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访陈小雅（3）：边区大生产包括种鸦片？ |
| 送交者: 高伐林 2011年06月27日15:54:27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
根据多种史料来看，陕甘宁边区种鸦片应该是确有其事，史学界对此争论的焦点是：这些罂粟是过去遗留下来、中共在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尚未来得及全部根除的，还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不管是哪一种，都得承认，鸦片在边区财政中占了重要地位
◆陈小雅／高伐林 老高注：受《新史記》杂志委托对陈小雅所作的专访，第三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重新核对了一些数字和引文，晚到今天才刊出。 （续前）边区大生产，包括种鸦片？ 高：抗战期间，国共合作，中共的军队和地方政权有了中央政府的拨款，应该缓一口气了？ 陈：据杨尚昆回忆，抗战初期，红军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时，国民政府按四至五万人的编制拨发经费，三年后，八路军、新四军已发展到50万人，经费却分文没有增加，连外来的援助也常被扣发。就说陕甘宁边区吧，只有140多万人口，要供给七万脱离生产的干部和战士，养活一个政权，就显得鱼大池小了，因此，经济非常紧张。加之1940年入夏以后，水灾、旱灾、风灾和雹灾并发，60万灾民生活没有著落；皖南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加紧“限制异党活动”，竟停发八路军、新四军全部经费，又命令胡宗南对边区实行“经济作战”，不让粮食、棉布进入边区。以致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冬天没有被窝”的地步。 1941年，边区政府向当地老百姓征收了20万担公粮，另外还派运“公盐”六万驮，老百姓怨声载道。时逢天上打雷，劈死了陕北的一个县长，有老百姓说：“老天打雷，怎么没把毛泽东给劈了？！”毛泽东方才意识到“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危险。 为了解决困难，朱德提出建立自己的“家务”，每一个单位都要有一点家务这一思想。任弼时则提出了军队实行“屯田制”，生产自给，开荒，把三边地区的盐运出去向边区外销售，盘活经济，等等主张。此后开展了中共党史上著名的“大生产”自救运动。这一运动的结果，使陕甘宁边区的财政实现了60％的自给。 在此同时，中共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从事生产经营，到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去做生意，开商店办企业，外销边区的土特产，换取法币和美元，采办根据地不能生产的电讯器材、医药用品等。中共在香港的“华润公司”，就是那时建立起来的“党产”；华东区则建立了“五丰商行”；北平也另有经营。 据说，邱会作的回忆录说到延安的生产，还有种鸦片一项。我感到难以置信，但相信贩卖鸦片的事情是存在的。 高：非常赞同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学者的严谨！ 我看过若干资料提到陕甘宁边区的鸦片生产。 张戎的《毛泽东：不为人知的故事》中就说： 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毛担心苏联不能继续资助他，找了个新的收入来源：种鸦片。几个星期不到，延安就买了大量鸦片种子。次年，大规模的种植鸦片开始。 在小范围内，毛把此举称为“革命的鸦片战争”。在延安，知情的人们含蓄地说著“特货”。中共掌权后，这件事在历史中消失了。我们问师哲时，他先说：“这个东西传出去，对我们共产党很不利的。”接著承认说：“是有这个事情。”“鸦片周围种了很多粮食，是高粱，鸦片种在中间。”1942年8月，在延安的一个苏联人打麻将时直截了当地问毛，共产党人怎么可能“公然种鸦片”？毛不吭声，邓发替他回答：鸦片能赚钱，“有钱我们就能打国民党！”西安报纸上有一个很详细的调查报告，指出陕甘宁边区那年种鸦片的地有三万英亩。 这家“西安报纸”提出的“三万英亩”这个数字，我觉得不可信。一英亩等于6.075亩，三万英亩，相当于18万多亩，陕甘宁边区一共有多大？一共有多少可耕地？ 但是，弗拉基米洛夫《延安日记》，中共元老《谢觉哉日记》等大量史料中，都提到过这件事。一位老人，国军高级将领的儿子，也曾告诉我，他的亲戚亲眼看见边区的罂粟田。  抗日战争期间，八路军359旅在南泥湾开荒生产。但近年有人披露，南泥湾实际上也种了罂粟。 看来，边区疆域内种鸦片，应该是确有其事，史学界对此争论的焦点是：到底这些罂粟，是过去遗留下来的，中共在改造旧世界的过程中尚未来得及全部根除（因为必须给种罂粟的农民找到新的生计），还是有目的、有组织、有计划的政府行为？不管是哪一种，曾担任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边区中央局副书记、边区政府秘书长、副议长的谢觉哉，在《谢觉哉日记》中说：“特货一项得的法币占政府收入……尽够支用。”（1944年1月18日）“据调查边区内存的法币不下二万万元，无疑是由特货补足普通物品入超而有余来的。”（1944年4月9日）足见其在边区财政中所占的重要地位。 我得知侯天岚著《陕甘宁边区财政史》2010年在美国纽约的柯捷出版社出版了，书中对这个问题有专门调研，不过我还没有读到。在这里提出来，有待进一步探究。（据知，“陕甘宁边区财政史”被列入国家研究项目，后来因涉及边区种鸦片等敏感问题，而被中途叫停，也没有出书。作者将其调研成果在海外出版。——高注） “革命党”是如何变成“反动派”的？ 高：谈到苏联和共产国际资助中共，我想，不能忽视，苏联当时的主要资助对象，其实是国民党。国民党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所得到的苏俄资助，远不是中共能望其项背的。 陈：是的。过去我对苏联资助蒋介石北伐没有概念，后来看张戎的书，知道前期的资金主要靠苏联。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发动“4·12”呢？他就不怕得罪苏联人吗？我推论，当时一定是“资金链”发生了断裂，所以，蒋介石才投靠了江浙财团。断裂的原因，一是共产国际资金接济不上；一是中共在北伐途中一路“打土豪”，激怒了原先用资金支持革命统一战争的绅商阶层。另一种意见认为，国民党的这次转轨，主要是蒋介石与汪精卫争权，而当时，国民党的财政大权在汪手里，宋子文还听命于武汉，逼得蒋介石不得不与上海的大买办作交易，最终投降于帝国主义。 据宋鸿兵先生统计，从1924到1927年，三年时间里，国民党在苏联人手里得到了3000万金卢布（相当于2700万银元），但在江浙财团手里仅1927年4月到5月两个月，就融资4000万银元。这个数字很说明问题。 高：国民党武汉政府在1927年7月15日“分共”前夕，斯大林仍拟用金钱拉住国共合作的破裂。6月27日，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等写信：“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300到500万是值得的。”（引文见朱洪《百年潮》） 陈：国民党原来也是一个“革命党”，上海工人反对帝国主义的“三次武装起义”，还用了国民党资助的5000元。他后来变得横征暴敛、如狼似虎，这有一个背景，中共在这个时候搞“红色割据”，“国家统一”的大业半途而废，客观上为内战创造了理由。大家都知道，打仗，打的就是钱，拼的就是老百姓的命。因此，国共分裂，是民族的不幸，人民的不幸。 把政治问题变为法制问题 高：从历史说回今天，当下党国不分，中共的官员都是公务员，都由国库开支，也就是说，中共的一切活动，费用都由全国纳税人承担。 陈：杨尚昆在回忆录中说：“经营党产，那时还有一个更长远的考虑，就是全国胜利后，共产党就不领国家的钱，自己吃自己的。进北平前，要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了，任弼时同志和朱老总提出一个问题：你共产党不用国家的钱，其他那么多民主党派有什么办法？这个问题受到大家的重视。1949年1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大家分析利弊，毛主席在会议讨论中明确作了结论：对待民主人士是个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公开地坦诚地和他们合作，统统吃国家的。党产的问题，以不搞为好，有饭大家吃……” 任弼时当时提出的问题，不能说没有道理。一个政党，没有自己的财政，怎么可能有“独立性”？中共成为执政党后，如果利用手中大权进行商贸活动，必然会产生特权，孳生腐败。但这些，本也是可以通过立法和监督加以解决的问题。但毛泽东的一句话——“有饭大家吃”，则把一个法治问题变成了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从而也为“把国民财富变为党的财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敞开了大门。 高：明年又要开党代会了。多年前我曾经在一些类似的全国性会议当过工作人员，那时我们就私下议论过：这得花多少钱啊，花这些钱要达到什么效果、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呢？  中共开一次党代会，耗资钜大。 陈：本来，如果中国真有法制，中共用钱，应该事先造预算，也应该经过人大批准，当用的、不当用的，应有个公开的听证过程。但现在一次党代会有多少人参加？开多少天？一次用掉多少钱？党的工作者工资、医疗、住宅等等福利从哪里来？……更奇怪的是，不久前我收到一个短信，说中央要花一个亿，组织党的局级干部来一次“重走长征路”。这样的动议，不知道经过什么必要性论证？一个亿又准备从哪里出？我想，国库是没有这个义务开支的。 高：这种党国不分的状况如何解决呢？ 陈：如何解决，那当然是纠正毛的错误决定，回到中共最初的设想。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解决反腐问题。并把腐败问题还原为“法制问题”，与政治问题脱钩，社会稳定才是可以指望的。 （2011年3～4月） 近期文章： 专访陈小雅（1）：党史上有只看不见的手 专访陈小雅（2）：长征目的地为何变来变去 发现一个新的女儿（附女儿回忆文章：穿T恤的缪斯） 专访许志永：他为“非红顶商人”孙大午当辩护律师 刘道玉入围候选“首届中国贡献者” 专访辛子陵（1）：党过生日不是毛泽东做寿 专访辛子陵（2）：党史的光明面不是毛泽东 专访辛子陵（3）：盼习近平率党走出毛阴影 |
|
|
|
|
 |
 |
| 实用资讯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