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黄叶先生《永别朱镕基》一文，也想说几句。

一，黄叶先生的认识误区 对政治人物的评价，很不容易客观。首先，评论者可能是事件的参与者或相关者，不免带上私人感情和立场。无论是囿于情感还是利益，都可能使人一叶障目，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与事态无关者，可能更糟。他们不能对整件事情形成全面概念，要么只能从抽象观念出发；要么只能从琐碎枝节出发。前者是戴有色眼镜，看一切东西都变了颜色，有时甚至是戴哈哈镜，看事物变了形状；后者是瞎子摸象，摸到什么是什么。 问题的根本在于：政治人物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与整个社会整个时代是联在一起的。不了解现实社会，不洞悉时代脉搏，就不可能真正解读政治人物的言行，更遑论评价其功过是非。 黄叶先生正是因为没读懂这个时代，不了解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不明白中国改革的真实含义，因此才会误读朱镕基，得出偏狭结论。

二，中国改革的实质 中国现在正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中国改革的实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初期（1980年代）曾经是清晰的。但随著改革深入，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随著历史的车轮一起滚动，事件不再有旁观者，认识被打上情感、利益、处境和立场的印记。于是，清晰的图景不再清晰，开始变得模糊。在此过程中，大多数知识分子都自觉不自觉充当了各种利益的代言人，不能或不愿跳出来，俯瞰历史。思想的纷纭由此而生，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中国改革始于毛泽东时代终结。正象所有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一样，在凭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经历了1950年代短暂的经济高速增长后，这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其弊端逐渐裸露出来。一方面，高度集中的资源动员能力，其效率取决于民心的凝聚力和民众的奉献精神，但民众的这种“心醉神迷”状态（列宁语）是不可持续的，只能奏效于一时。随著权力的集中运用而来的是权力本身的腐化以及民心的逐渐冷却涣散，经济运行陷入不可救药的低效率中，短缺型经济由此而生。另一方面，这种高度集中的平均主义运转模式，由于缺乏阶级分化，阻塞了社会分工（分工不仅仅是生产技术上的，更是社会角色上的。只有分工到位，角色齐备，社会效能才能充分发挥出来），其经济活动的增值效率很低，以至于当资源动员的力量运用到一个极限后，经济增长就后继乏力，经济发展的引擎熄火，再也找不到新的推动力。于是国困民穷，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越拉越远。 正是在这种山重水复疑无路中，邓小平开始了他的改革。作为现实主义政治家，邓并不是历史目的论者，他并不相信什么历史必然规律或普世道路。邓只是从人类已有的经验教训出发，为当时的中国选择了一条现实可行的路，一种可以走出困境的发展模式。这是中国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开始。 邓的转型战略，发韧于1979年改革之初，在实践中逐渐成熟清晰，到1992年南巡讲话时终于大成圆满。从那时起，中国今后要走的路就很清楚了，清楚得不可能让人发生误解。后来者也难以逆转这一进程，只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有限调整和修正。 这种转型战略可概括为：经济先行，政治缓行的改革；经济改革的实质是：在资源配置上，以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在产权形式上，以私有制经济取代公有制经济；在财富分配上，以阶级分化取代平均主义；总而言之，在经济制度上，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在历经几十年狂乱、迷惘和碰壁的痛苦后，在血与泪的洗礼中，重新找出的唯一可行之路。其中，除了经济改革的第一层含义外，其它三层在今天都还只宜做不宜说。但只要承认了第一点，后面三点就是逻辑的必然。这四者四位一体，不可分割。不能设想，现实中能够运转公有制的市场经济或平均主义的市场经济。 既然要从公有制中化生出私有制经济，财富分配的倾斜和集中就是不可避免的；既然要变平均主义为阶级社会，贫富分化也是必然的。在中国这种整体经济发展程度不高的国家，这种转型和分化，必然要有部分人承担牺牲，为全社会理顺结构、轻装前进承受痛苦。如果还象原来那样，将所有人绑在一起，就只能重复过去平均主义的老路。这可能符合许多人一时的愿望，但对于全社会来说，这只是饮鸠止渴的慢性自杀。因此，转型期分娩的一时痛苦是难免的，是为新生命诞生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随著改革深入，大多数人会开始感觉痛苦，对改革产生怨恨。如果是少数人付出代价，大多数人受益，由于总量限制，阶级分化和私营经济仍然不可能孕育出来，社会分工仍然受到阻碍，经济增长仍然不可能获得必要动力，社会仍然只能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因此，经济转轨是今天中国不能不迈过去的一道坎。只有忍痛挨过去，才可能分娩出全社会的希望和未来。 理想主义之所以被称为乌托邦，是因为他们的思维始终停留在理想境界，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不吃草。确实，改革在初期曾经呈现出人人受益的可喜局面，但那只是多种历史因素综合作用的偶然结果，是经济在长期压抑后的短暂爆发，其过程不可复制。这样的好事不会天天有，历史的曲线已开始向下弯曲，中国必须咬牙挺过波谷期的阵痛。 痛苦只是暂时的，转轨完成后，社会关注的重点又会回到“公平”上来。在转轨过程中，一方面必须保证转型不被逆转；另一方面，必须考虑牺牲者的承受能力和感受，尽可能减轻阵痛强度，防止分化，走向极端。为此，可以根据情况，暂缓或暂停改革进程，有时甚至不妨先退一步，但根本的战略方向不能变。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改革总是如此艰难、如此漫长的内在奥秘。外界曾指责中国改革步履迟缓，犹豫不决，有时候还会走两步退一步。分析将此归因为没有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跛足难行。其实，此处倒不关政治体制事，这是从利益调整角度出发的考量。顾虑到大多数人在接下来的改革中可能要承受的牺牲，顾虑到他们的承受能力和可能反应，改革不能不如履薄冰，缓缓而行。反过来，如果此时启动政治改革，在民主的制度环境下，这种迈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的转型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下去的。人口如此之多，家底如此之薄，即使平均分配到个人，每个人又能得几何？当民众明白自己将要到手的是什么时，难道他们还会投票赞成这种瓜分公有制的改革，何况还有俄罗斯的前车之鉴？除非采用欺骗和不负责任的承诺，否则，如果让民众自己选择，大多数人可能都宁愿回到没有贫富差别、没有竞争压力的大锅饭时代。谁还会管它大锅饭到底能吃多久！——这也是邓小平暂缓政治改革的根本原因之一。

三，朱镕基与中国改革 由此来看朱镕基的改革，就会明白为什么在朱所主导的住房、医疗、教育和国企等系列改革中，利益损失最大的似乎都是中下层民众。改革成本实际上是按人头分摊的，虽然朱已尽力减轻改革方案对民生的震荡，但对于低收入阶层来说，仍然负担得很吃力。为什么改革成本不能按收入水平分摊？因为这不符合改革本身的逻辑。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要孕育出私有经济，化生出阶级。在转轨过程中，“公平”是暂时不能不被置于第二位的价值。要刺激起经济增长的效率，建构起经济发展的动力，对“公平”的关注，暂时就只能止于底线之上。 这实际上又回到马克思以前的公平观。传统观念认为，结果平均的“公平”，只是一种空想；现实可行的，是阶级社会中人人有机会改变命运的“机会平等”。马克思蔑视这种公平，认为资本主义的“机会平等”中蕴藏著大量不平等的罪恶。马是对的，真正的“公平”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从来不曾有过。马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设想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消灭阶级，实现结果平均的理想。但一方面私有制的消灭抹杀了社会分工，使社会发展丧失了最强大的动力；另一方面，公有制国家的强势集团在私有财产之外据有了大量特权，制造了新的不平等。事实上，只要资源稀缺性存在，实际占有上的不平等就不会消失。反复试错的结果是，人们不得不接受“机会平等”的有限公平，承认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合理性，容忍一定程度的不平均结果。中国正处在向私有制经济和阶级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其间的不平等，必然比已成型的阶级社会更甚。 由此，我们也才能够理解，为什么朱在1995年所主导的宏观调控中，不能象黄叶先生主张的那样，扶持高效的私营经济，放弃低效的国有经济。中国的事情很复杂，不能完全按经济规律办。给陷入困境的大型国企输血，既是一种政治上、意识形态上的必要妥协，更是一种顾虑到大多数人即时利益的策略让步。如果国家金融力量转而支持私有企业，那么本来就已经陷入困境的国企，在遽然断奶下，必然会訇然倒下。那不但在政治上不好交代，成千万上亿的失业工人更无法安置。正在扩张中的私企难道能容纳下这么多工人？中国的失业问题，根子在人口过多，劳动力过剩，只有低效率的国企才能容纳这么多“多余”的人。这是一种变相的社会保障机制；这也是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建立完善以前，低效率的国企有必要尽力维持的理由。转型期也是敏感期，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成燎原之势。国企倒闭，大量工人突然失业，而私营企业聚集和增殖的财富短期内又不可能转化为社会福利，怎么办？改革不能不瞻前顾后，匍伏而行。 由此，我们也才能理解，为什么朱镕基承诺国企三年脱困。朱并非不知道国企已不可救药，实际上朱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推动私有经济取代国有经济。但很多事在朱是只能干不能说，甚至还得说相反的话。实事求是地看，在朱任上，国企改革的进展和力度都是最大的。但是改革涉及到千万人的利益损失，更要顾及他们的心理感受。心理感受能够放大或缩小人们的实际承受。如果国企职工们感觉到自己已经被抛弃，那么他们心中余下的只会是对生活的绝望，对社会的仇恨。只有让他们仍存希望，改革才可能按部就班进行。这有点类似股市：只有制造利好，庄家才能悄悄出货。朱作为政治家，其公开言论都是政治行为，只能作如是观。 有意思的是，黄叶先生既指责朱的改革，又指责朱为照顾改革中利益受损者所作的妥协平衡。在黄叶先生看来，朱的一切都是罪状。这只能说明黄叶先生根本就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他只是沉浸在自己的理想幻境中：既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因为会损害环境）；既要打破平均主义，发展民营经济，又不能有分娩期的阵痛，不能有贫富分化的苦难。之所以会有这种理想主义的幻觉，是因为他不明白中国今天的处境，不明白中国改革的实质。 大刀阔斧，锐意改革的是朱镕基；雷厉风行，快速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的也是朱镕基。朱深明经济转轨期的逻辑和需要掌握的火候，因此，他为社会变迁划出了一条底线：分化是必须的，但只能到此为止。 观察朱的行为，其倾向性还是有的：对于加速社会转型的改革，朱总是尽可能全力推进；对于“公平”价值和底层生活保障，朱只是做到底线之上。这就是黄叶先生所说的“何其贴切”与“何等吝啬”，这是由改革本身的目标和逻辑决定的。这说明朱的著眼点，并非社会一时的稳定，而是国家长远的未来。社会大众暂时损失利益的可能性，再加上意识形态的障碍，曾经使邓小平迟迟不愿意启动更深层改革，以至于问题越积越厚，后来者负载越来越重，改革者处境越来越难，腾挪闪转的余地越来越小。朱的历史责任感和个人风范都不允许他继续因循苟且，踟蹰不前，因此他毅然走向“地雷阵”和“万丈深渊”，不惜承担改革者必然要承受的骂名——只有到今天，人们才能深切理解朱在就职答问时一番肺腑之言的深沉涵义。

四，朱镕基与中国经济 黄叶先生指责朱的第二大罪状是1995宏观调控搞“软着陆”，扼制了经济活力，导致今天的通货紧缩和经济疲软。不可否认，今天的通货紧缩与朱1995年实施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确有相关。经济周期，本来就是客观经济过程与人的主观对策互动的结果。由于政策效用有一定滞后期，度在哪里，很难把握。如果再适逢外界变化，治理通涨的措施往往会导致通缩，反之亦然。这本来是宏观经济学的基本道理，但今天的许多经济学家，只图嘴巴痛快，将这些东西早扔到九霄云外去了。 朱的金融整顿，是针对1993、94年的经济过热而为。历经几年调整，避过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终于成功实现“软着陆”。但金融风暴导致全球经济环境恶化，中国出口受抑；再加上1998年洪水肆虐，遂酿成通货紧缩势头。 如果没有朱从1995年开始的铁腕整治，以当时中国的家底和状况，中国很可能是金融风暴中最先倒下，并且跌得最重的国家（当时有很多金融大鳄瞄准了中国）。看看马、泰、菲、印的惨状，究竟是要金融崩溃，还是要今天的相对疲软？本来不难选择。但社会批评家们往往是“常有理”，他们号称两者都不想要，他们只要繁荣和增长，无限的繁荣，永远的增长。那么请问他们即使是站在事后诸葛亮的位置上，可有什么解困良方？没有，连马后炮都响不了；要不就是毫无可操作性。他们的意思大概是：干活是你们的事，我们只管批评，只负责指手画脚。 黄叶先生的良方是应该支持民营经济打败国有经济，上节已分析了此路不通。另一种说法是朱不应该征那么多税，把企业和个人都弄穷了。一个事实是，朱的税收增长并非源于税率提高，而是源于打击走私和严格征收。换言之，朱的税收增长并未加重依法经营者的税负。严格征税，既利于增强财政吸取能力，更是规范经济秩序，维护公正，建立市场正向选择机制，阻止特殊利益集团非法牟利的有力举措，其意义更在打击走私，阻止外来商品对本国产业的不法侵害之上。不知道这样有利于当前长远的明政，为什么会遭遇这么强烈的反对？不错，现在生意不好做，赚钱不易，有人抱怨税负过重，又不能参与意见，这些方面确实都存在问题，需要设法改进，但这些都不能构成反对严格征税的理由，二者不能混为一谈，社会批评更不应该混淆了界线。 另一个事实是，从储蓄余额看，个人和企业财产不但没有因此减少，反而还节节攀升。可见民间并不缺钱，缺的是投资渠道。 于是朱大力推行积极财政政策，试图以政府投入带动民间投资，加速经济运转，打败通货紧缩。这又遭到黄叶先生们的反对，认为是大手大脚，好大喜功，并称朱为“赤字总理”。这些人根本不懂得，能不能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已经不是单纯的经济绩效，功不功的问题，而是事关中国经济，乃至中国社会能不能保持稳定的首要问题。积极财政政策的最大功用就是抵消了通货紧缩对经济的疲软效用，维持了经济增长势头，从而维持了全世界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将各种经济和社会危机因素抑制在潜伏状态，没有即时爆发出来。 可以说，今天中国社会的稳定系于经济的稳定，而经济的稳定系于国家信用，系于市场参与者对经济的信心，因此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是必要的。这也是朱一而再，再而三地坚持讲“大话，空话”的原因。朱不是小学生，他讲话不是要向谁汇报思想，他讲话大都是政治动作。朱从好的一面阐释中国经济，让世界对中国有信心。人心代表人气，人气锻造繁荣，这有什么不好？ 香港一事也是如此。黄叶先生批评朱最近在香港放言“不惜一切代价”支持香港繁荣，实际上，香港问题事关世界对中国经济形势和政治制度的信心，关系到中国的统一大业，是中央政府不得不背负的责任，不能仅仅就事论事。朱越是坚决表态不惜动用“两千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来支撑香港繁荣，形势发展可能就越不需要朱动用外汇储备；反之他越是回避责任，香港前景就越难以乐观，到时候，说不定中央政府就真的得给香港输血了。 面对通货紧缩，宏观上采取积极财政政策是必然的。根据通缩的延续情况，政策会持续一段时间，在通缩征状未解除前，保持一定的政策连续性，这很正常。如果听到风就是雨，朝令夕改，那才是为政的大患。当然，积极财政政策有其极限，但现在还没到顶。有人说中国政府现在已负债累累，吓煞人哉，不能再搞什么危险动作，不能再有赤字了。好象中国从此就只能谨言慎行，全心全意还债一样。但没有投入，何来收入？没有收入，凭什么还债？总不至于要中国人都去卖血吧？何况，相对于他们所说的债务天文数字，区区赤字，能值几何？有它不多，没它不少，没必要自己先捆住自己手脚。 最后，黄叶先生说，改革过程中广大中下层国民的利益损失，普遍缺少安全感，是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他说得对，事实确实如此。但只要不打算走回头路，对此就无法可施。只能承认和忍受这种负面效应，在此基础上再来想别的办法。这是历史长河中经常会出现的险关隘口，只有闯过去，中国才有出路。闯过去之后，就是天长水远，海阔天空。

五，惜别朱镕基 朱镕基的作为，并非尽善尽美。实际上，在现实中，谁也不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政治人物的行为，都是出于利弊的权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择其重”。因此，任何抉择，都有其负面效用，都有所遗缺。扒开正面专注负面，深文周纳，任何人都可以被弄得面目全非，一无是处。这种罗织之法，在文革中曾被发挥到顶点，这也是文革中那么多大小冤假错案得以成立的认识论根源。面对专政机关对“百团大战”的求全责备，彭德怀曾愤然出声：走路也可能跌倒，做事的人，哪里照顾得面面俱到！ 在今天这个急剧变化的时代，要做事，就要准备挨骂；有责任心的人，又不能不做事。所谓“在昏昏噩噩的统政者底下，老百姓反而可有些自我发展的自由空间”的说法，在变化缓慢没有危机的农业社会或许说得过去；但在内有潜在危机，外有竞争压力的今天，昏庸和不干事，无异于等死。 朱在义务教育和农村问题上，被人诟病最多。朱的做法，虽然符合社会转型期的需要，但基础教育方面，有的地区的做法确实已超出人文主义底线，必须引起重视。这个问题或许应该上升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不管出于多么宏伟正当的理由，行为都不能触及社会共存的底线；必须让大多数人至少保有在各阶层之间流动的可能性。当然，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也并不容易。 黄叶先生还质疑朱的清廉，认为朱“自己控制著银行系统，而他的一子一女却在银行中身居要职，毫不回避”。黄先生错了，朱不只是“控制著银行系统”，他还掌管着全国的经济和行政。要回避，他的子女就只能从此不做中国人——回避既无可回避，就只能守法。高干子女也是人，也要生存，也求发展，评判和限制其行为的主要尺度只能是法律。朱的儿子迅速升迁，当然与朱的地位有关，但并不是朱运作的结果，这是社会结构和传统文化在自动起作用，只要不违法，朱就毋须为此承担责任。正如金大中的儿子犯罪，与金的地位当然有关，但这并不是金本人的错。人是环境的奴隶，朱的清廉体现在：在同等环境下，在现职高层领导人中，他是做得最好的。 朱离任在即，外界对其仍然褒贬不一。朱是那种真金不怕火炼的实干家，经得起时间检验。相信随着时局推移，朱的价值和意义会更加凸显。这是一个英雄无力的时代，以朱的能力器局，本来应该成就一番更加令人称羡的事业，受限于地位和年龄，朱可能只能走到这一步了。作为一个政治家，这已经足够。朱是当今政坛的一股清风；他的出现，是体制内的异数；朱的干才胆魄，朱的亲民作风，朱的清廉志洁，善于面对公众，雷厉风行的行政风格，对贪官庸吏的不留情面，仿佛都不属于这个时代，不属于这个时期的中国。朱是超出于时代的伟人，其所作所为，迥异于这个时代的特征；但其结局，仍然不能不受时代的限制。朱因此得罪不少人，也因此树起了自己的历史标高。

相对于朱本人的抱负，相对于人民对朱的寄望，朱现在离任，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中国要产生一个朱镕基不容易，但他就这么轻轻走了。或许，命运至今仍未真正眷顾中国，大局未定之时，哲人已隐，金剑沉埋。 朱要走了，除非历史很快发生不可思议的变幻，否则他已不可能再走到前台。嗟夫天地一逆旅，过客皆归人！谨以此文，为朱镕基总理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