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改革开放的履遭挫折，由于整个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出现的矛盾、危机和混乱状态的日益严重，中共的保守势力又捡起了毛泽东的那一套来。与之相呼应和并存的是，社会上许多人也想让中国回到毛泽东时代，并且还津津有味地盛赞起 那时的所谓“好处”来，这无形之中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小气候。面对这股历史逆流，考虑到其对中国的严重影响，不能不令人深深地忧虑。　　　　

毛泽东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作为一段历史，它又给整个中国以及中华民族 带来了什么？让我们把镜头推到那个时代，一起看看吧。　　　　

1949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毛泽东时代在中国的开始。在这个所谓的“人民共和国”里，共产党凭借暴力构建起以一党专政、经济统制和思想一律为标志的专制大厦。一党专政使得共产党的领袖事实上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国家的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最终实际上都集中在一个人手中。它既不受制约，也不受任期限制，更谈不上人民的选择，这使得宪法上明确规定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及政治协商会议、其他党派和社会团体与组织，甚至共产党自己的中央委员会都变成了事实上的政治花瓶和投票机器。他们除了举手同意和鼓掌通过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功能，沦为维护、实行和纵容独裁的工具和手段。政府也蜕变为独裁者意志下俯首贴耳的政治执行工具，而丧失了管理国家的独立的应有职能和可能，丧失了维护国民利益的职责。权力的高度集中和至高无上，导致了政治的极端化。它吞噬了经济、文化和科学。进而支配和吞噬了全部社会生活以及人的大脑和良心。除了权力的拥有者（如毛泽东）之外，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它的奴隶、工具和手段。人民在事实上被剥夺了所有的权利，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附于它，无条件地、绝对地服从于它。在它面前，个体的人格、尊严和生命价值丧失殆尽，只剩下抽掉灵魂的肉体和类似机器的功能反应。这极大地伤害和扭曲了中国人的心灵（如通过玷污自己或侮辱他人所进行的“斗私批修”、开批判会以及全民族的大背语录，大跳“忠”字舞等），使整个民族处于全面的精神退化状态。　　　　由于权力的垄断化和私有化，由于人民权利的被抹杀，使得整个社会除了层层向上直到毛泽东的无限负责的序列外，不存在个体间和个体与社会间的相互责任，真正地体现契约精神和符合公共意志的法律便无从产生，整个国家处于明显的人治状态。由于没有社会共同认可、遵守和服从的统一规则，由于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得不到合理有效的协调和平衡，整个社会生活就不会良性而有序地进行，社会动荡和周期性的危机爆发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例如十年浩劫，例如“七、八年来一次”的叫嚣）。由于个体无法运用法律来保护自身的正当权益，社会正义也就无从确立，黑暗、罪恶和恐怖也就必然笼罩在每个人头上（当然是不包括专制权力的拥有者—毛泽东本人了，但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就不可能幸免遇难了）。正是在这样的人治社会中，毛泽东才能通过“艺术地”操纵人民与敌人（请注意：只要现实政治需要，敌人是可以不断创造的。其衡量标准即可以根据先天因数——如出身、人际关系，也可以根据后天表现——如思想、服从程度，能否跟上或历史上的陈年老账，甚至任何根据都可以没有，只不过是需要“靶子”、“替罪羊”而已）这条界线，随意地在除他之外的每个中国人的面前、脚下晃来荡去，以恐吓和威胁人民，并依靠暴力专政和制造种种人间悲剧来强化他自己的专制统治。在这个人治而非法治的社会里，不存在基本的人权，存在的只是专治者的嚎叫、意志和要求。而人的最本质的合理欲望，人本身的权利也就变成了一种别人的恩赐和别人利用来控制自己的手段。所谓的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的“无产阶级专政”实际上就是独裁者专政，并作为一把利剑高悬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社会警察化、苛政酷刑、地狱般的监狱等等也就是必然的了。于是，全社会都变成了被监视管制的对象，所有的人都是潜在的囚徒，整个中国就是一座巨大的巴士底狱！　　　　在毛泽东时代这个权力私有制的社会里，维持政治运作的机器——官僚机构的鲜明特点是：所有的官员都不是经事先确定的合法程序、由人民落实认可的代表选举产生的，而是由独裁者一级级任命的，并充当其执行人的角色；自上而下直至每个个体的随意控制和自下而上直至独裁者的无限负责相结合。由此，处于独裁者之下的任何官员都具有双重的身份，它既是其上司的奴才、又是其下属的主子。因此，他对于下属敢于盛气凌人和姿意欺压，而对于上司则必须善于阿谀奉承且忠心耿耿。这样制度下的官员不可能具有自己的主体性和主动精神，不可能把增进人民的福利放在第一位，更不可能对人民负责。他们最为关切的是如何保住自己的权位或者爬得更高些，为此，可以不惜任何代价，甚至做出丧尽天良之事以讨得上司的欢心（如三年灾害时期，当时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靠高征购、高积累聚敛起来的民脂民膏兴建了一座豪华的园林型别墅群，其中毛泽东的别墅最为宽大考究。而在这同时，河南全省竟饿死了数以百万人计的人）。所以，所谓的“为人民服务” 在这个呈金字塔形的官僚机构中是不会有任何市场的，它只是一块骗取人民信任、支持和服从的招牌罢了。真正的事实是，在广大的中国人民面前，自封的“公仆”变成了大大小小的主子，毛泽东就是这个主子系列中凌驾于一切人之上的最大主子；而本应该是国家主权所有者的人民则变成了他们的奴隶，变成了可以随意驱使和压迫的对象。专制的本性使得这部官僚机器只能大量制造油滑奉迎的政治庸人、毫无个性与行动愿望的政治懒人以及不惜任何手段和代价以追求权力的政治野心家和暴君，而真正对人民负责，为人民拥护的官员则寥落晨星，且无以幸存。该官僚机构不但在政治运作上是封闭的，消极的和低效的，而且还必然产生和不断强化政治腐败、任人唯亲、勾心斗角、结党营私以及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欺上瞒下、官僚主义和不负责任等等丑恶现象和弊病；所有这些都是它的不治之症，是无法通过自身加以克服和解决的。　　　　同封建王朝不同的是，共产党的王朝的王位继承不限于一家一姓，而扩大到其的最高层。由于王位继承继承没有明确的规则可循，由于王位所代表的巨大权力及其不可分割和或让，使得权力的更叠不可能借助合法的事先程序和平地、文明地进行，而只凭借暴力和卑鄙的手段非程序地实现。故此，争夺共产党王朝的最高权力的斗争充斥着毛泽东时代的国家政治生活（如毛泽东同高岗、刘少奇、林彪等的斗争）。这种权力斗争不仅在政治领域中进行，而且还扩展到包括经济领域，文化领域在内的整个社会生活，殃及和牵扯到许许多多无辜的人民。伴随着权力斗争的是对整个社会的浩劫。国民经济遭到一次又一次的严重破坏，社会财富损失殆尽；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其中包括众多的民族精英）变成了它的殉葬者和牺牲品，整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也受到极大地摧残。其残酷性之烈、破坏性之大，“文化大革命”即是其最佳明证。　　　　为了强化这种反科学、反人道的独裁统治，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加强思想控制，强制舆论一律。通过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神圣化、经典化和意识形态化，通过社会生活的泛道德主义，鼓吹“心灵深处闹革命”和树立雷锋之类的道德典型，通过提倡个人崇拜和一次次地造神运动，通过新闻舆论的官办化与垄断化、强调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和进行欺骗性宣传。通过残酷的思想迫害和无休止的政治运动，来禁锢人民的思想、泯灭人的精神和造成绝对的人身依附关系，来推行愚民政策和进行奴化统治。　　　　专制政体片面地强调某个人的思想（如毛泽东思想），并把它推到极端；同时又无限夸大其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使其万能化；这种唯一性和垄断性，最终必然导致思想的宗教化和整个社会实践的停滞。思想的专制造出了人间的奇迹。在这个高悬于每个人头上的所谓“神灵之光”的照耀下，在这种巨手挥间、万众齐动、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态势中，数万万人全部丧失了大脑机能和思想智慧、丧失了个体人格和批判选择、丧失了积极主动和创造精神。大到社会实践，小到日常起居都只能依靠一个僵死的教条来导引和决定。整个中国就剩下独裁者——毛泽东一个人、一个大脑了，而其他的中国人则被虚无化和工具化，甚至连“人”这个名称也无权享有了。那些试图表达自己独立思想和独到见解的人，则成了残酷的思想迫害对象和用作恐吓人民的样板（如毛泽东在1957年发动的反“右”运动，全国因言获罪的就有五十余万之多。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遭到残暴的、不公正的、非人道的对待长达廿余年，这是几千年封建王朝所无法比拟的）。千千万万人的自由思想权利的被掠夺，丰富多彩的人类社会生活的被扭曲，就使得整个社会的科学理性精神和天赋人权的权利意识无从确立；使得个体以至社会丧失了对未知和理想的追求， 任何思想突破和社会变革也就无以产生；使得决策的科学化和失误的纠正都变得不可能，整个社会处于内耗的恶性发展之中；其结果就必然是无视人、剥夺人、压迫人的不人道的丑恶现象到处泛滥以及社会发展和民族进化的长期停滞和倒退。　　　　为了使对毛泽东专制的认同由外在的强制转变成为亿万苍生的内在自觉，毛泽东这个独裁者所作的一个重要的“创造性”的工作就是，凭借强大的宣传机器、完善的组织体系和有效的具体措施对人民进行无休止的意识形态似的道德说教。其中包括：神话毛泽东及其共产党，神化权力意志，并在爱国主义的旗号下鼓励和要求人民对其的无限热爱、无限忠于和无限服从；强调斗私批修、大公无私、无私奉献和集体主义，要求个体对群体、国家以至独裁者自身承担无限的道德责任，以抹杀人性；通过使整个社会生活的人伦化以泯灭人的权利意识和使人民认同其统治秩序和特权利益；借助极端鼓吹艰苦奋斗、“越穷越革命”和提倡穷过渡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压抑和遏止人的幸福追求，以使人民满足于现状，满足于贫困的生活；通过所谓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和自我改造以及持续不断的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整肃，强化人民的奴隶意识；鼓吹“知识越多越反动”、“卑贱者最聪明”和批判“白专道路”，贬低和否定知识价值，摧残和压制人才，妄图使人民永远处于愚昧的状态；等等。道德的政治化，使得本应是为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以保障个体的尊严和充分自由发展为目的的人类共同生活及行为准则和规范的道德走向了反面，堕落成为维护专制独裁的工具和“吃人”手段。道德的异化导致了人本身的异化。主奴根性、人身依附、求安认命、不求进取、愚昧无知、自欺欺人、呆滞僵化、懒惰怯懦、冷漠麻木、虚伪自私、心理变态等等成了毛泽东时代中国人的通病。再配以毛泽东式的“阶级”概念和永不间断的“阶级斗争”，更使这些人类的劣性极大地扩张。检讨自己、批判别人、揭发“罪恶”、划清界限、无情斗争、残酷打击，演出了一幕幕闻之丧胆、触目惊心的人间悲剧。这种专制统治所制造的“吃人”道德，不但没有助人向善，反而启人为恶。它带给中国人民的不是爱 ，而是刻骨的、自向的、相互的仇恨！在它的作用下，偌大的中国变成了“吃人的筵席”。心灵的扭曲、人性的压抑、相互的仇恨、人心的隔阂，使中国人民背上了沉重的精神包袱，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　　　　思想专制和政治斗争在文化领域的进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圣旨化，文学艺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论，严重地违背了文学艺术自身发展的规律，极大地扼杀了文学艺术的生命力，造成了文学艺术的创造窒息和发展萎缩（如文革期间，除了江清搞的“革命样板戏”之外举国上下已经没有了任何其它的艺术表现形式和作品，又如我国没有任何一位作家获得过世界最有权威的“诺贝尔文学奖”，这是与我们历史悠久，而又自称文化发达的人口大国极不相称的）。这使得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长期处于贫乏的状态。恶劣的、畸形的文化氛围反过来又促进和强化了人本身的异化，形成了对中华民族文化进步的历史性阻碍。对历史进行意识形态式的解释和描述，历史的政治化——即为专制政治服务，导致了对历史的篡改、导致了历史的虚假性、简单性和机械性。这使得中华民族不能明智而有效地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不能科学地认识人类发展的历史规律，从而也就不可能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选择合理的、符合理性的发展方向和道路，从而就必然一再重蹈历史覆辙且不能自拔。在政治挂帅、一切服从政治的叫嚣声中，教育也未能幸免于难。“向贫下中农学习”、“教育为 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德育为重的“又红又专”等的奴化考虑和对教育的庸俗化认识以及对教育和其体制的“革命”，破坏了教育培养人才的固有机制，否定了科学技术知识体系的客观性、特殊性和系统性，浪费了大量的宝贵时间和资金投入。再加上十年浩劫取消了正规的大学教育和教学科研以及对履行教育职责、承担知识传播的知识分子的一再整肃和清洗，使得我国教育在“教”与“学”两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长期的空白和短缺。其结果导致了我国科技水平的的长期滞后以及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拉大。而作为科学技术载体的知识分子，其在总量上的不足、结构上的失衡、承接上的断代（如文革期间教育就基本上未培养出任何人才），严重地影响和制约了科学技术的作用发挥。成为制约当时、甚至现时和未来我国发展的强势因素。由于知识分子服从的是科学理性和人类良知，而愚昧的人才会服从专制，因此，毛泽东作为一个独裁者，极端仇视知识分子，极尽讽刺、打击、迫害之能事，是一个典型的对知识分子的虐待狂。加上小农意识、任人唯亲、人才的非自由流动、分配和结构布局的不合理、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养而不用、用而不信、工作环境恶劣、经济待遇低等原因 ，使得我国仅有的知识分子也难以 人尽其才、难以心情舒畅地工作。整个社会也缺少有利于人才孕育、并脱颖代出的氛围和激励机制。所有这些，使得知识分子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群体，对社会施加积极有效的影响；使得知识分子相对于社会社会进步而言，其必然的主导作用和巨大贡献长期以来很难在我国成就。这也是导致我国在发展上长期服从统治需要和主观意志，而不是遵循于科学理性，并一再违背客观规律的基本原因。所以，在这个所谓的“毛泽东时代”，才会有类似“大跃进”那样的闹剧，才会有“三年灾害”、“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悲剧。　　　　毛泽东及其共产党在夺得政权以后，没有利用强大的国家机器，适时地扶助民族资本经济的发展，通过充分发挥资本扩张的职能，将中国经济推向近代化和工业化。反而从维护和巩固独裁统治的政治需要出发，在废除私有制和剥夺私有财产的基础上建立起了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或称产品经济。实际上只是自然经济的一种现代表现形式）。数十年的经济实践证明，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不可能真正持久地促进和保证经济的成长和进步，而且其本身所固有的反商品经济性质，使得商品经济相对于自然经济来说，对经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这一历史事实无法在中国实现，大大延误和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　　　　由于废除私有制和否认经济的多元性，社会经济再也无法依靠市场来组织，有关投资、生产、消费的基本决定都不可能由个人或团体在市场中自主作出，整个国家的经济运作和生产进行也就不得不依靠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来组织调解和推动。而所谓的计划经济，就是企图通过编制和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对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实行统一的计划领导和管理来组织实现。其建立的理论基础，就是认为经济本身的发展存在着一个客观的比例关系，而这种比例关系是可以预先得到认识和把握的；在此基础上，整个经济的发展就可以通过完善的计划来加以控制和实现；从而也就能够保证我国的经济以比资本主义经济更高的发展速度和更大的效益赶上并超过之。作为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不能不承认其具有相当大的诱惑力。但是，由于以下原因，计划经济代替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因而个人追求经济利益的动力受到了限制；集中决策无法掌握大量分散的信息，因而不能充分灵活地满足丰富和多变的社会需求；使得这种计划经济本身就存在着先天性的缺陷。再经过毛泽东及其共产党的专制政体廿余年的运作和实践，更具有了主观而非客观、静态而非动态、消极而非积极、封闭而非开放、僵化而非灵活、强束 而非自由、恶性而非良性、内耗而非扩张、死气沉沉而非充满生机等等一系列的鲜明特点。　　　　在这个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毛泽东及其中共照搬苏联斯大林的经济发展经验，利用对整个社会利益（尤其是农民的利益）进行超经济剥夺而聚敛起来的巨大财富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政策的长期僵化执行，使得重工业超常规恶性膨胀，而非重工业和其它社会生产则日益相对萎缩，整个农村和大多数人口被强制地隔离在现代经济发展之外，生活消费作为社会再生产的必要环节被强制弱化。这严重地割裂了经济本身的内在联系，造成了整个经济的宏观比例失调，使得我国经济难以形成有序的良性循环，重工业本身的再发展也受到了遏制；经济依附于政治和为政治服务，以及政治斗争对经济的不断冲击，使得经济的发展政策不能保持必要的连续性和稳定性而处在极点之间的摇摆动荡之中。这种有害的震荡效应，导致了经济发展上的大起大落和经济秩序的更为恶化；以小农意识和政治需要来管理现代化经济，使得条块分割、遍地开花、大而全、小而全和生产要素的非自由流动，使得在我国不能依靠市场建立起自由竞争与自由选择、并互启互励的社会经济机制，使得不能真实反映产品价值的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长期畸形存在。这导致生产要素不能按照价值规律的要求自由组合和优化配置，导致生产力布局的不合理和各地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导致在经济上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和充分发挥地区与行业优势、并在此基础上取得应有的宏观效益，导致整个经济体系丧失了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促进和自我扩张的能力；高度集中的财权，使得国控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赋税的提供者——“纳税人”（包括每个通过劳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的人）无法影响、决定和监督这部分国控资金的流向、使用和处置，经济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就无法实现。而违背科学的唯意志论、瞎指挥和好大喜功在经济上的表现，又使得所谓的“钓鱼”工程、无“米”、无“火”、无配套、无市场、无基础设施的工程和灾害工程到处泛滥。这不但未能使相当大的经济投入产生效益，反而形成骑虎难下之势，成了经济发展的沉重包袱，造成了巨大的浪费；用战争手法和政治运动来搞经济建设，不顾效果和可能片面地大搞人海战术、疲劳战术、树典型、一刀切以及与劳动力价值严重分离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极大地愚弄和伤害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及劳力付出的非等价交换和剥削，制造了许许多多的啼笑皆非的国际玩笑；国家的意识形态化和“输出革命”论，使中国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地位。加上经济上的闭关锁国和意识形态式的“自力更生”政策，使得我国经济断绝了与世界经济的应有必要联系。这使得我国不能够通过积极参与国际间的分工与合作，充分利用国际市场的有利条件和发展机会，以提高和促进我国科技与经济的发展，数次丧失了实现经济腾飞的契机；单一的行政手段管理经济，不但极易造成经济发展的矛盾和危机，而且由于其自身具有自掩性机制，使得这些矛盾和危机很难或不可能得到预先的、主动积极的发现和解决，极易酿成重大的经济危机。而调节和干预手段的唯一性，又使得整个社会面对经济危机无能为力，除了付出巨大的代价以继续维持恶性循环之外，没有有效解决的可能，更谈不上对危机的创造性转化以实现新的增长，整个经济如履薄冰，随时处在全面崩溃的边缘。这一切说明，这种专制政体下的、政经合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在宏观上就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具有一种“自杀”的功能。　　　　在这种国家统制经济下，由于全部生产资料的“公有”和否认私人产权，社会上只存在由国家控制和支配、归国家属有的企业。任何个体都不可能明确而具体地拥有任何生产资料，从而也就不可能自主做出有关投资、生产、消费的基本决定。由于政企职责不分，单纯依靠行政指令管理企业，政府计划代替了为利润工作的企业家，企业实际上成了行政机构的附属物而不具备法人资格。这导致了企业责权利的分离，使得企业无法灵活适应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充分有效满足千姿百态而用瞬息万变的社会需求。由于不承认商品经济，忽视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就无法确立。这使得降低成本、技术革新、提高效益、挖掘潜在需要和进行创新等等，对于企业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再加上恶劣的宏观经济环境、分配上的平均主义、“杀鸡取卵”、“鞭打快牛”和低消费政策，使得生产者丧失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丧失了发展的必要和可能，企业也就不再具有自我增值和自我发展的能力，而变得日益懒惰、守旧、依赖和缺乏创新。这最终导致了企业内部高投入、高消耗、高成本和低产出、低质量、低效益长期并存的格局和积重难返的态势。事实证明，这种体制下的企业，不但不能够为社会提供有效需求和创造递增财富，反而愈益成为社会“养老金”的享有者，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黑洞”。　　　　正是由于作为统制经济实现手段的计划经济本身所固有的种种反经济性质和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使得长期以来我国生产要素的大量投入，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应有增长，反而成了经济状况日益恶化的诱因和催化剂，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经济衰退； 使得我国经济未能象日本、西德及亚洲四小龙（这些国家和地区基本上与我国同时或更晚起步）那样崛起于世界，反而长期处于最不发达国家之列；使得中国人民在付出巨大努力和牺牲的同时，随着人口的无限制纵容性增长（毛泽东的杰作之一），生活却日益贫困（连最基本的衣、食、住、行都无法得到起码的保证）。一部中国当代经济发展史说明，在毛泽东时代，伴随着廿余年专制政体的我国经济，是以巨大的生产要素投入、巨大的资源浪费、严重的生态失衡和环境污染、以及人民生活的长期贫困和中国人民的巨大热情与精神的牺牲为代价，而得以苟延残喘、恶性循环的。到了毛泽东晚年及逝世时，中国的经济已经处在崩溃的过程之中。　　　　另外，经济统制与一党专政、思想一律的并立，使得个体的自由存在和才能的充分发展成为“天方夜谭”，使得所有的中国人都不得不生活在一种有形无形的“组织”之中。严密的控制不但为人民在政治与经济上遭受奴役、精神上遭受折磨提供了可能和条件，而且还使人民没有任何解脱之道、逃避之能，而只能认可一切不幸的强加。真可谓设计之周、残酷之极、“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啊！剥夺私有财产，不承认私人产权，使得个体人格和尊严的建立和保持失去了实在基础，使得是包括政治自由在内的其它一切自由的关键的经济自由无法确立，从而最终导致在我国不可能存在基本的人权。而对人权的任意践踏也就是理所当然，名正言顺的了。个体无经济自由，也是导致我国长期处于专制统治和人治状态，而未能建立民主政治和实现以法治国的主要原因。权利私有制与经济“公有”制的相互扭结，即政经不分，也是导致今天权利商品化、商品权利化和官倒横行，腐败成风的基本原因。　　　　如果说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结束（实际上它还远未结束，仍然僵而不死）的话，那么这个以一党专政、经济统制和思想一律为其主要特征的“毛泽东时代”，其在历史镜头上的画面叠印大致就是：无休止的政治折腾、践踏人权的暴力专政、穷过渡的物质生活、恶性循环的落后经济、清教徒式的道德压制、高强度的思想控制、极度匮乏的精神生活、自相残杀的“人肉筵席”、等等。作为一段历史，“毛泽东时代”还给中国留下了十分丰富的“遗产”。失去了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精神，而却具有多种人类劣性及十分善于内斗的巨量人口；专制、腐败、无能的政治机器；千苍百孔、恶性内耗的经济系统；保守僵化、毫无生机的思想文化；限制人权、人治色彩浓厚的法律体系；相当贫困、温饱还未能满足的人民生活；人才奇缺、严重落后的科技体系；单调封闭、死气恶化的人文社会。所有这些都将对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发生重大的影响。甚至成为长期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 　　　　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巨人”（这是他本人、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的共同创造物）。但是，饱经磨难的中华民族不需要这样的“巨人”。这样的“巨人”不但不能给中华民族带来翘首企足的幸福和强盛，反而只能带来无尽的灾难和滔天的罪恶。1979年以后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是，还很不够。现实的种种矛盾、危机和动荡，主要的原因就是改革的不彻底。而阻挡彻底变革的主要原因就是“毛泽东时代”的阴魂不散，并且仍在继续延续和顽强复制着。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必须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带着五十年代的世界观来解决九十年代的问题，更不可能让历史倒流。只有彻底批判毛泽东，彻底批判毛泽东思想，彻底摈弃“毛泽东时代”，彻底废除一党专政、经济统制和思想一律的专制政体，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标志的共和国，实现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思想自由化、国家法治化和军队国家化，中华民族才能摆脱专制的魔掌，挣脱传统文化的羁绊，才能摆脱厄运，走向新生。　　　　听，历史轻轻的喃喃声……　　听，人类前进的脚步声……　　祈愿我中华民族：永远牢记“毛泽东时代”；　　永远不再回到“毛泽东时代”。　　　　　　云生　　1990年8月于大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