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密杨元元怎样走上自杀的不归路
曹为平

胡守钧同志：

　近来在网上看到了杨元元事件，对于她的不幸我是很悲痛的。我也看到了人们对你对该事件评论的反评论。

　　胡守钧同志，我觉得我们首先有必要来回忆一下我们自己上大学时的情况。

　　我的父亲是一个小五金店的店员，同时从事机械化生产性劳动，可以算个产业工人。我们祖上一直在宁波工作，但是喜欢住在近郊农村。宁波历史上经济、文化、工商业都比较发达，所以穷人家孩子上学的不少，学历当然不会高。父亲也因此有幸读小学，但是更高学历就不用想了。他虚岁17就从家乡到上海来“学生意 ”，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逃壮丁，本来家境虽然不好，祖父又生病，小学还是准备让他读完的，可是就是在学了五年级时，为了逃壮丁不得不辍学。甚至祖父去世前夕，由祖母出面给写信，要三个儿子都不要来为他送终，因为一回去就会被抓壮丁。父亲曾经因为工作环境差，得了肺结核回家养病，也为了有一口饭吃，到过好几个老板手下谋生。解放前他的收入一直很少，难以养家活口。他做梦也不敢想象，他的儿子会上大学，而且是名牌的复旦大学原子核物理系。可是解放了，父亲在解放初收入增加很快，我们进了小学。对一个工人来说，如果仅仅凭工资还是个不小的负担，但那时出现了减免费和分期付款。我们享受了这样的待遇，上学从此不再难。社会主义改造后，我们的学费又大幅度减了下去，就这样我家三弟兄依次从小学生到初中，我哥哥升了高中，而我则考进了复旦大学，不要学费，不要住宿费。这是我父亲以前连想也不敢想的。原来在他的眼里，我们的命运最多只能像他那样，最多读上几年小学，然后去“学生意”，即到资本家或小业主的厂店里去当奴隶。我考进复旦大学时，父亲跟我说了一句话：“如果在解放前，你早就去当学生意了。”就这样一句，没有更多的了，但是已经说明了问题，我已经记了几十年了，将终生牢记。以上可以在网上搜索拙作《父亲的回忆》。

　　我们毕业以后，国家分配工作，根本不用去愁“毕业就失业”——这在解放以前是很普遍的现象。我们的工资当然不能使我们“先富起来”，但生活有保障，一般来说那个时候两口子即使普通的工人，供养三个孩子是不成问题的。有免费的医疗，房子不宽，房租是象征性的。（不能不说一下，现在我国大规模兴建房子，也完全是靠以前的“小生产方式”打下的底子——修起来的大批地方小水泥厂、小钢铁厂、以及七十年代实现的建筑机械化。可是现在修建的房子绝大多数是为贵族服务的，一般群众甚至许多收入较高的大学毕业生，也成了房奴。）那个时候老年人的退休金可以宽裕地供养好几个人，以至于在八十年代出现了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儿子、女儿、孙子、外孙一大群来吃“民政局”。由于实行了独生子女政策，爷爷、婆婆、姥姥、姥爷特别喜欢稀缺的后代，把孩子们宠成了小太阳。自古以来父母辈只负责供养儿女长大到成年，成年以后就得靠自己，并靠自己供养自己的儿女，在八十年代供养第三代竟然成了惯例。

　　我们从来没有提出过要求助学金，更没有采取欺骗的手法骗得国家的助学金。但我们那个时候，如果哪家经济困难，孩子读书就可以申请助学金。平时我是不大关心谁谁家的经济状况如何，谁谁领了多少助学金。但是至少我确切地知道，我们班七个农村的学生，有的还是贫困地区的农村学生，他们是吃全额助学金的，每个月18元，而学校里规定的伙食费比一般的工人高，15.50 元，吃饭以外还可以落下2.50元作其他用。所以那个时候即使家里孩子再多也没有过不去的。记得中学的时候，有个同学说我父亲工资高。可是最后我们算下来，他家里弟兄姐妹五个，个个享受助学金，加上助学金平均下来他们家里人均收入比我家还高。我们班上有的农村子弟虽然吃助学金，还戴手表，买自行车，条件比我还好。那个时候家庭孩子多，如果没有助学金不但农村同学没法上大学，就是普通的工人和小职员也未必都供养得起。我不知道那些人现在如何看法。但是我可以肯定，我的农村同学至少有两个人的良心被狗吃了，如果以后发现七个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那我也不奇怪。

　　除此以外，那个时候学地质和学师范的有国家供应伙食。研究生还有津贴费，和大学毕业生同样的标准，如上海市 48.50元。不但可以维持正常学习，还可以边学习、边养家活口。经过文化大革命，工农兵学员中有的人还带薪学习。

　　这一些想必你是知道的。

　　你是一个小商贩的儿子。我想不是我的胡乱猜度，解放前象你父亲那样的小商贩，同样不可能供养你到大学毕业，并且在最后当上博士生导师的。不知你究竟可能读到那个文化程度？但可以肯定你的父亲同样不敢想象自己的儿子会成为名牌大学的学生。我不知道你家的经济情况究竟如何？也不准备打听。不知道你是否享受过助学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和我一样，即使没有吃过猪肉，也见过猪儿跑。这一些不知你可不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享受过助学金的话，希望你也能对大家说一下。

　　可是现在这一些全都没有了。——至于以前据说是一个饥寒交迫的年代。

　　我希望你也比较一下，如果你的父亲是现在的小商贩，而你是现在的年轻人，你父亲能不能让你上大学呢？我不知道你家兄弟姐妹多少个，至少在现在不要说普通的工人，就是许多小商贩也被独生子女的上学、住房、医疗所困呢！如果你的兄弟姐妹好几个，那么你的父母肯定要被逼疯。我的猜测不管对不对，都希望你对大家说一下。

　　至少我是如此。我的女儿上学时，我的全部收入大概不比杨元元的妈高多少。一般也就是 420多元，那时我还在职，偶然达到 500多元。杨元元的妈失去了丈夫，而我还有个拙荆有一份比我低的收入。即使如此也几乎把我们逼疯。我们的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以拙荆来说，1995年她还喜欢啃甘蔗，她的工作是打字，眼力好到还在打字。可是到了1998年，头发也白了，眼睛也坏了，牙齿也坏了，费了好大的劲节衣缩食，省下 100多元钱去给她看牙医，黑心的医生把她的牙齿进一步磨坏了。我们的身体都一下子垮了下来。可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得买下本来就属于我们的房屋使用权。幸好还有弟弟哥哥资助——我变成要靠别人资助过日子了。1996年到1999年连续四年元旦，我和拙荆上街，1999年我女儿也在内，每人一付锅盔。自从我有记忆以来，这四年是最苦最苦的了。以前以1962年为最困难，即使如此，元旦我还是吃了肉的。我父亲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上大学，而1976 年我的女儿出生时，我做梦都没有想到会供不起她上学（1977年以后另当别论）。2000年我的女儿工作了，只能供养她自己。由于企业不景气，也不仅仅如此，我到这个时候居然还面临着下岗的威胁，后来是内退。2004年正式退休后我这个厂里科技大会唯一的一等奖得主退休金最低，才 717元。生活上总算有了改善，身体也有所好转。即使如此，我们两口子的收入只能供我们两口子糊口。几年来收入上升目前已超一千元，但是物价升得更快。到现在我还是修不起蜗居，看不起病，女儿则33岁了还生不起孩子。

　　我的处境还不算最坏，和我差不多的到处都是，还有许多人处境比我们要坏的多。就好像收入的零头也比我们高的人，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过的那样，我们也不知道下岗职工是如何生活的。用你的话说：“有钱不知无钱难，饱汉不知饿汉饥。”

　　有人说：“读不起书就不要来读书”、“没钱就不要来读书”，那么我们是不是当初就不该来读大学？

　　　　[对上面所发作两点补充：

　　　　第一：上面说“1977年以后另当别论”——那是因为1977年我已经知道物价暴涨不可避免的了。包括粮食、房租、医疗等，而且终究要弄到许多人吃不起饭、住不起房、读不起书、养不起老的地步。可那个时候谁信呢？不知是1980年还是1981年，我说以后我们的南充专区医院要改名为南充专区医店，我们南充地区农机厂的医务室要改为医疗小卖部，还把一个大学出来的医生说得发火了。其实我在当时会公开说，也不是没有一点现实根据，手头上一份报纸在，明确说医疗也要按“价值规律”办。不然人家不信我还不会说。没有想到他们仍然不信。除此以外我还说过，学校要改名为学店，自从电视里、报纸里大肆鼓吹，万事要通过法律时，我就说这是“法店”的广告。不幸的是，我的预言全部成了事实。正像许多群众说的那样：“屈死不打官司。”

　　　　第二：上面我说的是1962年最困难，不是大跃进。文革前，我们上海人习惯上既不是其他地方群众习惯上称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也不是党和国家定下的统一叫法“困难时期”，而是叫做1962年。这你想必知道，文革中许多人都因各种原因由各种人物以某某人1962年如何如何给人定罪。比如我们物理二系有个预备党员和“模范共青团员”在1962年涂改食堂的菜卡，多吃了一块大块肉。群众意见很大，当即被清洗出党，后来被王零（曹注：复旦党委代理书记）包庇了下来。罗荣富（曹注：文革中是胡守钧和我的战友）不就曾经说过：“1962年，安徽省饿死过人了。”潘定惠（曹注：一个好整人害人的资产阶级派性分子）上纲上线说是他的罪行。而安徽省所以会在1962年饿死人，在当时有两个红卫兵去调查过，原因是“包产到户”。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安徽干部也完全自发地起来批判曾希圣的“责任制”，刘少奇主持会议。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土地分得多，资金多，给他们提供大农具，又不好好种地，去投机倒把。而贫下中农土地分得少，资金少，又不给大农具，再辛苦种地也不够吃，也没法救灾抗灾。最最悲惨的就是劳力少，吃饭人多的孤儿寡妇以及因天灾人祸丧失或暂时丧失劳动力的家庭，这样1961年农业到达了低谷，跌破了解放前，1962年春天青黄不接，就惨了。现在官方的统计资料安徽1961年比1960年减产 8亿斤，据我知道实际减产28亿斤。总之，我国解放前就是饿殍遍野的国度，安徽省更是叫花子乡。“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退到解放前”。退到解放前就是解放前的惨况，孤儿寡妇和天灾人祸丧失劳动力的家庭就活该饿死。解放已经让他们多活了十几年。不知有没有杨元元那样自杀的？]

　　现在许多人在指责海事学校，说实话，我倒对海事学校有一些同情。这种事学校也不希望遇到，遇到了也确实算倒霉。把指责的矛头全部指向他们也是不公平的。

　　我们那个时候学校一样不可以容纳他人居住在学生宿舍里。我记得1964年我刚上大学时，有一次我的一个同寝室同学，中学的老师来复旦，他让他在寝室里和自己同铺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我们全寝室的同学全部作检讨。一直到现在为止，我还是觉得我们确实不懂事，太无知，虽然说不知者不为罪，但是遇到一次这样的事也算吃一堑长一智，并不感到冤枉。按规矩那时只能住学校里的招待所，住宿费几角吧，偶然的几角钱，那个同学不是付不起，学校里给了他全额助学金，每个月十八元。除了吃饭还有余。

　　即使现在，学校不允许学生的亲属居住在学生宿舍也不是没有道理的，毕竟学校不是旅馆，更不是慈善机构。学校必须保持学校的秩序，使得学生有个安静的学习环境。不然你可以带妈，他可以带爸。其他人也带上爷爷奶奶兄弟姐妹，再带上八辈子的亲族和各种朋友，环境乱糟糟的，学校还成学校？学生们还可以好好学习吗？和我们那个时候比，学校已经够乱的了。我们那个时候厕所的小便池比现在许多学生的洗脸盆还干净。1983年我回到复旦大学，在走廊里就闻到厕所里一股臭气，很不习惯！这是精神面貌问题。我们那个时候何至于如此？

　　当然如果有人说什么：“读不起书就不要来读书”、“没钱就不要来读书”，那是丧尽天良。凭什么学习文化就是极少数贵族的特权？校方明确地指责杨顺顺读博，实际上也就是那个意思。既然弟弟没有钱就不能读博，那么姐姐也一样，读不起书就不该来当研究生。——但是我们不能因为丧尽天良就要他们负责赔偿。现在世界上丧尽天良的人多得很！让哪一个来买单呢？

　　从各种情况来看，杨元元的悲剧 404厂倒似乎应该负更多的直接责任。她们的困难不正是没有房子吗？是谁使得她们失去了遮雨的片瓦呢？不就是 404场的房改吗？从此她们成了无家可归之人。另外她母亲在 404厂的收入也太低。不知道为什么，人们倒没有批评 404厂。

　　可是如果从另一方面着想， 404厂似乎也是委屈的，企业本身收益不好，尤其军工企业更是不好，房改又不是 404厂定下的政策。据元元的弟弟顺顺说，杨母的工资现在是 937元，2002年退休 400多。如果是七十年代，毛主席的工资也不过400多，更谈不上937元。在那个时候属于很高了。许多教授、演员的收入更高。我有一个小学同学父亲是演员，月收入1000多元，家庭豪华。但是为什么杨元元家 400多，甚至 937元就会陷入极端的贫困呢？原因就是物价大幅度上涨了，又有了许多以前没有的支出，杨元元母亲的收入增长远远赶不上物价和开支的增长。这在现在是普遍现象。正是这个原因使得她家陷入了极端的贫困化。

　　本人也是如此。然而电视里天天在讲人民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大大改善。我在2002年月收入仅 428元，还得扣除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费等，加上扣除极其节省的水电气费，一个月到手仅仅 280元。

　　在以前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和国家行政机关工作，收入都是同一个标准，各地方因为地区差价有些区别。而现在直接生产物质资料的企业收入最低，物质资料的生产者工人和农民享受的物质资料，照几千年的惯例最少。事业单位就要好得多。比如最近学校的教师又要加工资，许多教师一次性加的工资就超过杨母一个月的工资总量。而这还是收入最低的教师所加的工资。至于国家政府机关就更不用提了。这种情况难道完全要 404厂负责？我国的军工企业效益不好难道也要 404厂负责？七十年代我国的军工正在生产和研制相当先进的军工产品。最最起码的按照一些老军工的说法，七十年代我国空军装备的飞机，和国外最先进水平是在同一层次上的先进和落后的差别，而九十年代则是不同层次上的先进和落后的差别。许多正在研制、已经研制出来和即将研制出来的军工产品，已经接近甚至达到和超过世界最最先进的水平。比如我国的歼九是双二五的，歼十是性能超过英国“鹞”式的垂直起降飞机，用于航空母舰。歼十三相当于美国的F-16。预警机我也见过照片。如果说这些正在研制尚未成功的不算，那么已经成功的如“涡扇六”超过英国的斯贝，只待上级批准大批量生产了，可是才得到权力的上级不准，直至摧垮。一些老军工痛心疾首地说：如果不搞斯贝，我们的“涡扇六”早就大批量生产了。斯贝也在稍后搞了出来，也不准生产，好像当初引进斯贝正是为了搞垮“涡扇六”。如果说这些尚未大批量生产的被枪毙，就好像阿Ｑ被枪毙一样有罪。那么我国的反导弹 640工程不但是世界先进水平还是世界唯一水平。已经部分成功也是倾巢之下安有完卵。1981年，前苏联一颗人造卫星要下落，我国测定的准确性世界第一，超过美国，就是用 640的雷达系统测定的。昔日的秘密雷达基地，现在已经成了废墟，成了旅游的景点，去怀念那个辉煌的时代。当时正在搞的093、094、095、096核潜艇也和文化革命一起被彻底否定。拖了三十年才搞出093和094，在现在还不算很落后。就算当时被毁灭性地下马的都是该死的吧，那么我国1971年已经造出的核潜艇，后来又制造了战略核潜艇终于成功地发射了导弹，那么为什么在后来十几年里这种驾轻就熟的核潜艇也没有再生产一艘呢？十多年里世界纷纷前进，进行军备竞赛包括核军备竞赛，我国却大大地落后了。九十年代我国的核潜艇出大洋回来，报上大肆鼓吹成就，我却难受得不得了。原来二十年过去，我国甚至连老核潜艇上的空调都没有搞，要士兵们在恶浊的空气和40℃高温中扛着。上海的运十飞机你想必听到过。还有我国南昌的直升飞机厂一度生产面包车过日子。我们复旦大学的都知道，正是在我校的红卫兵领导下1968年建成了一个“四•一工厂”，批量生产集成电路，大大缩小了和外国先进水平的差距。而我们学校还不是全国最最先进的，全国搞集成电路的单位多得很。1973年我国搞出了 DJS-100系列台式电子计算机，和国际先进水平的美国只差三年，类似电脑美国是在1970年制造成功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和科技在世界上我国处于第二位。据我知道 DJS-100的批量生产，复旦大学也是有贡献的。1975年研制成功的DJS—131先后在比利时布鲁塞尔、民主德国莱比锡国际博览会和在美国旧金山、纽约、芝加哥举办的中国工业展览会展出。可是现在我国的电子计算机工业在那里？全国充斥着的电脑都是洋垃圾。就好像我们学校的同学当作半导体三极管来用的 “四•一工厂”的集成电路废品一样。……——以上这些，当然是不能要 404厂负责的。

　　武汉大学曾经给过杨元元破例的温馨，大家都在赞扬。她在武汉大学就是带着母亲在宿舍里度过的。并予以照顾让她缓缴学费。但是如果严格追究，武大也一样有罪责。如果武汉大学在她读大学时期像我们那样不要学费，也不要住宿费，或许她的妈就不会丢掉房子了。当然，读大学必须缴纳高昂的学费不是武汉大学一家如此。这样说武汉大学也不是责任人。她弟弟也是贷款读书，看来也是一样的。同样，如果海事大学也能不要住宿费，对她来说多少也可以节省下来一点钱，或许可以为她的母亲租上两平方的容身之地吧。

　　有的人包括海事大学对杨元元的弟弟杨顺顺和亲戚也提出这样那样的指责，说他们为什么在出事以前不多尽一点责任。这种指责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成立，因此归根结底也是没有根据的。

　　我看了杨顺顺的自辩，觉得不但是可信的，而且和他的姐姐一样对自己的母亲和姐姐还是很负责的。他也是边学习边攒钱，收入也不多。给家里也有贡献，读研以后，一度极端困难找家里要了100元钱，母亲要给他200他坚决不收。而他一个学生靠边学边干给家里带来了3000元。他一样要还学费的贷款。除此以外，他自己也只能非常勉强地糊口。有人无端地指责他留级，他的回答是“我们方向几乎没有人不延期，北大博士通过率又低。”为此他“从08年 2月的目标就是1年要攒好2年的生活费。”他说的是真是假为什么没有人肉搜索出来？如果没有根据谁能够无端地说他留级呢？有人指责他6850块钱买笔记本电脑，可这正是他给姐姐的贡献。现在不管上大学还是当研究生，电脑是必须之物。小学生都在提倡学电脑呢？他姐姐学习难道就不需要电脑了吗？他把自己辛辛苦苦攒下的钱给他姐姐买必须的电脑，能说他不爱他的姐姐，没有尽自己的力吗？他自己还没有电脑哩！

　　顺便说一下，人肉搜索用来对付权势者，早就被宣布为非法了，而且也确实已经有人受处理了。甚至豪富们玩弄女性的丑事被张扬出来，还犯了侵犯隐私罪，必须道歉、必须赔偿、甚至必须受法律制裁。可是为什么杨顺顺被人肉搜索就没人说有罪？究竟杨顺顺犯了什么罪？无所不在的“法治”到哪儿去了？

　　至于说她的弟弟为什么要读博士，为什么不能去打工赚钱来养家活口，那就纯粹是丧心病狂了。胡守钧同志，照这样说你我原本就是不该上大学的。一句话，文化应该为贵族所垄断，工农的子弟本来就不该有文化。在宣布社会的大环境是绝对合理的前提下，也许可以作出这种指责，同样还可以指责杨元元，象许多人做的那样。再认真一些，既然家境极端贫困，那么本来连小学也不该读。八十年代不是已经有许多农村的女孩子不能上学？可以在家做杂活、可以去做小保姆、也可以去当 “黄山来的姑娘”。人家不是一样过日子？照这样来看，确实是旧社会好，旧社会绝大多数人，占人口的95％就是文盲，工农的子弟没有必要上学。文化本来就不是工农该沾边的，本来就是该由贵族垄断的。

　　有人指责杨顺顺为什么要交女友，另一方面他们又对杨元元30岁了还没有交男友大加指责，甚至诅咒她永远嫁不出去。这不是自相矛盾吗？横竖都是他们的理。

　　杨顺顺已经28岁了，该交女友了。解放前的叫花子也得结婚。工农的子女如果不结婚，工农的后代哪里来？到时候高贵的贵族们只好让自己的儿女去当下贱的工农。现在独生子女政策，工农的后代已经后继不接了，难道还不满足。看来我国的贵族们也只考虑到他们自己这一代。至于杨顺顺和女友去旅游，这一指责似乎有理，就好像九十年代黄世仁的孝子贤孙们指责杨白劳为什么不把给喜儿买红头绳的钱拿来还债一样。可是自古以来就有一个说法：“万善孝为先，论心不论行，论行天下无孝子。”就是因为要指责别人不孝总是可以找出理由来的，即使对父母再好也可以挑剔出照顾不周的。难道穷人就不能有一点穷欢喜？他28岁了，要交女友要结婚，难道连一次旅游也不可以？现在有钱的人旅游可以公费、可以一掷千金，如果他也是一掷千金，倒确实要受指责的。但反过来说，穷人谈恋爱来点穷旅游，为什么不可以？就算他的女朋友提出的旅游要求，对他经济上是个很大的负担，为了不至于恋爱泡汤，他不得不硬着头皮来一次，我们也不能对他提出指责。总不能忍心让他一辈子不结婚。何况旅游的钱，女朋友也表示她会出一部分。——看来穷人根本不该结婚，天下所有的女孩子都该去当二奶、当妓女、当三房、四房的小老婆，供贵族们去玩弄。玩厌了随手丢弃。杨元元如果早一点去攀大款和大官，就不会有现在的事了？？？！！！九十年代初她就可以去当雏妓了？？？？？！！！！！

　　按照穷人不能有一点穷欢喜这种指责，那么1995年到1999年我家最最困难的时候，也是可以指责的。我家在顶楼，我们喜欢种花种菜，尽管穷得几乎要没有饭吃了，拙荆还是几十次地购买花盆，每个二到五元，最贵的两个二十多元。一共花了一百多元。我一再地说：“不买了，不买了，够了！吃饭要紧，好久没有吃肉了，与其买花盆，不如去买点肉来吃吃。”可是她还是隔一段时间就去买，不就是图个穷欢喜而已。如果连一点穷欢喜都没有，那么看来我们真的都只好去走杨元元已经走了的道路了。

　　杨顺顺还准备到2010年 3月接姐姐和妈妈去三亚自助游，这个计划本来是准备给她们一个惊喜的。考虑到如果给钱，姐姐和母亲一定不舍得去，所以一定要他把这个钱先花出去，她们才肯去。——他考虑得多么周到！这样的一家足够友爱了，相互之间足够体谅了，不要再苛求了，苛求总是有“理由”的。

　　杨元元和杨顺顺姐弟至少比我的女儿更知道苦难。我的女儿在学习时可没有像他们自力更生，还一会儿、一会儿地来向我要钱。有的是学校要不得不给，有的确实她自己不知道节约用钱。一直到毕业后，自己去找工作，遇到了坎坷，才开始体贴父母了。她自己33岁了还不能生养儿女，回来探亲却一定要帮我买一个电冰箱、一个热水器。甚至一度还不知道我们这儿的房子价钱，说我们住得高，要我们把房子卖了，她设法凑上一、两万元，换个低层的，免得以后年老体衰上不了楼。我们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事，她连连来电话催促，总说我们不努力去办。直到她回家探亲，看到我们这儿的房子也要十几万，才不得不罢休。现在十几万也买不到了。——对女儿我已经知足了，我关心的只是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儿。可是她说如果她生孩子的话，不但自己没法工作，而且女婿由供养一个人到供养三个人，实在负担不起。这就是现实！

　　相比之下，我有什么资格再去指责杨元元和杨顺顺呢？我是如此，其他人呢？他们真有资格去指责杨家吗？各人自己扪心自问吧！

　　其实我的女儿在九十年代不知苦难也不是她个人的为人，那个时候许多家境贫困的还要受儿女指责，说某某某的父亲当了大官大款，家境如何了得，唯有我的父亲是个废物。其实没有我们这些“废物”，大官大款们也富不起来。这在那个时候很时兴，我的女儿还没有这样说过。到了二十一世纪，世道开始改变了，许多穷人的孩子知道疼爹妈了。

　　有人指责杨母，说她年龄还不大，为什么没有在工作。——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杨顺顺说的：“当时单位效益很差，对她这样的保卫来说，退休比工作拿的钱还多。然后办理了内退。”至于为什么不可以再去工作，比如做保姆等。你们真的认为现在找工作那么容易吗？如果真的如此，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会下岗、会内退，会被以极低的价格买断工龄？有工作的尚且大批失业，以为失业后可以很容易地再找到工作，那纯粹是骗人的鬼话了。如果找工作真的容易，那么我们就完全有权利指责武汉大学和海事学校没有给杨母安排个工作了。有人说找不到工作的都是自己的问题。照这么说，收入低的贫困户和下岗工人都是自己有罪，不是在九十年代甚至更早时期，已经提出什么优胜劣汰了，被下岗的都是本身低劣活该淘汰？？？！！！为什么以前没有大批工人失业这种现象？

　　难道这些人不知道，许多地方在招工启示中明确说明只要30岁以下或更年轻的，甚至明确说女的不能结婚生孩子。杨母内退时快五十岁了吧，又拖了两个孩子，难道就那么好找工作？我们厂里许多30岁的年轻人还“下岗”、“内退”的呢！就是当女佣人，人家还要找年轻的。难道大批职工下岗后找不到工作都是他们自己的罪？资本主义国家还不至于如此说。2000年我不到54周岁内退后也去找过工作，尽管按本人的专业，正属于年富力强最有经验的时期，可是人家一看我在贫困中熬花白了的头发，就以讽刺的口吻说：“是你也来找工作？还是你为儿孙找工作？”另外，杨母有一儿一女相依为命，或许还有其他原因不能去工作。最最起码两个人在一起生活开销要省得多。

　　现在说什么，我国的工人失业找市长，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找市场。——这在骗谁？我记得文化革命前，报上发表过一条消息，引起了我们的嘲笑。美国工人大批失业，就找到劳工部长，看来美国的工人也是要找官方的，区别在于不是市长而是劳工部长。劳工部长保证到某某时候，失业率一定下降到多少多少。失业工人问他做不到如何？他说做不到就把帽子吃下去。到了时候失业率不但没有下降还上升，他就在蛋糕店里定制了一顶蛋糕帽子当众吃了下去。报上登了照片，我们大为嘲笑。但相比之下，我国现在的官方决没有那么老实，反正现在当官的话最最不值钱，绝对不会兑现。即使是蛋糕帽子也不会当众吃下去。他们以会欺骗群众为能干。

　　至于指责他们的亲族，那么我们同样要问，既然我们可以同情海事学校，承认海事学校没有义务为她的母亲提供居住，那么又有什么理由提出她的亲族就一定有义务照顾她们呢？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你了解她的亲族吗？也许他们家里也在为了孩子上学穷于应付，也许他们也当上了房奴，也许他们家中有人有病在为医疗费而奔波。以前各家有各家的难处不能互相照顾，现在出了命案，亲戚难道还不出来帮忙？

　　杨元元没有亲族资助，我有兄弟集资。但如果兄弟不资助我，难道我有权利去指责他们吗？其他人更没有权力去指责他们。同样道理，谁也没有权利去指责杨元元的亲族。我看指责杨元元亲族的人大多数正是经济上相当宽裕的人，俗话说皇帝也有几个穷亲戚，不知道他们对于自己的穷亲戚作了多大的贡献。至少他们得扪心自问一下。亲族的帮助历来是不可苛求的，并不是理所当然的义务，何况历来救急不救穷。

　　令人奇怪的正是为什么总是要把罪责往别人身上推？到现在孩子读书，亲族们来接济居然成了理所应当的了。这是自古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规矩，不知如何定下了？我就听到过一些中学生在说，现在我们上学都要靠叔叔、阿姨、舅舅、姑妈来资助，否则就读不起书。我们都是独生子女，奇怪的是以前我们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他们怎么养起了那么多的叔叔、阿姨、舅舅、姑妈？可见以前也不是人们说的那么不堪。社会会出现那么大的反差，居然没有人去推究原因。

　　这样追究下来，竟然任何单位和任何个人都不该对此事件负罪责，至少不该负主要的罪责？那么谁之罪？谁之罪！！谁之罪！！！

　　胡守钧同志，你是社会学的教授，你难道就不能从社会学的角度去找出罪魁祸首吗？

　　我也知道，杨元元的弟弟和亲属找到海事大学实在也是找不到、或不敢找真正的罪犯，找到了也无用，才扭住海事大学不放的。因为他们不但已经失去了亲人，生活还得继续下去，而且除此以外别无办法。

　　在现在类似的或者更惨的事情多得很，杨元元如果不是大学生、研究生，还不会这样出名，人们早就熟视无睹，神情麻木了。就好像八十年代一个女大学生被拐卖轰动了全国，实际上拐卖妇女儿童已经相当严重了。1983年我回上海就遇到两个人贩子一前一后坐在我们身边，还亲耳听到他们谈生意，并诱惑我的女儿。谁来管？又好像解放前，美国兵强奸妇女不当一回事，在上海，只要一听到美国的吉普声人们就赶快逃窜。女的怕强奸，男的怕被吉普车撞死。都是人见人惯了的。可是皮尔逊强奸了女大学生沈崇就引发了全国性的风暴。

　　我们四川南充这儿就有好多悲剧。

　　那是1994年，正在宣传优胜劣汰。我们这儿不知是哪个单位的，夫妻俩都被判为劣货。下岗费每人五十元。合计一百，家中吃饭的人倒有四个。那时米￥1.25一斤，只够买八十斤米。如按照以前凭票供应，他们四人的定量也决不会仅仅八十斤。究竟怎么过的日子我们不知道。但家中终年不见肉味那是肯定的了。儿子吵着要吃肉，母亲没办法，好不容易凑了一点钱，要求肉摊卖给她二两肉。那时买一斤肉肉摊都不大愿意，照例要给你多割一些。何况二两？母亲穷极无法，趁肉摊老板没看见就偷了一小块肉，可偏偏被抓住了。她只有哭，把她家的困境说了出来，许多人都满含着同情。老板也动容了，割了一大块肉送给她。她拿回家去还是把肉煮了全家吃了。但是当晚，她与丈夫两人没有睡觉。相对而哭。最后双双上吊自杀了。留下了孤苦无依的老娘与儿子。此事发生后，还有人辟谣也不许乱传。可是“谣言”还是不胫而走。

　　90年代后期，具体那一年，我这该死的记性没记住——我只记得那以后不久，电视里天天演“下岗工人的动人故事”。——但是我永远忘不了情节。我们南充这个中国三大丝绸基地之一的绸厂和丝厂全都垮了。有个绸厂工人和老婆一起下了岗。老婆走了。有人说是跟阔佬走了，有的说不是，反正是生活所迫吧。他去卖黄鳝又卖不出去，臭了。那一天，正在他焦头烂额时，手拿着划黄鳝的尖刀。他的女儿回家跟他说，学校老师说要五元钱。他回答说：“我没有钱，我身上只有五角钱。”女儿再三说：“老师一定要的。”他烦躁极了，在绝对绝望与灰心下，就顺手一刀把女儿杀了。女儿死了，他才醒悟过来，哀叫道：“我已经把女儿杀了，谁把我杀了啊！”人们都躲回家，以同情、悲哀的心情从窗子里悄悄看他。但是谁也不会去抓他，也不会按他的要求杀他。更不敢靠近他，怕他万一性起把刀戳向了自己。——后来这个绝望中的人被送进了精神病院。他真的是精神病人吗？可当官的说是就是，不许乱传。这种情况以前不会有。那时精神病院里不会有这种病人，也没有人会同情杀人者，何况杀的还是自己的女儿。

　　——自古以来失业总是悲剧。只有现在才会有这样的灵感，失业还是什么动人的故事？？？！！！

　　在八十年代，凡是卖淫女都为正派人所鄙视。但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就不一样了。有的人家，全家都靠媳妇卖淫过活。卖淫后回家，丈夫、公婆都来侍候，甚至洗脚水放在面前。有一次，我们这儿捕捉嫖娼卖淫的，一些卖淫女被捉住了。妇女干部去教育，说要：“自尊、自重、自爱。”并要她们说出自己的名姓。其中有些人的话，使得听的人都不禁流泪。有人说：“你们自己有饭吃，就乐得说这些话。如到了我们这地步只怕还不如我们。难道是我自己愿意这么干？我与丈夫都下岗了，难道我丈夫也愿意我这么干？全家要吃饭，没办法。我不能把姓名告诉你们。我的儿子还在上学。他只知道妈妈上夜班去了，不知道我在干这个。如知道我在干这个，他会怎么想？还有被别人知道了，他在学校里还过不过日子？你叫他在同学中怎么相处？”那些妇女干部无法回答。——这也是下岗工人的动人故事！2005年我在火车站就遇到一个卖淫女，看样子就是一个下岗工人。我在前面逃，她在后面追，说道：“我只要五块钱，我只要五块钱。”我一边逃一边心酸，我们中国的妇女已经贱到这个价格了！！！

　　杨元元不过是又一例悲剧。胡守钧同志，你们社会学家难道不该好好地研究一下其中的社会原因吗？目前社会天天在演出各种悲剧，社会学家难道不该找出如何杜绝再出现类似悲剧的道路吗？

　　我家够困难的了。但相比之下，杨元元家的境遇绝对比我更差。

　　我和拙荆两个人供一个孩子上学，而她的母亲一个人要供养他们姐弟俩个。他们没有亲族资助，我有兄弟集资。

　　她的父亲过早去世，她姐弟俩幼年丧父，她的母亲中年丧偶，无论在任何社会里都是悲剧。有的社会可能要好一些，比如有助学金，有困难补助，有救济金。有的不问不闻。还有的还落井下石，但是不论哪样的社会都是悲剧。这个不多说了。

　　根据她出生于1979年六岁丧父来计算，她的父亲死于1985年或1986年。在那个时候母亲的收入大概几十元，供三个人生活手头紧了一点，但还过得去。

　　在那个时候，房子还不宽但房租还是象征性的。公费医疗已经在许多地方，如我们这里受到了限制，但还存在。学校还不要学费。助学金已经在被奖学金替代了，据说助学金不合理是大锅饭，学习努不努力都可以得，奖学金可以奖给努力学习的人。这话好像也很有理。但是，杨元元既然学习成绩优异，按理该得奖学金，不知道是不是得到了奖学金，现在网上谁也没有提到这件事。看来还是我当时的预言或者说解读正确——实现奖学金的真正目的正是彻底取消助学金。尽管许多人不相信我的话，现在都成了事实。至少武汉大学虽然给了她温馨，却绝对没有给她奖学金，仍然要付学费，充其量可以延期而已。她弟弟能够被保送进入北京大学读博，想必成绩也不错，同样不但没有奖学金，反而要交学费，我的预言不幸在她姐弟俩身上都成了事实。在八十年代单位里偶然还有困难补助，我不知道她们家里得到过没有，反正这种以前很不鲜见的收入，越到后来越少最后没有了。

　　但是他们家的悲剧绝对不仅仅是幼年丧失父亲的结果。一般来说1988年以前大致就是这样，但是那以后就祸不单行了。1988年人们开始抱怨物价已经涨得难以忍受了。进入九十年代，物价更是飙升了上去，所以一般可以认为他们家中的赤贫和苦难史长达二十年，而在此以前还要好一些。就是在这种困境中，母亲一人含辛茹苦将她姐弟俩拉扯成人。

　　在这二十年里物价飙升，工人的工资远远跟不上物价的暴涨，所以至少从1988年起，他们家就陷入越来越大的困境。尤其到了九十年代物价上升得更快，又有许多工厂破产、倒闭瘫痪或半瘫痪，他们家也就和我们家、许多工人的家，还有大多数农民的家一样陷入了极度贫困的处境。接下去杨元元和她的弟弟先后上初中、上高中，先是高中政策就规定必须交高额学费，而且越来越高。就是初中也一会儿、一会儿地来要这样那样的费用。而他们的母亲一个人的收入供他们吃饭已经很困难了，不知道如何交的各种费用，连我们这样的家庭也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度过的。

　　1998年她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武汉大学。但是立即就带来了高学费问题。她的弟弟也一定已经进入了高中。她不能不一边打工赚钱，一边学习。另外还不能不靠向学校借贷或者说拖欠学费，到以后要还，学校也因此把她的证件扣下作为抵押。

　　1990年弟弟杨顺顺也考取了武汉大学。物价更加上涨了，学校的费用也更大了。而他们母亲的单位却经济效益日益不好，2000年房改，凭他们这种收入如何出 35000元去缴纳买房子的钱呢？于是只好放弃，从此他们连一个蜗居也没有了。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只好住到武汉大学和儿子、女儿在一起，晚上当然和女儿睡在一起，幸好武汉大学还通情达理，破例让她居住。

　　2002年杨母选择内退，收入才达到了400多元。也就是说，在此以前，还没有那么多，可是这一家三口要过日子，还要付学费，还有各种不知哪儿飞来的支出。我不知道她要不要缴纳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费等，一般来说这是逃不掉的，一个月实际到手究竟有多少钱，也许供他们三个人买米都困难了。据说他们家“几十年时间的馒头就辣酱的生活”，但我还是相信，这几十年也许就是二十年，在他们刚刚丧失父亲和丈夫时，还不至于如此。一般来说，那个时候杨元元的母亲收入至少40多元，平均每人十几元，而米价一元钱七斤，即使每人每月吃35斤米，也就是 5元钱，还有十元左右可以买菜和作他用。那时粮食还定量，看来倒再一次地证实了我的预言，粮食敞开供应的目的就是为了解决粮食危机，穷百姓吃不起饭就少吃或不吃。正是后来粮票取消，包括粮食在内物价大幅度上涨，才落到这个地步的。并且每况日下。

　　杨母开始总认为现在苦一点，挣扎到孩子长大了就可以摆脱苦境。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刚开始孩子的年龄还小，需要上学，后来元元十八岁了正是1997年职工开始大批下岗，1998年工作不好找，即使决定不再上大学，也难以找到工作。上大学成了唯一的希望，总希望上了大学，挣扎到毕业，学历高了，就可以找个收入高一点的工作。

　　可是好不容易等到元元毕业，大学毕业生的工作也不好找了。找好一些的、收入高一些的工作，第一要有权，第二要有势、第三要有关系，第四要有钱，他们全都不具备。从各种情况来判断，杨元元的工作不但收入低，还不稳定，而且还得还欠下的武汉大学的学费。

　　从2005年 9月到2009年 9月这 4年的时间，杨元元换过多份工作，干过杂志社，也做过小买卖，要养活自己和母亲，然后攒钱。直到2007年，杨元元才挣扎到把拖欠的武汉大学的3970元学费还上，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证和毕业证。而这段时间里，杨元元的弟弟也一直住在学校的宿舍内，努力攒钱，归还自己的助学贷款。上大学改变命运的希望又落空了。于是寄希望于考研究生，希望，又是希望，希望研究生挣扎出来能够改变命运。杨顺顺也上了北大的博士生。

　　然而现实生活中是不是研究生和博士生就一定有出路呢？现在那么多的“蚁族”已经够说明问题了。经过大学而且经常找过工作的人，难道还不知道研究生出来希望还是渺茫吗？何况弟弟已经是博士生了又如何呢？非常现实地又遇到到了上海读研究生，母亲怎么办？此时母亲也年近花甲需要照顾，她再次带着母亲踏上求学之路。最后没有任何办法。

　　苦难！苦难！一次次徒劳地挣扎，希望能够摆脱苦难，结果却落进了更大的苦难之中。

　　希望！希望！一次次地希望最后还是失望。就算发生奇迹度过了研究生时期，学出来后又如何了呢？

　　何况她已经30岁了，早就该找男朋友了，连男朋友也没有一个，以后还好不好找？未来在那里？

　　不仅如此，现在这个社会笑贫不笑娼。贫困人到哪儿都受到冷眼，这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知道，我们就有亲身的经历。杨元元比我们家境还贫困，应该知道得更多。这是比贫困还要难受的煎熬。

　　海事大学临港校区地处偏僻，租房不易，其实在上海那里租房都不容易，关键就是有没有钱，有钱一切都好说，没钱一切都困难。杨元元再次萌生让母亲借宿学校多余宿舍床位的想法。在 2个多月的时间里，与母亲共同挤在宿舍的小床上。学校最终没有为其母亲安排住宿，要求她在校外租房，并禁止其母亲再进宿舍楼。找房没有着落，经过5天5夜没有合眼，于是精神彻底崩溃，发生了11月26日早上的惨剧。

　　有人提出：“为什么频频发生受过高学历人自杀的事情，他们在大学里学到了知识学到了为人处世，却没有学会坚强没有学会面对现实生活，‘太脆弱’成为年轻人的通病”并且呼吁大学重视心理教育，勿让学子们走上不归路。难道这真的是不坚强、太脆弱引起的吗？难道搞个“心理教育”就可以使得社会避免出现这样的悲剧了吗？我历来就不相信什么“心理医生”，他们不过是一些职业的骗子，只会粉饰现实，永远地维持这种制造悲剧的根源。如果他们处于杨元元那样的地位，他们就能做得更坚强、不脆弱了？

　　这段话只有第一句“为什么频频发生受过高学历人自杀的事情”才是有意义的。而且需要补充的是：自杀的事情决不仅仅发生在受过高学历人中间。在我们南充我上面就举了两个例子，自杀和杀女儿，现在这种事多得很，只是没有杨元元那样的学历，所以没有引起轰动效应罢了。

　　胡守钧同志，听说你说：死者已逝，为表尊重，大家不应再评论死者，“在目前就业不景气等复杂的社会背景下，许多贫困生面临着家庭为求学付出一切，而现实却很难改变命运的差距，期望与失望的强大落差难免使他们心理出现阴影。这部分人的生活生存状态确实值得关注，尤其是心理状态。但出身贫寒的人也要“争气 ”，更应该坚强生活，‘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增强心理承受能力，适应社会，否则全盘皆输，毕竟活着才是对亲戚家属最好的回报。”（摘自网易新闻）

　　这不知道是不是事实。但是大家都这么说，也没有看到你来辟谣。但愿不是你说的，那么我们就算是一次探讨吧。如果确实是你说的，那么看来你也认为杨元元不坚强、太脆弱、不争气、缺乏心理承受能力，不能适应社会了。总之一切的责任都该她自己来负。

　　但据我看，杨元元远比你坚强得多了。你在年轻时不是也曾经起过自杀的念头吗？

　　胡守钧同志，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写了一首诗？

　　人们为什么不追求坟墓？
　　而留恋□□的生存。（这句记不确切可能有出入）
　　要知道活着就是不断地斗争，
　　只有死亡才能逃避这样的艰辛。

　　你曾经因为留级而心情灰色，并写了这样的诗：

　　活着活受罪，
　　死了心不甘，
　　老天啊！
　　叫我怎么办？

　　徐老三（复旦学生在1967年 4月下旬给徐景贤起的绰号）和潘定惠等为了适应张春桥整你的需要，说这是一个反动阶级分子认为活在社会主义时代是“活受罪”，“心不甘”则是准备复辟—— 这当然是无稽之谈，妄加罪名。但毕竟你也曾经有过灰色心情，毕竟一度想过自杀。你可能说你毕竟没有自杀，你挺过来了。但是能不能说你比杨元元更坚强，不脆弱呢？当然不能说，因为你留级毕竟是一时之痛。而不是二十年的没完没了的困境。更不至于绝望。

　　要知道杨元元度过的可是二十年的绝对贫困无助的困境啊！二十年！一个人一生有多少个二十年？而且今后呢？今后的希望在那里？她能够度过二十年的极端困苦的生活，在这二十年里，她、她弟弟、她母亲够自强不息了。上学时期不断地靠打工赚钱来养活自己和交纳学费。你我都没有这种亲身的经历。

　　严格来说，你已经自杀过一次了。在1970年初，围剿“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时，你在上海的广播大会上，至少有几十万的听众，供认自己妄图“独霸全球”。——这不是别的，正是自杀。政治上的彻底自杀。而且你这一供述，连我也深信不疑了，并且决心反戈一击。

　　当然那是由于从一月革命以来你一直受到张春桥打压。打压的不光是张春桥吧！别的不说，1970年王零在我们的班上就对你们被定为反革命集团拍手称快。他说：“就是这些人，当初就是这些人。”四幢楼的“保到底”不是一次次地参加对我们的打压吗？从1967年 1月，到1970年围歼“胡守钧反革命小集团”，不过四年的时光。可是在这四年里你如何呢？应该说，你开始是坚强的。1967年 1月第一次炮打张春桥失败以后，你不是像劳元一那样，即使张春桥拉了一滩屎，指着说：“吃下去！”他就会老老实实地吃下去，还不敢表示恶心；也不是像安文江一样。你也没有像赵基会、潘定惠、潘孝龙那样，靠出卖别人来取得自己的解脱或者甚至谋官，而是实事求是地反映自己的思想过程。但是由于长期的没完没了地挨整，你也受不了了。1968年你参与了竞争校革会主任——这我也有错误，思想上有过错误。1969年由于你们感到自己长期没有得到公正的对待，鲁莽地准备搞一次“奔南闯北”的运动，这你们没有告诉过我，不然我决不会赞成。而到了1970年，你就自污妄图“独霸全球”。

　　我当然明白你受到的压力很大。但是你确实自杀了，四年！你不过四年就选择了自杀，政治上的彻底自杀。从这个意义上说1966年的胡守钧早就不存在了。而杨元元她受了整整二十年的困苦，二十年以前也有几年的困难，要好一些。依此论，她的坚强、她的自强不息、她的心理承受能力比你至少强五倍。比你争气得多。我当然更坚强，我几十年如一日，阶级本性决定决不改变，也决不绝望。我看张春桥也比你坚强得多，他坐牢29年至死不弯腰。你在挨批斗时却自己把腰折成了九十度。

　　应该明白一个人如果不是绝对绝望，不会随便去死的。这次杨元元就是绝对地绝望。我是不会指责她不该绝望的。因为我知道自己的生活勇气来自那儿，而杨元元她没有这个来源。

　　人们指责杨元元，找出千条万条理由说明她不该自杀。她当然不该自杀，但也不该给她加罪呀！谁不爱好美好的生命呢？如果不是到了极其无奈和万念俱灰谁会走上这条道路呢？我也根本不承认有一种叫做忧郁症的疾病。把自杀不是看成绝望而说成疾病，这是一个自杀成灾的社会里才会想出来的名称。使我奇怪的是，比如我们四川李井泉的老婆自杀、还有那个自杀不成，当了残废人领头的人，为什么就没有人指责他们，为什么不说他们是疾病，而说他们是受迫害？

　　杨元元自杀前一天感叹“知识难改变命运”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杨元元的母亲告诉警方“杨元元在11月25日白天跟我说过，她活着没有什么意思，奋斗多年想改变人生，但还是这样。她还说，在武汉代课时她的一个15岁学生自杀的事情，以及其他地方大学生自杀的事情。”——这实在是杨元元的最好的自白。从这儿我们也可以看到我国的自杀确实成了灾。

　　所谓的“知识改变命运”本来就是一句谎话。反过来就是说，知识不多的人，而所谓的“知识不多”主要又是指学历不高，注定应该命运悲惨。由于大多数人学历不高，这就为把大多数人投入悲惨的命运提供了“理论根据”。当然目前过得很滋润的不但未必真的都有知识，甚至也未必都有真正的学历，但这个不要紧，到时候就另有说法了。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全都是说起来容易，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另有目的的一句谎话。就以我来说吧！1990年厂庆四十周年全厂科技大会我的论文得了唯一的一等奖（大概就是我得的所以有奖无金），我自己也奇怪，自认为没有好高的水平，加上搞科学研究的困难，四周到处都是嫉妒的眼睛，出的成绩远远不是我应该出的。但实在不知道平时不可一世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的水平会那么差，居然会让我得了这唯一的第一。可是得了第一后又如何呢？从此以后把所有的总工程师和副总工程师都得罪了。全厂的大学生和大专生，我各样待遇都最低。而一些又懒、又笨、又不努力、又坏的人，却得到了最好的待遇。这个世道就是这样。30 岁了，杨元元终于明白，希望“知识改变命运”是受了多么大的欺骗。

　　有人评论道：

　　　　在元元经历了幼年丧父、大学贷款、七年零工还贷的情况下还坚持了下来，并且考上了研究生，其心理素质并非如当初刚知晓事件时以为的那般差。否则，要自杀她早就在武汉读书时或者毕业后无固定工作时承受不住了。

　　那才是真正地了解杨元元。有人感叹：一个30岁的“贫困”女研究生，与贫困抗争了多年，取得过暂时“胜利”，在号称“人间天堂”的上海，就是因为租不起房，却最终倒在贫困的宿命里。

　　胡守钧同志：我记得你曾经做过一首诗，内有两句：“有钱不知无钱难，饱汉不知饿汉饥。”当时徐老三和潘定惠等人为了适应张春桥的意愿，把你打成反革命，上纲上线说这是反对社会主义，自然是无稽之谈。不过我觉得在那个时候你并没有饿着，却能够体谅饿者。你虽然不算有钱，但生活稳定，不是缺钱缺到过不去的地步。还能体谅贫困者的生活。

　　一晃几十年过去，目前你成了博士生导师，大概不但是个饱者，还可以算个有钱的吧！我相信不管是杨元元和她的妈、她的弟弟，还是我，我们的工资大概最多不过是你的零头。你是不是有了钱了，就不知道处于极端贫困之中的人们的难处了。你一定不但不饥饿，而且还一定吃得很好了吧？为什么就不能体谅饿者了呢？而这种饿者目前到处都存在。复旦大学里也难说没有。

　　我只要有机会就到大学里去了解学生的生活状况。据我的观察，大多数大学生的生活不及我们。我们这儿的大学我去过多次，也问过学生。除此以外我还去其他大学。我不否定有一些人比我们那个时候好得多，我还没有去贵族学校观察过，还不知道能不能进门。但是许多人是一盒盒饭，也有许多人在学校的食堂——那也是私人的——吃饭，也不见得比一盒盒饭好。在盒饭里又是点缀着一些肉。——我才知道这是什么肉呢。在超级市场、在肉铺，我亲眼看到许多看来使人恶心的肉一车车地拉出去，就是做盒饭的，大概还要染上一些颜色，以冒充瘦肉。食堂里也有这样的肉做的菜。2007年我去成都，到了一个大学，还有意在食堂里吃了一顿。那一天中午，吃饭的学生不过二十出头，除了四个人各吃了一个鸡腿以及其他菜绝对比我们读大学时好以外，其余的主要就是蔬菜。点缀一些肉。我吃了一份豆腐二元钱，加上五角钱的饭，大概三两。学生们也都吃五角钱的饭。我看到一个学生吃一份胡萝卜加五角钱的饭，问他多少钱，我本以为一元钱的纯蔬菜。可使我吃惊的是，他居然回答三元半。仔细看才发现有极少的肉沫点缀着。几乎看不出来。

　　除此以外，我还亲眼看到大学生在垃圾里找残食的，并且亲眼看到她吃下去。听说上海也有这种事，我没有机会观察，不知道复旦大学有没有。你是搞社会学的，应该去调查一下。——这种事，在我们上大学那个时候根本不可想象。

　　我也到复旦大学吃过饭。那是2000年，但我观察的学生比较少，一般来说印象比任何学校好。但当我对同学说复旦的食堂还不错时，却被他们否定了。当然，或许复旦的学生有钱的比较多一些。2004年我又一次到复旦，本来也准备去食堂仔细观察的，却失去了机会。

　　在网上我和一些反共的右派辩论。我说了我观察到的大学食堂的情况。并且说六十年代我们在复旦大学学习时，粮食定量是33.5斤，一般中午晚上吃四两，早上一只二两的馒头加一碗半量的粥，而这半两粥不比现在一两粥少。我们的伙食标准国家规定是 15.50元。早上一块兰花豆腐干或者一块素鸡，中午和晚上顿顿吃荤，中午和大多数晚上一块大块肉、或一块鱼、或一只狮子头、或炒鸡蛋，另外加上蔬菜，有时晚上吃粉丝炒肉片，最差也是菜梗炒肉片，肉也要比现在的所谓盒饭多得多。那些反共右派就以故作惊讶的姿态说，那个时候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大概也就 20～30块，一般群众的伙食都不过三、四块钱，你一个人吃 15.50元，吃掉了一般群众四、五倍的伙食，还说我是太子党，高干子弟，红色权贵等等。还说我们那个时候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上大学。除此以外还有什么“那个时候的大学生都是什么出身啊？能不吃鱼吃肉吗？都是干部子弟啊。”“六十年代农村子弟能通过高考上大学吗？”还有人说什么“就现在顿顿吃荤的学生也不多吧，呵呵，何况那个年代”——这话供认了现在这个年代学生的伙食情况，又好像我们那个时代注定比现在差。

　　胡守钧同志：你跟我在同一个学校里，而且也曾经在一起吃饭，你说，你我是不是太子党，是不是高干子弟，是不是只有特权阶级才能上大学？那个时候是不是一个熟练工人的工资只有20～30块，是不是一般群众的伙食都不过三、四块钱。我说的中午和晚上我们顿顿吃荤是不是事实？我们学校里有没有农村的学生？你来说句公道话。

　　至于现在的农民，大批地出来当农民工，显然比在家乡种地要好，不然就不会出来。那么看看他们的生活吧！七十年代我和农民工接触不少，也一起工作过。那个时代粮食定量，农民工45斤，我也有三年零九个月45斤。我亲眼看到农民工一顿至少吃半斤，一般吃六两，偶然吃七两。而现在农民工一般不过一盒盒饭，三两。你我都曾经下乡劳动过，也到工厂劳动过，你来说，强体力劳动一盒盒饭吃不吃得饱？按照以前定量的标准，农民工该吃两盒，可是没有钱了，只好自己勒紧裤带。无怪乎现在的农民工大多面带菜色。而以前的农民工大多数面色黑里透红。

　　大学生一顿吃一盒盒饭或五角钱三两的饭，也比我们那个时候吃得少。营养上也是不够的。所以现在许多大学生脸色苍白。我们那个时候，也可以看一下那时留下的照片，大多数人包括大学生脸色都是黑里透红的。当然比农民要白得多，和现在比可黑了。那时留下的电影也是这个脸色，艺术来源于生活，不能说那时故意把中国人的脸色说成黑色。前一段时期，电视里供认现在大学生身体素质比以前差。据说原因就是负担太重。可是八十年代负担已经很重了，为什么身体素质还不至于下降，至少比现在好。那时抱怨的是学生由于缺乏锻炼，身体长得像豆芽菜。真正的原因只能是现在的大学生，和以前比严重地营养不良。

　　好了！现在我们该总结一下了，该从社会学的角度上确定一下杨元元的悲剧的罪魁祸首了。对此我们不能不先假设。

　　假设提前十年。杨元元的生于1969年，他父亲去世于1975年，那时她母亲30多岁，收入一般至少30多元，条件好的地方40多元。我不知道宜昌是几类地区，但是工资至少30多元，加上附加工资如果比较高的话，就可以突破40元。三个人生活手头上比较紧，但是每人也有十几元。还可以申请困难补助。

　　再提前五年，1975年杨元元母亲正工资绝对40多元，1971年加了工资。此时杨元元和她的弟弟，都已经上小学。如果生活拮据可以申请助学金。如果社会始终是七十年代水平，这一直可以维持到她们升初中、升高中、进大学。我们不必假设他们是工农兵学员可以带薪学习。就算我们六十年代上大学那样吧！大学毕业后国家安排工作，工资正常水平可以供养两个孩子。如果当研究生，带薪学习，也可以养家活口，杨元元也许早就结婚生子并且和丈夫一起供养孩子了。至于他们的母亲，五十多岁一个人开销，至少有五十多元。至于学费、医疗费、住房等等都不必考虑。当然七十年代住房面积小，但是如果这个政策维持到现在，凭什么说就不能改善住房，要知道现在建筑房屋的水泥、钢材都是那个时候办的小水泥厂和小钢铁厂生产的。后来小钢铁厂被强行关闭了三分之二，小水泥厂也备受指责，如果没有这些折腾，现在的水泥产量和钢铁产量要高得多得多。404 厂作为军工企业也不会陷入困境。

　　谁之罪！谁之罪！！谁之罪！！！

　　在现在，许多企业垮了，瘫痪了，尤其军工企业更是大批地垮了或陷入了困境。职工在职的收入低微，大批工人下岗内退——就是变相失业。

　　在现在，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享受的物质资料最少。工厂不如商业，企业大大不如事业，政府机关又大大地，十倍、几十倍地超过工厂。本来不管是国家政府机关还是企业事业单位都是社会必须的组成，对社会各有各的贡献，缺那一个都不行。如果说有什么多余的、没有贡献的人，那么政府机关里才最最多。凭什么理由收入要有那么大的差距。在工厂，工人和一切做实事的又大大不如“管理人员”。或者说奴隶大大不如奴隶主。同样有许多“管理人员”才是多余的。

　　在现在，还要缴纳种种以前没有的支出，如：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费、教育基金等。

　　在现在，房改把你的腰包掏空，教改把爹妈逼疯，医改叫你提前送终。杨母交不出35000元，就把蜗居也丢了，成了无家可归的人。学校学费高昂。

　　在现在，不但没有了助学金，而且学习成绩优异的也根本没有奖学金。

　　在现在，毕业等于失业，有关系有门路，或出钱找门路的才能够找到收入高的工作，不然就是找到工作也只能当收入极低的“蚁族”。

　　在现在，研究生没有津贴费，生活没有保障。学出来后也不等于能够改变命运。

　　在现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大多数群众的收入增长赶不上物价高涨，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1987年赵纸样说：要长工资，不要涨物价，我这个总理办不到，等下一届。——这话十年以前为什么不说，那时没有因为物价暴涨引起的人民群众实际收入大幅度下降。为什么只听到这些人以猫哭老鼠的口气说工人的工资低了。他们说四十多岁的人工资只有四十多元。——这种情况有，但不但在上海几乎没有，在我们四川南充这个三类地区也不是个个如此，我厂铸工车间许多四十出头的工人，工资50多元，还有米贴和三块附加工资。就以四十多岁的人只拿四十多元来看，在当时也可以买 300多斤米，而没有高额的房租、学费、医疗等开支，也不需要缴纳住房公积金、养老保险金、、医疗保险费等。而我一个50岁的大学毕业生，在1996年收入只有 400多元也只能买 300多斤米，还有种种高额的支出。而拙荆47岁一度才70元，后来 100多元。杨母也是40多岁，估计比我还低。相应地我们就可以看到当初他们诉说工人收入低之虚伪了。用《五•七一工程纪要》的话说：借用力量。

　　在现在：

　　如果企业职工和事业单位以及国家政府机关的收入水平相同、如果企业职工和企业管理人员的收入不悬殊、如果物质资料的生产者不是享受的物质资料最少、如果企业关心生活困难的职工有困难补助、如果职工生活和工作有保障、如果不是大批的企业职工下岗内退、如果不是毕业就失业、如果大学毕业生工作国家包分配并且有足以养家活口的工资、如果研究生学出来后也是国家包工作、如果不是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如果学校不是学店不要学费或象征性地交些学费、如果学校住宿不用交高额的住宿费、如果家境困难的学生有助学金、如果研究生有生活津贴、如果国家房屋的使用权还是人民群众的只要交些象征性的房租、如果房租不是飞速暴涨、如果不是搞房改强迫群众高价购买本来就属于自己的房屋使用权、如果不是有种种以前没有的高额支出、如果……

　　这些如果只要有一个成立，杨元元就决不至于走上不归路。可是这一切都没有了，于是杨元元的悲剧就必然出现了。就算她遇到好运度过了难关，也难免有李元元、张元元的。为什么这一切现在都没有了！！！

　　谁之罪！谁之罪！！谁之罪！！！

　　胡守钧同志，你是搞社会学的，你该研究一下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

　　应该由真正的罪魁祸首对杨元元之死负责，并且做好善后问题。还得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彻底铲除出现杨元元事件的土壤，杜绝再次出现杨元元事件。不但必须解决大学生和研究生博士生的问题，防止出现因极端贫困、绝对无出路、绝对绝望而自杀的现象，就是无数没有学历的工人农民也必须杜绝把他们逼到死路去的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

　　胡守钧同志，你要求人们“适应社会”？万万不能赞同！目前我们需要的正是改造这个使得大多数人民陷入极度贫穷，以至贫困而自杀的事层出不穷的社会。为什么反而要求不该贫困的人民心甘情愿地去适应这个社会？？？

　　就算你不敢说出谁是真正的罪魁祸首，那么我也不希望你在受难者身上寻找所谓的原因。

　　以上这些希望深思再深思！

　　如有不妥，多多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