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歷史上有個很有趣的現象是：往往是民族主義分子尊重儒家傳統，並對中國的民族英雄大加稱讚，甚至還以中國的民族英雄來教育日本人。

他們把中國的這些“東西”“偷”過去後當作培養日本人忠君愛國思想的好教材。

幕府時代，日本政治思想上一個劃時代的事件就是：把南宋的中華民族的英雄們和日本的武士道聯繫起來，從而使中國的民族英雄的精神成了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支柱。

據說，幕府末期，高喊“尊皇攘夷”，要求幕府把政權歸還給天皇，抵抗西方列強侵略的日本民族主義者大都以我國的民族英雄，尤其是以南宋末期的抗元志士們為榜樣。其中以文天祥為最。

其實，早在三百年前的江戶初期，朱子學者淺見絅斎(jiong1 zhai1)就把南宋末期的志士們的業績推崇為“本朝武士之鑑”。據說他的著作《靖獻一言》描寫了包括屈原、諸葛亮在內的、體現了中國歷史上的尊皇思想的八位中國志士的生涯故事，其中特別稱讚了南宋的民族英雄。

這本書成了江戶時代武士社會中最暢銷的著作。在尚未廢除“（武）士農工商”等級制度，實現“國民國家”之前，也就是說在實行明治維新之前的日本，很多武士在沖向對方陣地或戰敗自殺時，都喜歡高詠文天祥的不朽詩篇“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日本進入明治時代前夕的幕末，這本書對“尊皇思想”的鼓吹也起了很大的作用，是不少“志士們”的聖書。這些“志士們”的“不怕死精神”以及“對理想的強烈信仰”的源泉和模範就是這本《靖獻一言》。“明治維新的志士們的胸中，應有着鮮明的南宋忠臣文天祥的英姿，這支撐了他們的精神，驅使他們進行了力挽狂瀾的行動”。藤田東湖、吉田松陰、廣瀨武夫等還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氣歌》。其中藤田東湖的《正氣歌》還為幕末的“志士們”所愛唱。

這本書還成了教育日本武士如何面對生與死的必讀教科書。特別是文天祥，被認為是對日本武士道精神以及武家哲學產生了根本性影響的重要人物，是忠臣義士之鑑。直到二戰日本戰敗之前，日本國語教科書還登有文天祥的故事。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現在一些右翼分子居然還想讓這本書作為日本中小學的讀本“以喚起早已失去的愛國感情”。他們還認為這本書對推動日本的明治維新起過很大作用。

另外，被不少中國的“知識分子”所痛斥所不齒的朱子理學，竟然也是日本武士們修身養性的必修之科目，是形成日本武士道精神的重要來源之一。特別是朱子理學所強調的正統王朝只有一個的“正閏論”，即“尊皇攘夷論”和“大義名分論”對日本的影響相當大。可以說正是朱子理學才確立了武士道的“忠”，即武士對主人忠誠的觀念。

日本幕末時期，在西方列強的武力壓迫下，日本的統治者德川幕府簽訂了不少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對此，大都出身於武士階層，受“正閏論”影響頗深的日本民族主義分子打出了“尊皇攘夷”的招牌，強烈要求維新，逼迫江戶的德川幕府把政權交還給日本天皇以建立統一的君主集權制，以此抵抗西方列強。為此還有不少人流血犧牲。不過，明治維新成功、日本得以迅速發展後，極力主張“富國強兵”和對外侵略擴張的也是這幫傢伙。這些人還極力想把本來只屬於武士階層的“武士道精神”灌輸給全體日本人，這一點他們似乎做得很成功。

明治以及後來的昭和期間，激烈反對廢除漢字的日本右翼分子大都也出自這些人建立或者與之有密切關係的組織。例如，1942年，當日本政府發表《標準漢字表》，準備“將來逐漸取消准、常用漢字”時，就發生了由日本右翼分子所組織的激烈的反對運動。右翼大頭目頭山滿（注）等15人聯名上書表示反對，認為“漢字乃應神天皇時代作為國家公用文字採用後，長久以來就作為日本國字而盡其使命、漢字實際上早已轉化為日本國民性命之不可分部分。這種（指“將來逐漸取消准常用漢字”）阻止漢字發展，否定和壓抑使用漢字的‘制限思想’，和從前毒害過日本的‘限制生育’、‘限制軍備’等有何區別？”

我覺得很遺憾的是，歷史上，日本人把中國的文化、中國的民族主義學去後用來培養其國民的愛國尚武精神，用作迅速推動日本改革和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甚至還用作侵略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的“精神力量”，而我們卻沒能用我們自己的文化，我們自己的民族主義來保護我們的民族以至於屢次遭到外敵的侵略和奴役。而且，也許是因為這一百多年中華民族落後了，也許是因為曾受過滿清兩百六十七年統治而喪失了自尊自信自強的緣故吧，有不少自以為是的“知識分子”一直在詆毀我們的民族文化、詆毀我們的民族主義、詆毀我們的民族英雄。直到現在，甚至多提一下民族主義，就有可能被人認為是在破壞民族關係！還有人不但批判岳飛、文天祥的愚忠，甚至還拿岳飛的《滿江紅》的歌詞大做文章，批判岳飛對少數民族的“殘忍”。當然，還有不少人居然把當年文天祥、把文天祥同時代的人們所痛恨的敵人當成統一中國的“民族英雄”來歌頌。

更令人沮喪和不可思議的是，中國教育部基礎教育司所編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中國古代史部分愛國主義和民族團結的思想教育》一文中不但把包括沿海、長江、珠江、閩江地區、西南地區、東北地區、蒙古地區、西北地區、甚至海南島、台灣等在內的大片國土的開發，中國的農產品，中國人的食物開發歸功於人口只占6.7%的少數民族（------如此一來，占人口93.3%的漢人豈不成了碌碌無為，懦弱無能的民族？），還說什麽“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科學地分析對待我國歷史上的民族戰爭。這種民族戰爭不同於中華民族反對外來侵略的民族戰爭，是國內民族之間的戰爭，是‘兄弟鬩牆，家裡打架’，······我們只把那些代表整個中華民族利益，反對外來侵略的傑出人物如戚繼光、鄭成功等稱為民族英雄，對於岳飛、文天祥這樣的傑出人物，我們雖然也肯定他們在反對民族掠奪和民族壓迫當中的作用與地位，但並不稱之為‘民族英雄’。”！

如果說岳飛不代表中華民族利益，不再是民族英雄，不是反對外來侵略，如果說岳飛寧可死也要“精忠報國”、也要反抗女真的“統一”只是“兄弟鬩牆，家裡打架”，他與金兀朮是“一家兄弟”，那豈不是說秦檜殺害的不是我們的民族英雄，不是我們民族自強不息的楷模，而是執意驅趕人民去打內戰，執意不肯放下砍向兄弟屠刀、揚言要喝同一家兄弟的血，吃該兄弟之肉的殘忍野蠻之徒，是阻止了“兄弟”殘殺的大救星？豈不是說秦檜不再是遭國人唾罵遺臭萬年的漢奸賣國賊而是站在另一兄弟一邊，積極支持這位兄弟的“統一”行為的、值得國人熱烈歌頌的愛國人士了？看來中國人民把秦檜當作漢奸的象徵，還塑造銅像、連他老婆也要搭上去做陪襯，讓他們在岳飛父子面前跪了七百多年的做法是在破壞民族團結，是在支持分裂，是不知好壞，是大大地吹捧了岳飛、貶低了秦檜了？可是，連滿清當政時也認為秦兄弟與他老婆等為奸臣，不讓他們站起來，依舊讓他們跪在岳王廟裡岳飛父子墓前，這又說明了什麽？是不是幾百年來的中國人都瞎了眼，唯有現在的“學者”才正確？

誓死不投降、被抓後還想辦法逃出來繼續抵抗、後再次被俘仍堅拒誘降，留下了“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千古絕唱、頑強不屈在地牢裡寫出了不朽的篇章《正氣歌》的文天祥不能被稱為我們民族的英雄，不能算作我們民族的楷模，難道那些不但不抵抗外敵的入侵，反而主動投降，反而搖身一變，反戈一擊替外敵打同胞、積極協助外敵“統一”的、歷代都被打入奸臣、貳臣的敗類們才是我們的民族英雄，才是我們應該效仿的民族楷模？

難道這就是該文所說的“實事求是，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世界上如此對待占一個國家絕大多數人口的民族歷史、貶低其民族英雄，甚至在“教學大綱”中公然說不得稱之為“民族英雄”的國家，能找到幾個？除非該國的統治者本身為外來的征服民族，其目的是為了抹去其統治下的人們的民族意識以利於其統治。

這樣對自己的民族歷史的解釋、對自己的民族英雄的評價，是否不但達不到教學大綱中所提到“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的知識和方法，對歷史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闡述，提高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通過歷史教學，使學生能初步運用唯物史觀對社會歷史進行觀察與思考，逐步形成正確的歷史意識”；“使學生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樹立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使學生繼承人類的傳統美德，初步形成正確的道德觀、人生觀和價值觀，形成健全的人格，具有符合社會發展需要的公民意識和人文素養。”的教學目的，反而會起到相反的效果？數千年來尊重歷史的中華優秀傳統會不會因此消失，人們為了一時一事的要求會不會任意曲解歷史？

這樣的教學內容會不會削弱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人的民族意識，攪亂人們的是非觀念？既然那些成功地侵略了中國、征服了中國的人們不再是奴役屠殺他民族的罪犯，而是為中華民族開拓了疆域，完成了統一大業，為中華民族的發展做出了“輝煌貢獻”的兄弟民族，那麽拼死抵抗他們的人們自然也就成了阻礙他們做這些貢獻的跳梁小丑了。不但如此，說不定還成了不顧國家利益、不顧中華民族利益，不願意與他們擁有同一家庭，置千百萬人民的生命、福祉於腦後，熱衷於鬧分家，打內戰的十惡不赦的民族罪人呢。事實上，現在不就有人在醜化岳飛、文天祥、鄭成功、鄭經嗎？而那些賣身投靠這些兄弟民族，引狼入室，殘殺同族，為這些兄弟民族“統一”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成就了這些兄弟民族的“偉業”的奸臣漢奸們自然也就成了順應歷史潮流，實現民族團結，完成統一大業，為人民帶來了和平的大英雄，大救星了。那麽將來有一天又遭到外敵入侵時，究竟還有誰願意去學霍去病、岳飛、文天祥、袁崇煥等人挺身而出為國家為民族獻身呢？因為這些人都是“兄弟鬩牆，家裡打架”的“內戰人物”嘛。說不定真有不少人不但不去抵抗外敵入侵，反而以秦檜、張弘范、吳三桂、施琅等人物為榜樣去助外敵打同胞以完成“統一大業”呢。

“亡其國必先亡其史”，以這樣的方式對待自己國家的歷史和歷史人物，還要以這樣的方式教育下一代，不但起不到培養健全的民族精神的作用，不但無法讓左右國家未來與前途的下一代繼承和發揚中華民族的優秀文化傳統，不但無法讓全體中國人樹立起民族的自尊心與自信心，是否還會起消除中國人身上僅有的民族氣節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是否會使中國人養成一種不分是非，不尊重歷史的習性？是否會使中國人形成一種扭曲的道德觀、人生觀和不正常的人格？對此，深感憂慮。

再說，以“民族平等”“民族團結”為理由，過分強調其他民族的歷史作用（例如明明是公然分裂國土的行為，卻歌頌為“抵抗漢人的民族壓迫”“為中華民族做出了貢獻”），過分貶低自己民族的歷史作用，甚至連流傳了千百年的，不但為漢族也為其他民族甚至其他國家的人們所崇敬的民族英雄都要貶低的話，會不會增強其他民族獨自的民族意識？過度的少數民族意識會不會助長其民族的分裂意識？而這反彈過來，會不會引起漢人對這些民族意識大增的民族的反感？會不會因此破壞中國人之間的團結？歌頌那些歷史上明明是分裂祖國而獨立的“少數民族的國家”（例如西夏與女真的“後金”），會不會削弱人們對大一統中華的意識，模糊人們對“什麽是分裂、什麽是統一”的正確認識？既然建立諸如西夏、“後金”的行為不但不是分裂國家，反而是對中華民族做了貢獻，既然這些“王朝”還在“歷史教材”中能與當時的中原王朝平起平坐，也成了正統王朝，那麽今天或者將來會不會也有民族以此為由，即也要用建立他們的國家或者政權的方式為中華民族做“貢獻”？這些問題及其後果，難道真沒有人認真思考過？歷史上的種種教訓，難道真沒有人認真總結吸取過？

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國外的歷史經驗也應該重視，也值得去研究！

2001-4-24-23:13初稿，2002-7-3讀中國教育部基礎教育司所編的《全日制普通高級中學歷史教學大綱》（試驗修訂版）後重修此文～～～～～～～～～～ 註：頭山滿（1855-1944年），為日本明治～昭和時期的右翼巨頭，原為日本福岡藩士。曾因抗議警察鎮壓了以前原為首的不滿士族們的反亂而被逮捕入獄。西鄉隆盛反叛政府的西南戰爭被平息後不久出獄。他創建了政治團體也就是黑社會組織“玄陽社”，鼓吹“大亞洲主義”，推行強硬外交路線，是當年日本企圖侵占中國、蒙古以及東南亞等國的黑幕之一。

他曾接近過孫文、蔣介石、汪精衛以及菲律賓的獨立運動領導人。並和宮崎滔天、犬養毅、山田良政等人援助過孫文。頭山滿還為因反袁世凱失敗而到日本避難的孫文提供了秘密住所，並保護過孫文的安全（日本政府對孫文懷有戒意，至今日本外務省還保存着當年監視孫文的記錄，也有袁世凱等人派到日本暗殺孫文的刺客）。

孫文與頭山滿等人曾保持過良好關係。宋慶齡接受孫文邀請她赴日本與他共同生活而到達東京後就住在頭山滿家裡。對此，研究孫文的學者，神戶大學教授中村哲夫曾說過：“頭山是孫文真心信賴的為數很少的日本人之一。孫文喜歡守信用的人”。另外，孫文在病逝前的最後一次訪日時，曾表示希望會見能代表日本的人，也就是頭山滿。此外，蔣介石與頭山滿也有過較深的交往。蔣介石1927年下野後的赴日之行依靠的就是頭山滿，而且就住在頭山滿家的隔壁。但無論是孫中山，還是蔣介石，都曾反對過日本對中國的侵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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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1915年10月25日 孫中山、宋慶齡結婚，簽訂婚姻誓約書》一文：

孫中山、宋慶齡等的合影 　　１９１３年，孫中山發動武裝討袁的“二次革命”失敗以後，袁世凱企圖派人暗殺他。孫中山被迫於這年８月初逃亡日本。他在日本重新集結革命力量，組織中華革命黨，準備發動討袁的“三次革命”。這時，宋慶齡的父親宋嘉樹正在為孫中山處理英文信件，宋慶齡剛從美國梅肯葦斯萊茵學院畢業，也來過東京看望父母親。在這一期間的日常接觸中，宋慶齡很仰慕孫中山的為人和革命精神。１９１５年３月，孫中山將分居多年的盧氏夫人從澳門接到東京，經過協議，辦理了離婚手續。後來，孫中山寫信給宋慶齡，問她是否願意來日本和他共同生活，並參加革命工作，宋慶齡欣然同意。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４日，宋慶齡到達東京，住在日本朋友頭山滿先生夫婦家。第二天（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孫中山和宋慶齡在東京律師和田瑞家舉行了婚禮。他們委託律師和田瑞到東京市政廳辦理了結婚登記，並由這位律師主持簽訂了婚姻誓約書。

　　孫中山和宋慶齡的婚姻誓約書一式三份，分別由孫中山、宋慶齡和律師和田瑞各保存一份。

　　中國歷史博物館是在１９６２年從私人手中徵集到這份誓約書的。在進行鑑定時，有關同志提出了三個疑問：第一，為什麼誓約書上寫的日期是“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６日”，而不是２５日？第二，為什麼宋慶齡的簽名用的是“琳”，而不是“齡”？第三，為什麼宋慶齡沒有用印？帶着這三個疑問，中國歷史博物館於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１日將誓約書的照片寄給了宋慶齡，請她鑑定真偽，並解答上面三個疑問。

　　不久，宋慶齡通過她的秘書室作了答覆，內容摘要如下：

　　"這份誓約書是真的，系孫中山和宋副主席於１９１５年１０月２５日在日本東京結婚，由日本名律師和田瑞到東京市政府辦登記手續後所簽法律上的誓約書。但因日本風俗以雙日是好日，故接受律師的建議將２５日寫為２６日。在抗日戰爭時，存於上海孫中山故居的孫中山先生和宋副主席的結婚誓約書二份，已為日本軍閥掠去，可能這份就是其中的一份。”

　　這個答覆證明了誓約書是真品，並回答了日期的問題。但是第二、三兩個疑問仍然沒有得到解決。１９８０年３月１８日，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同志將這份誓約書原件，送宋慶齡題字。宋副委員長見到了誓約書原件十分高興，欣然在卷尾余紙上題了“此系真品”四個字，並簽名蓋章。

　　宋副委員長秘書室將上述原件退還中國歷史博物館的時候，還附函作了如下說明：“誓約書上的日期為１０月２６日是照日本老規，以雙日為好而寫的，結婚日期實為１０月２５日。宋副委員長在婚姻誓約書上用‘琳’字是因為‘琳’字容易寫。當時從美國去日本，因而沒有圖章可蓋。”這一次圓滿地解答了中國歷史博物館提出的三個疑問。

　　附：誓約書（譯文）

　　此次孫文與宋慶琳之間締結婚約，並訂立以下諸誓約： 　　一、儘速辦理符合中國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續。 　　二、將來永遠保持夫婦關係，共同努力增進相互間之幸福。 　　三、萬一發生違反本誓約之行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會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異議；而且為了保持各自之名聲，即使任何一方之親屬採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諸條誓約，均系在見證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約之履行亦系和田瑞從中之協助督促。 　　本誓約書製成三份：誓約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於見證人手中。 　　誓約人　　孫　文（章） 　　同　上　　宋慶琳 　　見證人　　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