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往容易走極端， 從“民主萬能論”到“民主迷信論”便是一個例子。 雖有支持民主的朋友大談民主的好處， 但有人指出印度或南美各國的經驗足以說明民主不是發展的充分條件； 支持民主的朋友又說發達國家都是民主國家， 但新加坡的例子又說明民主不是發展的必要條件。 由於民主對發展而言既非“充分”又非“必要”， 有人便又開始散布“民主迷信論” (比如潘維的“民主迷信與政體改革的方向”)。 那麼民主到底有沒有用呢?答案是肯定的。

歷來制定國家政策法規都是少數人的事， 無論專制、寡頭統治或是民主國家（讓個別人或是多數人參與政策制定是不現實的），而這少數人往往是這個社會的精英（雖然精英的定義可能會有所不同）。專制、寡頭和民主社會的主要不同點在於，誰使得這些政策法規合法化？君主，精英階層本身，或是廣大人民？在三個社會中，最終決定權分別是個別人，少數人，和多數人。不難看出，這三種社會都不是理想的，即使是多數人有最終決定權，少數人的利益仍可能受到侵害。

一個理想的社會（僅僅是理想而已）將是法制非常完善的自由社會。在這樣的社會裡，人們不需要為集體的問題作出決定，因為所有的問題都可以由完善的制度解決，並且每個人都能自由的決定自己的行為。這種社會的一個摸板是自由市場，在自由市場中，少數人的需求也能得到滿足。例如，即使多數人喜歡吃紅蘋果，喜歡吃青蘋果的少數人還是可以買到青蘋果的。

這樣的社會是人類前進的方向，潘維所說的法制自由社會跟其類似。但是潘維沒有說明白的是，誰最終確定這些必需的法律？但我們可以進行推測，潘維指出“法治政體的核心既非"人"亦非"黨"，而是機械的文官系統。習慣上的立法機構，無論是選舉還是推舉產生的，功能上都主要是文官系統的諮議機構”。可見文官系統，也就是精英階層，是最後的決定人，議會只是“諮詢機構”。換句話說，潘維認為少數精英有權利為整個集體的問題作出決定。

研究表明，制度是社會發展的關鍵。好的制度促進發展，壞的則相反，所以我們必須考慮這少數精英確立的制度是否確實有利於整個社會的發展？制度由少數精英還是由多數人民（民主）確立的好？

首先我們需要承認，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並且人很可能還是自私的，無論精英或是普通人。讓精英們做最後決定的好處是，他們可以將人類有限的理性發揮到最大，有助於發展。風險是1、精英的理性也是有限的，他們很可能作出錯誤的決策；2、精英可能作出僅有益於自己的自私決策；3、精英的偏好可能跟普通的多數人民不同，他們可能因不了解多數人的偏好而作出次優決策。

讓廣大人民做出決定的好處是，決策將代表多數人的實際偏好。風險是1，理性不夠，作出錯誤決策；2、作出可能損害少數人利益的自私決策；3、注重短期、局部利益而忽略長遠整體利益。

所有風險中，有兩條是最重要的，也是被討論最多的。那就是，精英統治中，精英階層是否能代表全體人民，至少是大多數人民的利益？民主統治中，人民的多數是否有足夠的智力作出正確的決策？新加坡因解決第一個問題而得到發展，印度因沒有解決第二個問題而導致發展停滯。所以支持民主的人需要證明人民是有智力的，至少是有常識的；支持精英統治的人需要說明，如何才能讓精英階層代表人民利益。

由於自私性是天生的，精英統治的難題可以說是不能解決的。新加坡與其說是一個典範，不如說是一個例外，因為世界上只此一家。並且我們也不知到將來會如何，畢竟漢唐盛世並沒有保留到現在（我們可以認為那時的君主採納了精英階層的意見而類似於精英統治），亨廷頓就一直認為新加坡模式會隨李光耀入土為安。

而人民的智力是可以提高的，我們不需要人人成為專家，只需要人人懂得常識。並且，既然人的理性都是有限的，多數人的決策很可能比少數人好，“三個臭皮匠，勝過諸葛亮”應該有一定的道理。所以，當人民能夠勝任民主時，多數人的決策顯然優於少數人的決策（至少解決了代理問題），這時候如果還鼓吹精英統治優於民主，我們只能認為這是缺乏常識。現在中國人民的常識水平已大大提高，特別在某些發達地區。如果現在還一刀切的認為民主是一種“迷信”，而不進行一些試點看看民主是否可行，只能說明統治基層已經偏離了廣大人民的利益（雖然在我看來，這種偏離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