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蒙元简单粗野的赤裸裸的“四种人”制度相比，满清推行的是“全方位的民族主义”，即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民族主义”，这种满清民族主义成为中国近代动荡和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之一，它的历史后果至今危害着中华民族（包括今天的满族）。

杨州十日，嘉定三屠就不说了，因为没有什么好说的。对汉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破坏却是长远的。

从文化角度看，满族在努儿哈赤时才创立了满文，但在入关后，清政府却最重视利用文化精神武器统治汉民族，达到几千年来少数民族的顶峰。也达到对汉民族精神文化破坏的顶峰，这首先表现在对汉民族自尊和民族传统的全面绞杀的剃发令。“即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历史上，少数民族入侵、入主中原，如虽有“乱以氐、羌、突厥、契丹、蒙古之风”（《孔子改制考》）但多被拥有悠久文化积淀的汉民族同化。元朝也曾试图改变汉民族的服装，结果成为元末汉族大暴动的重要诱因之一。清政府的剃发令，让有着崇高自尊的汉民族改发易装，招致了强烈的反抗，仅江阴一县，为反剃发起义，战死，自尽，被清军屠杀就多达17万人。全中国为反剃发而被清军屠杀又有多少人，实难统计，剃发令不仅是对汉民族的极大污辱，更是对汉民族集体自尊和自信力的毁灭性打击。直到太平天国时，号召起义的有力动员辞仍是“复我衣裳”！剃发令使汉民族数千年的发式，衣裳传统陡然蒙难。“唐制衣冠荡然无存”还是其表，使汉民族从此失去了骄傲，自尊，自信的精神境界，其影响无论怎么估价都不过分“此固我皇汉人种为牛为马，为奴为隶，抛汉唐之衣冠，去父母之发肤，以服从满洲人之一大纪念碑也。”（《革命军》）。

比剃发令更阴毒的精神统治是祭孔，多尔衮刚一入关，就祭拜孔庙，一边杀人一边祭拜孔庙，孔子的地位也达到“集千圣，等百王”的前所未有的“崇高地位”，但这一切都是假的，孔子后人曾请求保留延续3000多年孔家衣冠，“一乃旧制未之或改”，但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清政府特别重视利用理学这一太监学说奴役宰制汉民族的精神。理学第一次由在野成为官学，就是在异族入主中原的蒙元之时，做为非凡的政治家，忽必烈有着敏锐的嗅觉，把理学做为官学，极有利于统治人口众多的汉民族。忽必烈并以“儒教大宗师”的名义号令天下。但忽必烈的后代少有他这样的智慧，蒙元一朝，文治相当差劲，甚至连科举这一收买人心的举措也常常荒废。清则承继了蒙元的铁血政策，更比蒙元大大的狡猾，使有清一朝267年“右文之盛，前古罕见”。这右文之胜不仅表现在康熙的《举博学鸿儒诏》，特别的盛举是四库全书，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系统的对汉民族英雄史进行空前绝后的荼毒，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的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其实这大家早忘了血史，四库全书还是功不可没的。清的手段大大的高明和阴毒，不是焚书，而是“全毁、抽毁、剜去之类的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其目的非常非常的明确，“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应该说，经过清267年的精神奴役，清政府基本上达到了使汉民族忘记血史，永不会觉得汉民族中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的目的。在此就不转录那些中国古书与被删剜套改的对比原文了，只要稍加对比，即足以令人惊骇，总之“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亡的岂只是古书，失去了的岂止是发式，衣冠，这是汉民族精神传承的大断裂和大毁灭。

清政府虽口唱“满汉一体”又特别特别的推崇理学但都不过是用理学去奴役汉民族的精神，清统治者自己则清醒的很，决不喝理学这副毒药。康熙训谕诸子“宜以时娴习骑射”，即不许汉族尚武，但念念不忘训喻诸子尚武，对于个别的经不住诱惑的迷途羔羊，沾染了汉族文人的不良习气的，则大加严惩。乾隆三十一年，皇子永星在一幅题扇诗中落款“镜泉”，被乾隆发现，大动肝火遂杖责并训谕皇子，不可仿效汉人陋习而改变满洲世代淳朴，重骑射的传统，若任其发展则衣冠尽改（注意衣冠尽改！）国体败坏，并告诫皇子师傅不可助长皇子重文之气。清统治者对汉族有骨气，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是恨之入骨，象雍正那样不惜把吕留良挫骨扬灰。

到近代，满汉矛盾也成为阻止中国前进的一个重大阻碍和动荡之根源之一，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八旗军队就曾和绿营火并，原因不用说就是长期种族压迫所制，太平军召令起义的口号之一即是“兴复久沦之境”，“夫中国有中国之形象，今满洲悉令削发，拖一长尾于后，是使中国之人，变为禽兽也，中国有中国之衣冠，今满洲另置顶戴，胡衣猴冠，坏先代之服冕是使中国之人忘其根本也”“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夷其九族，是欲绝中国英雄之谋也”（杨秀清《奉天讨胡檄》），直到孙中山，从早期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三民主义，其第一主义乃是民族主义。“那民族主义，却不必要什么研究才会晓得的……满洲人入关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们汉人就是小孩子，见到满人也是认得，总不会把来当做汉人，这就是民族主义的根本。”陈天华也说：“这种族感情，是从胎里带来的”（《警世钟》），正是这种种族观念，使革命党人前赴后继，“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辛亥革命首先是民族革命，从军事早看，辛亥革命十分混乱，草率，苍惶，但民族意识，一旦觉醒则如星火燎原。我们大家都在中学课本上读过林觉民的《与妻书》，林觉民参加起义，虽有建立共和的志愿，但主导的精神力量还是“克复神州，重兴祖国”。

这民族压迫，不仅表现在精神思想文化领域。对现实的经济政治，军事更 有实际的作用。百日维新，维新诏书象雪片一样传出，但不曾有一纸诏书要改革八旗，其实这八旗已经是彻头彻尾的一群废物，满清对此一清二楚，否则也不会有湘军，淮军了，但八旗和绿营每年耗银达2000万两，约占清廷财政收入的1/4，实在高的吓人，而湘军每年经费只有15万两。本人在《白银舰队》中已算过一笔帐，诸位再算算每年2000万两，几十年下来是十几个亿？可以再建多少个白银舰队，清廷将国库收入的1/4用于百无一用的八旗和满人控制的绿营，仅从经济上讲，就是阻碍中国近代军事现代化的最大阻力，而日本把每一个铜板都用于舰队建设，这甲午之战焉能不败？败了之后，则“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刚毅说的更明确，更透骨“与其授家奴不如赠邻友”！“汉人强，满人亡”！清267年对汉民族精神文化进行系统的全面绞杀，使我汉民族道统中殂，在近代又防汉甚于防贼（如前述每年2000万两养八旗），在文化和实际利益上都给今天中国留下了难以弥合的深创巨痛。对此，我们要向前看，以警示那些至今仍被西方的“迷昏汤“所蛊惑的精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