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贝多芬和我们的关系之远近是一门艺术。说远就远，说近则近。你说他是一个西方人，可是，在我们这里，东西方的汇流，似乎是在形成一条看得见，又看不见的洪流；你说他是一个英雄人物，可是现在，英雄之死和英雄的复活二论并存；你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乌托邦幻想的魅力，究竟是暗色还是亮色？贝多芬和我们形成的关系是一种对立和对峙还是一种融合？我们和他们的文化的和宗教的，历史的和人种的关系究竟如何？他和他的时代，和他的时代的听众的关系，又是如何？我们中国人听老贝也历百年，我们的每一场交响乐，是将我们靠近他，还是疏离他，还真是不好说。我们的音乐，如有人弹奏的肖邦，是在解释“那个他”，还是在解释音乐家自己和音乐家的乡思之情如中国的诗词？而老贝和他的兄弟姐妹们，也已经隔了几百年的历史了。他们又如何对待他们的乐圣？一个如此古老人物的音乐，何以在我们这个时代，还是气势汹汹地转辗世界各地的舞台和录音间，持久不衰，愈演愈烈呢？这是一个简单的音乐魅力所能够解答的了的吗？

　　我们看到，贝多芬音乐的重复性，大大超过其同时代文学艺术的名著。这些兄弟艺术之间的遭遇的确不同。他的音乐，确是难以以落伍为其衰败之理由的；虽然，我们像对待一切古典人文作品一样，也会将我们当代人对他的解释，硬性的加在他的头上，还美其名曰：文本解读……；可是，这样的文本解读，的确表现在一代代伟大指挥家的身上；从托斯卡尼尼到西蒙·拉特；从福特文格勒到阿巴多……无不通通在老贝的文本之中，加进了他们的理解和处理手法；同一颗理性的种子，也会结出万般迥异的果实。理性和理性的不同，以使得贝多芬的音乐产生了无数种不同的样式。在不同的风格和理性倾向上，贝多芬得以进入，又离开了他特定的时空。在这个意义上说，贝多芬是无穷的。用只能确定一个前提的逻辑语言加以分析，此一老贝不是彼一老贝；但是，同一性，在这里是无能为力的；因为，无论如何解释他，更新他，他的原形还是老贝；反之亦然，保持最为严谨的古典风格，老贝的异化，也是无可挽回的。如是一来，此一老贝，还是彼一老贝；是，还是非，在这里，是一个无意义的陈述。而正是因为如此（或者如彼！），老贝的魅力，才能无限地展现出来而达于超然。我们在无数这类的演奏之中，看到了几乎所有现代哲学的陈述；对于逻辑的，反逻辑的，理性的和非理性的陈述，以及神性的和世俗的陈述，一应俱全的，只不过是用音乐语言进行的陈述。用形象的语言来加以解释的话，就是，每一个指挥和演奏家的处理，都在演示一个伟大的贝多芬，又同时在演示他们自己，从而确定他们自己的不朽的地位。

　　这样复杂的“对位”，使得进入这类音乐的人们，加深他们对于几乎所有时代音乐文本的思索和体悟；他们在乐句的一开始，就在两个时间当中行进，他们是那些可以一次踏进两条河的幸运儿；他们的古典的特征和现代的特征一分为二，又二合为一。他们在老贝复杂的曲构中领略到完整的逻辑构思，同时体悟到一个极为简单的乐句显示出来的神性；体悟那种类似中国的“禅”机。因为，极简的艺术，是唯一可以和极端繁复的逻辑建构并行不悖的艺术。今天的人们也许正好困惑于此，实际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情。

　　我们在倾听托斯卡尼尼的指挥的时候，我们领略到的，是那种对于老贝绝对忠诚的精神；在卡拉扬那里，我们在老贝的作品中，则呼吸到被夸大的浪漫主义气息；而在克莱勃那里，数学精神和浪漫主义的融合双盘托出。我们有时茫然于所有的这类解释。几年前，我们期望萨瓦利什带来一个英雄的贝多芬，但是，我们在北京看到的，（那是第四交响曲），却是一个非常学院派的老贝，人们用原汁原味，对此加以调侃。那末，如果老贝今天亲临我们的音乐厅，来诠释自己的音乐，事情又会如何呢！

　　　　　　　　　　　　　　　　　　二

　　加狄纳在说明老贝的音乐时，用莫扎特的“哈佛纳”和“英雄”相比，以理解他的作品风格。他还陈述了贝多芬音乐的革命性特征，认为她受到法国大革命节日气息（革命是群众的狂欢节！）的影响。这似乎是可以接受的。所以，加氏认为，应该对以往的贝多芬“加速”，就是加快其演奏节奏，并且试图尝试老贝在节拍器上加以注释的，那些几乎不可操作的要求。可是革命究为何物！革命的贝多芬究为何物！我们只能从古乐队的演奏中略窥一二。听听古乐队，我们似乎还是无法领略到革命的气势磅礴，更多的接触，是领略到小乐队编制的古色古香，以及贝多芬严谨的理性风格。革命的呐喊式的演奏，我们好像是在１９８９年由伯恩斯坦指挥的，“结束革命”的贝九的演奏中，才真正听到。

　　革命，在我看来，是有真伪之分的。我们这一代人，只是经历了一场假革命；文化革命是加引号的，自不待言。简单来说，真正的革命，是在所谓的旧时代中就已经趋于成熟的一种，可谓瓜熟蒂落。而假革命，则是，一，是一种硬性规定的革命，是在各类条件都还处在生僻状态中，由所谓的革命者强加于人的革命；二，是一种和社会和时代背道而驰的倒退行为，是类似恐怖主义的武装挑衅；三，这类革命不是必须流血的，所以她更加难以确定，也许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取代之，等等。

　　老贝的革命当然是一个真正的革命。法国革命的意义，其正面的和负面的意义，人们众说纷纭，但是，没有人说他是一个假革命。虽然。无论真革命，还是假革命，断头台的故事，和音乐是互为伴音的。我们在龚古尔的文章中读到这样的话。他说，“一本讽刺小说用滑稽的词句模仿写道‘……我和机械师合作，成功地发明了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架可爱的机器……在它的平台下面装着一部八音琴，能够奏出美妙的曲子，……犯人到达这儿后，就带到两个圆柱中间，然后要他把耳朵贴在柱座上，借口他这样能很清楚听到八音琴动人的音乐。脑袋就这样巧妙的给砍下来了。’”

　　革命，难道就是这样和音乐联系在一起吗！在真革命当中，和早在伪革命当中，屠杀和音乐组成的游戏，我们记忆犹新！有趣的是，那时候，我们将老贝的音乐，看成是地富反坏右的精神财富，是他们的精神寄托；而在希特勒那里，在恐怖主义的杀人游戏中，老贝和莫扎特的音乐，作为一种伴乐流入血的河流。在所谓的后革命时期，一些作家还将人们将如此崇高的音乐，伴随一些小流氓的恶作剧。

　　于是，一，在确定那个时代伟大的革命热情的时候，人们的热情本身和老贝一起，受到怀疑和颠覆。要确认革命和人类的一切狂欢活动之正常的和非正常的关系，音乐精神马上陷入了模糊哲学。就像人们在文革中对待所谓的朦胧诗和无标题音乐一样。在这个意义上说，瓦格纳的“女武神”，好像真的是为纳粹军队鸣锣开道的。在我们几乎无力的分析当中，解析何为真的革命热情，何为被人利用的伪感情，成为拷问音乐本身的刑讯室！二是，在法国大革命中，断头台的故事，不是一件见不得人的陋行秘而不宣，而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酷刑和狂欢。于是，在老贝的同样是狂欢的节奏中，我们为狂欢定位的能力被严重削弱了。一些人开始害怕贝多芬！再有，就是三：即便我们现在忘却了革命和狂欢，我们是在正常的生活里聆听贝多芬，我们的热情究竟去向何方？我们的本性中的狂热，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人类之恶与人类之善，是在什么样的解析当中存活的？这些，都是问题。

　　当然，这样理解音乐，是一种音乐的泛政治化。可是很不幸，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泛政治化的气氛中间初遇贝多芬的。更为细致的情绪是，我们在初遇老贝的时候，对待他的革命情绪，有着一种陌生感。这样的感觉，我们很是珍惜。我们厌恶了文革时的假音乐，假革命，我们虽然饱尝革命之痛，却还是迷恋着革命之迷，对待贝多芬和卡莱尔笔下的法国革命充满了好奇。因为，我们是要借助革命的两种形态，来解密文革。于是，我们在贝多芬面前，敬畏之心有加。我们完全不同于那些只是从技巧中，从形式上，聆听他的音乐的那些人。更不要说是听音响了。

　　人类的文字，理论和体系，在没有真理可言的今天，和更加没有必要陈述音乐之真理和道德的音乐语言来比较，还是比较有迹可寻的；因为音乐的理解和他的背景之间的关系，在音乐家和他的古往今来的，不同地域的受众之间的关系，的的确确是一个无法理解的理解，只能误读的误读；于是，贝多芬被多义化了。就像我们现在在符号学家那里看到的语言之境地一样。

　　做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们很难分清什么是俄罗斯的伟大音乐，什么是苏联音乐。我们也很难说，苏联音乐，完全是意识形态的产物。虽然，当有人将粉饰太平的苏联歌曲“老莫郊外的晚上”，定义为五十年代苏联虚假社会生活赞歌的时候，我们的直觉是不甚满意的；一如我们发现伟大的李赫特，也不得不将老贝的“悲怆”，拉近了斯大林的葬礼！如何评定肖斯塔克维奇的音乐理念，也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服从和不服从之间，孕育出一个“同一性”判断。只有他本人所说的“怪诞”，才能勉强概括他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之特征，以及我们当时的政治心态。积极崇高和消极崇高的特征，不由得令我们想起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现在，关于革命的说法不一，有人说革命死了，有人说，革命死了，革命万岁！中国的国情和老贝的音乐，究竟如何对应？中国文化中对于革命的集体遗忘，所谓的官方遗忘，表现在音乐中，表现在对待贝多芬音乐的态度中，恐怕也是遗忘，遗忘也包括对待革命的遗忘。此类遗忘，正在将一大拨青少年排除出古典音乐之局。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了解革命的任何可能性。而对革命精神的排除，是对于另一种类似革命的概念联系在一起的，那就是崇高——这个概念的消解，意味着社会鄙俗化潮流的泛滥。一个没有崇高理念的社会，也许只能到足球场和摇滚乐音乐会场上，去体验革命了。

　　　　　　　　　　　　　　　　　　三

　　革命也好，崇高也好，热情也好，都和理想主义互为因果；而理想和理性，又关系如何？理想，其实是理性之不可或缺的前提；试想没有理想的理性和没有理性的理想又是何物？好像只能等量齐观了。

　　古往今来的哲人当中，分成为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人们，又有多少是完全的非理想主义者呢！是的，虽然艾科这样的哲学家，可以将流行和古典相提并论，但是他对于格林·古尔德的了解和喜爱，说明了他的趣味和品位——是一种深层次理性和理想的聚合；而贝多芬音乐表现的理想，热情和理性之统一，刚好证明了这一点。

　　在另一方面，用理性解释古典音乐，往往容易忽略其神性化色彩。人们过度地将巴赫理解为数学游戏的看法，是对于后路德改革时代，文化复兴和宗教复兴的忽略。

　　而马·韦伯的数学理性之音乐学说教，对于证实他自己的理论，虽为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却有所缺失，更不要说按照我们东方人对音乐的理解了。其实，二者是合一的，离开了逻辑的曲式和离开文字之意义无法解释的音乐精神，我们的音乐理解都是无法到位的。

　　实际上，西方人对于老贝的理解也是互不雷同的。请看：我们可以在肯普夫十分理性的音乐处理上，看到理性演绎之力量；在霍洛维茨的演奏中，我们听到了他所表现的清晰和活力，而那是俄罗斯人的清晰；而在李赫特弹奏的同一部作品中（“热情奏鸣曲”），我们听到了祈望冲破理性桎梏的大起大落的触键，她使得音乐地层的错动如此剧烈……我还想到，极端的德国理性主义和极端的德国浪漫主义，是一柄宝剑的两面（尼采和康德！），是无可分割的。而在处理理性和非理性方面，这个逻辑的判断，是在意义之内，又在意义之外，是一种结构的音乐游戏，是一种解构的音乐游戏。需要狂热的时候，有着最为冷静的剪裁和克制；最为悲伤的时候，极端地注意形式的把握和分寸感；在“月光”中注入人性和自然；在行进的节奏中，渗透人之命运的忧伤；……而所有这一切，又皆为悲观中的乐观，反之亦然！

　　　　　　　　　　　　　　　　　　四

　　是的，我们也许说，贝多芬的音乐是人的神圣化！是的，他的“不要那种声音”，曾几何时，就发展到瓦格纳和尼采的超人。人类超级崇高的幻想，产生了对于贝多芬的又一个曲解。人类浪漫化的理想定位，被作为理解和欣赏老贝音乐的一个通常的出发点。

　　而一个类似卡夫卡那样的，从人类的崇高地位后退的角色，离老贝是愈来愈远而又远了。然而，我们作为现代人，却是愈来愈亲近卡夫卡，而宁愿离开贝多芬。于是，我们看到英雄主义的式微。之所以在现代社会中，人们听不惯英雄性赞歌，是因为她的虚妄。从上帝和超人的位置向后倒退，却是我们人类近、现代智慧的产物，因为贝多芬的声音，只是那个金色年代的回声，而绝非我们今天听到的声音。所以，我们重新制作我们的音乐。虽然，就我本人来说，我以为真正的音乐已经中断了。我并不承认比如说麦克·杰可逊的音乐，是我所认可的一种音乐。但是，我不能不认定，他的某种人性的期待之新的价值，固然，这是一种新的超人乃至和非人的期待。

　　回到大地上，正视现实，是让我们在很大程度上忘记贝多芬，虽然这样的忘却也许是必要的，无可奈何的，也是很悲惨的，很痛苦的。没有了上帝和超人的社会当然是平庸的，但是她往往是安全的？！因为历史的崇高感，是要付出血的代价的，往往带来对小民百姓的磨难。一个社会上的弱者会喜欢贝多芬吗？我们无从考证之。

　　现在的人们，正在重新看待巴赫和莫扎特，并认为他们的音乐是最为纯粹和最为平衡的音乐，是从老贝的空间向人类之现实下降的，可以完全接受的音乐。而贝多芬，则为少数人，少数狂热病患者而隐秘地喜爱着，像是珍藏一种偷盗的武器。贝多芬的力，开始转变了，向着我们自身的一种现实。所谓追求纯音乐愿望正在被广泛接纳，并且成为判断音乐趣味的一个重要标志。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也开始厌恶革命和革命之精神。纯音乐指向音乐本身；而音乐之魅力，刚好是我们无法用文字解释的。我们现在对音乐的解释，是我们对待音乐和她的革命性解释的一种反拨。我们用“力”这样的文字解释的贝多芬，好像的的确确是过时了。音乐的理性（包括其形式的，数学的，音乐学本身的那些要素），回归到音乐技巧的层面。所有向着标题内容转化的音乐，所有祈望最终用文字和人文的内容加以寄托的音乐，都失去了她的魅力？！

　　而实际上，这是一个错误。也许，一，仅仅保留面对上帝的倾诉，一如再早的格利高利素歌，才可以让音乐的文本产生更为准确的定位。巴赫音乐的数学建构，本身体现着上帝创造数字和音符的奥秘。接近上帝，在我看来，是理解和欣赏音乐的最好的方式，哪怕她是一种精密的数学方式。如果反其道而行之，我们人化于音乐，像贝多芬那样，来一个“不要那种声音”！事情就怕要糟糕了！在维也纳和萨尔茨堡，我没有看到什么近现代的偶像崇拜，人们酷爱莫扎特！酷爱莫扎特的天籁之声，也许是超过老贝的。二，将人从天上拉近到地面。而在另一种意义上说，——他的意志，是被后来的马勒所提倡的——是对待上帝的反思，然而反思，不应该是一种反叛！因为马勒的音乐，在体现人类无以复加的悲剧情素方面，他也有贝多芬反面的意义，是和英雄主义互为反成相加的意义。但是马勒大声疾呼“要大地不要天堂”的时候，他还是念念不忘“复活”！！三，“看啊，这人！”——这是尼采对于我们人类的蔑视！人类果真要像老贝一样给人类一个超然的和理想的位置乎？这当然是一个问题。

　　当福特文格勒在所谓超人时代演奏老贝第九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是在赞美人，还是在赞美伪基督和超人，这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情，就像我们看到“发条橙”（那里的贝九是强奸的伴乐）后出现的那种无奈。

　　老贝的人性和巴赫的神圣性永远是一组矛盾。这里存在着人神的替代的可能性问题。我们成为神的可能性，和我们取消神的可能性，是经过几千年的较逐，也无法完成的一个问题。贝多芬的我们是人的企盼，在新时代也被偶像的崇拜所代替；而这样的偶像和往日的已经不可同日而语。我看转变是无意义的。

　　因为贝多芬的时代死了近一二百年了（我说的是时代！）以我个人来说，我在老贝音乐中听到的那种力之赞美（是我在任何其他音乐大师那里无可重复的声音。无论是勃拉姆斯的抑郁，他的对待抑郁本身的爆发，还是斯特拉文斯基的激情，都无法和老贝的情结相提并论。斯特拉文斯基的激情已经演变到一种反崇高的狂野，是对待人的尊严的大绝望，是一种绝望之力，而不同于贝多芬！），也是一种神圣的过去了的音乐。因为人之存在，决定人将不人，和上帝决定人将不人一样！而老贝的音乐说到底，是在证明，人的不死！

　　那末，人死了吗？（我们当然想到了里尔克的话！……）我们还是在音乐的巨大幻觉中来体味这样的人性吧！她不同于我们今天的人性。他的前面还是神迹，而我们前面是一无所有。是的，我们和老贝的意志有着霄壤之别……我们以各种误解和浅见，一度和我们自认为已经和我们契合了的老贝对话，我们一度没有什么怀疑，但是今天，我们开始对此一理解重新加以审视。

　　贝多芬独特的音乐力度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被大大加以夸张了的音乐意志，虽然他是如此的真挚和感人，让我们在今天也无法抗拒。那是一种多么巨大的快感啊！这样的快感，其实是一种回响，是一种回忆，是一种痕迹！但是，我还是愿意在记忆当中行走，而无论这样的行走是前进，或者后退。我进入了老贝的音乐，说明，至少现在，我，还是一个人，哪怕我是一个过时的人，甚至是一个未来的亡灵。因为，音乐是和类似亡灵的对话纠缠在一起的。

　　我们当然也可以用那个最为常用的关键词，那就是“乌托邦”在维系我们和贝多芬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