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意选择这个敏感时刻，谈这件敏感的事。 5月27日，河北大午集团被查抄；28日，杨子立等四人，分别被判刑8─10年。这不是中国以思想言论入罪第一例，估计也不会是最后一例，但它有可能是含义最丰富的一例。

这两件事，对于外界民间正在逐渐升温的中国政治改革预期，无疑是当头冷水；选择在这个敏感时期查抄和宣判，更表达了一种确切无疑的信息。 国内外那些因中共高层个别人士、个别姿态而欢欣鼓舞、一心以为鸿鹄将至的人，应该冷静下来了。他们的心情可以理解：长久的期盼、等待和预期，换来的是长久失望；而反覆碰壁后，心仍未冷，也未转向极端，这里面，有一种难得的知识理性在。

不错，中国政治终会发生变化，并且变化也已经在发生；但它只会是缓慢地、以某种即时理性几乎无法觉察的速率缓缓推进。在可预见的时间段内，估计不会出现迈开大步、直奔目标（许多人心中期许的目标）的动人场景。在一个国际交往日渐频繁、国与国彼此已密不可分的地球村，即使是专制家长，也不会不感受到国际竞争和普遍舆情的压力。除非他愿意回到过去的闭关自守、随时准备坐下来等死，否则，他就不可能不作出改变，以适应环境压力。但是，一方面，这种改变必定是自上而下的、被动的、渐进的；另一方面，它会受多种因素影响、制约，易于被打断、中止和逆转。

最易于打断这种社会演进过程的是社会主导者所感受到的威胁。这种威胁主要有两种，其一是对执政党政治稳定和政权的威胁，其二是对执掌最高权力者个人威望和权力的威胁。当这两种威胁发生时，执政者往往会放缓、中止、甚至逆转社会进程，集中力量应付似乎迫在眉睫的切身利害问题。前一种威胁如经济形势严峻、社会开放导致矛盾集中于执政党、国外势力干预过急过度，等等；后一种主要是海外舆论集中将最高权力者描述为社会进程的阻碍者，并哄抬党内某一对手与其较劲，这也是笔者作《海外舆论可能再次断送中国政治进步》一文的主旨：就像历史上救亡多次压倒启蒙一样，在这种时候，权力斗争往往会压倒政治进程。历史上类似例子已不少，最近的例子更与今天相连；其结果，每次都使政治改革功败垂成、十年之功毁于一旦、中国进步痛失良机。

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突然被查抄，引起广泛震惊。图为董事长孙大午。(据河北大午农牧集团网站) 大午集团被查抄、杨子立四人的重判，从某种意义上证明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在太多的历史教训后面，已经变得极其谨慎、变得足够小心。在继笔者上篇文章提到的发布“箝口令”（中宣部最近开始收紧言论，点名批评国内四大网站“强国论坛、北大论坛、凯迪网络、中青在线”舆论导向不力）后，最近中共高层再次发出了中断政治进步的明确信息：5月27日，关心政治改革的着名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突然被诱捕，家产被抄（这种行为方式，一如前清。这已不仅仅是中断政治进步，而是在逆转政治。原因无它，由始至今，执政党最顾忌的，就是另类知识精英与其它社会精英的融合）；5月28日，杨子立四人被出人意料地判以重刑。这样频密的信号，可能都出自同一个源头、同一个理由：既然现在所谓政治进步的趋势会必然导向新老领导人的权力冲突，那么唯有中断这一进程，新领导人才有可能避免重蹈覆辙；由新领导人主动做出这种中断姿态，无疑是赢得老一代谅解的不二捷径。当年的胡赵就是不愿意走出这一步，终于成为前车之鉴。今天，恐怕再没有哪个权势者愿意犯这种“政治错误”。

杨子立四人的重判及孙大午事件，既体现了传统政治的深层逻辑，也反映了相关者的经验模式和处事风格。经此事变后，对中国的新老领导人，人们应该会有更为深入的认识。

于是，孙大午们的命运、四个年青人的命运就这样被决定了，就像风中的几颗尘埃。他们富于理想热情的生命重重撞击在一架冰冷的庞大机器上，这是现实的残酷，也是每个中国人所必须正视和面对的基本环境。鉴于此，我们不能不为最近被释放的北师大学生感到庆幸：没有任何理由，应该让生命过早失去阳光和滋润。

笔者在接触网络之初，即知道杨子立所办的网站，因为我常去的网站有它的链接。很怀念那时的一些人和事，现在，那个网站早关闭了，“羊子”也被捕并被重判，遗憾的是自己却无力为他们做点什么。按照现实世界的逻辑，现在唯一可能的化解之道，已不是试图推翻法院的判决，而是应该试图寻找和托庇于某种权势，争取将他们“保外就医”出来──这差不多是中国各地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的一个剧目。这或许违背了某些原则，为许多君子所不取；但这并不违背良心。勿宁说，这正是良心的现实写照。

最耐人寻味的问题或许是：既然当权者对政治改革顾忌重重，那么为什么他们还总要时不时作出一些似有含义的姿态，惹人遐想、令人“想入非非”？

答案其实很简单，这就像提出“三个代表”的理由一样：时代在变化，形势和环境在变化，执政党本身也在变化，其执政基础、所依靠的社会力量、所必须面对的社会问题也必然随之变化。为了适应内外变化，执政党有必要在外部形态上作出改变，增加某些色彩，以适应某方面的要求；避免将某扇门关死，避免某些社会成员走入极端，缓和或化解某些外界的压力。总之，这是出于适应环境变化而调整自身色泽的一种生物本能。具有这种本能，说明执政党其实并非如外界所言的僵化和固执，而是善于学习，能够“与时俱进”。但这种调整往往止于颜色和姿态，再往前走，它就会比较吃力，就必须顾虑会不会伤及自身。

于是问题又回到了起始：中国社会究竟会不会有政治制度的自发演进？霍然回顾，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中国确实在发生变化，而且现在就在进行之中。就像身处其上的人，感觉不到地球的转动；身处其境的人，同样难以在当时当地感受到中国的变化，你必须找到一个明显的参照系。当你以较大时间尺度回头丈量，你会发现，30年、20年、10年前分别与今天相比，可说是一步一个台阶；从这样的角度，你才能看到中国社会演变的深深足迹。

中共十六大的新领导集团产生还不到三个月，在一些人士心目中已经对他们经历了从期待到失望、从幻想到清醒的全过程。(新华社) 是的，变化是有的；但对于置身其中的人来说，变化极其缓慢。其缓慢的程度，有可能使念兹在兹者怒发冲冠，使一心亟亟乎变化者愤而吐血。但是，更有可能，唯有这种缓慢的政治演进方式，才是真正适合于这块承载了太多人口的土地、适合于这个不得不以最坚固的金字塔型结构约束起来的社会的有效变革方式。因为这种演进，是扎根在现实土壤的改变和现实力量对比的变化之中。这才是真正的自发演进。只要执政党还有着延续政权的愿望、只要它对于怎么才能延续政权还有着起码的理性，它就不可能维持僵化不变、就不可能不顺应这种变化而变化自身。当然，这种方式的特点所在亦即它缺点所在：政治变化往往只是社会演进的结果，而不能成为社会变化的先导；换言之，这种政治演进未必能推动社会的发展，但它确实能适应社会进步，即能将自己调整得与已经变化的现实相适应。当变化尚未发生时，它有可能构成一种进步的障碍；但当变化既已发生后，它也不会拖住社会要前进的脚步不放。这意味着社会进步的主动力将不可能来自于政治领域，而只能源自其它领域。在现有结构态势下，政治只能扮演因动者、追随者，而不能成为社会进步的杠杆；中国的社会进步，不但没有一呼百应、立竿见影的捷径可走，而且在一种沉重背景下，不得不采取缓慢的渐进方式。

事情可能也只能这样了。我们已经见识太多人为建构的积极政治变革，在社会土壤还没有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所有“把政治当作社会重心”的主动运作，不是历经动汤后重入轮回，就是大功告成后发现淮橘成枳。

这就是现实主义者对中国政治进程的反思。但这种知性的理解，并不影响一个现实主义者对理想主义者表达敬意──毕竟，这个世界上冷酷的、人力无法改变的内容太多，理想的色彩太少。整个社会主要分为灰黑二色，灰色是现实的冷酷，黑色是各种潜伏或涌动着的旺盛欲望。

只要有人类，就会有人类的理想存在。痛苦越多，愿望也越多。或许，这个世界并非理想化色泽太少，而是现实的牢笼过于坚固、过于坚硬，于是理想的热血一而再、再而三地抛洒在这片冰冷坚硬的土地上。

确实，与20多年前相比，中国已大有不同，但个人的空间依然狭小。只有在真正多元主义的社会框架下，纯粹个人主义的叙事表达才能具有某种意义。但是，在中国，个人主义究竟还能走出多远？我知道，至少到目前为止，统治者代表这个国家，所愿意给予个人的空间也就这么多，它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已经拥有的一切。这也是改革的设计者、主导者对于社会（和政权）承受能力的主观判断，但是客观的标准又如何呢？站在中国特有国情（人口、资源、发展水平、社会矛盾和不平衡）的基础上，个人主义所可能达到的客观边界又在哪里？

这似乎是迄今为止尚未有人提出过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可能指向今天左右各种势力和思想唯一有可能的交汇之处。如果中国足够幸运，它还有可能成为社会自发演进旅途中的下一个客栈。

今天的世界，无疑并非理想者的世界，但它同时也绝对不是可以没有理想者的世界。谨以此文，纪念这个特殊的时刻和那些特殊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