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值朝鲜战争五十周年之际，美国的一位朋友在电子邮件中简短地提到了一个叫林学逋的志愿军战俘，因坚决要回“新”中国，不去“自由”中国而被害。笔者当时很不以为然，虽然战俘意味着投降，但也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对战俘统统迫害。台湾的“自由”中国，还是大陆的“新”中国，都为当时对立政治力量的宣传战的产品。就如当时劫机的“反共义士”卓长仁，本周将以“绑架杀人犯”的身份处决，仓皇反复如同儿戏。战俘固然是战争的重要部份，但５０年后得今天，去回顾当年那场有十几个国家参与，几乎是小型世界大战的一役，全以战俘的角度来看，似乎令人难以接受。然而友人坚持，出于好奇心笔者找来了勒大鹰的纪实文学《志愿军战俘纪事》一读。读罢掩卷遐思而有此文。

　　近来逆民族主义行情看涨，丑陋的中国人再次成为时髦的话题。如当年不该抗日，都接受做汉奸不抵抗的话，那么今天和日本一样享受高水准、富裕的生活。笔者虽然不同意这种自私的看法，但自私毕竟是一种自然心态，不是说“天下熙熙，俱为利来；天下攘攘，俱为利往”吗。不过把一切交给外人管治，而希望坐享其成，恐怕是「好梦由来最易醒」的一厢情愿，梦醒时分只能是空悲切，到头来损人又害己。

　　以诋毁中国人来表示人格独立、精神独立、思想独立（华人反华＝独立人格，这是西方三岁儿童都知的公式）的ＣＩＡ，在大作《如果日本没有“进入”中国》最后留有以下绝句：“我们却仍然是一个世纪前的那个东亚病夫，惟一的变化是病得更加难以救药。看着眼前滔滔遍天下的爱国贼，令人不能不怀疑：也许中国人就是没有能力建立现代国家，必须由某个异族来管理？”。

　　那就让我们来看看美国管理下的志愿军战俘营。

一、在异族管理下－－战俘的故事

　　美国人称：“在战俘营里，野蛮的中国人将能享受到西方文明……”

　　在朝鲜战争中，志愿军有两万多人被俘。其中６６７３人返回了大陆，另外１万４千多人去了台湾。

　　１９５２年４月７日，巨济岛的美军战俘营，战俘甄别的前一天。七十二联队部的礼堂(称“自由大礼堂”)，上面写着一行歪歪斜斜的大字：“反共抗俄誓师大会”。下面贴着一张大宣传画，画了两条道路，一条标明是“光明大道”，路的尽头衣服和米饭等；另一条标明是“死亡之路”，路的尽头是棍棒和刀子等。

　　李大安（原志愿军驾驶员，被俘后享受到了西方文明熏陶和感染，转变成一位坚信投奔自由的斗士），来到七十二联队一大队，拿着一把特制的刀子－－牙刷柄上绑着一个刮脸刀片。他把１８岁自愿回大陆的郑伯涛拉出来（为开导郑伯涛投向自由，李大安在他身上没少花功夫，在郑伯涛的胳臂强迫上刺了“反共抗俄”四个字），李大安抓住郑伯涛，在他胳膊上一刀下去，直见骨头，接着割下一块肉来。李大安把这块人肉往煤油灯上一烧，放进自己的嘴里，边嚼边说：

　　“美国人说了，你们吃了联合国军的饭，要走得把肉留下。”

　　他接连又割下十几个人胳膊的肉，用细麻绳串成一串，提在手里，大声叫着：“要回家的，把肉给我留下来！”。他割下的人肉越来越多，细麻绳拴不下了，他就让一个小队长拿着碗，跟在他后面，碗里盛着满满的一块块的人肉。

　　王顺清（李大安同夥）在审问要回大陆的志愿军英语教员林学逋。“你说，你到哪？”。回答说回大陆。王问：“你为什么回大陆？”。林学逋答：“我生在大陆，大陆有我的父母和亲人”。李大安走过来拔出匕首一刀刺进林的胸膛，问道：“去哪？”

　　林学逋愤怒了：“回大陆，跟共产党！”（他不是共产党员）。李大安读遍美国的自由（中国）理论,里面根本没有这一条自由。他在林学逋身上一连刺了３０多刀。林倒在血泊中，年仅２０岁。

　　接着李大安用刀剜出林学逋的心脏，挑在刀尖上喊：“看清了没有？这就是要回大陆的榜样。谁还要回大陆？我要先看看他的心脏是黑的，还是红的。”

　　……

　　在这个夜晚，被李大安杀死的还有张振童，被活活打死并剜去心脏的还有２２岁的杨文华。杨文华家里还有老母和他心爱的未婚妻盼望杨的归来。

　　在八十六联队战俘医务室的铁皮棚子里，三个被打得奄奄一息的要求回国的战俘，被美国的自由斗士们把消防水龙头插进他们的肛门，战俘疼得乱叫，凉水把他们的肚子涨得溜圆，直到他们死去。三个战俘连姓名也没有留下。

　　……

　　这一夜在美利坚鹰翼下的自由斗士，把能够想象出的所有酷刑－－剜心、活埋、倒悬、串指、火油灌口、蒸笼蒸人、沸水煮人等刑法全部用到了同胞、战友的身上。仅八十六、七十二联队，惨遭杀死的就有９９人，被割肉的３００余人，被打成重伤的有３４０多人。

　　杀人之后，李大安把张振童、林学逋、杨文华肢体不全的尸体，脱光衣服，血肉模糊地放在地上示众。旁边放着七个大盆，里面是割下的人肉，另外两个盆里放着林学逋和杨文华的两颗鲜红的心脏。李向众人宣布：“看清楚了，这就是回大陆人的下场！”

　　后来李大安、王顺清令人把林学逋和杨文华的两颗心脏，剁成肉馅包成饺子吃了。

　　次日（４月８日）是正式甄别，每个要求回国的人，经过甄别这一关，必须经过李大安和王顺清、美军看守拿着长刀守候的大门，在他们两旁站着二十几个拿着木棒和大刀的警备队员，门口还站着一个美国宪兵班。每个要回国的人，都必须从他们的棍棒和刀丛中经过。第一个往外冲的志愿军战士石振青，被乱刀杀死在路口上。

　　这天，七十二联队的７７００多名战俘，只有７００人通过了那条死亡之路。

　　读了整个故事之后，笔者真有点后悔原先的不以为然。像是当初对茶叶的不消一顾，直到进了劳改农场，被迫一年四季种植茶叶，品尝到真正的春茶后，才发现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东西。

　　这些自由斗士，对待不同意见者用的是“车裂大辟，去势敲膑，灭族弃市，食肉寝皮，犁庭扫穴”。以斩尽杀绝，斩草除根而后快，“恨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这些最封建、狠毒、残忍、冷酷、灭绝人性令人猝不忍读的行为，在李大安追求自由的过程中，进行了充份的实践。不论李大安是什么派别、什么背景，自由中国、民主中国、反共救国还是任何其它什么。令人不解的是，他如何把追求自由的事业和对人性、人命的极端蔑视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以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的手段（别说这样杀人，对动物都无法令人接受）去对付人的生命。以反共就等于是追求自由来算，李大安也是先驱了（比民运之父魏ＸＸ还早几十年）。李大安在美国的训练下，能干出如此令人毛骨悚然、心惊肉跳、不寒而溧的事情来。现在效力西方的自由斗士们的心态，有没有什么不同呢？

　　今天ＣＩＡ在自豪生动地回忆：“遥想当年，‘毛选’初学了，兽性大发。青面獠牙，口号间，生灵灰飞烟灭。犹记当年由市革委组织人民群众讨论，给被抓的各种各样的阶级敌人量刑，小芦和同志们一道，每听到一个名字就激昂地高呼：‘枪毙！’”。（1）

　可见其对迫害他人至今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可谓于李大安一脉相承、本质如故，毫无二致。

二、强权鹰翼下的斗士

　　ＣＩＡ们会说：战俘营里是中国人的内斗，与美国无关。所有的志愿军战俘营，都在美军的控制之下。《志愿军战俘纪事》一书中有多处介绍，美军利用神职人员，把大量的凶器带给李大安和他的同夥，在这里限于篇幅而不一一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把原著找来一读。在战俘营里这惨绝人寰的一幕幕，都是在美军的控制下发生的，如美国不喜欢这一切根本不会发生。其实在朝鲜战争中，美军别说杀死敌军俘虏，连平民百姓也成群结队地屠杀。越战中美军使用“橙剂”（ＡＧＥＮＴ ＯＲＡＮＧＥ）不但使土地荒芜、农渔产品受污染，还使平民受害得癌症、流产、生下畸形儿，祸延后代……

　　二十世纪是美国的世纪，对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来说，真可为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后来在冷战中，美国在全球支持右翼军人独裁者，如智利的皮诺歇尔，在美国的军事援助下，用美国制造的枪弹，血腥地屠杀了成千上万的持不同政见者。若今天把中国交给美国来管理，除了那些为美国马首是瞻、效犬马之劳的自由斗士、打手们，普通百姓只能是任由宰杀，如巴勒斯坦的千百名民妇女儿童，在死亡线上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一夜之间，杀三人挖二心，李大安的刀法，不能说不娴熟。ＣＩＡ对于国学的功力也无人能说不深，然而他对中华文化了解得越深，对于中华民族就恨的越切。他写过多篇文章咒骂中国人特别是大陆人的不宽容，不开化。那么他现在对人性、人权的理解又是怎么样的呢？在《枫华园》的ＢＢＳ上，他先说要杀回大陆去，把中共领导人的人头割下来，挂在城门上示众。对于观点与他不同的蔼可女士，他发了一个题目为《你一个女流，应该严守妇道，为什么热衷于这种东西？》的长帖，在他眼里女性没有权力和自由来讨论政治。对女性的蔑视和歧视，也体现了他内心深处对人性的理解。

　　如果说ＣＩＡ一个网上狂人，不值得多费口舌。那么有着“信奉自由主义，有执著的民主理念以及深刻的中国情怀。”（2）的王丹又是如何。他深刻的中国情怀，先有不远万里跨越千山万水，横渡太平洋，为寡廉鲜耻的台独分子吕秀莲登台护驾。现有“自由亚洲电台”的新论：“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丢人现眼，真是已经到了令人只能苦笑的地步，支持举世唾弃的南斯拉夫独裁者米洛舍维奇，没想到对方被人民推翻，中国政府已经被重重地闪了一腰”。

　　对米洛舍维奇否是大独裁，民主选举下台否是“被人民推翻”，可见拙作《人权与主权的活话剧》（ｗｗｗ。ｆｈｙ。ｎｅｔ），此处略而不提。“丢人现眼”，“举世唾弃”，国际上不信这一套，讲究的是各自利益。美国在支持以色列屠杀异族时，在联合国所有的国家中，除了美国和以色列外，举世共诛之，面对全世界二百多个国家的反对，美国处之泰然。什么叫“举世唾弃”，“丢人现眼”没有比这更清楚的，王丹又敢说美国一句，敢逾雷池一步？对主子的趋之若鹜、顶礼膜拜、言听计从到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地步 。中国或者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员，有影响力的人物，若收取国外的钱财，以自己的权力或影响力为外国政府或公司说话，反对或危害自己的国家（在美国连收国外的钱反国内的党都不行！），就是受贿，就是腐败。王丹一方面对国内的贪污腐败看似深恶痛绝，叫得比谁都响；而另一方面却利欲熏心，对西方反华团体的黑钱，是那么的迫不及待。受到一点诱惑就堕落，为蝇头小利，什么都好卖。贼喊捉贼，好一个强权鹰翼下的自由斗士！

　　王丹自称“不同的声音是一个社会的发展与繁荣的重要前提”。但是舒乙先生发表了与王丹不同的声音，王丹就顾不得这个前提了，什么“在文坛混饭的；向当局献媚的；彻底背弃基本良知的；无耻的文人”（3），王丹这篇短文总共只有五百个字上下，容量与文革大字报差不多。其诋毁人的形容词竟如此之丰富，所占篇幅如此之大，令人瞪目结舌。当年老舍先生被红卫兵小将打成“无耻文人”，今天老舍不在了，红卫兵也过时了，但这不幸的一幕，却又重演了，而表演的更是自称为自由主义斗士者。这一切就是因为舒乙说了一句“诺贝尔奖评委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这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高行健，不但海内外华人对其人极少知晓，更少阅读过其作品并表示欣赏，可以说华人丑陋无知，无法欣赏高行健作品那“刻骨铭心的美”，那么人才济济、人才辈出，言论自由的美国，更少有欣赏了解高行健的，根本没出过高的作品。据《明报》报导：“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全世界的媒体无不感到意外，由于英美传媒对高行健可谓一无所知，英国《卫报》中文研究专家指出「在英国剧坛起码有六个人更值得获奖」”。看来从某种角度上说，诺贝尔奖评委不但开了中国一个大玩笑，也对美国、英国和全世界开了一个大玩笑。说某人开玩笑也是相当平和的语言，根本谈不上骂人。笔者也不同意舒乙的观点。但其父亲老舍先生当年已获诺贝尔文学奖，只是老舍被红卫兵害死了。要是当年老舍拿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很可能今天就轮不到华人了，毕竟过去近百年才轮到一回。而老舍的儿子基于对父亲和个人的原因，对诺贝尔文学奖有不同的看法。就算是个人义气也好，私心也罢，也是可以理解的（不是同意），就是坚决不接受，也可讲明自己的观点批评对方的立场，为何要进行人身攻击？王丹是民运的新星，民运的旗帜，怎么弄出这么个词藻堆砌的大杂烩来，是笔者对文革式的魅力理解不够深？文革时在红卫兵的眼中毛泽东是说不得的，今天王丹的脑海里西方成了神明，讲不得了。至于宽容、人权、自由、民主，针对别人时是振振有词，到了自己身上就面目全非了，如李大安显身。要是王丹、ＣＩＡ之流杀回大陆，人民能幸福吗？海外的民运、自由斗士，漂亮华丽的名字，就像“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名称一样，金玉其表，败絮其中。与民主、自由根本就没什么关系。

三、知耻更是勇

　　笔者批评民运斗士无意，也不（可）能抬高中共，仅仅是希望林学逋的悲剧不再重演。不论是为了民主还是自由，李大安式的人物可以休也。看在人性的份上，知耻近乎勇！对别人的宽容就是自己的胸怀，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党派。今天的中共已不是战争期间特殊材料制成的，也不是文革时期铁板一块的，多了吃喝嫖赌的贪官，也比过去多了一些宽容，作为一个六千万人的大组织，里面避免不了鱼目混珠，龙蛇混杂。古话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也是一个集体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社会发展进化的规律，不断迈向民主、自由、宽容。现在的中共已不是由特殊材料制成，那么我们不妨把其看成是普通的由血有肉组成的，而不必对其一味的诬蔑。说实在的，中共不但不怕，而在心里喜欢哪些不着边际的诽谤，因为这不但不能打击削弱中共，而只能适得其反。请看：

　　在《志愿军战俘纪事》中，作者勒大鹰问当时仅１５岁宁愿被打被杀也要回到大陆的小战俘林模丛：“为什么说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已过中年、饱经沧桑的林模丛回答说：“那时想的很简单。参加志愿军时还是个仅１５岁的调皮孩子。虏到了战俘营以后，看到那些自由斗士，打人、杀人、欺压战俘，无恶不作。这些人天天在给我上课，我就是在这种简单的对比中认识了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国民党。

　　在此笔者斗胆呼吁给中共以人性的、宽容的空间。因为民主的目的并非是为了打倒中国共产党或任何独裁者，民主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宽容，相对合理公平竞争的社会机制。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根本还是为了国家民族和人民的利益。一个对内（！）宽容，公平竞争的社会，能最大地发挥人民的创造力，具有最强的凝聚力，“近者悦、远者来”。笔者崇尚那些争取民主反对专制不惜吃苦坐牢，而面对海外滚滚的反共加反华洪流、利益金钱的诱惑，能拒腐蚀，永不沾，出污泥而不染，坚持有理、有利、有节争取国家人民利益的人士。

四、一点期望与主张

　　对于中国共产党，特别是新一代领导人应该认识到，政治体制改革，如在中国香港实行的，那种渐进时的民主改革。不光符合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也更符合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国内众多的贪污腐败，主要原因还是政治体制不适应于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也就是上层建筑不适应于经济基础的结果。要建立一个清廉有活力的政党，必须从政治改革下功夫，不清除这些贪污腐败，前对不起那些当年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烈士、先贤们，后将面对被人民所推翻亡党的后果，古有“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夫！使六国各爱其人，则足以拒秦；秦复爱六国之人，则递三世 可至万世而为君，谁得而族灭也。”。相反共产党进行如同香港的政治改革（具体的时间和进度都是可以慢慢协商的，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那么那些借机为个人的政治利益而搞破坏的就站到了国家和人民的对立面，只能是自取灭亡。而部份公开竞争也能使共产党在保持稳定的同时赋予更多的活力（战斗力和凝聚力），鼓舞人心成为民心所向，从而彻底改变目前的不利局面：国内的不用说，就是派到国外来的外交人才，在国际场合的表现还远远不如南联盟、伊拉克、巴勒斯坦等不发达的小国家的外交官，以至于有理说不出来，说不响，反而让那些无理强权表现得理直气壮，颐指气使。只有一个竞争的机制，才能使人尽其才，人才兴旺，形成良性循环，从而彻底改变这种面貌。只要中国共产党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实行政治改革，那么包括笔者在内的海内外人士是不会纠缠过去的不幸（痛苦）经历，而会愿意和一个勇于面对现实，有活力的中国共产党一同向前看。说不定到时候还会支持甚至参加一个民主化了的共产党。民主改革进一步海阔天空，退一步万丈深渊。愿看到中国共产党在民主的竞争中再显进取革新，闯关夺隘奋进的身姿!　

　　不改革无异于厝火积薪，除了混一些时间外并没有出路。众所周知任何一个规模商业机构都要有一个商业计划（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ＰＬＡＮ），不可有侥幸心里，而一个大国的惟一政党怎么能没有一个具体的政治发展计划。前人的例子已经证明，自己主动改革远比被动改革来得更为有利，越是完全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局势太平时，改革越容易进行，收获也就越大。反之等待对局势失去了控制时也就没有改革可以言了。俗话说：“人无远虑必有近犹”；“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是值得殷鉴的。把所有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是对自己很不负责任的行为。如果此时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进行政治现代化改革，勇敢地直面与人民和历史。那一定能够得到所有爱国人士的理解和认同，齐心协力、众志成城而浴火重生，开辟一番新气象，定能重建辉煌、再立丰碑。前，对得起革命烈士流血牺牲；后，能振奋党心、民心前途无量。从而在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台湾问题、西藏问题。励精图治，化腐朽为神奇，化干戈为玉帛。使国家民族有新的全面突破，在世界上国际上享有更高的地位，诺贝尔和平奖怕也无人敢来争了。

　　民主改革并不只是共产党的事，而是大家的事情民族的利益。让我们一同回顾战争中的英雄们，他们是怎么看待国家民族的，这是魏巍《战士和祖国》中的一段：

　 二次战役，我团在连战几昼夜之后，又受命迂回敌人，需要一气赶一百四十里路。部队来不及吃饭，就连明扯夜地赶。走了九十多里，部队就又困又饿拖不动了。有的困得前仰后合地上前走，有的脚上打满了泡，摇摇晃晃地走着，还有一个营，坐下休息了。可是我们的团长呢，他年纪那么大了，身子又弱，当他看到一个营停下了，他就喘吁吁地，很吃力地赶上去责备那个营长，随后，站在那里，提高声音，对大家说：“不要忘记，我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我们是从鸭绿江北面来的！”大家伙看着他，一个说话的也没有。说着，他又用手指了指北方，非常严峻地问：“同志们，鸭绿江北岸是什么地方？”

“是祖国！”队伍回答。

“‘是呵，是祖国。’团长用深沉的语调重复，又问：‘那么一百四十里路，我们走了九十就休息了，把敌人放跑，我们对得起祖国吗？……’”政治委员说到这里，不由得笑着，又说：“你说怪不怪，一提‘祖国’，就有这样大的力量！部队没有休息，一直插到目的地。在临到目的地的几里路，有好几个走肿了脚的战士，他们不是走到的，他们是爬到的。”祖国，祖国，你在战士们的心灵上，是有着多么大的力量呵！

　 当年英雄们不计个人安危、得失。今天笔者希望更多的热爱国家、民主和自由的人士，包括受过共产党迫害的。识大体，不计个人的恩怨，包容并蓄，捐弃前嫌，以真诚宽容相待，“宁教天下人负我，休教我负天下人”。我们追求民主自由，是为了国家人民的利益，并不是为了打到共产党。中共虽然是独裁者，但以强加对方莫须有罪责的方法，是起不到正面作用的，也达不到任何积极标的。没有人会轻易屈服于莫须有的罪名，这不在于好人或坏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我们可以没有力量把中共赶下台，但不能没有胸怀给人一个下台阶。

　　行文于此，已是尾声。 抚今思昔，李大安等罪不容诛，对人性极端蔑视之徒，一直（至今）在所谓重人权的社会里，在富丽堂皇的人权牌坊下逍遥于正义法律之外，令人痛心。

遥望云端，鹰隼高啭。秋烟外，残阳如血。

２０００ 年１０ 月２４ 日　

（2）见胡平：《不同的声音-推荐“王丹观点”》（3）见王丹：《舒乙令老舍地下蒙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