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田中奏折”是当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震动而几十年来仍难明真相的历史公案。田中义一本人狂热主张扩大侵华战争。1924年4月出任日本首相，下令日军出兵山东，日军在山东随即制造了著名的“济南惨案”。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中对侵华策略进行了研究。时隔不久，从日本又传出消息说田中义一在“东方会议”后，写了一道直呈天皇的秘密奏章———后人称之为田中奏折———这道奏章全面阐述了日本大陆政策的计划步骤。

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于1929年2月刊出了一条令世人震惊的新闻《惊心动魄之日本满蒙积极政策———田中义一上日皇之奏章》，公开披露了《田中奏折》的主要内容。奏折称：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国征服，其它如中亚细亚、小亚细亚、印度及南洋等地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细亚为我国之东疆，永不敢向我侵犯。

中国方面得到奏章内容据当事人回忆为在东京的华人富商蔡智堪，他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就在日本、南洋间经商。蔡智堪早年曾参加过同盟会，是一位颇具爱国情操的人。他曾多次把自己在与日本上层人士交往中得到的消息通过好友、张学良的秘书王家桢转达给张学良。1928年6月，蔡智堪收到王家桢一封藏在一块特制糕点内的密信，希望蔡能设法弄到田中奏折。由于涉及日本最高机密，想要得到十分不易。蔡便想利用日政坛少壮派政友会与元老派民政党的矛盾入手。他先通过朋友引见结识了元老派代表人物宫内大臣牧野仲显。通过接触，了解到牧野对政友会少壮派军人的嚣张气焰十分不满，有意通过向外泄露少壮派政府的计划来挫一挫他们的锐气。蔡智堪便向牧野提议，由自己把这份绝密材料向外公布。于是，在一个深夜，蔡便化装成一个补册工人在牧野的妻弟小下勇的接应下，潜入皇宫书库，用透明的绘图纸蒙在田中的奏章上，用了两个夜晚将长达67页的奏折描摹下来，及时送到了王家桢手上。

《田中奏折》甫经披露，即在全球激起强烈反响。面对世界舆论的反应，日本政界要员纷纷出面矢口否认奏折的真实性。而此时的田中义一已经下台，不久便去世。时任阁员的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海相冈田启介、外相重光葵或声明从未见过、从未听说过这份奏折，或断言是中国人和外国人伪造的。直至二战结束后，日本军政界的一些关键人员仍反复声明，他们是当事人，知情者，但对《田中奏折》一无所知。一些日本学者在仔细研究了奏折全文后，指出文中所列内容有不少与事实大相径庭，而且那份世间流传的奏折在奏程上也不符合日本的呈奏格式，一些问题不伦不类全然不属臣子呈送正式奏折中应当出现的。因此，他们断定奏折是伪造的。

主张《田中奏折》确有其事的人从大量线索入手，进行了深入调查考证，认为断定奏折非真品的说法依据不足。一个证明，就是在《田中奏折》公开后，中国官员在国联有关会议上透露了文件抄自日本皇家书库。日本当局随即将书库官员小下勇以下28人全部免职。而蔡智堪也遭到拘捕，身陷囹圄，财产损失殆尽。从日本一些军政要人的回忆与只言片语中，也能找到奏折存在的蛛丝马迹，如公开否认奏折真实性的重光葵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却提及，他曾向田中义一查询奏折情况，田中答复“非出本意”，意思说奏折是按“东方会议”精神写的，非出田中本人之意。近年来，研究人员还根据新发现的材料，对否定《田中奏折》存在的种种观点提出了反证。另外证明《田中奏折》不是伪造的最重要的依据，就是日本在1927年以后采取的侵略扩大行动步骤和事实，与《田中奏折》中所作的战略规划如出一辄———有哪个人有如未卜先知的神仙一样，能在1928年就十分准确地预言，日本在“征服满蒙”之后开始对中国的全面侵略，在霸占了中国大部领土后，又开始了突袭珍珠港、进攻东南亚各国的征服亚洲、世界的道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