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六四。很多年了一直想写点什么，到了第十四个年头，才终于真正坐下来敲键盘。虽然人在加拿大，但十四年前的体验依然那么真切。

*学生上街游行，我在准备高考

我不是天安门一代。八九年，我刚好上高三，人在内陆一个小城市，正在为了应付高考而苦苦挣扎。四月就爆发的民主运动，直到五月才传到了我们这里。我们城市只有一所刚成立不久的民办大学，这唯一一所高校的学生也上街了。

我们大家依然把主要心思放在复习上，但是也议论正在发生的事情。我隐隐觉得这是件大事，但是最终事情有那么大，那么强烈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和我自己的命运，我一点都没想到。我们学校是市里最好的重点中学，周围的同学压倒性的支持大学生，可能有人压根就不大关心，但是绝对没听说有人怀疑学生抗议的合理性。学生的口号主要是“反腐败，反官倒，要民主”，没有人会不同意这些。那是八十年代，中国的黄金时代。

同学中有人建议捐款，我很积极的帮助组织。在学校里，除了打篮球我没参加过任何活动，从来不是活跃分子，学习也挣扎在死亡线上，不明白为什么这次竟然冲在前头（后来知道很多参加运动的学生也有类似的体验）。不记得最终收集了多少钱，不会很多，那时自己拿过的最多的钱就是十块，没超过过这个数。很多同学捐了钱，认识的不认识的，捐几毛，或者几块，都是零花钱或者住校生的伙食费。没人问我们代表谁？没人问我们准备怎么把捐款给广场的学生。这就是八十年代。

但是终于我们自己开始问自己：怎么把捐款送到广场的学生手上。最后的决定是：派代表送到北京，送到广场。我和另一个回民同学自告奋勇当代表，坐火车跑一趟北京。高三，还有一个多月就高考，竟然旷课去北京，如今市侩的我大概再也做不出来。当时感觉有点疯狂，但是理智上依然很清醒，井井有条的作准备。一边派人采办用来系在头上的白布条，一边想好一大套说辞对付我妈。当时父亲在北京出差，所以只要母亲点头就可以成行，而探望一下父亲也成了一个去北京的借口。鬼使神差，我妈竟然答应了。母亲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中共党员，一向很左，从来老老实实听党的话。这次同意我去，假如不是她也从心底里同情学生，是万万不可能的。我和母亲之后再没有提起过这件事，如今我们阴阳两隔，我也无从知道她的确切想法。但我相信，母亲的直觉告诉她，那是件她儿子想做的事情，也是她感觉对的事情。

*戒严了

那天是5月19日。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得到母亲的许可，兴冲冲从家里回到学校，准备上午上完课，下午就旷课赶火车走。我们从来没有在学校里宣布过什么，但是好象同一届的学生都知道我们的事情，看我的眼神都不大一样。

进到班里，一起组织捐款的一个女生走到我跟前，急切的告诉我：“你们去不了北京了。北京戒严了。”说完她就趴在桌子上哭了。对我来说真的是晴天霹雳。戒严是什么概念？我的想象是：到处都是当兵的，北京被封锁了，进不去也出不来。似乎这条消息当时还没有上电视，邓小平一伙头天半夜做的决定，而我这位同学的父亲在北京交际很广，刚刚得到的内部情报，从北京打长途电话通知了他的女儿。

我不知道当时的心情到底是什么，肯定有恐惧，还有悲愤。我当时就决定放弃去北京，对我来说，那已经变成了不可能。回来面对我的痛哭失声的同学，完全不知所措。平生头一次一个女孩子在我面前掉眼泪，周围是一个班的同学。我记得清清楚楚，我拍了拍她的肩表示安慰。整个学校再不会有第二个人会在众目睽睽之下做这种事，我没想很多，只是觉得应该传达我的态度——我和她在一起，在这个不幸的时刻。那真的是个不幸的时刻，对这个民族，对我们每个人类家庭的一员。一群老头子就是无法容忍年轻人真诚而合理的呼吁，假如你举起抗议的拳头，他们就举起杀人的枪。我们的第一次心碎竟然不是因为初恋，而是因为体会到正义遭受的无情摧残。我的很多同龄人之后不再相信有是有非，有正义有邪恶，我不认同，但是能理解。

捐款后来通过那位同学的父亲转给了红十字会，那是我们这些高三学生所能想出来的唯一的解决办法。我们只能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消息，每天晚上，学校门口小卖部都挤满了学生，因为那里有一台很小的黑白电视。大屠杀结束以后的九月，我来到北京上大学，才了解到当时虽然宣布了戒严，但是部队没能顺利进城，被市民和学生挡在了外面。所以假如我们当时选择进北京，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假如我去了北京，很可能我的热血会在运动中沸腾，很可能我留在北京，留在广场，很可能我不能再回家，很可能每年此刻心碎的是我的亲人。很多游行、绝食的学生一年前也和我一样，平凡的高三学生，忙于高考前的冲刺，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分数，干什么都需要父母的同意，还不懂得谈恋爱交朋友。可是，正是这些曾经平凡的人作出了不平凡的事情。这难道不正是世界可爱的地方吗？或许平凡的他们本来就不平凡，或许平凡的你我本来也不那么平凡。

*北京的故事

1989年八月，我来到北京。因为民主运动以及之后的屠杀，大学推迟到九月才开学。我们这一届付出了代价，招生名额缩减了很多。中共怕大学生。

到了北京，一个感觉就是肃杀。我年年去北京，头一次看到街上这么少的人。每座立交桥上都有士兵，荷枪实弹。当你接近他们，他们就把枪端起来对着你。我终于有了感性认识：人民子弟兵把人民当敌人。公共车上人很少，大家互相都不说话，爱说爱侃的北京人沉默了。即使说，也没好听的，似乎每个人都憋着火没地方撒。

来到学校，渐渐认识了一些人，渐渐听到了更多的故事。

我所就读的大学死了一个学生，就在我们校门口被坦克上的机枪打死了。他们当时一批人从学校出来，想去拦阻进城的军车。子弹打中了他的大腿，血流不止，很快就死了。

上几届的学生里有一些人被抓走了，我认识两个关了一两年监狱的，其中一个绝口不谈64，从不提这个话题。据说后来他出国了。还有学校的职工，也有被抓的，判的普遍比学生重。

北京的同学告诉我，六四之后他去参加高考咨询，在街上看到粉笔画的人体轮廓，应该是尸体的位置，他一路上亲眼看到就十几个，还有很多被坦克压烂的自行车，不知道车子的主人们都怎么样。后来（大概是90年）公安局内部曾经低价出售自行车，都是当时市民丢下的，后来怕受到迫害也不敢去认领。

北京的亲戚对我说，他们当时在居民区招待被挡住无法进城的军人，大家互相理解，没有冲突。

学校的很多地方都有战斗过的痕迹，校门的门柱上有弹孔，后来有一年装修就换掉了。教学楼上也有弹孔，不知道今天还在不在。

一个当年到北京参加戒严的退伍军人说“共和国卫士”崔国正是他的战友，他开小差回家了，本来是个逃兵，却被中共宣传为被市民打死。

我还了解到目前宣武区一所老年医院89年用来关押学生和市民，那地方直接归戒严部队管，里面时常传出枪声。

这些都是我亲耳听说的事情，还有很多关于广场抗议绝食的事情，屠杀以后回到家乡组织斗争的事情，学生组织内部的分歧……很多很多。我也亲身感受到了曾经的不合作运动，参加了时间最长的大学生军训，体验了轰轰烈烈的政治学习和洗脑。

天安门广场再不是我曾经以为的那个地方了。地上的血污被清洗了，后来整个地面都被更换了，纪念碑也修饰过了，掩盖了子弹的痕迹。但我无法再觉得那是个好地方。解放军也不是我曾经以为的军队了。我从小梦想作军人，征战疆场，难道我也去驾着坦克追杀民众吗？

*啊，1989

离开学校以后，越来越频繁，发现年轻学生对八九运动表示出不同的看法。有不关心，有不以为然。一个大二的学生曾经跟我说：我觉得当时的学生很傻。我同意，字面上。我认为学生“傻”，是因为他们傻到竟然想不到独裁政权会向手无寸铁的市民学生开枪。真的太天真，太幼稚，太傻了。这世界真的有狼。而对于那个“喝狼奶长大的”大二学生，我只是觉得他的那一个“傻”字太轻松了。等他体会了人生的沉重，这个“傻”字也会有更多的苦涩内涵吧。

八九精神结束了吗？我不知道。八九在我心中，是人类良知生生不息的延续，是正义在无权者心中的一次猛烈燃烧。没有是非没有梦想的世界是否美妙？我不知道。何勇的歌中唱到：我们生活的世界，就像一个垃圾场。人们就像虫子一样，在这里边你争我抢。

良心会在人类中渐渐睡去吗？上帝会不再注视我们吗？我会终于停止幻想吗？灵魂会撇下骨肉的机器出窍而去吗？

工作以后，有好几年住在学生宿舍对面的筒子楼里。每到六四，也正是毕业生们即将离开学校的时候，都从窗户里传来高大的音乐声响。很奇怪，过了不少年，学生们还是崔健，唐朝之类的摇滚。一到这个时候，当学生们面对找工作的压力，看到毕业分配的肮脏黑幕，接触了社会的世态炎凉，他们回到摇滚。摇滚里有真诚的嘶喊，有不加修饰的愤怒和悲哀。而这些正是他们需要的，或许也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我和老婆从不抗议音乐扰民，这音乐把我们带回过去的时光。

独裁者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力量。八九民运让他们看到了大学生的力量，看到了北京市民的力量。他们真的害怕了。在这之后，大学生和知识分子一直受到关照和拉拢，北京也得到了重点照顾。而当时没有积极参与的工人和农民成了公有资本大分赃的牺牲品，下岗失业民工盲流，他们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与官僚、富翁、帮闲阶层的距离越拉越远。这时再想有人为他们振臂高呼“反腐败”，已经物是人非了。中国社会彻底分化了。

我有时在想，难道不是六四死难者的鲜血使得如今的文人有了帮闲的机会吗？难道他们今天的成功的花冠上就没有一点血腥的味道吗？我真的怀疑如此堕落的一群是否能获得救赎，所以我只祈求：救救孩子。

*又到六四

又到六四，中共的宣传机器又要开足马力，重复“中国人民对那场风波早有定论”的老调。说谎者自己都知道说的是谎言，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谎言暴露了统治者信奉的荒谬哲学。凭什么几个人的“定论”就是一党的“定论”？凭什么一党的定论就是“中国人民”的“定论”？何其大言炎炎。实际上，这种“为天地立心”，“为天下人立言”的态度，正是最最要命的“诛心剑法”，“灭言真经”。窃天下公器为一己之私，翻回头来再用天下公器奸污其他人的意志。这种腐朽的统治思想流行了两千多年，彻底践踏和摧毁了中华文化的精髓。看看历史，离开对个人意志的尊重，可曾有过真正意义上的歌舞升平？老爷们，醒醒吧！

富兰克林说：那些靠放弃基本自由来获取一点点暂时安全的人，不配享有自由和安全。我承认自己是个胆小鬼，面对比当初小的多的恐怖，我沉默，我忍受，我合作。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又到六四，我无颜面对八九的冤魂。苟活的我所做的只是不让时光消磨掉心底里血写的记忆。这是我的底线，我将用剩下的全部勇气和尊严与忘记搏斗。最后的一点良知告诉我：无视和嘲笑勇敢者只能使自己更渺小，更懦弱，更奴才。这世上奴才已经太多了，而且奴才们已经太优质了，不需要再多上我一个。

又到六四，我为死难者祷告：愿你们安息。向伤者、受迫害者、忍受心灵痛苦的死难者家属、尊严被践踏的拒绝忘记的同道说一声：请大家珍重。我相信世上有正义和公理，即使它们不实现在社会中，也仍然存在于我们的心里。这是我的信念，这是生命的意义所在，也是十四年前的市民和学生们用鲜血去战斗和证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