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我说，我对拥共派常有一种怜悯感，对倒共派常有一种愤怒感。这种感觉早就有了，但从来没去想原因，直到前天话出了口，才去琢磨是怎么回事。

前段见张三一言先生批我，说我这人惟我独尊，毫无宽容精神。民运人士批了我的逆鳞，我就跳到云天外，把人家骂成伪民运。据说这就是我发动“扫荡”的原因。其实资深网民大概都知道不是这么回事。

老实说，我挨（亲）民运人士的骂，无论从剂量上、频度上，还是持续时间上来说，都跟挨拥共派和爱国志士的骂没法比。２０００年台海危机期间不必说，我退到《说道》后，以聊天谈风月为主，谈国事为辅，还有大批拥共或爱国斗士打上门来问罪，不绝于途。汗青先生甚至写了篇“以身饲虎”，以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慨立下遗嘱，说他这遭去惹芦笛，就是去作大虫饲料了。不料他肉身送了上来，我却退避三舍，毫无加人先生咬屁股的豪情胜慨，让他一拳打在空处，几乎闪脱了臂关节。

汗青、南乡子、菜园子张青辈是游侠，憨子、非芦迷、牧童辈则是长驻，特别是憨子最有意思。他自己开了个坛子，却跑到《说道》来安家落户，天天如中风魔地看芦文，在几乎每个帖子后面跟帖辱骂我。但我一直没跟他计较，反倒还挺喜欢此人的性格，最后还是成功地巴结上了他。

比起来，（亲）民运人士讨芦算是小菜一碟了，那我还为什么专门跟他们吵，直到最后发动“扫荡”呢？

这原因其实很简单。说句难听的，在我看来，拥共派和倒共派的区别是真小人和伪君子的区别。更准确地说，前者是被愚弄的，后者是愚弄人的，所以同样是攻击，来自后者的当然就要引发比前者更强烈的情绪反应。

这话说得难听，不幸事实就是如此。

愚以为，无论是宗教还是科学，都是人类应用智力对客观世界的解释。因为人类认识能力有限，所以两者建立的前提都是公设。宗教和科学的差别，是前者否认这一点，而后者不但承认这一点，而且允许甚至鼓励人们去质疑各种理论体系的建立假设，而推翻那假设就导致了科学理论的革命，如相对论质疑牛顿力学的时间绝对均匀的参考系，在三维空间中加了个时间坐标，把牛顿力学化成了一种特例，而非欧几何（罗巴切夫斯基几何、黎曼几何等）改变了欧氏几何的公设，变成了崭新的数学体系。宗教和科学的这个区别，导致了前者的不包容性，谁想对教义作出新解释就会被革出教门。而科学界则从无此种现象，不但没有不同教门，也没有什么同门不同派。

这说的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政治科学则与它大不相同。１９世纪西方学者的通病，是用自然科学来类推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出台的。其实在我看来，政治科学里根本就没有什么公理、定律一类的玩意，有的只是假设，而被普遍接受的假设成了共识，就被许多人冠以“真理”、“历史潮流”、“客观规律”等好听的名称，以为那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

其实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例如，许多民运人士坚持说，民主社会是人类社会的必然归宿，我看这条至少在中东不成立。迄今为止，老芦还没见到中东有过什么民主思潮，民主革命就更不用说了。依愚见，再过一万年那些地方也不会变成民主国家。但无论民主派还是拥共派都见不及此，双方都坚定地认为自己信仰的是真理，于是就把政治理论变成了一种类似宗教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上来看，所谓民主派和爱国派（含拥共派）之争，其实是一种宗教战争，差别只在一个原初公设上。民主派认为，个人是第一位的，国家是第二位的。人民建立国家的目的，是让后者来为人民服务，为此必须定出种种措施，来限制政府权力并防止官员滥用权力。而爱国派则相反，认为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比起来微不足道，可以牺牲。这就是从共产主义到法西斯主义等形形色色独裁学说的理论基础。

从信仰来说，老芦信的是“民主教”。因此，我和异教徒毫无共同语言，自然也就不会去和人家争吵，正如一个基督徒不会去和穆斯林吵架似的。记得过去有位lian先生在网上为老毛建神坛，理由就是老毛使中国变成了个强大国家。您说我和这种人有什么共同语言，怎么可能吵得起来？要去和他争论，就如同进化论者想去说服创造论者万物包括人类都不是上帝创造的那样徒劳无功。

但这不是说我放弃了宣传自己主张的权利。我想，一个理想的中文论坛，应该是个“东安市场”，里面有各种摊贩在那儿和平竞争，靠产品质量以及出色的推销艺术，而不是靠踢人家的摊子，去兜售自己的货。

这不仅是个策略问题，更是个原则问题。它其实是检验教徒们信的究竟是共教还是民主学说的试金石。前面已经说过，民主学说的公设是个人主义，整个体系都是在尊重个人这个原则上建立起来的。既然如此，你就得尊重一切人包括反对派的信仰自由，只能靠鼓吹自己的信仰来争取群众，让自己的信仰变成大多数人的共识，决不能强暴他人自由意志，使用文化战争的方式来强行布道。再说，你这么做，本身就是否认民主学说是一种科学，不能采用学术讨论的方式来取得共识，只能用十字军圣战的方式去武力传教。

所谓“文化战争”（或曰“文化革命”）是我党的发明，在３０年代以鲁迅为主将，在文革中达到高潮，至今在海外中文网上由拥、倒共两派如火如荼地进行着。这“文化战争”的实质，是把一切涉及到政治的争论都看成是你死我活的两个阶级的大搏斗，将自己看成是真理的化身，对方是黑暗势力的代表，必须用一切手段，包括辱骂、嘲笑、人身攻击等等予以毁灭性打击，靠自己的神勇来扫荡一切反对者，直到占领整个“舆论阵地”，使坛子里只有一种声音。这里没有“双赢”和“双活”一说。

对于共教信徒来说，人家上坛来就是这么个目的。对他们来说，发动文化战争，击败、摧垮、压服、骂跑论敌是真小人的行为，因为人家自己的教义里就没有尊重人权这一条。你可以反对他们这种行为，但你至少不能说人家是说一套做一套的伪君子。而且，在我看来，这些人其实是被愚弄的受害人。从人类的生物性来说，每个人骨子里其实都是个人主义者，拥共派也不例外。他们的误区，是“甚荒唐，反认他乡是故乡”，狂热地捍卫统治者，却以为是在捍卫自己的利益，值得怜悯而不是憎恶。

不幸的是，许多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上网来也是来搞这一套的，而这就令人难以容忍了，因为这是他们对自己鼓吹的那套教义的活生生的背叛。过去的例子我就不说了，这里光举最近的两例。

第一例是在《说道》上看见的。我发动“扫荡”后（这里再说一遍，“扫荡”一词是我沿用老马的旧说法，准确意思我已经在《扫荡》文中作了详细界定和解释，请批判者不要借题发挥），安魂曲先生在《说道》上拉住天一黑先生问：芦笛要扫荡民运，你同意不同意？（非原话，请参考原帖）我看了不禁想起我党在历次残民运动中逼所有的人一一表态、人人过关的故伎来。妙是妙在天一黑先生的答复。记得他说，不管什么事，打假总是重要的（非原话，请参考原帖），让我大笑出声，觉得“扫荡伪民运”的提法不如改为“政治打假”要准确得多。

很明显，在安先生头脑中，这“扫荡”与“反扫荡”就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不可能有什么双赢的结局。因此，一切民主派都应该投身到这这场两种命运的决战中来。所有的人都得在这场战争中明确表态，选择阵营，如同伟大领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查报告》中号召的那样。

另一个近例则是高寒先生的“迎击芦笛的挑战”。在高先生眼中，我那“扫荡”文就是要诛灭一切民运人士，所以必须“迎击”之。这“迎击”的方式是和我“辩论”。而这辩论也者，不是什么互相启发、互相受益的建设性的学术讨论，而是以他当年击败老马的天下无双的神勇，来摧枯拉朽地扫除我那些“惨不忍睹”的“陈谷子烂芝麻”。至于那些陈谷子烂芝麻中是否有点对民主事业有所启迪的东西，那大概是从来不会在他头脑中闪过一刹那的。他念兹在兹的大事，大概是如何布下陷阱，安下绊马索，使老芦这芦荡之蛙如我那“小马弟”般“马失前蹄”，在天下人面前大大地丢一回脸。

如所周知，战争一般是只求打赢，不择手段的，而这就是伪民运人士和同情者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原因。伪民运人士之所以假，假就假在他们沿袭毛共“文化战争”的思路，而这就是导致这些人堕落的最根本原因。用“文化战争”说可以解释中文网上所有乌烟瘴气的怪现状。

因为把论坛辩论看作是文化战争，把论敌literally 地看成不共戴天的敌人，战士们最关心的自然是用一切手段搞臭论敌。我过去呼吁过无数次，请批判我的人不要去钻研我这个人的动机、人格、身份和别的毫不相干的名堂，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思想、观点、思路和论证之上，但这话说了毫无用处。争论双方大多数人其实是来“打老蒋，保家乡”的。你天真到要和人家开展观点讨论、思想交锋，又如何不碰壁？

这种“民主文化战争”不仅是对民主原则的赤裸裸的背叛，而且是对中国民主事业的巨大破坏，它不但不能取得“民主战士”（准确地说，应该是“民主打手”）们预期的胜利，反而只能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让大量的中立观众对民主起了憎恶之心，把他们赶到独裁者那边去。

因此，搞文化战争，用广东话来说，其实是“不识做”，低估了中国人民的知识水平，想用过时的毛共手段来“解放”比他们先进的中国人民。这里我和老邑在网上打的交道或许可以给他个启示。我和老邑化敌为友的契机，始于他的一个跟帖。那时正值台海危机，我在《大家》，每贴一文，几乎都要遭到他的批判。开头我很恼火，但后来见到他的一个跟帖，态度就起了变化。记得那帖子说：芦笛最让我反感的是，他上坛来不是来和大家讨论的，而是来宣传他的想法的，云云。就这么寥寥几句话，却让我感受到了极大震撼。我想了很久，发现他说的一点不错，我就是在强行推销自己的信念，而这其实是毛共的遗毒，只会引起现代人的反感。就从那时起，我特别注意署名“邑水寒”的文章，发现这位资深“共奴”其实根本不是可以用反共脸谱文化归类的那种人。他和我的共识并不多，但互相辩难的结果是双方都受益了（至少在我这方是如此）。为什么热衷于文化战争的伪民运人士及其同情者就不能有我这种觉悟呢？

我早就说过，现代小青年不是毛共发动革命时依靠的那些无知农民。人家受过良好教育，懂外语，有比较完备的世界知识和现代知识，受过良好的思维训练，唯一的缺憾是让我党蒙住了双眼，封闭了大脑，用党思维代替了他们个人的思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作的事只是介绍事实以及自己的思路和观点，让人家去判断有无道理。不此之图，却去师法毛共故智，以为网人是３０、４０年代的愚昧农民，用文化战争去打击论敌，咄咄逼人地强迫他人接受自己的主张，最后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

的确，用和平兜售自己的主张的方法宣传民主，是在今日中国推进民主事业的唯一途经。它不但尊重了他人的神圣选择自由，而且在现实上也是可行的。老邑（人家也是国内的年轻人，我称之为“老”是尊重他）说过，“现实主义优于理想主义”，这话让我想了很久，无法确定是否正确，最后出尘公子的转变终于使我同意了这一命题。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个人主义者。我当初只看到了人家自私自利的那一面，吓得写出了《谁是最可怕的人》，以为中国只有堕入魔鬼道一条路了。来到奸坛后和出尘公子对话后，我才发现，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在我眼中为“堕落”者，恐怕是一种社会进步也未可知。

此中道理其实很简单，如我一开头说的，民主理论的公设就是个人主义。传统中国社会从来反对个人主义，而这就是中国民主如此难产的原因。如今大多数国民都成了个人主义者，这应该说是为国民最终接受民主观念铺下了精神上的基石，也应该是出尘公子如此迅速地从“贼”变“奸”的原因。由于个人主义的空前普及，当国人最后认识到“爱国”并不等于维护自己利益，而民主制度才是保障个人利益的比较合理的制度之时，在中国和平实现民主也就有了现实依据。因此，民主打手们与其揠苗助长，去发动那无聊至极、只能造成破坏、丝毫没有建设意义的文化战争，不如去和“待解放”的国内小青年们对话，从人家那儿接受点现代知识的再教育。

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３日首次贴出

２００３年９月２５日略作删节重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