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退回到二百三十年前，谁要是说清帝国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那就是对伟大祖国的污蔑，只能等灭门之罪降临。

就是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讲“康乾盛世”如何如何。

中国有夜郎自大的典故，却不知自己常常夜郎自大。

当中国的文人政客陶醉在太平盛世的迷梦之中的时候，黄发碧眼的洋人亚当·斯密在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出版的《国富论》却在对中国说三道四：“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中国下层人民的贫困程度，远远超过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1] “中国人不重视国外贸易”。而“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学得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术与建造术，以及世界其他各国技术上、产业上其他各种改良。但在今日中国的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他们的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外国的先例，来改良自己。”[2]历史证实了这位伟大的英国经济学家言之有理，他虽然从未到过中国，但是未卜却能够先知，没有亲自调查也很有发言权。

可是，如果身处乾隆盛世的某个达官显贵或者御用文人当时能够看到这本书的话，一定会认为这是对大清帝国的污蔑，心怀不轨的洋鬼子们没有看到大清帝国的繁荣和发展，对大清帝国一百多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视而不见，而利玛窦、南怀仁等国际友人他们都亲眼目睹了清朝如何从明朝留下的烂摊子上发展到今天，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就，这些心无偏见的人们都表示了由衷的赞赏。要是有报刊电台的话，就一定要组织文章批判和反驳这种谰言。

更有甚者，所谓的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748年（乾隆十三年）出版的《论法的精神》里对大清帝国的人民和政治制度进行了肆意的攻击：“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但他们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3] “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4]如果我们是乾隆的臣民，看到了刚出版的《论法的精神》，不会拍案而起，看清了孟德斯鸠们亡我之心不死的真面目，而是认为孟德斯鸠是“大清帝国人民的朋友”吗？不错，我们大清帝国是实行恐怖，但是这只是对一小撮触犯了大清刑律的人实行的恐怖，难道我们要允许“清风不识字，何故乱翻书”这样的歪理邪说破坏国家的统一和人民的团结？使来之不易是盛世局面付诸东流？对他们的恐怖就是对广大大清臣民的爱护……谁能够找到最多的例子用最激昂的声音来反驳，谁就最爱国。

为了更好地维护大清帝国的尊严，就必须密切关注外国人表扬中国的文字，并及时全面地介绍给小民百姓。如果哪位同胞要批评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他就会搬出某个外国人的说法：“你看人家外国人都看到了咱们大清帝国的成就，而你却只会自怨自艾。”在证明帝国的成就时，外国人的话比帝国子民民的话更有分量。比如说，要是有国际舆论说乾隆穷兵黩武，那么，我们的报刊就不但要反驳这是别有用心的恶毒诽谤，而且还会引用国际友人魁奈在1757年写下的这段话：“中国人是管理得很好的，没有战争，也不侵犯别的国家”[5]这样一来，中国人看起来，好像大清帝国在世界上得到一切正义的人民的支持，大清是一个得道多助的国家！

当有外国人说大清帝国是“东亚病夫”，就认为那是讥笑嘲讽，而拿破仑说中国是睡狮却又津津乐道。我们乐于听汤因比说中国将是世界的希望，但我们的同胞如果说，美国或者某某国家是世界的希望，就是骨头贱的不能再贱的表现。古人讲，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个人有这种君子修养，那是美德，为什么国家就只能背道而驰呢？

正因为如此，“中国可以说不”只是一种情绪的宣泄，而非理性的思考。它代表了一种自我封闭对着干的心态。正是这种心态，使一些人容不下任何批评的声音。这就像那任性的小姐，听到别人说：“你瞧那姑娘，眼屎都没有擦，多恶心！”这也确实是恶语伤人，但是小姐决不肯掏出镜子照一下，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而是非要对着干不可：“谁说我有眼屎，简直是无耻的污蔑！你自己裤腿上还沾着牛屎呢！有什么资格说别人？”因此，我看胸襟是该宽点，万一真的有眼屎，就不擦了？我们必须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区别开来。最重要的是辨真假，明是非。不要产生一种迫害狂的心理，以为别人总在酝酿针对自己的大阴谋。任何对中国的批评都神经过敏。不是什么事情上都应该说不的，也不是在什么时候都必须说不的，更不是在任何场合都有资格说不的。这话尽管听起来不舒服，但是理智还是高于情感。比如，到了1899年，慈禧召见盛宣怀时还在问：“何谓学堂？”[6]如果有个美国人说大清帝国的统治者颟顸无知时，我们能够跳起来指责这是对我国领导人的恶意攻击吗？

对于中国的问题批评不得，振振有辞地雪耻方法就是像鲁迅批评的那样：“外国人说中国多臭虫，但西洋也有臭虫。”如果是自己被臭虫咬了，不是想方设法去灭臭虫，而是引经据典大谈别人家里也有，不是受虐狂，就是懒惰。这是用耻辱来洗刷耻辱，用罪恶来掩盖罪恶。就是自己被臭虫咬了，也没有权利要求别人必须像自己一样忍受臭虫肆虐。如果哪家店老板这样教训说，就是蛮不讲理的霸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