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六四大屠杀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经历了苏东红色帝国解体的冲击，中共政权却作为仅存的共产极权最大遗留物而生存下来；江泽民作为权威和能力皆不足的钦定党魁，曾经被国内外普遍认作过渡性人物，而江泽民时代却稳定地持续了十三年。现在，已经没有人再怀疑江核心权力基础的稳固，至于他是否在十六大上全面交班，与其说取决于外在压力，不如说取决于江本人及其党羽的利害权衡。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共独裁政权及其江时代的稳定，向日益民主化的世界主流文明发出了最尖锐的挑战。我以为，这种挑战的尖锐性甚至超过了冷战时期的东西对峙。因为，冷战的制度对抗在军事上和疆域上处于均势，共产极权制造的人权灾难和普遍贫困，也具有广泛的覆盖性，在整个东欧、亚洲的众多国家、美洲的古巴、格瓦拉式的和毛泽东式的游击战所及地区……人权灾难和生活匮乏犹如一望无际的大海；更因为前苏联的存在，中国制度的野蛮并没有被特别凸现而成为出千夫所指；何况，在冷战时期，对毛泽东的崇拜是世界性的，即便在西方，毛泽东也有众多知名不知名的左倾追随者。而冷战结束后，中共政权成为孤岛式共产暴政的最后堡垒，在人权高于主权的新世纪，中共政权所制造的人权灾难——六四和法轮功——就显得格外扎眼，甚至比中国经济的所谓“一支独秀”还要醒目。但是，六四后，所有关于中共政权崩溃的预言，无一例外地“跌破眼睛”；近期流行于西方的中国崩溃论，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经验证据；即便福山式的历史终结的盖棺论定，应用于中共政权，其解释效果的不理想也显而易见。如果不是江泽民本人的愚蠢，人为地制造了法轮功这一“邪教”，酿成了六四后最大的人权灾难，从而将这一庞大而松散的民间组织逼向政治化国际化，整个９０年代的大陆就会显得更加稳定。

　　有一种对当下大陆局势的流行评估，一直左右着海内外的舆论，即把六四后政权的稳定，主要解释为中共高层决策的结果，首先归功于邓小平的南巡，其次归功于江朱体制在保持经济高增长上的成功。但我以为，这只说出了稳定原因的一半，即执政集团为应付危机所做的策略调整对稳定的作用。另一半原因是民间，是被统治者对现存秩序的或主动或无奈的认同，是长期独裁制度养成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驯顺，是中心城市和整个精英阶层被利益收买，成就了江泽民政权稳定的民间基础。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稳定，是靠强制的平均分配、意识形态劝诱力和领袖个人的超强权威来维持的，那么邓、江时代的稳定，就是靠对精英阶层的发财致富欲望的大释放、对底层百姓的维持温饱欲望的满足和彻底的实用主义机会主义的统治策略。而中共执政的这两个时代的社会稳定，其共同的基础，一方面是大多数国民对贫困和不公的超强承受能力，由于教育费用的日趋昂贵，造成庞大失学人口及其贫困的代际传递，使弱势群体从农耕时代进入现代社会的发展更加无望；另一方面是精英阶层对弱势群体和社会不公的麻木不仁，知识分子利用自身的话语霸权，毫无掩饰为权贵利益集团服务。

　　谈论中国会不会在短期内崩溃，引证一些抽象的统计数字固然重要，但我更愿意回到常识，从身边的经验事实出发，而且最好是那些众所周知的事实和大多数人都有的经验。尽管这些经验观察是有限的，但根据有限经验提出某种假说性解释，还是具有局部真理性的。我从经验事实中得出的稳定假说，其实也是国人的传统常识，即“好死不如赖活着”——抛弃一切道义原则的利益至上（弱势群体对温饱的要求，精英阶层对发财致富和跻身高级幕僚的饥渴）。首先是政权本身统治策略的机会主义化，只要能维持特权制度，只要权贵们能够牟取暴利，怎么干都行！其次是精英们的生存策略的犬儒化，只要能得到既得利益的实惠，怎么做都行！再次是底层百姓是逆来顺受，只要能维持物质上的基本温饱，怎么被诈取被剥夺也能忍受……在此现状下，除非中共政权本身因内部的腐败和权争之加剧而自行瓦解，否则的话，中共政权仍然能维持中国的基本稳定。

　　本文的重点是分析下层百姓对苦难和不公的超强承受能力——所谓“知足者长乐，能忍者自安”（对精英阶层的分析将另有专文论述）。

　　众所周知，大陆煤矿的频繁爆炸及其生命死伤乃为世界之最，但是这并没有阻止非法小煤窑的不断扩张和源源不断的农民工下井挖煤。矿主与矿工之间私下定立的生死合同，完全出自双方的自愿，不必经过法律公证。矿工因事故而丧命，矿主至多负责赔偿几千元到几万元不等的抚恤金，效益好的煤矿可以赔偿的价码平均在二万元左右。

　　毛泽东时代的政策造成了沉重的人口负担，使人均占有资源极端匮乏，人口和资源之间的紧张所造成的巨大社会压力，对经济发展、财富增加和社会稳定都构成威胁，所以统治阶层和权贵精英们最希望减少人口，而在人口最多的广大农村，长期的贫困和奴役使生命大幅度贬值。不仅在政权、资本和各类精英的眼中，百姓的生命算不了什么，即便在百姓自己的眼中，无价的生命也可以用金钱来衡量，近年来劳动力大量过剩的激烈竞争，更使生命变得极为廉价。

　　去年，有一则新闻曾轰动过大陆：中共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副市长王明忠，带着所辖五县（市）主管农业的副县（市）长和若干局长等３０多人，分乘９辆轿车下乡视察农田基本建设。车队行至中宁县一座小桥时，骑自行车过桥的１３岁女学生王萍，为躲避车队而不慎人车一起落水。官员们先后钻出轿车，但皆驻足观望，竟无一人下水救助。结果，在社会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官方赔偿受害者家人６万元人民币，此事就此了解。地方当局有了说辞，受害者家人也不愿继续追究。在农村父母的眼中，一个女娃的生命换来６万元的赔偿，已经足够了。这样说，虽然有点冷酷，却是事实。

　　造成百姓生命价值如此低贱的首要责任，无疑是中共政权对人权和生命的蔑视。不要说政治镇压所造成的对生命的肆意戕害，不要说在没有任何道德的为官渎职者眼中百姓的生命多么不值钱，即便是朱熔基，在现任中共官僚中，已经算是关心百姓疾苦的清官了，但是看看他是如何关心遭遇车祸的凤凰卫视女记者，而又是如何对待在空难、煤矿事故和烟花爆炸中众多死伤的百姓和孩子，生命在中共总理心中的高低贵贱便一目了然。

　　大陆百姓，不仅轻看自己的生命，而且对贫困、苦难和不公，也有着超强的承受能力。贵州是贫困省份，我曾去过这个省的贫困乡高坡，那里的大多数家庭，除了简陋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吃饭和睡觉之用）之外，大都家徒四壁，猪马牛等牲畜与人同处一室，女孩大多没有上学，男孩也至多小学毕业。他们的主要不满是针对基层干部的横征暴敛和现金短缺，而填饱肚子的粮食皆有富余。所以，他们还能够忍受不公和贫困。

　　我走进过的一个五口之家，唯一装饰品极怪诞，令我惊奇：一面墙上并排贴着两幅招贴画，一张是毛泽东的画像，颜色的塔配极为艳俗，老毛的脸蛋和嘴唇是轻佻的粉红色，显然是农村年画，而且还是简陋作坊的产品；另一张是红极大陆的女影星小燕子赵薇的招贴，色彩和构图还算和谐，显然是出自专业广告公司的产品。改革前的政治明星（伟大领袖）和现在的影视明星，在这座家徒四壁的农舍中比肩而立，可以作为目前大陆百姓的审美趣味之缩影——前现代的红色记忆和后现代的玫瑰色小康，尽管前者是观念乌托邦，后者是梦幻麻醉剂，但二者在大众心理上的融合却天衣无缝，共同维系着一体化的大众驯顺。

　　大陆的巨额居民储蓄，也反映出百姓的超强承受能力。近几年，尽管个人存款的利率一降再降，还要交纳利息税，尽管国有银行的巨大不良资产黑洞，主要靠巨额的居民存款来填补。但是，在没有其他安全的投资渠道的情况下，节衣缩食过日子的大多数百姓，无奈之中，只能把所有节余存入银行，存款的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独生子女的未来，二是为了应付家庭的突然变故（比如得重病）。四大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按照官方公布的数字高达总资产的２５％，民间和外国的机构评估是４０％至６０％，如此之高的不良资产所隐含的金融危机之紧迫之巨大，任何执政者都会有坐在火山口的危机感，而中共政权却可以高枕无忧。一是因为当下执政集团的短期行为，只图自己当政时的私利和政绩，而根本不管民众与国家的未来；二是因为银行中有几乎花不完的居民存款——已经高达８万亿元，中国的外汇储备也高达２４００多亿美圆，其中居民个人的外汇存款高达８００亿美圆左右。如此高的现金储备，在中国的体制下，不就等于是民间资本为独裁政权应付各种社会危机而准备好了充足的储备金吗？

　　这么多闲置资金，何愁没有在短期内创造政绩和购买稳定的资本。中共决策层看着银行里的巨额储蓄，先是想用刺激消费和扩大内需来拉动经济，但在这一策略屡屡失灵之后，他们脸一沉就决定：百姓自己不愿掏腰包消费，那就由政府来帮他们花钱，一方面，老百姓的巨额存款是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本钱，用银行里的钱大量投资大工程，给国有企业优惠贷款，以便保持经济高增长的政绩；另一方面，镇压异见者和法轮功，平息各地的农潮工潮，不都需要钱吗？花老百姓的钱向老百姓购买政权稳定，独裁者们何乐而不为！

　　中国最庞大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受到的虐待最为深重，其忍耐力又是超强中的最强。他们苦熬过饿死人无数的人为大饥荒，忍受着每一寸土地都被剥夺的没有任何自由的集体化，无奈于只能老死于土地上的城乡隔离，在这一系列严酷的榨取和歧视之下，农民却只做过极其微弱的自发反抗。第一次是１９５４年，由强制集体化引发了屠宰牲畜和消极怠工的反抗，被毛泽东称之为“生产力暴动”，致使中共决定对激进的合作化运动进行纠偏，提出“停、缩、整”三字方针。对已经成立的６７万个合作社，刘少奇要求砍掉２０万个，但最终的实际结果才砍掉２万个，６７万个变成６５个。随后而来的非但不是集体化运动的中止，反而是更激进的狂飚突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大跃进，造成了人类历史上饿死人最多的人为大饥荒。正是在求生本能的驱动下，农民于１９６２年开始了第二次自发反抗，以“单干风”来反抗集体化和谋求温饱，在广东，差不多有７０％的生产队搞单干。大饥荒和农民的自发反抗，逼迫中共对农村政策再次做出调整，允许极为有限的“包产到户”和“自留地”，单干风瞬间刮遍全国。但是，随后毛泽东发动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提出“阶级斗争为纲”，又开始了农村的新一轮整社运动，直到发展为文革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极端，致使刚刚得到喘息的农民又陷于连温饱都维持不了的普遍贫困。与此同时，刘少奇、邓小平、邓子恢、陶铸等高官被打倒，因为他们曾主持过的有利于农民的政策调整，被毛泽东作为党内走资派的罪证而用于高层权争。

　　文革结束后的７０年代末，农民又是在求生本能的驱动下，冒着极大的政治风险，第三次走向了自发反抗，其方式无非是恢复６０年代初的“包产到户”的责任制而已。而这次，农民的自发反抗正好为邓小平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民意，邓小平本人的从政经历和文革遭遇，也使他清醒了点：不调整农村政策，以发展经济为主的改革开放及其社会稳定是不可能的。于是，中共执政后第一次承诺把土地使用权长期下放给农民，这种长期政策相对于毛泽东时代的几次短暂的政策调整，显然是一个进步。所以，整个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前期，农民基本是满足的，农村也是稳定的。

　　但是，中共当局对农民的仁慈也就仅限于温饱的赐予，骨子里对农民的残酷榨取和准奴隶制的歧视依旧。而且，随着利益至上的机会主义执政方式风靡全国，所有的基层政权象各级政权一样，不仅是衙门，也变成了基层权贵们的赢利公司。于是，放权让利变成了与民争利，全民受益变成了极少数权贵和精英受益，各级权贵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开始了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基层权贵也随之开始新一轮对农民和农村的疯狂榨取，基层官员变成了“要粮要钱要人”的合法（合乎中共的恶法）抢劫集团。尽管局部的示威请愿甚至暴力反抗时有发生，但是大多数农民还不至于忍饥挨饿和衣不遮体，土地使用权下放给了农民也算一种半吊子自由，村民自治也给了农民半吊子民主，劳动力市场的有限制流动使农民的后代也可以进城打工，更重要的是，他们既没有合法的利益表达的权利，也没有政治上的利益代言人，所以，农民的大多数反抗仅仅止于眼下温饱的满足，而没有上升为对基本人权的诉求，加之一盘散沙的无权利无组织状态依旧，中共高层也知道“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不断高喊“减轻农民负担”，对农村政策进行微调，因此，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对政权构成严重威胁的民间挑战。

　　通过简单地回顾中国农民与中共政权之间的博弈过程，就会发现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农民的每一次自发反抗皆始于求生存的本能，而自行中止于温饱的获得。同时，每一次反抗都会引起中共的农村政策的暂时的局部的调整，每一调整又基本可以暂时满足农民的温饱要求。由此，我们可以做另一种假设：如果农民的反抗不是自行中止于物质温饱的获得，不是仅仅为满足于眼下的既得利益，而是基于自身的基本权利和长远利益，持之以恒地坚持和平的群体抗争，如果农民不满足有限的土地使用权、党控的村民自治和歧视性的劳动力流动，而是在经济上要求土地所有权，在政治上要求完全的自治权民主权，在社会地位上要求废除城乡二元的歧视制度，争取国民待遇的平等权利，中共政权该如何应对？它还能如此轻松地平息农民的不满和反抗，如此长时间地维持现行体制的稳定吗？

　　以上农民与中共之间的利益博弈过程，也可以扩展到城市人与中共之间的利益博弈，二者在根本性质上基本相同：只要政权能够在利益上满足精英和平民，民间的反抗就会止于既得利益的满足，而象八九运动那样基于权利诉求的大规模自发反抗是极为罕见的，而且，如果没有胡、赵时代来自中共高层开明派的激励，八九运动也不可能发生。相反，当中共高层在政治上取得稳定第一的共识而变得极为保守之时，大规模的民间自发反抗就完全消失，只有极少数人的民间反抗的首要诉求是基于人权和长远利益，而大多数城里人，要么因既得利益的满足而放弃反抗，并站在维护政权稳定的立场上；要么出于既得利益的严重受损和维持温饱的危机而进行分散的小规模的群体反抗。前者是各类精英阶层，邓、江体制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实际上就是让精英们先富起来，获得以前难以想象的肉体生存的超值享受，在温饱之外过上名车豪宅、盛宴美女、一掷千金的奢华日子；后者主要是日益扩大的失业和退休的群体，他们对政权的强烈不满，绝非是针对制度本身的非人性或一党独裁，而是针对给他们带来生活灾难的具体政策。与之相应，他们的利益诉求也与农民一样，始于眼下的既得利益而止于温饱要求的满足。只不过，由于长期的城乡二元化歧视制度，使城里人的温饱要求与农民的要求相比，也带有城乡高度不平等的歧视特征，城市弱势群体要求获得与城里人身份相应的温饱生活，享受到城市平民所能普遍享受的待遇，如最低生活保障、失业保险、退休金足额发放、住房补贴、医疗保险等，而这些保障不可能出现在农民的温饱要求之中。所以，许多城市失业者宁愿呆在家里领取救济，也不愿干那些农民工干的“下贱活”。

　　更重要的是，中共对民间自治组织的严格控制、当下的利益至上潮流和传统的一盘散沙格局，使民间反抗大都局限于“各家自扫门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分散孤立状态，运动自身的存续，既没有纵向连续也没有横向扩展。每一次局部的群体抗争，都没有为了长远利益而争取权利的诉求，而只局限于自身的既得利益；即便是同一群体的反抗，也只局限于极为狭小的熟人空间之内，例如，农民的反抗主要以自然村落为主，扩展到同一个乡的联合反抗都很少见；失业职工的反抗主要以同一单位为主，象辽阳那样的几个工厂的联合示威也不多见；因而也得不到其他群体的支持，最好的结果也只能局限于特定小群体的特定当下成效。而自由知识界的反抗，虽然主要基于言论自由的权利诉求，但别说没有广泛的社会支持，就是在精英阶层内部也得不到太多的呼应，至多也就是数十人或上百人的言论抗议，一封公开信的发表只能引起短时间的媒体效应（境外媒体和互联网），根本无法形成整个知识界的维权运动。而最大的悲剧在于，这些民间反抗特别是底层的农民和城市失业者的抗争，很难在能够影响全局的中心城市找到利益代言人，也很难在运动的关键时刻（比如工人领袖被捕）得到精英阶层的支持（特别是法律援助），即便是那些以极端的自戕行为（如自杀）进行的抗议，如最近江西盐城２８名失业工人集体自杀，也没有引起精英们的关注。对弱势群体的反抗，少数有良知精英的支持也仅限于抽象的言论表态，根本无法影响社会舆论的主流，更无法对政权构成足够的民间压力。

　　当下民间的抗争，发生在忍无可忍之时，有许多也是在脱离普适公正的轨道上狂奔。因为长期生活在没有起码公正的社会中，人们已经失去对是非善恶的基本判断，公正就丧失了一视同仁的普适性，而变成随行就市的万花筒，变成一种无标准的机会主义，完全视具体情境和具体利益而区别对待。要说还有什么统一标准，那就是以自身的利害得失为唯一标准。于是，反腐败反两级分化的动机，不是出于寻求社会公正，而是出于“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酸”的嫉恨。正像传统中国的农民起义一样，杀掉当今的昏君和鸟官，是为了自己坐龙廷戴官帽。

　　几千年了，中国百姓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仍然局限于“好死不如赖活着”肉体温饱，民间反抗仍然维持在止于乞求面包的水平上，而无法形成向人性尊严和自由价值的提升。有人曾预计，大陆的社会转型是“先面包而后自由”、“先有中产阶级而后有政治民主”，但就改革二十多年的经验而言，似乎是有了面包就已经满足，自由完全是可有可无的奢求；在物质上达到中产水准甚至富豪的人群已经颇为壮观，八万亿存款中的８０％属于占人口２０％的富有阶层，但他们在政治上并没有表现出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强烈意愿，反而更倾向与现存独裁体制保持高度的稳定共识。

　　孟德斯鸠有言：“在专制国家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和惩罚。”专制制度延续的时间越长，生活于其中的人就越驯顺，不仅对暴政具有超强承受力，以至于养成了对极端不公正和野蛮剥夺的麻木不仁，而且由于被统治者只求简陋的肉体温饱和物质享受，所以很容易得到满足，只要独裁者稍施小恩小惠，人们就会感激涕零，以至于肉体的温饱就可以补偿曾经遭受的所有灾难和不公。

　　除非经济全面崩溃，中共政权仍然能够继续长寿下去。即便不久后经济真的崩溃，收拾残局的新政权也极有可能是又一个新的独裁政权。因为，虽然独裁政权无法保持长治久安，但它在短时段内恢复秩序的效率，显然高于自由制度。

　　被压迫者当然不喜欢这种非人秩序的长寿，而喜欢并全力维护这一秩序是少数统治者。他们有强大的组织网络、暴力手段和垄断了主要社会资源，而被压迫者，尽管占有人口的绝大多数，却是分散的、难以组织也不允许组织起来的，他们不仅缺乏暴力手段，甚至连名义上合法的知情权和发言权都不具备。一盘散沙的零星反抗对付有组织的军队警察、官僚系统和舆论控制机构的一致镇压，对付运用熟练的特务内奸和分化瓦解，根本无法构成真正的对抗。这就造成一种人人自危且人人自保的局面：具体到每一个人，反抗的代价注定了得不偿失，损失之大甚至难以承受——除非是圣徒和殉难者，除非生命意义的标准是罕见的超常价值，正由于能够充当殉难者的人极少，警察统治完全可以提前发现并及时地悄悄清除。所以，面对这样一个环环相扣、庞大厚重而又经验丰富、相当精巧的体制，无论怎样，被奴役的活着总比死了好，就是合乎人性的利益计算。而争取更好的秩序，其巨大成本和风险如何分摊？对于个人来说，这种承担无论怎样计算，也只能是负数的计算，是负多负少的计算。何况，老练的统治者最善于在负数的空间里凭空制造成本和风险。

　　所以，这样的稳定秩序，其作用不是正面的积极的而是负面的消极的。或者说，这种稳定，对不同利益集团有着完全不同的意义。它对于政权及其极少数权贵阶层的当下利益来说是积极的，而对于广大民众和整个国家的长远利益则是消极的。这是顽固坚持一党独裁的政权和逆来顺受的民众合谋制造的骗局，是自欺欺人的稳定：大家都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得过且过，面对日益恶化的根本矛盾，或尽力掩盖或视而不见或甘愿忍受，并把解决方案推给无限期的未来。也就等于全体国人帮助中共政权无限制地提前透支子孙后代的未来，以至于我们所拥有的稳定，仅仅是眼前，仅仅是过一天算一天的肉体存活。

　　这样的稳定，对于人性来说（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其作用更是完全负面的，即让人的生存仅仅维持在动物水平上——统治者是狼而被统治者是羊或猪。我不请求国人原谅我用了这样有辱人性尊严的比喻，因为制造无尊严生活的政权和忍受着或享受着无尊严生活的民众，共同营造了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生存现状。“免于恐惧的自由”，即过上有人性尊严和个人自由的生活，必须从敢于拒绝恐怖政治和利益收买开始。

　　２００２年９月６日于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