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從什麼時候開始落後於西方的? 這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官方的教科書上是這樣的論述的: 從19世紀開始, 具體地講是從鴉片戰爭之後, 由於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 中國才開始一步步地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 開始落後於西方. 這言下之意嘛, 別看咱們現在落後了, 可咱祖先也曾闊過, 發達過. 咱發達的時候, 西方人還在茹毛飲血呢..

按官方的這種傳統理論, 這西方倒象是咱中國人 “西遊記”中的那個孫猴子, 一個不小心從石頭中崩將出來, 這就變成了個爆發戶, 上不着天, 下不着地.

就連人家西方人謙虛和自我反省, 到了咱們中國人的那裡, 都變成就成了人家落後, 自己先進的證據了. 人家說自己工業革命以之前的中世紀那一千多年是 “黑暗時代”, “蒙昧時代”. 得, 中國人就毫不臉紅地把人家這個說法給照單全收了. 說, 哈哈, 瞧, 他們自己都承認了他們的中世紀的確是一個黑暗和蒙昧的時代, 那就的確是一個不折不扣,地地道道的黑暗蒙昧的時代了. 而我們中國的那個時代卻是一個光明的時代, 幸福的時代, 和文明的時代.

還有更可笑的: 這個所謂禮儀之邦的堂堂大國, 好些大學者們居然會相信一個國家長久的繁榮和強盛, 是可以建築在強盜和小偷似的對外掠奪和侵略之上. 他們告訴中國人這樣一個 “道理”: 近代的中國, 其之所以會落後於西方國家, 實在是以為中國人沒有象西方人一樣四處發動戰爭和掠奪的緣故.

這些 “學者”們相信一個文明繁榮, 不必經過一個長期的, 日積月累的過程. 社會的進步和物質財富的積累, 也可以不必經過數代人, 甚至數十代人的艱辛的努力. 而可以靠偷奸取巧的方式, 在一朝一夕之間實現.. 在他們的眼裡, 體現進步的東西只有兩個: 一個是經濟濟學上的那個 “GPT”, 而另一個則是體現征服意志的大炮機槍吧.

所以, 很少有中國人能夠理解, 西方的文明較之於東方的文明, 他們的先進, 並不是單單體現在一種 “物用”的層面上, 譬如西方人的物質財富以及及他們的 “船堅炮利”. 甚至也不是單單體現在他們的法律和政治制度上, 例如說他們的法制與民主. 他們的先進. 西方人的 “先進”, 是在一種更深層次上的, 系統上和結構上的 “總體的優勢” .

這樣的 “總體的優勢”可以保障西方社會在一個相當長期的歷史範圍之內, 有一個恆定而持續的向上發展內在的精神動力, 可以長時間地超越其競爭者對手. 這種 “整體”的優勢固然體現在那些大的 “硬件”方面: 諸如社會的經濟和政治的領域. 但是更重要的, 則是體現在那些細微的, 無形的社會 “軟件”方面: 他們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的那個思維方式和價值觀的領域裡.

財產, 可以分 為“無形” (INTANGIBLE)的和 “有形” (TANGIBLE)兩大類 . 文明與進步, 自然也必須同時反映在那個可見的物質領域, 和那個不可見, 也不可觸摸的精神領域上.

簡單的模仿和橫移西方的技術和某些制度, 中國完全有可能在她的某一些地區, (譬如今天的上海) 或某一個時段的某一個領域之內 (譬如滿清末年的北洋水師)達到, 甚至超過當時的世界先進水平. 但真正困難的是, 西方人在他們精神生活和社會生活領域所取得的那些成就, 是他們以上千年的時間逐步地積累和發展起來的, 簡單的模仿和橫移, 根本就是如同搬風一般.

這也恰恰是東西方文化最大的一個差別所在. 也是導致東方落後於西方的一個最根本的內在的因素. 用一個簡單的比喻來說: 中國人可以很快地模仿西方的所有的電腦硬體設備, 但是中國人在一個短時期內 (甚至有可能是永遠)都無法模仿到美國人發明視窗操作系統中的那個奧秘. 或者說, “硬體”設備是可以很快地仿冒的, 但是西方文明的那些 “軟體”, 卻是中國人永遠也無法模仿的.

這道理非常簡單 : 因為人的思維方式是非常難以模仿的.

那麼, 東方社會, 或者說是中國社會, 究竟是從什麼時候開始落後於西方的呢? 一旦我們開始這樣思索問題的時候, 我們馬上就會發現, 所有的那些 “差距”幾乎沒有一個是在近代才產生的. 而是全部形成於公元6世紀到16世紀這一段的時間內, 也就是說, 是在西方還沒有走上大規模的海外殖民侵略以前的那個上千年的漫長的歲月之中.

正是這個所謂的 “愚昧的中世紀”, 奠定了西方文明在近代200多年展翅騰飛的全部的精神和物質基礎, 也正是在這個所謂 “黑暗”的一千年當中, 東方, 尤其是東方的中國, 她的文明, 開始被西方一點一點地拉開了距離, 以至於到了17世紀的時候, 中國已經在社會生活的一些最重要的精神領域之內遙遙地落後於西方了.

從7-17世紀這上千年的時間內, 我們可以非常明顯地從經濟的, 政治的, 文化, 信仰的許多方面看到東西方之間的這個巨大的差距. 這些差距, 基本有許多就是從一開始, 從起跑點上已經顯現出來了.

最直觀, 最顯在的差別似乎是在經濟領域裡的. 東方和西方的差距, 表現在兩種迥然不同的所有制形態上. 其次就是在政治的領域之內. 東方社會和西方社會發展出了兩種完全是背道而馳的政治意識形態和政府體系. 最後, 就是那個隱藏在 這些“物質”的表象背後的, 那個精神和文化領域上的差別. 一種思維方式和價值觀上的根本的差別—這是造成東方之所以落後於西方的根本原因.

之所以我們說經濟領域裡的所有制形式的差別, 是第一個最重要的差別. 其原因以 “國有制”為核心的東方的土地所有制和以 “私有制” 為核心的西方土地所有制, 在經濟領域內的作用和差別幾乎是一目了然的. 而且這兩個不同形態的所有制各自都已經有了上千年以上的歷史.

並且土地所有制是一切經濟制度的基礎. 它幾乎在根本上支配着人的所有的經濟和社會活動 東西方這兩種歷史上形成的不同的土地經濟制度, 就在很大的程度上決定了東方和西方的人民各自不同的命運.

舉一個例子來說, 共產主義的中國今天所奉行的, 是一種典型的以土地的 “國有”為核心的所謂的財產的“全民公有制”. 但可能有許多人不清楚, 或者是不知道的是, 在歷史上, 同樣是這個中國共產黨, 就曾經在1946-1957的這個近十年的時間裡實行過一個不折不扣的 “土地私有制”. 讓中國成千上萬的農民以 “土改”的方式完全地擁有過一陣子屬於他們自己的 “私有”土地. 一直到57年共產黨實行所謂 “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後, 這個曇花一現的 “所有制”, 才又重新回歸到中國歷史上傳統的, 占主導地位的那個“公有制”的軌道上來.

然而你卻別小看了這短短的10年的共產“私有制”所產生的巨大後果. 實際上它整整影響了中國歷史上的兩大最重要的歷史時期. 第一個是解放戰爭時期, 共產黨靠她天才的 “土地法大綱”, 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土地私有制度. 使得成千上萬的中國農民以 “打土豪, 分田地”的方式獲得了私有土地, 也因此動員了無數的中國農民成為它戰場上衝鋒陷陣的炮灰. 以驚人的神速一舉戰勝國民黨. (真是絕招!! ) 反過來說, 當中國農民的 “利用價值”, 被中國的執政者們軋得一干二空的時候, 他們很快就從共產制度下的 “受益者”搖身一變成了 地地道道的“受害者”. 隨着土地被充公, 被公社化, 隨之而來的就是 “三年大饑荒”時期.

再分析的遠一點的話, 這個短暫的 “私有制”, 極有可能就是導致中共內部以毛澤東為首的 “公有制”派, 和以劉少奇為首的 “私有制”派在中國的 “路線和方向”問題上發生一系列衝突的一個最重要的根源, 這種衝突最終以 “文革”這樣的血腥的總清算而收場. 劉少奇是1946年中共 “土地法大綱”, 也即共產私有制的始做蛹者, 而1957年的 “一大二公”則是老毛的傑作. 隨後而來的三年大饑荒時期, 劉少奇又接下老毛的爛攤子, 企圖用 “三自一包, 自留地”這樣的 “變相”的土地私有制來恢復農民的積極性, 這就不能不觸怒那個高度信奉公有制和大一統的毛澤東, 最終必須以血腥鬥爭的方式和他的這個昔日的 “戰友”—實際上的資產階級司令部的總代表, 來一個徹底的了斷.

把話收回來: 東方社會, 尤其是中國的封建社會, 從2000多年以來, 本來就一直是以土地的國有制 (實質上是君王所有) 為一基本特徵的. 所謂 “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指的就是中國的皇帝對土地, 進而發展到對所有臣民個人財產的這種至高無上的, 欲予欲奪的所有權和支配權. 從表面上看, 中國的歷史上固然有所謂的 “地主”一類的土地私有者, 但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一部國家法律, 從法理和實踐的角度來肯定土地私有權的合法性, 並且以具體的條款來保障在這種所有權底下, 私人所享有的一切權利. 其實, 中國的這些土地私有主們擁有的都是暫時的使用權而非所有權. 國家, 也就是皇帝和各級的大小官吏, 可以用各種非法的, 合法的理由, 任意地剝奪和侵占個人的土地所有權.

這也難怪, 在中國的封建專制制度之下, 人的生命尚且都不能得到起碼的保障, 可以被隨意地剝奪, 更何況他的個人財產和土地呢.

但是西方, 尤其是西歐則從一開始就和東方的這種土地國制度背道而馳. 以土地所有權為核心的個人財產的私有制度, 一直是整個西方社會區別於東方社會的一個最顯著的特徵. 個人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即是西方文明的一個道德基石, 也是西方社會確立法律制度的一個最基本的出發點.

從公元7世紀末期開始, 西歐開始以“采邑制”為核心, 確立有限的土地私有制度. 國王將土地有條件地封賜給貴族, 武士, 或者是教會. 獲得這些領地的那些大大小小的封建領主們, 除了必須向國王服兵役之外, 他們可以自由地轉讓, 買賣, 和繼承這些土地.

更為重要的是, 在這些私有領地上,那些大大小小的領主們居然可以可以享有和國王非常類似的那些權力, 權利. 他在自己的領地里享有獨立的司法權, 獨立的稅收權, 完全不受中央政府的管轄與支配. 國王也無權以國家的名義, 隨意的剝奪他們的土地和他們的私有財產.

更早一些的時候, 對歐州影響至深的 “查士丁尼法典”, 實際上就已經將財產私有者之間的法律地位, 確定的一清二楚了.

當然中國歷史上也不是沒有出現過類似的土地私有制度, 譬如象西漢初年的 “分封制”就和以上我們所說的 這個“采邑制” 非常接近. 而且從時間上看, 中國的這個 “分封制”要比西歐的那個 “采邑制”早了約6百年. 但不幸的是, 中國的這種土地私有制度在歷史上卻是曇花一現, (就和1946年的那個 “土地法大綱”一樣) 而沒有象西歐的私有制度那樣, 依靠法律, 道德, 和政治制度, 逐步地發展, 延續和完善起來. 2千多年以來, 從封建社會一直到今天的共產主義中國, 中國人都在奉行一種表面上的私有而事實上是 “公有” 的土地制度. 真正擁有土地所有權的, 要麼就是那個作威作福的皇帝老兒, 要麼就是那個改頭換面的所謂的 “國家”.

這無疑是東方落後於西方的第一個最明顯的地方. 用一句諷刺的話來表達這種差別的話, 西方從公元7 世紀開始, 就卯足馬力在他們的社會中製造 “有產階級”, 而中國則相反, 她從封建社會開始一直到今天, 都在全力以赴地製造 “無產階級”.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無疑是西方人權觀念中最根本的一個核心之一. 它不僅僅是一個制度, 更重要的, 它是一種 “天賦人權 “ . 一種深深地根植於西方老百姓意識當中的個人的不可剝奪的權利. 它是一種道德觀念 ,同時, 它也被無數的法律所保護.

沒有明確的土地的私有權, 公民的其他私有財產, 如房屋和生意等等, 當然也就無法得到有效的法律保障. 無法免於皇帝或者是國家肆意的侵犯和剝奪. 我們以發生在中國1957年的那樣一場大規模的剝奪農民私有土地的 “合作化”運動為例, 它在中國, 幾乎沒有遇到任何的有規模的抵抗. 這真是一個在正常的社會底下所無法想象的事情. 類似這樣的有組織的政府對公民的財產剝奪, 你能想象它會發生在西方或是美國嗎? 我們可以肯定的是, 在西方, 這絕對是無法想象的. 如果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它恐怕立刻就會引發一場內戰!

以至於到了文革的時候, 連多擁有一隻雞和一條鴨這樣的私有財產的"尾巴", 都成了罪過了.

這樣的荒唐, 西方曾經出現過嗎? 咱們中國人在這方面落後西方多遠呢 ? 有沒有1400年?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 以 “無產階級”理論為核心的近代共產主義思想, 雖然起源之地是歐州, 然而它日後真正發達, 大紅大紫的地方卻是中國. 這是否跟99.99%的中國人都上無片瓦, 下無立錐之地的 “農民無產階級”有關呢? 至少, 我對此是深信不疑的. 西方固然也有所謂的 “無產階級”, 可如果拿人家的無產階級和中國的無產階級相對比的話, 你就會發現人家所謂的 “無產階級” 要是到了中國, 就變成了地主富農了.

這也可以解釋為什麼中國的農民起義較之於西方的農民起義會有天淵之別. 中國農民喜歡革命. 歷史上中國農民戰爭其次數之頻繁, 其人數之眾多, 其破壞力之徹底, 其屠戮之慘烈, 使西方的農民起義看上去 (我印象中的西方農民起義好象只有德國閔採爾吧) , 就好象小孩子玩家家那樣不值一提.

無論馬克思和他的信徒們(包括那些偽信徒) 怎麼高聲歌頌 “無產階級”,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 如果不考慮宗教的因素, 那麼一個國家和社會的穩定與否, 是和這個國家和社會裡的 “無產階級”人數的多寡成正比的. 沒有什麼私有財產的中國無產者們, 包括那些他們自然的衍生物: 貧下中農, 流氓無產者, 盲流, 或流民等等, 是非常容易起來 “革命”的. 他們為中國社會一次次的動亂和革命提供了源源不斷的 “兵源”. 正如中國人自己所云: 無恆產者無恆心. 這些赤貧的中國無產者們頭腦簡單, 意識衝動, 生活絕望, 極其易於被一些簡單的口號, 或非常少的物質利益所誘惑, 而鋌而走險做出種種革命, 暴力, 或犯罪的舉動來. 更何況, 他們既然沒有任何私有財產的制約和牽掛, 那麼, 正如馬克思自己所說的, 他們在這些的“革命”或 暴力中, 除了手拷和枷鎖之外, 實在是沒有任何其他的東西可以失去的.

中國的憲法, 到今天都還不可能確定 “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這個文明社會的基本準則,大概也在為中國以後的類似的流血革命提供一些溫床吧. 中國社會中, 從古代的梁山泊好漢, 到李自成, 到太平天國, 再到近代的毛澤東, 其實在價值觀和思想脈絡上都是一脈相承的. 毛澤東以 “打土豪, 分田地”來吸引大批中國農村的無產階級, 和李自成的 “吃他娘, 着他娘, 吃穿不愁有闖王”的殺富濟貧式的造反, 在本質上是沒有什麼區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