有党在新世纪的使命更加艰巨。这就感到对党的先进性的认识需要有新的认识。”

我们就循此轨迹来察看一番吧。

先看外部环境。1989年9月，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在讲话中说过：“这里需要强调指出，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他们在武装干涉的一手失败以后，就把政策重点转向‘和平演变’，运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手段，利用社会主义国家的暂时困难和实行改革的机会，进行渗透，施加影响，支持、收买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培养对于西方的盲目崇拜，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模式、经济模式、价值观念以及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在他们认为有机可乘的时候，就制造谣言，挑起事端，策划动乱，进行颠覆活动。阶级斗争已经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对于这一点，全国各族人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必须保持高度的警觉。”这里，除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论断大可商榷以外，总体上是反映了中国外部环境的根本特点和根本问题的，是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道理，也是和邓小平许多论述吻合的。多年来，直到今年4月2日，江泽民也一直反复强调过反和平演变，反对国际上“西化”“分化”中国的图谋。

在进入新世纪的今天，用不着多么深奥的“理论创新”，用不着多么高明的“政治智慧”，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老百姓，只要凭自己日常的真切感受，都会发现，中国外部环境的主要之点，依然和江泽民当年讲的一样，中国人民在外部环境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其实质也依然在此。要说有什么“新意”，那也只是这种外部环境已经变得更加严峻，更加险恶。这就是说，以美国为首的资本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包围收得更紧了，对中国的和平演变攻势也越发凌厉了。批准中国“入世”，让中国“申奥”成功，实际上是要把中国完全融入资本帝国主义国际体系，让中国按他们制定的规则行事，成为对他们“负责任的大国”（有谁个否认得了中国之大呢？），是把中国当成他们发财致富的最有潜力的市场，而决不是我们有些人所自炫的什么因为中国“政治上有威力，经济上有实力”。这些，也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御用学者们，帝国主义头头们，一年到头，一天到晚，无休无止，不厌其烦，在他们的竞选纲领、政策声明、答记者问和著书立说中，旗帜鲜明，肆无忌惮地大声宣告的。这是明眼人有目共睹，有良知者都能感受得到，都能理解无误的。

面对这样一种外部环境，邓小平当年提出的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首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这样一种应对方针，无疑是正确的，也是有成效的。同时，邓小平说过，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事实已经反复证明，邓小平讲的是至理。但是，要是像江泽民“七一讲话”中那样，转了一个180度的大弯，不是去揭露帝国主义阴谋，提高人民警觉，组织力量与帝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而是一个劲地粉饰太平，美化帝国主义，向帝国主义讨好，为帝国主义帮腔，麻痹人民斗志，瓦解人民士气，阻碍人民斗争，沉醉于什么“和平、合作、发展、进步”“时代的潮流”，迷恋于和帝国主义“互信、互利、平等、协作”，追求和帝国主义“共赢与共存”，设想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建设一个持久和平与普遍繁荣的世界”，那岂不是与虎谋皮，白日做梦？更有甚者，江泽民还想用其“三个代表理论”，把一个与帝国主义斗争了80年而至今的革命的中国共产党，改造成一个与帝国主义“长期共存”、“取长补短”、“求同存异”的“在全面改革开放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来适应他心目中的“时代的潮流”，实现他“高瞻远瞩”的“战略宏图”。这种做法，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领导的苏联共产党早有先例示范，其结果是不言而喻的吧？这不是步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后尘，无耻卖身投靠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甘为他们的奴仆、走狗和代理人，又能是什么呢？有人竟撰文《中国共产党良好国际形象的展示》，夸耀什么：“‘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连有些意识形态与我有根本分歧的政要也不得不对我们党这种与时俱进、勇于创新的精神表示钦佩。”这实在是得意忘形到了不知羞耻为何物的地步了。

再来看看我国的自身面貌。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在讲话中曾经完全合乎实际地指出：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的改革开放；一种是主张资本主义化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的改革开放。“我们必须明确划清这两者的根本界限。当前四顶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尖锐对立，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他完全正确地强调指出：“如果今后不坚持社会主义，而是象有人主张的那样退回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去重新培植和养肥一个资产阶级，在我国人口众多、社会生产力很低下的情况下，只能使大多数人重新陷入极其贫困的状态。这种资本主义，只能是原始的、买办式的资本主义，只能是意味着中国各族人民再度沦为外国资本和本国剥削阶级的双重奴隶。”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进入新世纪的今天，中国自身变化的最主要之点，恰恰就是不幸而为江泽民当年所言中。

正是在这同一个江泽民领导下，中国在1992年宣布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资本主义市场一统天下的新的国际环境中，在中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主义物质基础还不充分的条件下，这样做是无可非议的。问题正出在江泽民否定了自己当年所说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只能是公有制经济的补充，是拾遗补缺”的正确主张，来了个“本末倒置”，在1997年提出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种新的主张，并且将之列入了党章和宪法，“把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强调到不适当的地位”；同时，又阴一套阳一套地从种种角度贬低、削弱和排斥公有制、首先是全民所有制的主体地位。正是由于他的这种大转变，所谓不问姓“社”姓“资”后，不问姓“公”姓“私”的“第三次思想大解放”浪潮，迅速席卷了全中国，并且又从上到下地影响了各级政府的改革开放的决策。本来已经有恃无恐、日长夜大的私营经济，就更似雨后杂草，越加滋生蔓延，到处挤压、侵占、掠夺、吞并和淹没公有制经济，在许多地方和许多领域取代公有制经济而占了主体地位，甚至垄断地位，其来势之猛，其势头之凶，史所仅见。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急剧变化，导致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急速的重新组合。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崛起和壮大，是每一个没有偏见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老百姓，凭自己的日常生活经验就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不争的事实。这个新的资产阶级，正是凭借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且是“用劳动人民的血汗重新培植和养肥”的。其骨干队伍之一，又正是那些号称“共产党员”的执政掌权的方方面面、大大小小的官员们。他们以权谋私，贪赃枉法，通过最卑劣无耻的“权钱交易”和“权色交易”乃至最阴险毒辣的“权黑勾结”，对中国亿万劳动人民在建国以后，历经几十年艰苦奋斗、流血流汗、一点一滴、辛辛苦苦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财产，无所不用其极地巧取豪夺，化为己有，或挥霍败光。这个新的资产阶级，自感与劳动人民势不两立，因而竭尽全力地投靠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也从他们那里得到青睐和某种支持。总之，这种新的资产阶级，带有极其鲜明的官僚、买办、垄断的特色，较之当年被中国人民打倒的国民党“四大家族”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更胜一筹。因为他们还有着“共产党”的招牌和“社会主义”的光环”啊！

上述这种局面，既证实了1995年著名的“第一份万言书”中的分析，又大大地超过了它的预测。就是发表于2001年第五期《真理的追求》上的《共产党要领导和驾驭新资产阶级》一文中的分析，也未必能够“与时俱进”，合乎时宜。事情已经发展到这等程度，以致曹思源这样国内外颇有名气的“经济学家”，在2000年7月觉得有必要大肆公开张扬了：“我这个‘曹破产’现在想‘摘帽’了，我现在第一爱好是推动政治体制改革，第二爱好是提倡私有化，我公开鼓吹私有化，不搞背后的，在上海财富论坛上，我已经把我研究的东西送到江主席手上了。”（见2000年第8期《金三角》）他所谓的“推动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他1999年5月20日（即美国轰炸我国驻南大使馆后不到两星期）在美国一个大学的研究中心的演讲中所说：“据我预测，中国将要发生的一个巨大变化就是，中国共产党将要改名为中国社会党，我这不是天马行空，我有我的研究根据。”据称其根据就是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他号召与会者：“我们可以推动，大家共同努力来推动，促进中国共产党改名，我们展望十六大，期待十七大。根据我的预计，大概经过一两次代表大会的努力，这个事情也许可以办成。”在2001年第5期《中国国情国力》上，他发表了题为《政治改革在于党自身的改革》的文章。他说：“毫无疑问，今天共产党要代表全国12亿的利益，而不能仅仅代表5000万国有企业职工的利益。最近江泽民总书记提出个‘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这方面的突破。‘三个代表’思想中，最关键的是：共产党要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它的新意在于，淡化了阶级性，而强化了全民性。因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新阶段，不可能人为地划分阶级。共产党要作为全民的优秀代表，直接为全民的共同利益奋斗。这一提法一旦通过修改党章来体现，应当对共产党在新时期的活动有着全面的指导作用。”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又大谈中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的必要性。

由此可见，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理论”并非真正“创新”，不过是附和了曹思源之流的高见，迎合了他们的需要，只是加以改头换面而已。其实质和曹思源的高见是一样的：为中国新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乔装打扮，鸣锣开道，不仅要让他们“在政治上站起来”，还要让他们加入共产党内成为“先锋队”。但是在做法上和曹思源是不一样的，而是如有人所说“行不改名，立不改姓”，抱着“共产党”的招牌不放。这种表里不一、口是心非、偷梁换柱、釜底抽薪的作为，也许正是江泽民高超的“政治智慧”的又一次精彩表演，问题只是不知道究竟能哄骗得了谁？

不管怎样，自从“七一讲话”宣告“三个代表理论”出世之后，一年多来对这个“重要思想”的阐发和颂扬，也就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其呼天喊地的声势，其厚颜无耻的程度，着实使人瞠目结舌。为免玷污读者眼目，这里也就不加引用了。

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不是明明白白说过吗，“凡属党的组织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应力求组织广大党员讨论，充分听取各种意见”？但是，“三个代表”这样一个完全违反现有中国共产党党章的“新世纪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科学指南”，竟是如此绝对真理，丝毫不容置疑。前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邢贲思在2001年7月17日《人民日报》上昭示天下：“在江泽民同志的重要讲话发表以后，全党的认识必须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决不容许另讲一套，决不允许阳奉阴违，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全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的统一。”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讲得更绝：“我们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做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护党的团结和统一，确保中央政令畅通”。

这些，虽然并非旷古奇闻，却也足够登上吉尼斯记录。1842年初，青年马克思抨击普鲁士书报检查令：“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如果他能再世，并且有再丰富的想象力，也未必能想到，时隔了一个半世纪，世界进入了21世纪，在中国，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并执政52周年之后，还竟能有这等样子的“创新”，这等样子的“党内民主”，这等样子的“高度一致”，这等样子的“使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充满创造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没有思想讲纪律，没有理论造舆论，没有真理用权力，不能说服就压服，古往今来，多少独夫民贼，包括共产党内错误路线的头子，从来就是这么干的。如今，江泽民及其追随者，竟重操这等伎俩，就适足以证明：他们既没有思想，也没有理论，更不拥有真理，他们多年来背叛马克思主义、卖身投靠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已经穷途末路，难以为继，他们的“权威”早已丧失殆尽，除了自我标榜自我欣赏之外，再也没有什么号召力和凝聚力；因此，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推行他们的既定路线，他们就只能破釜沉舟，孤注一掷，丢弃伪装，撕破脸皮，全然不讲什么“法治”“德治”，任意践踏党内一切民主准则，凭借手中还有的权力，滥施淫威，把党变成了他们的私家工具，无所不用其极地肆意横行，独断专行了。但是，这样一来，他们也就把自己放到了与6451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以及13亿中国人民公开对立的地位上去了。所以说，“三个代表理论”出台之日，就是他们加速自我灭亡之时。谓予不信，请拭目以待之。

三、“七一讲话”是最终完成和平演变的纲领

1956年，在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下，中国以异乎寻常的速度，基本上实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在1980年也说过：“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主席的最大功劳是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我们最成功的是社会主义改造。……由于我们是根据中国自己的特点采用这些方式的，所以几手没有发生曲折，生产没有下降还不断上升，没有失业，社会产品是丰富的。”

从此，亿万中国农民告别了个体小生产的困境，走上了农业合作化康庄大道。中国工人摆脱了受资本剥削的雇用奴隶地位，真正实现了“劳工神圣”。广大知识分子认定了为工农服务的方向，有了施展自己才华的广阔天地。即便民族资产阶级分子，也在敲锣打鼓迎接社会主义改造后，开始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不劳动者不得食”，这个社会主义的首要原则，开始在中国变为现实。劳动光荣，成了社会时尚。“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才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毛泽东选集》第5卷250页）总之，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揭开了前所未有的崭新篇章。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了更加坚实的制度保障。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亿万中国人民意气风发，斗志昂扬，众志成城，奋发图强，决心把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改造和建设成为一个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社会主义大国，为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

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传统和一百多年半殖民地半封建烙印的农民大国，要在被帝国主义和反动派掠夺一空的废墟上，跨越资本主义阶段，建设社会主义，其艰难可想而知，不言而喻。而且，与那些戴着粉色眼镜探视世界者的一厢情愿截然相反，无情的事实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第一天起，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尽浑身解数，无所不用其极，一刻也没有中止在中国复辟的图谋。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相当严峻。更有甚者，正当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欣欣向荣之际，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发生蜕变，使中国的国际处境更加险恶了。

列宁曾经指出，在资产阶级转而采取更加狡猾的“自由主义”政策时，人们有时会被表面上的让步所欺骗。“于是修正主义者就宣布阶级斗争学说已经‘过时’，或者开始实行事实上已抛弃阶级斗争的政策。资产阶级策略上的曲折变化，使修正主义在工人运动中间加强起来，往往把工人运动内部的分歧弄成公开的分裂。”（《列宁选集》第2卷396页）

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苏联共产党总书记赫鲁晓夫也就是这么干的。1956年2月，苏共召开第20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作了政治报告和秘密报告。在当时国际形势相对缓和的情况下，他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美化帝国主义，散布和平幻想，鼓吹“和平过渡”，并且不择手段全盘否定斯大林。他的这番动作，被美国官方称为“空前未有的合乎我们的目的”。紧接着，就是震惊世界的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帝国主义乘势在全世界掀起了一股疯狂的反共反社会主义高潮。在中国，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遥相呼应，一度造成了“黑云压城”之势。

当时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凭其资产阶级政治家灵敏嗅觉，于同年6、7月间反复宣称：许多年来，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苏联和社会主义各国“和平改变”的可能性，应该让这种可能性鞭策我们更加努力。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将要发生一种“演进性的变化”，要把这种假设作为美国政策的基础。他踌躇满志地宣告：赫鲁晓夫“孩子的孩子”这一代将“获得自由”。正是由他发轫，当代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的战略策略，日趋完备，一脉相传，一贯至今。

是毛泽东，只是毛泽东，这位无产阶级革命伟大领袖，在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高度的无产阶级革命警觉，第一个洞察了帝国主义的这种图谋，还在1956年11月15日，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他就尖锐鲜明地指出：“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俄国人丢了。……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丢掉相当多了。十月革命还灵不灵？还可不可以作为各国的模范？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的报告说，可以经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可以不学十月革命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毛泽东选集》第5卷321－322页）

毛泽东又一次充分展现了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伟大领袖的大智大勇，果断地领导党和全国人民，迅速地粉碎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进攻，保住了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稳住了自己的阵脚。同时，他及时抓住了杜勒斯搞和平演变的材料，首先向党的高级干部，尔后向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教育，提高人民对这种帝国主义阴谋的警觉，并且与之作针锋相对的长期斗争。另一方面，在内部交锋无效，赫鲁晓夫反而恼羞成怒，背信弃义，对中国横蛮施压，竭尽破坏颠覆的能事，把中苏分歧引向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分裂之后，毛泽东当仁不让，以砥柱中流的气概，力挽狂澜于既倒，毅然决然地率领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与赫鲁晓夫为代表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的大论战。这场整整持续了十年的大论战，其广泛深刻和激烈尖锐的程度，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仅见。它环绕的根本问题就是：十月革命还灵不灵？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还灵不灵？

这场大论战的过程，正是毛泽东带领全党和全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探索着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毛泽东关于反和平演变的理论和政策，后来被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政策，也日趋系统和成熟。这是毛泽东思想发展进程中的又一个高峰，是毛泽东思想的最后光辉篇章。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第一次对这个理论和政策作了系统表述，总是使人感到常读常新。这个理论和政策的最主要之点是，为了反和平演变，防止共产党变质，防止社会主义国家变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须使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掌握在真正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中，决不能让其落入像赫鲁晓夫那样的挂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招牌的修正主义者手中。

在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巩固了自己的队伍，巩固了自己的政权，击退了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次又一次的凶恶进攻，在中国初步建立起了独立完整的社会主义工业体系，并且创造了既无外债，又无内债的奇迹。与此同时，中国不仅有了强大的陆海空三军，还有了自己独立制造的核武器，打破了美苏核垄断局面。继抗美援朝战争辉煌胜利后，又取得了抗美援越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而被第三世界“抬进了联合国”，并且迫使美国政府不得不在新中国建立22年之后张眼承认了它的存在，跑来谋求建立正常关系。毛泽东在世时，尽管中国未能、也根本不能摆脱一穷二白的困难，但在世人面前展现了理想崇高、信仰坚定、同心同德、自尊自强、刚正不阿、无所畏惧、艰苦奋斗、同甘共苦、清正廉明、道德高尚、朝气蓬勃、正气昂扬的形象，受到普遍称颂。正像邓小平1989年6月所说：“中国本来是个穷国，为什么有中美苏‘大三角’的说法？就是因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呢？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毛泽东自始至终抓紧党的建设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放。为此，他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并且运用了“大民主”手段，来整顿和肃清党内和干部队伍的不正之风。实质上，这也正是放手发动广大群众参与国家管理，参与对执政党和人民政府的监督，探索真正实现无产阶级民主的途径与方法。其意义的重大和深远是不可估量的。至少，如果不是这样做，在强敌凶狠围攻的形势下，要取得上述成果是根本不可能的。

毋庸讳言，由于国内外压力极其严重紧迫，更由于一切必得从头探索，还由于主观片面，毛泽东在这个过程中确实犯了急于求成和求纯的错误乃至严重错误，但是，正视现实不怀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到，前述成就是主要的，根本的，是为今后的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的。也正因此，毛泽东在世时，尽管广大老百姓生活相当清苦，但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作为普通劳动者的前所未有的尊严，是“有奔头”的；尽管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他们大多数仍深切地感觉到在改造社会过程中自我改造的必要和艰难，所以“虽九死而不悔”；尽管成千上万的知识青年在上山下乡中历尽艰辛，但他们大多数在中国社会底层经受了磨炼，成了当今的栋梁之材，所以“青春无悔”。因为，新旧中国的鲜明对比，共产党国民党的天差地别，使人们在实际中逐渐服膺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深信中国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走社会主义道路。而“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要想不经过艰难曲折，不付出极大努力，总是一帆风顺，容易得到成功，这种想法，只是幻想。”（《毛泽东选集》第5卷379页）人们也在实际生活中看到，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是没有什么党派私利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对自己所犯的可以或难以避免的错误，是必然会也必然能够纠正的。所以，即使“文化大革命”前后持续十年，中国共产党依然不散，新中国仍然不垮，广大中国老百姓始终坚决拥护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也许是绝无仅有的。

事情正如中国人民所期。1976年10月，“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化大革命”彻底结束。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拨乱反正的工作。用邓小平的话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就是要恢复毛泽东同志那些正确的东西嘛，就是准确地、完整地学习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嘛。基本点还是那些。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邓小平文选》第2卷300页）

问题在于，邓小平不是理论家，他历来偏重实干，偏轻理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读书不多，就是一条，相信毛主席讲的事实求是。”但是，众所周知，毛泽东讲的实事求是，突出强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的指导”。邓小平虽然没有公开否认这一点，强调的却是“解放思想”。这一来，就为那些代他“建构体系”的“理论工作者”大开方便之门，让他们自己的思想，在“邓小平理论”名义下随意发挥，肆意纵横了。他们根本无视“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而是以邓小平的一些思想、原则为根据，忙于“突破”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主要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原理，并从否定农业合作化开始，全盘否定毛泽东领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伟大成就，尤其是否定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所谓“理论创新”和“制度创新”。如前所述，由他们“建构体系”的“邓小平理论”成了一种不讲阶级斗争，不突出政治，只讲发展生产力和突出经济，主张“社会公正＋市场经济”的“新社会主义观”；成了一种不问姓“社”姓“资”和姓“公”姓“私”的“中性”“理论”；他们中有的佼佼者甚至干脆将之概括曰“猫论”。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过的那样，他们完全背弃四项基本原则，把纠“左”变成了“纠正”社会主义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这种“邓小平理论”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根本背道而驰，与邓小平自己原来的思想、原则究竟有多大吻合也令人生疑，当然也就经不起社会实践的任何检验。在其刚刚破土而出，但还没来得及“建构体系”时，就起了极大的误导作用，为害匪浅。诚如邓小平1989年时所说：“过去一段时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把思想阵地都让出去了。”（见1989年10月2日各报）其结果，也就是邓小平1985年9月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承认的：“这几年生产是上去了，但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流毒还没有减少到可能的最低限度，甚至解放后绝迹已久的一些坏事也在复活。我们再不下大的决心迅速改变这种情况，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怎么能全面地发挥出来，我们又怎能充分有效地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1986年初，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又说：“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有成绩，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他这番言犹在耳，先是1986年的学潮，接踵而至的是1989年的政治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这都是新中国建立以后从来没有过的，在1989年动乱中，共产党的领导和人民政权更是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最后不得不动用野战军部队出来“清场”“平暴”，造成所谓“六四事件”。在这两次事件后，党的两任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一个接着一个下台。这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1989年动乱时，邓小平讲过：“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四个坚持、思想政治工作、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反对精神污染。我们不是没有讲，而是缺乏一贯性，没有行动，甚至讲得都很少。”他沉痛地指出：“过去两个总书记都没有站住，并不是选的时候不合格，选的时候没有选错，但后来他们在根本问题上，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犯了错误，栽了跟斗。”直到1992年巡视南方时，他还重提这个教训说：“文革”结束后，我们真正要找第三代，但是没有解决问题。两个人都失败了，而且不是在经济上出问题，都是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问题上栽了跟斗。这就不能让了。

所以，1989年动乱过程中，邓小平决定改换党的领导层，“真正建立一个新的第三代领导”，而“挑来挑去”挑到了江泽民。邓小平告诫有关中央领导不要不服气，“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很好地团结。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前面已经提及，初当党的总书记时，江泽民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赢得党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在以他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在1989年动乱严重事件后，仍然能使亿万中国老百姓同心合力，拥护党中央决策，坚持抵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阴谋，使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依然不倒。与此相反，正是这场动乱之后，或者说正是以这场动乱为序幕，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颠覆阴谋，在欧洲所有社会主义国冢连连得逞，最后竟使世界上第一个、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屹立74年之后，也于1991年底一下子解体，亚洲的社会主义国家蒙古也随之剧变。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到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挫折。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势力在全世界卷土重来，对仅剩的中国和其他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重新形成了包围态势，占据了压倒优势，采取了凌厉攻势。这一切，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是何等的英明正确，证明了其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伟大的现实意义，证明了背其道而行之的必然受到历史的惩罚，造成惨痛的历史悲剧。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如果不是先前有过这样的理论基础，有这样的精神准备，那么中国的现状也实在不堪设想。

教训是如此惨痛，如此深刻，以至邓小平在他异乎寻常的1992年南方谈话中还特别告诫：“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起来还不止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垮起来容易，建设就很难。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他又一次忧心忡忡地提出了问题：“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江泽民同志他们这一代可以算是第三代，还有第四代、第五代。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在，有分量，敌对势力知道变不了。但我们这些老人呜呼哀哉后，谁来保险？”他再三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对这个问题要清醒。”他特别强调了培养人和选好接班人的问题。他意味深长地说：“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耐人寻味的是，恰恰在邓小平南方谈话后，在一股汹涌而来、翻江倒海的批“左”大潮中，江泽民首当其冲。当时迅速问世的一本小册子，叫《历史的潮流》，矛头就直指江泽民的“两种改革观”以及选拔干部德才兼备观。也许正是这一冲击，使其有了微妙的根本性变化。他倾尽全力，主持组织了那帮子“理论工作者”，“建构”“邓小平理论”“体系”，并且开始高举“三面大旗”主要是“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俱进”的江泽民，在背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叛卖无产阶级利益以迎合国际国内资产阶级需要的道路上，也就越走越远，走到了前文已经讲到的境地。

1989年4月，美国著名谋士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20世纪共产主义的诞生与死亡》一书中，专门写了一章“商业共产主义”，预言“在今后的数十年中，一个更加现代化、更加强大的中国可能会在世界政治和经济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在指导中国进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过程中，共产党统治者们自己也在经历着一场指导思想方面的重大变革。他们的主要观点，甚至是他们的政治语汇变得愈来愈不像一个自称代表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政党所应有的东西，而更像一个代表了正在中国兴起的、商业阶级专政的和致力于现代化的政党的特点。”在本书中。他还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商业共产主义可能会演变成腐败的共产主义。”

讲到当年他和胡耀邦、赵紫阳等交谈，以及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时，他说：“中国的领导人值得赞扬，他们没有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出发。认为这些难题是资产阶级的腐蚀造成的，从而恐惧万分，并作出相应的反应。相反，他们有决心有信心，认为这些问题是正在顺利开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结果，……中国领导人露面时都象征性地穿着各式各样剪裁得十分考究的西装……，并且在与西方新闻界接触时，举止十分大方，好像一群太平洋周边国家的功成名就的企业家。”

近13年过去，人们不能不为布热津斯基反共政治敏感和远见所折服。人们不难察觉，当年帝国主义孜孜以求的，在苏联和东欧早已实现的和平演变，在中国也在逐渐成为事实。江泽民现今的所作所为，及其导致的后果，不仅胡耀邦难以望其项背，就是赵紫阳恐怕也只能兴叹望尘莫及。所不同的只是，凭着自己善于权变，巧于伪饰，左推右挡，八面玲珑的特长，江泽民在“核心”之位一占就是12年多，远远超过了胡、赵俩人在位时间的总和。而且，不要说邓小平1992年讲的“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江泽民执政不过12年多，中国就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只是未必是邓小平所期的，倒是恰恰如布热津斯基预言的。难怪1997年江泽民访问美国尽情表演时，中国有人将他列入了“世界级政治领袖”。到了2000年3月30日，日本《产经新闻》（晚报）报道说，“美国总统克林顿29日在白宫会见记者时评价说，‘我认为在中国现在可以考虑的范围内’，江泽民主席是最好的领导人。（2000年4月1日《参考消息》）及至他2001年“七一讲话”后，新上台不到半年的美国总统小布什，迅速改变了对中国凶神恶煞的姿态，马上给江泽民挂了热线电话。到了“911事件”后，小布什更是热络非凡，不知多少次称赞江泽民，频频表示“感谢”，还和江泽民“肩并肩”地站在一起了。此等情景，实在是触目惊心，发人深省。

21世纪到来时，当年和毛泽东一起出生入死“打江山”的一些老人，都纷纷“呜呼哀哉”了。即便是那些还活着的，看来也少有活动能力了。江泽民似乎也因此感到再也毋需荫庇于邓小平，高举什么“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了，他迫不及待地要高举自己的旗帜，为自己树起里程碑了。他决心以中国共产党来祭旗，来奠基了。“七一讲话”，就是再也鲜明不过地表明了他的这种意图。而且显得那样迫不及待，那样不顾脸面。

正是“七一讲话”表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历经半个世纪浴血奋战、艰苦创业奠定的社会主义基础，差不多被侵蚀殆尽了，江泽民则决心从理论和实践上将其铲除干净了。中国虽然仍旧号称社会主义，但这个社会主义早已被偷梁换柱，内里掏空了，江泽民则还嫌不足，要进一步“制度创新”，“谋求和国际接轨”，“融入世界经济”与国际资本主义“共赢与共存”了。中国共产党虽然“行不改名，立不改姓”，但江泽民下定决心“与时俱进”，釜底抽薪，使它变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的先锋队了。尽管这个讲话明显违背现行党章，但江泽民依然蛮横地、甚至采用镇压手段拒斥众多党员和干部的批评建议，而且无理地宣布“一个字也不改”，摆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

与此同时，2001年12月11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应“七一讲话”发表后所需，提前正式出版。有报道称，这个报告“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学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深对‘三个代表’的理解。”这个报告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把当今中国社会分为五大社会等级、十大社会阶层，报告认为，现代社会阶层结构的主导阶层应该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和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至于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则被归为社会中下层。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自然也就被划到了底层。当今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和还要进一步加深的变化，通过这个报告，也就一目了然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失去了领导阶级的地位，国家主人翁的地位，重新沦落为社会中下层和底层了。但据说，各阶层是可以通过妥协和合作来实现共同利益，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共赢”的。“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就是这样被“代表”的，就是这样去“赢”得的，如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由此一端，人们对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对他的“理论创新”，对他的“三个代表”之说，究竟是个什么东西，难道还不清楚吗？

总之，在江泽民主持下，中国社会主义的和平演变已经行进到了最后关头。当年，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在苏联和俄罗斯，用“500天计划”和“休克疗法”，实现的“民主化”和“市场化”，即资本主义复辟，在中国，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和“渐进”办法，行将“殊途同归”了。而江泽民的“七一讲话”，则是向中国共产党开刀，使这一演变最终完成的纲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命运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谁来保险？”——邓小平1992年提出的这个问题，正是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在所有中国共产党人头上，也悬在全中国人民头上，人们安能不察，焉能不问？！

2001年7月—2002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