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许多年了，我只是呆在家里读点书，写点文章，几乎不参加任何活动。这次由于王若望先生去世，为了表示对一位因反对共产主义而流亡海外、至死不能回家的老人的悼念，我参加了王先生的追悼会。没想到就这么一次活动，立刻见到令人厌恶、以至愤怒的事情。

本来，一位老人去世了，如果你对这个人不以为然，你完全可以不参加他的悼念活动。如果出于礼貌、或什么原因参加的话，也应该在生死的界限面前有点真诚。但实在令我吃惊的是，那些平时和王先生的理念、观点根本不同，不屑与他为伍，更毫不关心他的人，居然能坦然自如地上台发言，在给王若望冠上一堆“伟大”的政治桂冠的同时，演出一幕幕“真诚地”向王先生道歉的戏。我差点被他们的道歉感动了。

然而，他们道完歉就拉倒，他们的歉意随后就立刻随著王先生的遗体一起火化了，几个小时都没保持住，他们连瞥一眼王若望遗孀和子女的愿望都没有，更别说过问一句对他们的具体帮助。你如果仅出于礼貌参加，可以闭口不说话嘛。我不得不钦佩那些搞政治和准备从政的人们的表演能力。海外民运虽然连成功的影子还没见著呢，但周恩来式的未来政治家们倒实在不乏其人。

追悼会结束了，还没完全从对“玩政治”的人物们的厌恶中摆脱出来，又目睹了一幕丑陋。在大家都站在门口目送王先生灵车离去的时候，两个民运人士居然当众动手打起来了。这是一个老人的追悼会，一个庄重、肃穆的时刻，无论以往有多少是非恩怨，任何人的行为起码得看场合、识大局，有点做人的起码底线。但这两个民运人士不仅是自己动手打了起来，而且两边都是全家出动，当著送葬的众人的面，居然男男女女动手撕打起来。在场的不仅有新、老华侨，学生、学者，还有不少报社记者。这种行为真是丢死人了！一场本来已经算是很顺利的追悼活动，硬是在尾声的时候被抹上这么一个败笔。

面对这种非常令人吃惊的场面，我下意识地上前硬是拉住其中一对夫妇，连拖带劝把他们带离现场。我明确对他们说，不管你们谁对谁错，都绝不可以在这种场合打架，这是一个老人的追悼会，你们简直昏了头了！你们有问题可以争论，也可以打架，但不可以在殡仪馆门口，不可以在送灵车的时候，不可以当著众人的面。你们有能耐的话，应该像西方人那样找个别的地方去决斗。现在追悼会结束了，你们最好能回家，这样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好容易把他们劝走了，道理都讲得很清楚了，但一会儿这对夫妇居然又回到了现场。而那边一家两代又男又女连呼带喊又要打……

我本来非常希望那件事就此结束了，最好没有任何人报道，我也就替他们遮丑，不再说话。但现在不仅报纸上、网上都登出来了，而且两边当事人又都出来强词夺理，谁也不为他们不分地点、场合、场景，不顾基本礼仪、脸面、底线的行为道歉。他们这场吵闹，根本不存在谁对，谁错，根本没有什么特务问题，根本不在内容如何，而在这种形式本身是不能容忍的。海外可能的确有特务，但葬礼不是抓特务的时候。怎么组织王先生追悼会、中共怎么事先知道、知道多少都只能是一个猜测，并没有事实根据。我本人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关于王若望追悼会的筹备会议，但有人打著我旗号似乎要给某特务定论了，简直荒唐。

现在看到他们各自的申辩，我非常后悔当时去劝架，真应该让他们继续打下去，最后被警察带走，让法律来解决那些连追悼会都不懂得要尊重的人。

有人说他们俩这场打架只是个人行为，和民运没有关系；但他们一个是现任“中国民联”主席，一个是“人权呼声”组织负责人，并自称“某机构推举我竞选民联主席”。他们打完了，人们都在说是民运人士打架、闹场，能说是和民运没有关系吗？

这件事再次使我感到，许多声称要从事民主运动的人们，别说政治底线，连起码的做人底线都还没有学会。除了在葬礼上打，他们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也打。除了这种不分场合、当众打架的非成人行为之外，民运人士们缺乏基本做人底线的行为比比皆是，对此我本人也不无体会.

我基本上只和文字打交道，以为深居简出，躲开人群就可以躲开一些令人恶心的事情，但并不是！他们作践不到你本人头上，就作践你的文章。我的许多文章都被民运人士们不是改了文字，就是改了内容，甚至改了（或增加了）观点之后在自己的网站或刊物上登出，并根本不注明原始出处。

在美国的这些年来，虽然我在写文章的时候努力尝试学习我一直非常欣赏的美国专栏作家们的那种尖锐，但却在尽最大努力摆脱令人厌恶的共产语言。我是一个对文字本身非常重视、非常感兴趣的人，每一篇文章在发表之前都尽量在文字上仔细修理，经常为在发表之后才发现的不满意之处而沮丧。但你精心躲避的东西，却被别人随意（刻意、肆意）地硬加给你。比方说下面这类例子：

“中共领导人”被改成“共产大头目”“中共党匪头目们”；

“共产党”被改成“党匪们”；

“支持专制政权”被改成“替共产吹喇叭”；

“中国百姓”被改成“共产愚民”；

“中国”被改成“党国”；

“共产党”被改成“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

诸此之类，数不胜数。更有人把我的文章整段整段删头去尾，然后加进他们自己的观点，诸如对法轮功、对赖昌星案的评论等等。但迄今为止，我根本没有写过任何评论这些内容的文章。

而他们选择修改、转载的基本上都是我批评共产党的文章，吓得我简直不敢写这类文章了。你写一篇，他们给你改一篇。你的文章可以被涂改成比一具无头尸还难看的东西，但却把你的名字冠在那无头尸之上。

这些都是有名有姓的民运人士编辑的民运刊物。我曾向他们提出抗议，他们回答是，“我们这是帮你润色，如果你不同意，我们可以署别人的名字。”这简直就是流氓口气。当我明确指出，你不经我的同意，转载我的文章，再署上别人的名字，这难道不是公然的剽窃吗？结果他们照样还这么做，有的在文尾加上一句：“本刊编辑部润笔”，有的根本就不理你，照转、照删、照改、照添。

这种做法无论当年我在中国时，还是现在，在共产党管理下的官方刊物上都没有见过，起码是对我的文章。而那些口口声声反对独裁专制，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法制的人，他们自己的行为简直就是无法无天，连最基本的做人、做事底线都根本不管，有时比他们所反对的那个制度的做法还糟糕。

近年有了网络这个自由载体，有些人的做法就更恶劣，他们把一些丑陋、肮脏不堪的文字署上你的名字发表。有人说现在对民运人士们简直比对共产党还得罪不起了呢，他们可以一晚上贴上几十个谩骂、栽赃的条子。简直不可以想像，这些生活在如此文明国度的中国人怎么可以阴暗、邪门到如此地步。

今天人们痛恨共产主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那种制度扭曲人性，没有法制。如果用共产主义的内容，打著民主自由的旗帜，去反对共产主义的概念，那么这种反对不仅毫无意义，而且比他们反对的对象还糟糕。

曹长青1月1日于纽约【多维新闻社2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