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籍是山東省淄博市，我的有據可考的祖先是我的高祖。我的高祖原先是一個很大的地主，也是一個知識分子，因為不滿於滿清的腐敗統治，於19世紀60年代參加了捻軍起義，成為當時捻軍的領導人之一。捻軍起義失敗後，我高祖被俘，被清政府凌遲處死，同時滿門抄斬，只有我曾祖在一個僕人的保護下逃了出來，亡命到河南確山。那位忠義的僕人用我們家的細軟在確山買了一些土地，慘澹經營並悉心照料我的曾祖直至他長大成人。 那位僕人被我的曾祖拜為義父，從此進了我們家的族譜。

我的曾祖一生平平度過，他崇尚知識、勤於讀書但又不去考取功名。他也是個經商的天才，十分善於理財。於是我們這個家族很快又人丁興旺，成為當地的一名大地主。

我的祖父約出生於19世紀80年代，他在曾祖的嚴厲管教下自幼刻苦讀書，滿腹經綸，又寫得一手好字，二十歲時就中了舉人。正當他躊躇滿志，準備金榜題名之時，光緒皇帝廢除了科舉制度。我的祖父當時異常苦悶，幾次自殺都被家人救起。經過一段時間的思考和別人的勸導，他也逐漸想開了。後來他到河南南陽知府謀了一個差事，大約是八品左右的命官，還有官服和頂戴花翎，據父親說，這身穿戴被確山老家的親戚們一直保存到文化大革命初期。

1911年發生了辛亥革命，清帝退位，袁世凱竊國，軍閥混戰。祖父回家閒賦了一段時間，重新思考個人的出路。他棄文投軍，投入到馮玉祥的麾下。由於祖父文筆很好，字也寫得漂亮，很得馮玉祥的賞識，與馮玉祥深談了一個晚上之後便被委以重任，月俸300大洋，三個月以後升為350大洋。很快就躍升為馮玉祥的文書副官。 1926年，馮玉祥誓師五原加入國民軍，中原大戰後又擔任河南省主席，祖父也隨之邁入國民政府，後來被馮玉祥送到北京（好象是北京）警察高等學校深造，學成歸來後負責警察事宜，官至河南省民政廳長。

當時的民政廳，與如今民政廳概念不同，它囊括人事、民政、監察、治安大權。當時一個河南省政府只有四廳一部：建設廳、民政廳、教育廳、財政廳，以及一個警備司令部。祖父權力很大，自然身邊不乏阿諛奉承之徒，家中送禮迎客不斷，用今天的話講，就是腐敗得很。根據父親的回憶，當時家中除了河南確山的6000畝地外，還有數不清的金銀細軟、皮貨，開封城裡的兩處豪宅，光1949年遺失在南京的細軟就有16箱之多。從這裡你可以看出國 民 黨統治時期腐敗是多麼厲害。但是祖父一生為人還算比較正直，沒有加害於民，更沒有迫害過共 產 黨人，因此身上沒有血債，解放後也沒有被清算。

抗日將領楊靖宇將軍是祖父的表弟，也是我們家的佃戶，跟祖父交情很好。楊靖宇將軍出關抗日之前，特地來向祖父辭行。祖父送給他5000大洋作為活動經費，告訴他如果力量不敵就趕緊回來，卻不成想壯士一去不復返，楊將軍血灑白山黑水。由於當時音信不通，祖父在抗日戰爭勝利後才得知這一消息，撫胸痛哭。 解放後重新召開楊靖宇將軍追悼會，祖母還作為楊靖宇親屬參加。

我的父親出生於1935年，當時正是中華民族最危急的時候。所以父親從一記事起，就在顛沛流離中生活。特別是1944年豫湘桂戰場國軍慘敗，喪師失地，一潰千里，大好河山被日軍蹂躪。祖父隨省政府遷走，家眷都顧不上了。祖父出走的那天，日本人已經占領了我們家暫居的漯河。祖父就把隨身攜帶的一些機密文件塞在破竹杆里，化裝成叫花子逃出了日軍關卡。一家人在日本人統治下戰戰兢兢地生活了一年。日軍占領漯河前,曾經派飛機對漯河市進行狂轟濫炸，造成很多無辜的百姓死傷。我家的一位遠房親戚，為躲避日機轟炸，躲到一條壕溝里，隨着一聲巨響，一條血淋淋的女人大腿炸飛到他的面前，長筒襪里還塞着錢，把他嚇得魂飛魄散。後來轟炸結束之後，他用長筒襪中的錢把那女人的大腿埋葬了——這是日本鬼子對中國人民欠下的又一筆血債。

根據父親回憶，當時日本鬼子已經不象1937年那麼兇殘了，占領漯河當天夜裡，日軍進城，就露宿在大街上，頗有點象八路軍的作風，向人問路、找房子也都是點頭哈腰，很有禮貌。我想，日軍可能是察覺到自己不行了，害怕日後清算的原因。相比之下，國軍湯恩伯部就不那麼好，抓丁拉夫，搶劫強姦，無惡不作，民心喪盡。所以，國 民 黨失去江山，也不奇怪。

1945年8月，抗日戰爭勝利了，我們全家也遷回了開封，回到了原先的住宅。回家後發現家中的房子都被日本人改造成了和室，到處是小拉門、踏踏米、小格子窗戶，很象老鼠洞。一打聽才知道被日本三井洋行作了辦事處兼招待所。

當時日軍正在受降交槍。一天傍晚，開封城外開來一小隊日軍降卒。由於天晚就在城外瓜田中露宿，早晨起來時，忘記叫醒一個熟睡中的士兵就開拔走了。這士兵掉了隊，直到被發現他的中國人用石頭砸醒。士兵睜眼一看，發現四周已圍滿了中國人，他立刻扔掉了手中的槍，跪在地上磕頭求饒，哭喊着。但圍觀的中國人沒有饒恕他，繼續用石塊砸他，那士兵轉眼間渾身是血，仍然磕頭不止，直至被砸昏，這時有一個人搬了塊大石猛的砸在他頭上，結束了他的生命。年幼的父親聽說這件事趕緊跑去看，那士兵已經死了，渾身上下的衣服、鞋子都被剝光，赤條條地躺在那裡。據圍觀的人講他至死沒有開一槍，一直在磕頭、哭喊。父親在向我講這件事時表情很沉重，我的心情也很沉痛。但是轉念一想，或許這個士兵殺死過中國人、強姦過中國婦女——誰能保證沒有呢？日本侵華戰爭時 100萬日本侵略軍使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人，平均每個日本兵身上就有35筆血債！中國人之所以殺他不就是因為日本人太殘暴嗎？這件事對那個日本兵是殘酷的，但對飽受日軍蹂躪的中國人來說是可以理解的，畢竟我們不是在日本領土上殺人。他也許是無辜的甚至是反戰的，但是這也只不過是日本侵華戰爭這一大悲劇中的一個小插曲而已。

我的祖父在此時染上了肺炎，一病不起。在沒有廣泛使用青黴素之前，肺炎就是絕症，於是很快去世了。喪事辦得很隆重，省府要員來弔唁的絡繹不絕。靈堂就設在家中，三百和尚道士念經超度七天七夜。還有許多平時不認識的人也來湊熱鬧，邊假裝哭邊偷東西。喪事辦完之後家中少了不少小玩意，包括父親小時最愛玩的德國望遠鏡。可是人死如燈滅，那些阿諛奉承之徒也在瞬間樹倒猢猻散。當時的國民政府是沒有“撫恤金”這一概念的，人死了就死了，就再跟政府沒什麼關係了。於是習慣於奢華生活的祖母就開始賣家產。由於她的無知有很多財產被人騙走或賤賣，一直賣到解放後才賣完。據父親回憶，當時家裡的家具大都是紫檀木的，精雕細琢，留到現在恐怕個個都價值連城。

1946年下半年國共內戰開始了，國 民 黨軍占着美式裝備和美國的支持一開始占了上風。當時父親見到的國 民 黨正規部隊，衣衫整齊，也並不擾民，但也不親民，反正住在美式帳篷里，吸着“駱駝”牌香煙，經常從帳篷中扔出空罐頭盒。還有“青年軍”，裝備更好，地位更高，可是一打就垮。1948年雙方在開封附近展開拉鋸戰，戰鬥很殘酷。開封曾三次易手。第一次是在夜裡，乒乒乓乓打了幾槍，第二天，城裡都是解放軍。實際上並不是解放軍的正規部隊，只是人們常說的“土八路”，沒有統一的軍服，有穿八路軍軍裝的、有穿便衣戴軍帽的、有上身軍裝下身便衣的，武器也很破舊，可是精神飽滿、和藹可親。百姓看到這樣一支部隊居然把美式裝備的國軍打敗了，個個佩服不已。可沒幾天，又是一個夜裡，解放軍悄悄撤走了，早晨起來，一個解放軍都沒有，留下滿街標語口號。當天下午，國 民 黨才開着坦克、汽車進城。接着，國 民 黨的報紙、廣播又胡吹什麼“國軍榮克開封城”。其實是解放軍的運動戰罷了。國 民 党進城後，開展了瘋狂的報復。據原在祖父手下當差的開封警察局長（解放後被鎮壓）講，當時幾乎天天活埋進步學生，“有些女學生可真漂亮啊！可惜，可惜！”他感嘆道。後來，國 民 黨被擊潰了，據說國 民 黨逃竄時，遇到有河流阻擋道路，就把傷兵、死屍向里填，硬是填出一條堤壩。後來解放軍趕到，組織了挖掘，還有活人。當時祖母也聽信了“共 產 黨共產共妻”的蠱惑，帶上家中細軟，隨撤退的國 民 黨軍先跑到南京、又到上海，又到武漢，最後又返回開封。在南京時，她聽信了父親的官場朋友、國 民 黨海軍部少將李××的話，將16箱的財物和祖父的骨灰留給他照看，後來南京、上海相繼解放，李××去了台 灣，從此再無消息，祖父的骨灰也不知去向。

我的母親出生於1951年。母親的家庭解放前是一個小地主，有200畝土地。我的外公是一個大字不識的老實莊稼漢，年輕時長得很英俊，皮膚白皙，身材也很魁梧，是遠近聞名的美男子。外公家境本身並不富，他唯一的興趣是伺候莊稼，由於他種田技術的精湛，他的莊稼總比別人長的好，所以漸漸富裕。我的外婆是個農村少見的知書達禮的大家閨秀，就看中了外公的老實與英俊，用自己的陪嫁買了十畝地，加上她善於經營和祖父的勤勞節儉，在20年裡逐漸把家產盤到200畝。

解放前豫北的土匪很猖獗。有一次外公在去縣城看戲回來的路上被幾個“老抬”（豫北土話，就是搞綁票的土匪）綁架了，放出消息要多少多少銀圓，否則收屍。外婆得知消息後急得簡直要瘋了，四處張羅借錢、籌款。關押了幾天，“老抬”覺得把外公關在當時的地方不太保險，於是派兩個小嘍羅押着外公回他們的老巢。誰知走到半路，兩個傢伙的大煙癮相繼發作，又是流鼻涕又是渾身抽搐，結果眼睜睜地看着外公掙脫繩索逃走了。就這樣外公傳奇般地逃了回來。

後來日本人來了。外公的親弟弟當時在縣城賣饃，走到城門口時正趕上日本鬼子殺人立威，無端地被日本鬼子砍了頭，在城門口掛了好多天。後來外公買通一個給日本人做翻譯的同村人，花了不少錢才把屍首贖回來。

雖然外公、外婆有一些土地，也雇有長工、短工，但並不象某些電影裡描述的那樣殘酷壓迫勞動人民。當時吃飯時，外公和長工坐在同一張桌上，吃一樣的飯菜，外婆和孩子吃剩飯，上工時外公和長工一起下地幹活，長工與我們家關係也相當好，本身大家也是親戚。就這樣迎來了解放和土地改革。

二、解 放

土地改革時我外公家被劃作地主，家裡的田地、牲畜、農具被分了，也從原來的二層住宅樓中被趕了出來，在一座破廟中棲身，一直住到1984年，我小的時候還在那裡住過。原來的住房被改成了村公所，後來叫大隊部。這時，一些原來的地主、富農秘密組織起來，雇了槍匪想暗殺土改工作組長，外公沒有頭腦，被人動員後也就出了錢。後來陰謀敗露，幾個首犯被槍決，外公由於只出了錢沒有參與策劃，所以只被判了4年徒刑。在外公服刑期間，外婆靠給人做鞋底掙點錢養活三個孩子，不到40歲頭髮全白了。

當時我的大姨剛剛成人，繼承了外公外婆的美貌，於是被村治保主任看上了。這個治保主任叫鄭八，參加過抗美援朝，因戰爭致殘，立過三等功，當時十分厲害。鄭八甚至許諾如把大姨嫁給他，他就想辦法跟土改工作對說說，讓把我家成分劃成中農。外婆熟知鄭八為人十分兇殘，因此無論如何沒有答應，當時土改工作隊裡有個年輕人，可能剛從學校畢業，比較同情我們家的處境，外婆求他出面頂住鄭八的壓力，謊稱大姨和這個年輕人談戀愛，讓鄭八死心。鄭八不敢惹工作隊的人，於是只得作罷。外婆托人在鄭州找到我姨夫，草草成婚，於是大姨算解脫了。1991年外公病危，母親和大姨回去伺候，還一起去了當年救了大姨的那個工作隊的年輕人家裡感謝他，他已經是H縣法院院長了。那個治保主任鄭八後來知道真相就懷恨在心，以後凡是運動都把我家往死里整。

我的母親有兄妹四個，是家裡的老幺，比大姨小18歲，比舅舅小13歲。大姨是長女，出生於1933年，1952年經人介紹認識了在鄭州某棉紡廠當工人的大姨夫，後在某集體企業當了工人。大姨在大饑荒時期因為自己省下來往家送糧食，落下了渾身病根，一輩子在打針、吃藥中度過。大姨有一子三女，長子在某大企業當電焊工，因技術精湛而收入頗豐。表嫂也是工人。他們有一女，在鄭州市外國語學校讀高二，成績優異。大表姐高中畢業後接姨夫的班進了某棉紡廠，現已下崗，在家專門照顧女兒讀書，大表姐夫是某橡膠廠電工。二表姐先在某棉紡廠，後調到市公安局下屬某企業，二表姐夫是某勞改農場管教幹部，他們也有一女，還在讀小學。三表姐待業幾年後先接班到大姨所在的集體企業當工人，後來因表現好被廠里選送脫產讀電視大學，畢業後回廠當幹部，三表姐夫也是那個廠的技術員，後企業虧損，雙雙下崗回家，三表姐夫靠給人打工維持生活，三表姐在家專職教育女兒。

大姨之下還有一個弟弟，12歲時不幸夭折。舅舅出生於1938年，初中時成績優異，因為家裡太窮輟學。後招工到河南信陽，1962年調到河南新鄉某印染廠當車工。1979年工傷導致左眼失明、右眼視力下降到0.1，退休回老家務農。舅舅有三子，長子高中畢業後頂替舅舅到廠工作；次子在4歲時因高燒導致痴呆；幼子初中畢業後務農一年，今年被舅舅送到母親開的小工廠里做學徒。

我的父親有兄妹五個，我父親排行第四。我的大伯出生於1925年，長大後考上了武漢大學，後參加了國 民 黨軍隊。武漢解放前夕他所在部隊起義，改編成為解放軍並留在了武漢。大伯文筆很好，解放後成了部隊作家。 1954年武漢軍民取得了抗洪鬥爭勝利，他寫了一篇快板《江中游》，成為當時膾炙人口的作品，在當時名噪一時，曾兩次作為“部隊青年作家代表”在國慶時登上過天安門的觀禮台，其中一次是1959年10周年國慶。大伯還曾作為隨軍記者參加西藏平叛，寫了大量的通訊、隨筆，還拍了一些照片。在西藏期間，他親眼目睹了平叛後從農奴主莊園挖出被活埋的農奴的情景，那是父女倆，剛被活埋幾天（西藏和平解放時，中央承諾不干涉西藏內部制度，所以農奴主依然有權處死農奴），死時表情十分痛苦。他還親眼目睹喇嘛寺里人皮做的鼓、祭祀用的活人心臟。現在達賴喇嘛到處鼓吹西藏的人權問題，真是荒唐可笑——他有什麼資格鼓吹“人權”！？ 文化大革命期間大伯挨了整，被開除軍籍、黨籍，押送農村改造，1980年平反，重新恢復了軍籍和黨籍。現已離休。大伯的妻子是解放前確山縣長的千金，兩人一直感情不和。文革時她曾經“檢舉揭發”過大伯，大伯平反後與之離異。大伯有一子二女，長子出生於1949年，1965年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支邊，在那裡遇到堂嫂，一個回族阿訇的女兒，1978年返回武漢，堂兄在長航工作，堂嫂做臨時工，後到一個街道小廠當工人。堂兄現已下崗，靠擺早點攤點糊口。堂兄堂嫂育有一女，現任幼師，丈夫是一名警察，在公安局搞計算機工作。

我大姑也是知識分子，大學時參加學生運動，後來參加了解放軍並認識了大姑父張××，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任《解放軍報》第四版編輯，當時《解放軍報》和《人民日報》、《紅旗》雜誌一起被稱為“兩報一刊”，政治地位很高。大姑父是個政治投機者，隨王力、關鋒、戚本禹一起大紅大紫，一起被打入地獄。大姑死於1969年。大姑有一子一女，她的大兒子在文革中戴着一枚碩大的毛 主 席像章，還向父親吹噓：“這是肖力（李納的化名）同志送的！” 現在兄妹二人均在二汽工作。

我二姑當時正在讀高中，國 民 黨潰敗時隨校南逃，路上被解放軍圍住繳械，解放軍動員學生參軍，二姑就參了軍，參加過淮海戰役，後隨部隊南下至福州，安家落戶，後來擔任福州某中學校長。我的二姑父姓林，是運輸大資本家的兒子，後來參加解放軍，在淮海戰役時任解放軍汽車連長，解放後曾任福建省交通廳公路總監。現均已離休。二姑有一子一女，長子在福州市公安局工作，女兒大學畢業後分配到某研究所。

我叔叔解放時正小，還在讀小學，他的文史水平很高，後來填報志願時因為全國都在“大辦農業”，於是腦子一熱報考了北京農業大學，為此他一輩子後悔不迭。畢業時響應紅太陽號召，主動請纓到邊疆，分配到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布特哈旗，後任Z市副市長、×盟農業局局長等職，在那裡遇到我的嬸嬸，32歲才結婚。1989年叔叔調回農業部某院校任圖書館長，現已退休。叔叔有三個兒子，長子任某單位電工，次子開出租車，幼子大專畢業後任某公司會計。

1951年我的父親16歲，也參加了解放軍，成了一名公安部隊戰士。當時的公安部隊是現在公安機關的前身，也穿解放軍軍服，但左臂上有一個盾形臂章。剛解放時全國形勢很不穩定、土匪猖獗，父親所在的部隊曾與土匪交戰，由於土匪躲於暗處、行蹤不定，雙方膠着很久沒有結果。後來有一次父親送信途中遭遇土匪，幸虧土匪被圍困久了，人困馬乏，硬是沒有追上。父親回營後馬上向上級報告了土匪行蹤，殲滅了這批匪徒，父親因此立了功，還獲得了一枚獎章。歷史就是這樣耐人尋味，出身於國 民 黨官員的少爺、小姐們，全都變成了無產階級專政的機器與柱石。當時祖母的大門上，並排掛着4個“光榮軍屬”的牌子，在當地很是榮耀。

剛解放時，國民黨殘餘勢力、特務活動十分猖獗。爆炸、投毒、暗殺事件層出不窮。不久，鎮壓反革命開始了，父親每天的工作就是逮捕、槍決。當時無產階級專政機關真是厲害，一夜之間，全K城逮捕了上千反革命分子，監獄裡放不下，就關押在已被關閉的妓院裡，妓院早就被秘密地改造成了監獄，居然沒有走漏一絲風聲。每天槍斃、砍頭、槍斃、砍頭……大約每天處死四五十個人，持續了兩個多月。實際上，被鎮壓的幾乎都是真正的反革命，經過一段時期的鎮壓，社會治安明顯好轉，因此說，鎮反運動一開始是好的。但是後來，鎮反擴大化，不但是敵特，就連那些早就向政府坦白、自首、早就有了結論的，甚至都在政府部門中安置工作的，都被重新找出來槍斃。父親很可憐那些人，他們臨刑前個個痛哭流涕，爭辯、哀求，都沒有用……父親印象最深的是一個國民黨女特務，長的很漂亮，當時正在哺乳期，還是要槍斃，臨刑前她的老媽子來接孩子，她對老媽子說：“孩子長大後，別忘了告訴他我是怎麼死的。”一個小小的K市就槍決了上千人，全國死於“鎮壓反革命”的人會有多少呢？當時因為死人太多，大量屍體來不及掩埋，就暴屍城外，臭味撲鼻，野狗公然銜着人的肢體跑來跑去。父親說這就是政治的殘酷。

1953年3月，斯大林死了。K市召開斯大林追悼會。那天下着小雨，18歲的父親披着雨衣站在體育場裡參加追悼會。遠處傳來了汽笛聲，年輕的父親流着眼淚，真誠地為斯大林之死而悲痛。當時父親想：斯大林逝世了，我們怎麼辦？我們的社會主義還搞不搞？斯大林的死在當時許多真誠相信共 產 主 義的人們心裡，就像天塌下來一樣可怕。

年輕的父親有文藝的天賦，無論鍵盤樂、弦樂都很精通。當時他的手風琴獨奏《東方紅》曾經在電台播出。

1955年，部隊開始實行軍銜制，父親評了少尉軍銜，我們家有一張他當時的照片，穿着嶄新的蘇式軍服，胸前別着獎章和紀念章，顯得英姿勃勃。不久，又開始了肅反運動。一開始，是一些職位比較高、家庭出身複雜、個人經歷複雜的軍官被隔離審查。父親當時負責和別人輪流看管一個被懷疑的軍官，上級要求不准犯人睡覺、不准犯人喝水，直到招供。但年少的父親不知天高地厚，又給他喝水、又讓他睡覺，直到自己被隔離審查。

被隔離審查的人都集中在一個大院裡集中學習，還有專門的“管理員”進行監管。當時父親年輕，也倒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問題。跟父親住在同一間屋子裡的一個姓袁的助理醫生（部隊裡簡稱“醫助”），人很好，也很有文化，但就是出身不好，還在上中學的時候參加過“三青團”（當時國民黨的三青團並不需要寫什麼申請，而是由負責審查的國民黨官員指定，一般是看着誰順眼誰就入團，發個表格一登記就行了），接着又搜查出他保存的某些明信片上印有國民黨徽（解放前很多國民黨郵政當局印製的明信片上都有這東西，今天看來保存這些友人的記錄沒什麼大不了的，可在當時就是彌天大罪）。於是他就被作為重大反革命嫌疑重點監管。1955年冬的一天夜裡，袁醫助用手術刀片割斷了自己大腿動脈。第二天早晨，管理員來叫醒大家起床，叫到他時沒有應聲。管理員掀開被子一看，大叫一聲“不好，出事了！”父親一骨碌爬起來，披上軍襖一看，袁醫助穿着整齊的軍裝，滿被窩的血已經凝固了。由於全身的血基本上流盡了，人早就冷了，只是臉色顯得胩白胩白，給年輕的父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晴空裡的驚雷

正在這時，蘇共召開了二十大，赫魯曉夫在會議上宣讀了秘密報告，開始徹底清算斯大林的肅反擴大化和個人崇拜。蘇聯《真理報》刊登了《為什麼個人崇拜與馬克思主義格格不入》等一系列抨擊個人崇拜、呼喚社會主義法制的文章和社論，數以千萬計的在斯大林時代遭受迫害的共產黨員和蘇聯公民被恢復名譽或從集中營釋放。由於當時中國承認蘇聯是社會主義陣營的“老大哥”，因此這種對斯大林主義的批判也影響到中國。《人民日報》對蘇聯《真理報》批判斯大林主義的文章全文轉載，對赫魯曉夫與16個加盟共和國（當時蘇聯加盟共和國除了我們常知的15個以外還有一個“芬蘭-卡累利阿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後併入俄羅斯聯邦”）領導人的談話也照文刊登。於是肅反在無聲無息中停止，被隔離的人又被放出重回崗位，仿佛什麼都沒發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是列寧主義的蘇聯共產黨、是赫魯曉夫救了父親等一大批中國人一命。當時年輕的父親還不明白，還對赫魯曉夫的做法不理解，但是隨着閱歷的豐富漸漸地明白了這個道理。於是蘇聯共產黨、赫魯曉夫在父親心目中有了一種不可替代的地位，到中蘇決裂時，父親在道義上已經堅決站到了蘇共一邊。這種對蘇聯的感情也影響到我——這就是為什麼我會起一個蘇聯人的名字。

1956-1957年是中國解放後最平靜的一年，經濟蒸蒸日上，政治氣氛出奇地寬鬆。一開始，紅太陽宣布“大規模的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已經結束”，又發表了他的《論十大關係》，接着報紙上天天號召“大鳴大放”，要人們“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嘉勉”，幫助共 產 黨整風，到處舉行對話、開展批評和自我批評，中國仿佛要真的走向新生，走向光明的未來。人們欣喜，擁護黨，愛戴毛 主 席，暢所欲言，提建議、提意見，誰也不知道明媚的春光後面，隱藏着暴風雨般的狂怒。

我的父親也參加了整風運動，他大膽地給上級提意見，指責他們不該進城後當陳世美，把以前的糟糠之妻一腳蹬掉，再去找女文工團員、女學生、女職員。當時這成了軍隊許多領導的時尚，還美名其曰“組織安排” 。其實現在這也沒什麼奇怪的，但當時年輕耿直的父親就是看不慣。

然而不久，《人民日報》兩篇社論《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和《事情正在起變化》改變了這一切。原來，這是紅太陽的高招，叫“引蛇出洞”。一時間那些昨天還和顏悅色、虛心接受批評的領導變了臉色。那一年，父親22歲，新婚4個月，就被打入另類，他的第一任妻子立刻與他“劃清界限”，絕情而去。父親太年輕，也沒有反對共產黨，定“右派”不太合適，於是被定為“地、富、反、壞、右”五類中的“壞分子”並被判刑6年，被押送農場改造，一直到1963年。

父親服刑的農場以前是關押刑事犯的。57年反右以後，這裡成了關押犯政治錯誤的機關幹部的地方。一開始還有警察看管，一年以後就沒有了，還有一點人身自由。來這裡的都是“右派”、“壞分子”，大家觀點相近且同命相憐，因此氣氛反而比較輕鬆。根據政策，“犯人”不穿勞改服、不沒收個人財物，當地老百姓看到這些穿皮鞋、戴眼鏡手錶、穿中山裝（甚至還有西服）的“勞改犯”，覺得很稀罕，於是稱呼他們叫“洋勞改”。

一開始，父親還對自己的不公處境憤憤不平，可一看周圍都是前縣長、前地委組織部長、前縣委書記、前大學教授、歸國華僑之類的人物——和父親睡上下鋪任××的就是H省Q縣縣委書記——於是心想：自己這點事、這“身份”算個啥？於是心情反而好了許多。由於文藝上的天賦父親被吸收參加宣傳隊，經常深入到農村、廠礦去演出，人們都還以禮相待。

四、人間地獄

1958年，“大躍進”開始了。由於農場犯人都是受到打擊的，政治氣氛不濃，也就沒有跟風躍進，於是他們以旁觀者的身份經常走出農場親歷了“大躍進”的許多場面。1958年冬天，他和前Q縣縣委書記任××一起到“大修水利”的工地上採風，看到在凜冽的寒風中，紅旗飄飄，人們都光着膀子，連婦女都光着膀子，據村幹部說這是為了突出幹勁。赤裸上身的婦女和男人一樣挑土，村幹部站在堤頂，時不時舉起右臂高呼：“趕英超美！”赤裸上身的婦女也放下挑子，振臂高呼“趕英超美！”雪白的奶子隨之晃動着。到晚上開始文藝演出，農民白天勞累十五、六個小時，到晚上早就又餓又累、東倒西歪了，可還是必須得去看戲。父親看到民兵持槍站在道路兩旁，農民在中間艱難地、跌跌撞撞地走。父親說，就和押送俘虜一樣。

後來父親到河南省焦作市大煉鋼鐵工地演出，看到山坡上的壯觀景象：一望無際的土高爐，一望無際的、像萬國旗（因為是用很多人家的被單縫成的）一樣的帳篷，一望無際的新墳。每座墳前都插着木牌，上面用墨汁寫着死者的名字。父親說那些木牌很新，連樹幹自身的白色都沒有褪去。上面無一例外地寫着：×××，19××—1958。

大躍進時期部分農村實行一種殘酷的制度——“居家並屯”，是“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社會”的一大創舉。什麼叫“居家並屯”呢？就是實行所謂的“軍事共產主義”，拆散家庭，把人口按男勞力、女勞力、少年勞力、老年人、兒童五個特徵分開，分別住在不同的村莊裡，分配以不同的勞動、不同的糧食定量，互相之間不許見面。父親到農村演出時，居家並屯已經實行了一段時間，所以看演出時，台下男人一片、女人一片、老人一片、兒童一片，基幹民兵持槍在各個片中間來回巡視，以防止親人見面後互相交談。

居家並屯實行後，農民發生了大遷徙，原來的自然村落變成了“男人村”“女人村”和“老人村”，由於老人不進行“重”體力勞動（實際上以今天的標準衡量，老年人從事的勞動也是很重的），因此食物定量也少，很多老年人在飢餓和勞累中悲慘地死去。等到勞力們都上工後，村幹部和民兵手持鐵條，挨家挨戶端開大門，進屋扎地（大都是土地），有可能埋糧食的都要掘地三尺，發現有偷埋糧食的，不但全部沒收，而且要挨打、“沒牛槽”（河南土話，意即不許吃飯）。農民下工以後，看到滿屋的狼籍，只有忍氣吞聲，自己把地平上。當時流行帶肩章，村幹部紛紛在自己穿的中式對襟棉襖上也縫上了肩章。父親曾經見過一個村幹部手持大棒，穿着戴肩章的黑棉襖，呵斥動作慢的農民，真是威風凜凜、不可一世。村幹部們十分狂妄，有一次甚至跑到農場來對農場領導說這些“右派”太消極怠工，如果交給他們“管教”，保證他們會讓“右派”們俯首帖耳、拼命幹活,可是被農場幹部拒絕了。

和父親住上下鋪的前Q縣縣委任書記是個有良心的共產黨人，他目睹了這一切後痛苦地對父親說，“我幹了半輩子革命，跟小日本斗、跟蔣光頭斗、跟地主老財斗，為的就是讓老百姓能過上好日子。當年我們打游擊槍里來雨里去，老百姓為支援和掩護我們做了很大犧牲……誰反對共產主義，我會馬上砸爛他的腦殼，可是難道……共產主義竟然要用這種方法來實現麼？”嚇得父親趕緊阻止他繼續說下去。

1958年我母親居住的地方也開始了“大躍進”，開始大煉鋼鐵趕超美英。各個村都豎起了土高爐。沒有礦石，就把農民家裡的鐵鍋、鐵勺、甚至農具拿去煉，誰敢反對就是反對總路線；沒有燃料，就砍樹，所以後來鬧饑荒時，連草根樹皮都沒的吃。那時開展勞動競賽，搞“拔白旗”，就是批鬥幹活慢的人。休息時間評議誰幹的慢，找出來後拳打腳踢，往往把人打得遍體鱗傷。土高爐沒有安全設施，事故頻繁，很多人就這麼死了，死在鐵水裡面。外公也被拉去大煉鋼鐵，後來向我講起的時候，嘆息着說，他好多弟兄，都死在那個時候。

後來又搞公共食堂，每家每戶不許生火做飯，村幹部一看到炊煙，立刻帶人去搜查，掘地三尺也要把農民的餘糧刨出來。後來三年自然災害時，那麼多農民死於飢餓，與此有關。

那個時候又開始“放衛星”，鼓吹一畝地可產糧幾千斤，後來吹到幾萬斤、幾十萬斤，“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誰敢懷疑，就批鬥誰。村幹部天天說：“毛 主 席說了，現在的問題不是糧食不夠吃，而是怎麼吃，這麼多的糧食一定要想辦法吃完。”於是，公共食堂天天吃白面，玉米、高粱都拿去餵豬，浪費很嚴重。上級來參觀，就把糧倉裡面堆上土，把外面放糧食。

後來母親所住的村莊也搞“居家並屯”，全村人排成一隊，村幹部站在前面篩選，那些該進男勞力營、那些該進女勞力營，都由他們決定。7歲的母親本來該進兒童營，因為個子高和出身不好被送進少年勞力營，和十幾歲的孩子干同樣的活，由於勞累，母親得了關節炎，終生疼痛，直到現在。村幹部強行拆散家庭時，農民全家人緊緊抱在一起，哭聲震天，被民兵和村幹部用大棒強行拆開。前不久母親看了反映猶太人集中營生活的電影《逃離索比堡》後，感慨說那時的情景和電影裡描述的一模一樣。

1958年冬天，外公又被抽去挖水利。不知為什麼，要在好端端的平原上平行挖兩條人工河。豫北是黃河故道，挖地不久就是沙土，一有風，就漫天風沙，威脅莊稼。外公挖河時，村幹部拿着大棒站在旁邊監視，稍有懈怠就腳踢棒打。外公每天泡在在齊要深的冰水中，回家時全身都結了冰。很多人因為凍餓和勞累，死在工地上、死在冰冷的泥水裡。我小的時候在農村住過兩年，經常去河邊玩，從來沒有見到過河裡有過水。一條河低於地面，河床里儘是沙土；另一條河高於地面，河床里長滿了青草，經常有小孩子在裡面放羊、放牛。河邊無碑的墳墓特別多。據老年人講都是挖河時死的棒勞力，每一座都是集體墳。

1958、1959年豫北是連續兩個大豐收年，風調雨順，莊稼長勢出奇的好。但是棒勞力都去煉鐵挖河了，收莊稼的任務就落到我母親這個七歲的孩子和外婆這個小腳老太太這樣的老弱病殘頭上。可她們有什麼力量？還要趕“進度”、追求所謂的“提前××天完成指標”，於是大量的莊稼爛在地里做了肥料。也不能偷偷地把作物帶回家裡，因為那可是盜竊集體財物，揪出來可不得了。每天下工時村幹部都守在村口，一個挨一個地搜身檢查，甚至連婦女的私處也不放過。查到誰偷帶了食物，當即就是一頓打。由於飢餓感的驅使，年幼的母親總是在地里偷吃生的農作物，生茄子、生南瓜、生麥穗、生玉米——什麼都吃過。 浮誇風帶來高指標、高徵收，隊裡本來就不多的的餘糧甚至種子都交出去了。就這樣，迎來了1960年。

1960年春天發生了春荒，在青黃不接的時候，一場慘絕人寰的饑荒襲擊了全中國，河南人稱作“糧食關”。我母親住的那個村，幾乎天天有人餓死。公共食堂辦不下去，解散了。可是農民家裡都已經沒有餘糧和鐵鍋。每個棒勞力每天的糧食定量是4兩，老人和孩子則是2兩，還常常被村幹部貪污，又沒有副食。整個村莊裡靜悄悄的，沒有人在街上走，那些去年還在描繪“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共產主義美好藍圖的貧下中農們，一個個坐在家裡，等待死亡的來臨。開始還經常埋死人，到後來連死人都沒勁埋了。後來統計，當時全村餓死189人，占全村人口四分之一，其中全家餓絕的有六戶。外公講，去收屍時，全家人有死在床上的，死在椅子上的，死在地上的。由於屍體腐爛，沒法抬起來，只能用籮筐裝，用簸箕搓。

飢餓使很多人喪失了起碼的良心和感情。我家的一位遠房親戚張××（按輩分我該叫他“姥爺”）當時40來歲，由於飯量很大，每天的糧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飽。他的兒子給生產隊養豬，經常偷些豬飼料回家，由於豬飼料也少，就只留着自己吃。有一次，這位親戚發現了豬飼料，由於他餓的實在受不了了，就偷吃了幾口，結果被兒子發現，將他暴打一頓。張××不久就餓死了。從那以後，豫北多了一條不孝敬老人的惡習。

由於我舅舅和大姨早早參加了工作，有糧食定量，經常自己省下糧票買點食品往家送，所以儘管我們家飽嘗飢餓，但是沒餓死一個人。只是有一次，母親因為飢餓已經失去了知覺，糧食領回來卻沒辦法吃，外婆趕緊掰開母親的嘴，硬往裡灌稀湯，才把母親從死亡邊緣上救活。大姨自己的定量也很少，為了往家送糧食，自己節衣縮食，落下一身的病根折磨了她一輩子。我家尚如此，大多數老實八交的農民可就沒有這麼幸運了。

飢餓導致農民的逃亡。1961、1962年盛傳新疆在招工，可以吃飽，於是很多農民背井離鄉向新疆逃亡。由於當時不許農民自由流動，所有出逃的農民被叫做“流竄犯”，民兵、民警處處設防，捕捉着逃亡的農民。可是奇怪的是，內地圍追堵截，新疆烏魯木齊火車站外卻擠滿了招工的單位，農民只要一下火車，就有人熱情地問想不想參加工作。等報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饅頭、稀飯先讓這個幸運兒飽餐一頓，之後就成了全民所有制工人——真的有人在新疆參加了工作，還回家捎來了寶貴的糧食、糧票——半真半假的傳言給了人們以希望，大量的農民開始逃亡，少數成功了，大部分被堵截回來了，也有很多因為飢餓和寒冷倒斃在途中、倒斃在貨車車廂里。當時母親11歲，外婆也開始為她準備行裝讓她逃亡，後來因為1962年麥收後饑荒緩解沒有走成。

實際上，豫北的饑荒並不是全國最嚴重的。河南信陽地區餓死了100萬人，其中一個小小的息縣就死了10萬人。這引發了後來的信陽事件，引發了中央對整個信陽地委的大調整。(作者註：據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志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的分析，1959-1962年餓死人數在1700—2200萬之間；另據重慶大學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綱》記載，這一數字為1900萬；據美國著名人口學家科爾根據我國官方公布的數據，在《從1952年到1982年中國人口的急劇變化》一文分析結果為2680萬)。

我的大姑父在信陽事件後隨同領導到河南鄭州開會，會議在河南省軍區禮堂召開，出席者是河南省地區以上黨政軍官員。一開始是熱烈鼓掌，毛的第一句話就是：“信陽人民不愧是革命老區人民！”接下來又是熱烈鼓掌。晚上跳舞，吃的喝的應有盡有。據大姑父回憶說，信陽事件發生後，為了隱瞞災情，信陽實行了特別措施，民兵占領了火車站，只許下、不許上，所有郵件都要拆開檢查，查到有人寫信上告或上訪，都抓起來。當時人們都在死亡線上徘徊，關兩天沒人能熬過去，於是就那麼死了。直到後來，有一個轉業兵回到家鄉，發現自己全家沒活人。由於他當過兵，見過些世面，他沒有寫信或去坐火車，而是一路上晝伏夜出，靠轉業時帶的乾糧維持生命，直接告到中南海，這才使中央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

1961年後，劉少奇組織中央日常工作，可以種自留地，可以開小片荒，並實行“三自一包”。 從1962年開始，農村開始緩慢地恢復和喘息。外公用他種地的專長，開了一小片荒地，種了些作物，才使家庭恢復了些生機，到1963年，終於能吃飽了。然而吃飽也導致了厄運：1962年麥收後很多飽受飢餓折磨的農民因為長期的飢餓導致腸胃功能退化，飽食後脹腹而死。外婆知道一些科學常識，採取了循序漸進的方法讓全家人恢復腸胃功能，才使家裡無人遭此厄運。由於能吃飽了，大自然開始了人口補償，於是滿街的大肚子，中國又一個人口生育高峰來到了。親愛的讀者，你可以調查一下，是不是你身邊出生於1963、1964年的人特別多，而出生於1960——1962年的人特別少？

我的母親也上了學，學習成績特別好。1963——1966年是她童年記憶中唯一晴朗的日子。當時還有一件事，幾乎改變了母親一生的命運：那是1965年夏天，中國民航到母親所在的那個村招收航空服務員，也就是今天所稱的“空姐”，當時母親14歲，身高長到了1米65，也繼承了外公與外婆的美貌，被招工的同志一眼看中，幾乎就走了。可一政審成分是地主，於是泡了湯。後來又招收過鐵路乘務員和赤腳醫生，都是先被選中，又因為出身問題被擼下來。

1963年父親刑滿釋放後，正好碰到鐵道部第N工程局在河南招工，於是跟單位去了大興安嶺，在茂密的大森林裡呆了4年，一直到1967年回家探親時別人介紹對象，遇到我的母親。

在大興安嶺期間，父親遇到一件令他終生難忘的事。當時剛剛經歷過1959-1962年的大饑荒，許多關內的饑民流落到大興安嶺林區謀生，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民工，他們被林場招做臨時工。1964年左右，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襲擊了大興安嶺地區，由於得到了氣象部門的預報，林場職工得以順利撤出危險地區。而民工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被人忘記，直到洪水到來，把他們圍困到一個高地上，斷了糧食。一個多月後，人們重返林場時，1000多民工和家屬全都餓死在那個高地上，慘不忍睹。父親向我講述這件事的時候，充滿了悲憤，難道民工不是人嗎，他們不都是“貧下中農”嗎？為什麼不把他們也撤走，為什麼不空投一些糧食？那些饑民，輾轉到關外為求口飯吃，可是，這裡卻成了他們的葬身之地。

1965年冬天的一個早晨，在大興安嶺，父親和另外四個工人在工班長的帶領下坐着軌道車到工地幹活。軌道車是鐵路工人常用的一種交通工具，不大，下面是鐵輪子，上面是平板，在鐵路上可以手推或者搖動着向前走。剎車裝置比較土，是一個木棍綁在車身上，剎車時拌動木棍，使木棍摩擦車輪停下來。當時走到一個很長的下坡，由於慣性作用軌道車一下子走得很快，工班長急忙拌剎車棍，可是沒想到綁剎車棍的繩子已經漚糟了，一下子斷了！軌道車就象脫韁的野馬走得越來越快。工班長見狀急忙拿着木棍跳下車，把木棍朝車輪底插去，想讓車掉道。可是車子跑得太快，木棍插了個空，工班長拾起木棍在後面追趕，可是追不上了……

前面就是一個火車站，已經看到了車站內行駛的機車冒出的白色蒸汽。其他幾個工人見狀紛紛跳車逃命，轉眼間車上只剩下父親一個人了。父親沒跳，他想：“這麼快的速度如果撞上了車站內正在行使的火車將會是一場大事故！一定要想辦法讓車停下來！”父親脫下了自己的羊皮厚襖並把袖子紮緊，使它成為一個包裹形狀，趴在軌道車上等待機會。軌道車此時已經象飛一樣奔馳了，已經駛入火車站區。這時，前面出現了一條岔道，（岔道口鐵軌間有間隙）父親一看機會來了，在軌道車走到岔道的一剎那把羊皮襖塞到了車輪下。只聽“咣噹”一聲，軌道車掉道了！父親也被巨大的慣性從車上甩了下來。好在東北冬天積雪很厚，父親被甩到積雪上居然沒受什麼傷。一掉道，車就沒勁了，又滑行了一段時間停了下來。父親用自己的勇敢避免了一場大事故。

後來，單位也來了人了解這件事，可是後來就再沒人提起了——因為父親的“出身”和“政治問題”。在隨後的表彰大會上，表彰了那個工班長，說這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的主人翁態度”，還授予他個什麼英雄稱號。但對父親的事隻字不提。父親沒有爭什麼，因為他明白無論自己做出何種壯舉，在那個年代都是“不可信任的人”。表彰會結束後，那個戴着大紅花的工班長私下找到父親，很慚愧地對父親說：這個紅花應當你來戴，要不是你，別說戴紅花，我連這個工班長也幹不成了。父親說：這沒什麼。

在大興安嶺，父親還認識了一個印尼歸國華僑，姓特別怪，姓ti，寫作走之旁加一個瓜熟蒂落的“蒂”字，是個土木建築專業大學生，印尼華人富商的兒子，人們都叫他ti瘋子。解放後他懷着一顆報效祖國之心回到祖國，卻不承想被打成右派，押到大興安嶺改造，後來也參加了鐵路，成了父親的同事。由於受到刺激太大，他有些瘋癲，所以人們都不知道他的真實姓名，只知道他的綽號。他一輩子沒結婚，這樣的人誰敢接近他。改革開放後，他回印尼探親，從此“黃鶴一去不復返”，這時人們才知道他並不是真瘋。

五、被玷污的歲月

1966年，“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開始了。鐵N局也成立了造反組織，只不過規模比內地小一些，武鬥也有但是很少。兩派造反組織都拼命拉人入伙。父親由於出身不好、又有歷史問題，自己一向十分謹慎。對造反派的拉攏總是儘量搪塞、兩面討好。一次武鬥，一派造反派讓他也去，父親表面上答應了，等到卡車來了臨走時，父親謊稱拉肚子躲到廁所，到底也沒參加。時間長了，造反派也就不把他放在眼裡，除了貼幾張大字報罵他消極，也沒斗他。就這樣，父親成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遙派”。

在文革初期，由於大家都在鬧革命，生產停頓下來，父親利用這個機會和鐵路工人坐火車不花錢的條件，頻頻回家探親，所以見了很多，聽了很多，也想了很多。父親後來說，當時那些“造反派”一個個不可一世、你方唱罷我方登場，走馬燈似的換來換去，可當時他就想，他們不過是些可憐的木偶丑角，被那個魔術大師操縱着，一旦角色完成、魔術大師的目的達到，這些木偶就被他永遠拋進了垃圾堆——紅衛兵、造反派、“王關戚”、陳伯達，無一不是如此。

那時的火車上擁擠不堪，擠滿了串聯的人群。乘務員時不時地都出現在車廂門口，“乘客同志們！現在大家掏出紅寶書，我們一起背誦毛 主 席的最高指示！ ‘我們來自五湖四海……’預備——齊！”於是人們起立，一起背誦“我們來自五湖四海……”其中不乏表情虔誠、聲嘶力竭者，也不乏父親這樣濫竽充數、言不由衷的人。背誦完以後，乘務員又手握“紅寶書”，“讓我們一起祝願我們革命人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於是人們有節奏地高喊：“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有一次，他從鄭州到北京去找大姑，火車走到石家莊，上來一些紅衛兵，挨個問出身。當時人們都很老實，挨着父親的兩個人是石家莊木材公司的幹部，都報了“地主”，被紅衛兵抓走了，那兩人還申辯到：“憑什麼抓我們？我們是共產黨員啊”。紅衛兵罵道：“共產黨員算個屁？都是地主階級狗崽子！再不老老實實老子就不客氣了！”那兩個共 產 黨員面色蒼白地隨他們走了。接着又問到父親，父親靈機一動說是“工人”。紅衛兵又問“在當工人以前家裡是什麼成分？”父親說三代都是鐵路工人。紅衛兵聽了很客氣，連聲說“坐！坐！”繼續查別人去了，父親心中暗罵：“老子憑什麼跟你們說實話？一群頭腦簡單的小丑”。列車到豐臺，父親看到剛才在自己身邊坐的報地主出身的兩個共產黨員和其他一些人一起，被麻繩牽着，頭上戴着“地主階級狗崽子”的高帽，被紅衛兵押送下車，個個鼻青臉腫、垂頭喪氣。

到北京後，在飯館吃麻醬麵，發現碗筷被人用過後都沒洗，於是不得不自己動手洗乾淨。等麵條做好了坐在凳子上吃飯時，猛一抬頭，看到牆上貼着一張飯店造反派的造反宣言，是這樣寫的：“地主資產階級狗崽子們！你們過慣了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腐朽生活，妄圖把你們寄生蟲似的寄生生活延續下去，可是你們的陰謀破產了！偉大領袖毛主席教導我們，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繡花，不是做文章，而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本飯店的無產階級造反派鄭重宣布：從現在起，本飯店不抹桌子，不洗碗筷，想吃飯就自己動手！……偉大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萬歲！祝我們革命人民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他老人家萬壽無疆！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統帥永遠健康！”

父親到《解放軍報》報社找大姑父，在報社門口看到兩個紅衛兵騎着三輪車，押送一個滿頭大汗的小腳老太太，估計是押回農村。三輪車上放着行李，一個紅衛兵手裡牽着根麻繩，綁着老太太的雙手。每當老太太跟不上三輪車時，牽繩的紅衛兵就猛拉幾下繩子，於是老太太就是一個趔趄。後來從北京到大興安嶺，也遇到幾個紅衛兵押送一個老太太，老太太大約80歲，滿頭銀髮被剪了個“陰陽頭”，臉上還有黑色的墨汁，路上不斷地發出呻吟。路過大虎山車站時，一個女紅衛兵發現老太太死了，急得大哭起來。於是紅衛兵們把她的屍體往車下搬，這時父親發現老太太雙手還被反剪着綁着。經歷這兩件事以後，父親對紅衛兵十分反感，直到現在當他看到有些文學作品描寫“老三屆”上山下鄉時所受的苦時還說，這叫罪有應得！因為紅衛兵的主流就是“老三屆”。（在今天看來這種想法有些過於偏激，因為根據一些人的回憶，“老三屆”畢竟也沒有全部參加打砸搶，很多人也是受害者。）

後來大姑接祖母到北京小住，父親就去聯繫出租車。當時的出租車可不象現在在街上溜達，招手就停，而是必須到個什麼“管理機構”去登記、預約後才可以使用。父親去登記時一個一臉橫肉的胖女人值班，雙腿叉開站着以表示自己階級立場站得穩。當父親說想用出租車時，那胖女人斜睨了父親一眼，操着一口京片子：“你什麼成分？”父親連聲說“工人，三代鐵路工人。”這才登記上——看看，如果說是地主成分，那就對不起啦，自個兒走吧您哪！

1966年秋天，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風暴降臨到我母親居住的小村莊。農村也成立了造反組織，天天拉外公、外婆批鬥。造反派先開始要母親與外公外婆劃清界限、“揭發”外公外婆，但是母親年紀雖小卻有骨氣，無論造反派如何恫嚇與打罵也不肯屈服。於是作為地主階級狗崽子的15歲的母親也要去陪斗。脖子上掛着十斤重的大木牌造反派還覺得不夠刺激，於是又加掛兩塊磚頭；一米五的大高帽戴在頭上在各個村巡迴遊街示眾，有時要連續不斷地游上三五天，連續不斷地被驅趕走上幾百里路。造反派還做了個蔣介石的模擬像，讓原來的地主、富農及不肯與他們劃清界限的子女跪在地上喊爹，不喊就打；喊了，就往死里打。前面我提到過的鄭八，讓外婆這個小腳女人站在一個破凳子上，一腳踢翻；再連打帶拽放到凳子上，再一腳踢翻……直到外婆渾身是血。每次被批鬥之前全家人都要做一次訣別，面對隨時可能到來的死亡，我的外公、外婆和我的母親表現出了非凡的毅力和超常的勇敢，也表現出了血濃於水的親情。

那次批鬥結束後，外婆對母親說：“孩子，這老家沒法活了，我和你叔（豫北方言管爹叫“叔”，媽叫“嬸”）也活夠了，不怕死，可你還小，趕快找個好人家逃命吧！再待在家裡不知道啥時候就死了！”就這樣，在鄭州的大姨輾轉找了媒人，遇到了我的父親。那是1967年，母親16歲，父親32歲。

就這樣，父親和母親結了婚。父親沒錢，找人借了5塊錢給母親買了件新衣服，父親裝行李的炸藥箱（花八毛錢買的）是他們唯一的家當。

剛結婚時，父親在北京附近修鐵路。一天，他們到頤和園遊玩。到了頤和園石舫，被人攔住不讓進。父親問，上面明明有（外國）人，怎麼不讓進。工作人員說，只有外賓才能進，否則這麼多人，石舫早就垮了。父親回憶起來很氣憤，說這不是“華人和狗不得入內”的翻版麼？現在，石舫也對遊人開放了，也沒見被踩垮。

後來，父親修鐵路修到了陝西潼關。那一年，他在潼關目睹了一起處決。被處決者是原潼關縣公安局長，他在“砸爛公檢法”中受到迫害受不了，於是逃跑到朝鮮（他以前參加過抗美援朝），可朝鮮又把他送回來了，犯了叛國罪，因此被判死刑。因為怕他喊口號，他被用鐵絲穿過面頰和舌頭，類似處決方式在當時十分流行，張志新死前被割了喉管。另一個被處決者是個二十歲的女青年，罪名是現行反革命，在被處決前，幾個醫生當場摘除了她的腎，估計是哪位革委會頭頭要用吧。後來不久，父親工地所在的村莊有一個九歲的小孩因為在寫有“毛主席萬歲”標語的牆上用粉筆寫了“打倒”兩個字被當成現行反革命抓走，不知所終。

當時，父親有一位工友（女），上廁所時，用《林副主席語錄》擦屁股，被人檢舉揭發了（真不知道這人是怎麼發現的？），於是，那個工友被抓起來審查，還專門成立了“專案組”。

查出身，是八代貧農，根紅苗正；查歷史，苦大仇身，十分積極。這難為了專案組，好在這時傳來了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這才把她放了。可她受了刺激和驚嚇，從此變得瘋瘋癲癲。

當時武鬥十分盛行，父親有一次回鄭州探親時，一出火車站就被幾個戴柳條盔的人攔住問：“你支不支持“二七公社””？當時這是十分危險的，因為你不知道對方是二七公社的人還是對立面的，貿然回答將往往會遭到一頓暴打，甚至是殺身之禍。幸虧父親經歷過“反右”，政治經驗比較豐富，又在大興安嶺待了幾年，於是用東北話反問：“啥是二七公社？”對方一聽是外地人，也沒了興趣，於是讓父親背了幾段《毛主席語錄》後放行。

後來不久，傳來了“二七公社”總部被攻陷的消息。據說“二七公社”的人堅守在大樓內，外面的人攻不上去，就用吊車吊了一個火車輪子，硬是把大樓撞塌。攻進去後，把沒死的找出來，一個個用梭鏢扎死，那些人死前還高呼“毛主席萬歲！”。後來，死於武鬥的人分別被自己一方埋葬，並立上“革命烈士XXX”的墓碑，可在七十年代初就被炸掉了。那個用吊車撞開大樓的吊車司機，也被找出來槍斃了。

1969年冬天，姐姐出世了，母親因為是農村戶口，所以姐姐也是農村戶口。母親沒工作，一家人全靠父親一個月37塊7毛5的工資吃飯。18歲的母親，背着姐姐，到工地附近的農田裡挖別人不要的、半腐爛的馬鈴薯，撿別人收割時灑下的麥子、玉米，才得以勉強維持生活。因此也被生產隊抓住遊街示眾，也遇到過好心人，偷偷塞給她一把麥子……18歲的母親，因為不堪生活的重負幾次想自殺，但一想到孩子，她就挺了過來。

1971年，我們全家隨鐵三局搬到了S省T縣。1972年，我出生了。一個月收入37塊的家庭，要養活4張嘴，其困難是可想而知的。為了讓我也有糧食定量，父親的一位工友認我做了乾兒子，報戶口時就報是他的兒子，因為他姓王，所以我也姓王，直到我四歲時才改過來。

為了掙點錢貼補家用，母親出去做臨時工，給一個化工廠當搬運苦力。她是苦力群體中唯一的女性。50斤重的麻袋，搬到幾十米高的原料山上，一次一分錢。當時母親身高1米65，體重75斤。山西冬天特別冷，可21歲的母親只能穿一件單衫幹活。上山時大汗淋漓，下山時冷風一吹，不住的咳嗽，因此，她落下了咳嗽的病根，直到今天。後來母親回憶說，當時她背着是她體重2/3的麻袋向山上爬時，她聽到遠處廣播裡傳來《東方紅》時，她心想，從一出生就是毛澤東、毛主席，還要折磨她到何時？難道他老人家真的要活一萬年？那時，母親雇了個保姆照顧年幼的我，一天工錢3毛，姐姐年紀稍大一些，就被鎖在家裡，每天母親上班時，姐姐隔都着玻璃窗哭喊：“媽媽別走，讓我再看看你！”仿佛每天都將是生離死別，可是不得不這樣，因為，如果把姐姐也給人看，就要另付工錢，幹活掙的錢就剩不下了。母親後來說，每當背夠30袋的時候，她心裡就很高興，因為再剩下的就是淨賺了。母親每天都用這些錢給我和姐姐買一個蘋果和一個雞蛋，後來，又花5毛錢買了一隻瀕死的母雞，悉心調理，居然救活了它。那母雞仿佛報恩似的，病好後每天下一個雞蛋，下六七個才歇一天。那支母雞成了我們家的救命恩人。後來它老了，不下蛋了，我們家仍然養着它，一直到1977年。

1974年，經好心人介紹，母親到T縣線材廠當了臨時工。工作是用豬血糊裝硫酸的簍子，一天9毛錢。當時，沒有人願意幹這樣的髒活、苦活。可母親如獲珍寶，她拼命干，經常是渾身沾滿骯髒、惡臭的豬血。這樣，我們家的家境稍微有了些好轉。

母親的吃苦和能幹，贏得了領導和工友的尊重。於是，1975年的一天，母親得到通知：

到單位食堂去當炊事員。母親高興得一夜沒合眼，真是蒼天有眼啊！終於，可以吃飽飯了！

母親十分好學，托人找來一本《烹調知識》認真學習，很快學會了燒一手好菜，那個單位的職工從來沒有吃過這麼好味道的菜，直到1992年，還有一位當年的工友向我稱讚母親做菜的味道。

1976年來到了。母親的能幹和吃苦，以及我們這個家庭的不幸遭遇，在那個不大的縣城已經聞名。母親所在工廠的黨委認真研究了一下，決定給母親轉正。這時遇到了一個難題，母親戶口遠在千里之外的河南。當時廠長找了自己的弟弟，T縣公安局的一位股長。父親母親接他到家裡吃了一頓飯，吃完飯以後當晚，他就和公安局另一位同志開着吉普車奔赴河南，三天后就把母親戶口啟來了。這在T縣歷史上是破天荒頭一回。啟戶口的情景，我還依稀記得。

1976年夏天，唐山大地震，T縣也受到波及。醫院裡轉來了一些傷員。那一個夏天，誰也不敢回屋去睡，露宿街頭，成了當時北方的一大景觀。

父親由於文藝上的天分，被吸收參加了“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天天唱樣板戲，到處匯演。當時父親單位，幾乎都不生產了。馬達生了鏽，設備長了草，當時又在“狠批唯生產力論”，誰會去生產。人們聽着《鋼琴伴唱紅燈記》，“個個激動得熱淚盈眶、奔走相告”。（見當時《人民日報》）據父親回憶，當時去匯演的那些單位，大都是如此。

當時我到小朋友們家去玩，幾乎家家戶戶都有大堆的齒輪、儀表等東西，和我們家一樣。現在才明白，那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主，把“屬於自己”的國家財產往回偷，想賣破爛掙點錢。其中有一家放了幾百個“電磁繼電器”，只是為了把它拆開拿出銅絲去賣。一個“電磁繼電器”真正價格是多少？一團銅絲值多少？國有企業為什麼搞不好？相信從這裡你會找到答案。

1976年9月，全中國大街小巷，都響起了哀樂。毛澤東死了！街上到處是白花，到處是戴黑紗的人。母親、父親也戴了，因為沒人敢不戴。母親帶我參加了縣工會組織的毛主席追悼會。那次，我第一次見到了電視。我覺得很好奇，很興奮，哈哈地笑，母親狠狠掐了我一把，於是我大哭起來。追悼會場的人都低着頭，有幾個老年婦女“呃呃”地哭，大多數人只是低着頭，包括我的母親。後來據父親回憶，當時他們單位領導宣布：“毛主席他老人家……”時，馬上有一個女聲“嗚”地哭了起來，但是大多數人都低着頭不做聲，膽大的人還偷偷地四處瞅瞅，於是那哭聲也沒了。

這就是1976年！人們沉默着、等待着，企盼着……

——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