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里 纽约已是深夜。交通封锁，空气凝重，时不时有警车从詹文家的窗下呼啸而过。对自己的处境，詹文并未显得惶恐不安；但一说起自己感情生活所遭受的“恐怖袭击”，他却再也无法平静，蹦出一长串不太连贯的中文字句……用詹文的话说，对他感情的“恐怖袭击”蓄谋已久。“主谋”是曹英，一位来自上海农村的美貌女子，目前在法律上仍是她的妻子；“策划者”则是曹和她的亲人、同居男友以及所有参与精心设局的人。

詹文生在上海，１２岁出国，白手起家，奋战商界。如今３４岁的他，事业有成，衣食无忧，在纽约华人商界小有声望。寻找一位上海姑娘作伴侣，曾是他一个重要的追求。

１９８０年，我随父母来到纽约定居。

刚开始的日子很艰苦。全家靠开杂货店为生，每天放学后，我就到店里打杂。为了省下租房的钱，我们都在仓库里过夜。好在生意很顺当，规模不断膨胀。我们用初始积累的资金，相继投资礼品店、中餐馆、房地产，直到现在的进出口公司。

我在纽约市立大学读了３年会计学。第４年，我主动退学了。父亲把一家礼品连锁店交给我管理，生意好，业务忙，我抽不出空读书。我们的店位于纽约唐人街的中心，曼哈顿大桥近在眼前，这是个黄金地段，近似上海的西藏路延安路口。

从我离开校园起，一直有亲戚为我物色女友，但我一心顾着事业，哪来时间考虑感情问题？转眼快三十了。事业稳固后，成家的事也已迫在眉睫。我把目标圈定上海姑娘，一来，我觉得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比当地人有上进心；二来，上海是中国的“纽约”，“门当户对”，文化差异较小。

曹英是我在上海的姨妈介绍的。虽说曹没有大学学历，但我不在乎，答应先看看。１９９７年秋天，在徐家汇的一座商厦里，我和她初次相见。她的外表正合我胃口，身高适中，皮肤白嫩。她说自己是私营公司职工，家在市郊农村，父亲在中学任教。“农村来的，又是教师子女，应该蛮老实。”我这样想着。

第二天我约她去长风公园，晚上又看了电影，再打的送她回家。她的家好远，送完她再回我的住所———徐家汇的表哥家，要花２４０元车费。一整天她不声不响，我只当是性格内向，还嫌自己说得太多。

因为家远，她平时就住在市中心的“老板娘家”。与她相识的第三天，她说要和叔叔一同请我吃饭，我欣然前往。叔叔看上去有４０岁，嗓音沙哑，长相挺粗，一个劲地问我，如果我打算和曹英结婚，她要过多久才能去美国？吃完饭，叔叔先回曹英的“老板娘家”去了。才７点多钟，我本想和她再出去走走，但她不肯，匆匆送走我，也走了。那回我在上海停留了一周，上飞机的前一天，我买好礼品准备上她家拜访。但她临时变卦，说她妈妈骨折了，不方便见客。

１９９８年初，母亲回上海探亲，顺便到曹英家看了看。她家条件一般，但她妈妈很会做家务。在我的观念中，母亲能干，女儿也一定手脚利索。我讨老婆的要求很简单：善于持家，能和我厮守一辈子。

３月，我带她到香港旅游，庆祝她的２６岁生日。香港满眼繁华，她格外兴奋，不知疲倦地跑大街逛商场，买这买那。当然，掏钱的总是我。给她买的第一件礼物就花了１３００美元———一块欧米茄手表。然后是皮包、衣帽、鞋子，从头到脚，全是名牌。我从未买过这么多昂贵的东西，自己戴的手表才１００多美元。她还为弟弟“代购”了金项链，付账时，却说没带钱，只能由我来掏腰包。那段时间，钞票就像机关枪里的子弹，１万多美元很快就“打”光了。

回到上海，我去了她破旧的家。她母亲俯在我耳边说：“我女儿从小就被宠坏了，你可要对他好一点。结婚戒指起码要买‘１克拉钻石’的……”我当时听了，很反感。但想想这是老人的糊涂话，也就没计较。

我回美国后着手为她申领签证。有一天，我打电话到她家，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自称是曹英弟弟。第二天我问她，她推说是“来装修的民工”。我没有细想，信了她。

１９９９年４月４日，我和她坐上从上海飞往纽约的飞机。那天，她父母都在机场里流下了眼泪。我向他们保证，一定会照顾好曹英。

在我开的一家店中，我为她安排了一份轻松的差事。晚上，我们就住在一起。原本巴望着她能把家布置得井井有条，没想到她非常懒，家里从不开伙仓，吃饭都是叫外卖。一有空，她就出去Ｓｈｏｐｐｉｎｇ，衣服永远买不够。没钱了，就肆无忌惮地从我皮夹里摸。偶尔说她两句，她还反怪我“不信任她”。

几乎每个周末，她都要去夜总会跳舞。那种地方我从来不进去，她倒十分起劲，丝毫不听我劝。有一次我暗暗跟了去，发现里面聚集了很多大龄单身男子，很多双眼睛都是色迷迷的。

母亲看不过去，劝我慎重考虑一下，当断则断。但我想毕竟已许下诺言，不能对不起人家。只要我真心爱她，相信她会慢慢改变的。

９月１０日，我们举行了婚礼，婚礼异常隆重。在唐人街最大的餐厅，我们摆下３８桌酒席。来客中有不少人身份显赫，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全美华商总商会都有代表出席。他们大多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我父亲是纽约华人总商会的理事。

父母、亲戚为曹英准备了丰厚的新婚礼物，一枚价值近７０００美元的钻戒、白金项链、金手镯、钻石挂垂……都是她喜欢的奢侈品。婚后她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我们共同的名义在银行租个保险箱，存放积蓄。

没过几天，她突然提出要和我分房睡，因为我“打呼噜太响”。她依然自顾自地逛街、跳舞，在她眼里，家只是一个歇脚。

到了年底，她提出要回上海娘家过年，我工作太忙，抽不出空，她便坚持一个人走。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６日，她把所有的金银首饰、名牌衣装塞进箱子，还提走了保险柜中所有３万美元存款，一个人飞回了上海。

她走后，我时常在北京时间晚上打电话到上海，她总是不在家，一会儿“出去买东西”，一会儿“到普陀山烧香”……到后来，干脆整夜忙音。

３月份，曹英要求在她家再办一次喜筵，我来到了上海。一下飞机，她就冷眼相对，晚上照样是分房而睡。

我的房间和她一墙之隔。我惊奇地发现，一到晚上睡觉时，她家电话铃就会突然响起，只响一声。然后，她轻手轻脚地用她房间里的分机，给一个神秘的人打电话。

那晚，我用手机拨了她家的电话号码，刚听到一声电话铃，就马上切断。接着，我悄悄挪到她房门前，侧耳倾听。房间里传来拨电话的响声，又传来她的低语：“是你找我……没有？”她很快把电话挂断。

我忍无可忍，推门进去。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就抢过电话机，按下“重拨”键，屏幕上显出一个手机号码。她发疯似地冲过来抢，打我，抓我，还举起一杯开水浇过来……她父母被惊醒了。当着他们的面，我正色道：“你们良心何在今天太晚了，我再借宿一夜，明天一早就走。”她母亲死死拖住我，急得说漏了嘴：“你不要走！她男人再来，我肯定不让他进门！”

事后，我通过各种渠道证实，那个手机号码的所有者叫朱为民，就是我曾见过一面的曹英“叔叔”。认识我之前，曹英已经结识朱，两人关系暧昧。她１月份从美国回上海后，就开始和朱同居。今年初，他们还为自己的儿子办了满月酒。我甚至怀疑，她赶在２０００年春节前回国，正是为了能怀上“龙胎”。如果孩子生在纽约，这孩子还将拥有美国永久居留证！

２０００年４月４日，愤然离开她家后的第三天，我坐上飞回纽约的班机。一年前，也是４月４日，我带着她，满心欢喜地到美国准备结婚。但如今，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胸闷一腔热情，却遭“暗算”，詹文被这枚“爱情炸弹”炸晕了。“现在一想到结婚，我就恶心。”詹文的老父更是胸闷。“那些被邀来参加婚礼的体面客人经常问我爸爸，怎么不见你儿媳？他把老脸往哪儿搁啊？”詹文对记者说。

愤怒化作理智后，詹文决心用法律讨回公道。不久前，詹文把曹英和其同居者一并告上法庭，请求法律以重婚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法院已经受理了此案。

新《婚姻法》实施后，外籍人士在国内提出重婚诉讼，沪上似乎还无先例。

詹文的委托律师向记者表示，根据新《刑法》和《婚姻法》，男女双方若有一人已婚，但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即构成重婚。所谓“以夫妻名义”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他们向周围邻居或朋友自称“夫妻”；二、女方生育小孩期间的医院证明上，显示两人关系为夫妻。

原告方声称，如果被告隐瞒事实真相，他们将会在法庭上拿出有力的证据。

“我相信能打赢这场官司！”詹文斩钉截铁，“像我这样到中国寻找伴偶的美籍华人还有很多，我要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证明，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