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前几天写了一篇讨论蒙古国野蛮的文章，有位网友说汉人就是太“文明”而懦弱，应当“野蛮”些才好。这其实是一种误解，对文明本身的误解。文明是可以勇敢的，野蛮却只能是野蛮，真正的勇敢是文明之勇敢，谓之大勇。另外一个网友在回贴时写了一百五十多个“以法治国”可见其对以法治国之推崇。这也促使我考虑以法治国的论调，写这篇文章来讨论以法治国之谬误。

以法治国，未知其可

文祯元

既然提出以法治国，可见是把“以法治国”作为大政方针的，作为基本国策的；如果凡与治国有关的凡国家需要的都可提出来作口号的话，那么捡拉圾对国家也很重要，能否说“拉圾治国”呢？既作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则不可不谨慎更不可信口说来了。

说到“以法治国”，我们先把法定义准确一些。法分为广义的法和狭义的法。广义的法就是无所不包了，狭义的法则专指法律，我想以法治国中所指的应是法律的意思否则也没法讨论了。法律中外古今无论哪一个脱离蒙昧的国家都有，中国远自商周时就有法律，秦汉时有法律，隋文帝开皇三年定隋的法律，唐贞观元年在隋的律令基础之上更定律令，贞观十一年房玄龄等定律五百条，刑名分二十等，与隋律相比多改重为轻。宋太祖建隆四年刊行《重定刑统》，是为我国第一部印行之法典。明朝洪武六年颁《大明律》，清顺治四年《大清律》成。法律虽历代均有但以法治国的无论中外古今都没有成功之范例，就是我们所认为的以法治国的国家也从未说过以法治国。
为什么以法不能治国呢？先看历史事实。大家都知道秦朝是以严刑峻法而著称的，严刑峻法不仅未能使秦朝“传之无穷”反而激变天下，所谓戍卒叫涵谷举，天下苦秦久矣；刘邦入关，尽废秦朝苛律代之以“约法三章”关中遂定。难道秦朝的法律不如约法三章完备吗？难道秦朝的法律实行的不如刘邦之约法三章彻底吗？再看唐藩镇时淮西之吴元济。这个吴元济其法令之严苛又非秦所能及。吴氏统治淮西时，禁人在路上偶语，不准点烛，以酒食相来往者处死。吴氏之严刑酷法使淮西成为民众安居乐业的地方了吗？没有，也不可能。相反，鼎盛之国从未有以法治国的。大家知道周成王周康王时有“成康之治”。据《史记·周本纪》载“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余年不用”。汉时的“文景之治”，文帝和景帝何以治世？文、景清静恭俭，安养天下；所以《汉书·食货志》云：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间，国家无事，┄京师之钱累百千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伯之间成群，┄。正因为有文景之治才有汉武帝命卫、霍驱匈奴于万里之外的武功。有以清静治国者，有以简约安邦者，以法治国未所闻也。

不施教化，不待之以公平而以法制之，是为网民也。这里的网民不是而今互联网上的网民而是用网来捕捉陷害人民的意思。无论哪朝哪代，无论古今中外，老百姓有几个人知道法律的？有几个人行为之前考虑一下这是否符合某法某条的？中国没有，美国也没有。真正约束人民行为的是道德规范和社会贯例。所以“以法治国”从来都是脱离实际的。再说，法律是惩罚性的东西，一个国家怎能以惩罚来治理天下呢？秦朝靠惩罚不行，现在靠惩罚就行吗？你靠惩罚来对待天下，要知道法不责众，只能使天下反叛；常言说“乱世用重典”，有一个乱世用重典治平的例子吗？没有。
真正治理国家，不是用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人民；不是用法律来惩罚人民而是在教育尤其在制度上完善化使人民无从犯罪。譬如说贪污的问题。一个人又有权又管钱，这样的权钱一体的制度千古以来就是贪官层出不穷的原因。武则天发动天下人告发，朱元璋将贪官的皮扒下来示众都没把贪官的问题解决，为什么？因为人就是人，贪财好利人之天性；不从制度上把贪污的源头堵住，再严的法再酷的刑又怎能胜过人性呢？只要把权钱分开，财务透明则虽不说再没有一个贪官但基本上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很多事情从个人的角度看个人是没有责任的但从国家的角度看国家却是有责任的。贪污腐败这么多，国家没有责任吗？对人民没有亏欠吗？为什么天天反贪天天有贪，这难道不足以使肉食者谋之吗？很多人犯罪违法，没犯罪的人是没有责任的但国家是有责任的。哪个国家的犯罪率高，社会混乱哪个国家的政府就有责任，应当被指责。有时候多问一问国家为我们作了些什么比问一下我们为国家作什么更有意义。可惜中国从来有问人民为国家而没有问国家为人民做了什么的传统，这大概也是中国落后的原因之一吧！

一个社会要安定，必须要有社会公平。如果说法律可以保障社会公平的话则又是一种错误。历朝历代都有法律但没有社会公平。怎样才能保证社会公平及法律的公平？只有民主。专权而法治是以少数人治理多数人，是把不公平强加给社会和人民，这是必然失败的无论古今中外盖无例外；只有以民主治国以文明治国则社会公平，万民教化天下可以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