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问题之多人所皆知，就是不搞政治经济的人也能随意列出一箩筐。作为专家，尤其是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为国出谋划策，也算系国家之安危于一脸，只会批评是不够的。重要的是，他们在发完牢骚后，要有解决问题的具体实施步骤，及其对实施步骤的各种危险性评估。这些人说，中共不接受他们的意见，笔者认为不一定。如果你将他们当作你的咨询客户，却无法消除他们的疑虑，连危险性的评估也不做，你骂了你的客户，却还指望这位客户按你的咨询去做。朋友，这样的好客户不多啊。

笔者说的意思，大概不难听懂，是否同意则不得而知。因为表面的批评比较容易，笔者建议将之留给普通的老百姓去做，海内外的中国问题专家们开政治经济会议还是少发牢骚为好。要发牢骚，也要发完一通后，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来，看看你的方案是否比别人正在用的强。专家们经常发牢骚，却拿不出具体改进方案的。笔者建议媒体取消他们的“专家”头衔，至少将他们的头衔换成 “时事评论员”，别让他们扛着专家的头衔招摇撞骗还神气活现。你见过只会说别人作品不好的优秀作家吗？你见过只会说别人设计不好的优秀建筑师吗？你见过只会说别人不聪明的优秀科学家吗？君不见，却有许多不知如何得了响亮大名的，只会说别人不好的政治学家和经济学家。因为美国人将自己的国家治理得不赖，尽管常常连台湾西藏在地图哪角落都找不到，更别扯这些地皮上的历史，白脸皮的言家政客们好象也有本钱对中国指手画脚，还相当理直气壮，黄脸皮的海内外高谈阔论者亦步亦趋。换了一个没国家本钱的人说同样的话，中国人要窃笑了。美国人说中国问题，中国人幽默不起来。

业余的政经爱好者，没事时骂骂街亦无不可，可连业余的言家，都觉得污水吐多了嫌自己脏。可笔者看到的不少所谓的专家们却是骂不绝口，乐此不疲；骂完一通后，除了立刻开出“民主改革”这个方子，别无它法。俄国已经推行民主十二年有余，可政府的腐败，世界上可以轻易拿奖牌，自然官商勾结比起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只因为是民主国家，没有太多西方人去批评，最多不去投资，不做生意罢了。朋友，请别误会，笔者不是借用俄国来抬高中国，因为这般“抬高”只能为中国的贪官们找借口。

笔者的一位朋友跟笔者说，“台湾问题要尽早解决，拖不是办法”。笔者问，“你会不会让你的儿子现在去前线”，他沉默少许说，“那要看情况”。笔者接着问，“如果你是中国最高决策者，你会不会现在下令打台湾”。他落人笔者设的圈套说，“嗯，我不会。我会先将国内的事办稳了再说”。

要办稳国内的事，可要费些周折。朋友，民主的事很重要，总的来说笔者羡慕美国和西方的民主制度，但它是否是中国当今第一要事，则难有定论。如果我从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的角度考虑，我会要求中国立刻推行民主制度。但老实讲，如果让我现在做了最高决策者，这不是首先要考虑的问题，因为那不是十三亿中国人中大多数所关心的。因为，如果我是尊纪守法的一员，我会强烈要求严惩腐败者，要求各级官员象我一样尊纪守法；如果我是农民，我会强烈反对各种苛捐杂税；如果我是国企工人，我会要求减缓国企改革以保障我的可怜家庭收入；如果我是政府雇员和官员，我会要求政府在改革时考虑我的利益；如果我是军队一员，我会强烈要求加大军费以防患于未然；如果我是股民和小商人，我会要求政府立刻完善和严格执行各种金融规章制度来保障公平性；如果我是老年人，我会要求政府加大医疗投入；如果我是落后地区的一员，我会要求中央政府加大拨款脱离贫困，如此等等。这些都需要精力，更需要金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不就是这一个一个人的利益堆积起来的吗？考虑这些人民的利益，难道本身不是民主先生们要追求的目标？这些人的要求，用抽象的“民主”二字又如何去解决？

如果我是最高决策者，俄国的前车足以让我鉴，喊错口号、开错药方的学者并无需负任何责任。我会问我自己，俄国为什么有了民主制度竟然比中国腐败，且那些垄断富商已经开始垄断国家政策了？而且这是在俄国的人均收入高出中国一倍多，教育水准高出中国很多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是进行了几十年的东南亚民主国家和南美洲的民主国家，一场经济或金融风暴不也常常轻易吹垮他们吗？朋友，我如果吃了这付良药，最后死在手术台上，有人关心我为什么会死吗？我想不会，落井下石的人会很多，各式各样的事后诸葛亮也很多，少不了一些靠卖我失败故事当上教授专家学者头衔的人。

有人问，中国的盛汉、盛唐和盛清，何以没有民主怎么也可以国富民强而光彩夺目？新加坡和香港在当爆发户时好象民主不咋的，就是他们现在的民主在亚洲好象也排不了太靠前，怎么他们就富得可以流油，而且也不腐败？那些腐败的民主国家随便一提可以拎出一萝，民主幼童俄国自不待言，混得有做爸爸和爷爷年龄资格的民主国家不在少数。看来要写发达与民主、廉政与民主的公式挺不容易写。不过要容易写，要这些专家干什么？专家不写出一些“公式”，不说清楚这些“公式”的内在关系，只会以“之乎者也”地引经据典为最高目标，还常抱怨别人不虚心接受他意见的。朋友，你说那是称职的专家么？

不过笔者知道古中国的这三个黄金时代，好的政策制度是通过严格的法律执行得很彻底而成功的。这些没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在里面，尊纪守法靠上行下效；不尊纪守法也可以上行下效。朋友，看看创造黄金时代的文景二帝、唐太宗和康熙，哪一位不是勤政爱民，哪一位不是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却行尊纪守法而使之上行下效通达，又有哪一位是靠说“理想”、“主义”和空话大话而让他们各自的国家达到大治的？其实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如此，他们行的是尊纪守法上的上行下效，他们有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好法律制度和守法精神，不一定有和西方发达国家一样的民主制度。我们注意到，世界上的发达民主国家，哪一个没有好的法律制度和守法精神？糟糕的民主国家，却不然，最多只有空的、好的法律制度，却而无好的守法精神。这么说，是否好的法制和守法比民主本身重要？是否如此，让专家们发言论证，笔者无言。

有些学者说得不错，经济发展并不一定会自然形成西式民主，否则中国的三个黄金时代后应该有民主的结局才对呀。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在他的访谈“不学好的资本主义，中共迟早会垮台”中提及英国的“光荣革命”，即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创立，他呼吁中共要自觉放权和行多党制，否则中共的要员们将来连普通公民都没得做，给人的感觉好象英国当初的皇上是多么的伟大。其实那不完全是“光荣”，至少开始时不是。杨先生可能没有时间说明，英国国王是被人政变赶走后，君主立宪制才出来的。能赶走皇上，本身已说明那皇权的没落，那皇上算不上自觉。君主立宪制的确伟大，但更伟大的是尊纪守法和维护法律尊严的英国人。美国的华盛顿先生因是英国人的后裔，有些民主精神；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同文同种的关系，尽管华盛顿先生在他著名的《独立宣言》中牢骚满腹地费了不少口舌骂英国，我们都知道，实际上北美洲的各种制度继承了英国的制度不少。很多人或者“忘了”或者不知道，都不提一个让其隐退的重要原因，那就是：他厌倦了看两党的争斗。有人会不相信，你有没搞错？华盛顿这样的伟人会看不惯两党争斗，那他到底还有没有民主意识？

所以，如果你认识人的本性，或许你会同意笔者的看法：民主不会自己走到中国。中国人最终需要自己在机会适当的时候要分寸地把握，要温和有序地稳步争取。等钱挣得差不多了，人民不争取更多的精神生活和公平制度是不大可能的。毕竟时代不同了，中国虽行一党制，但与封建王权的控制力比起来，差很远，与先帝在位时二十多年的严厉荒唐控制差更远。这二十多年来，虽不尽人意，在言论和民主方面还是有不少进步的。有人不以为然地说，要是先帝活到现在也会如此；我说不会，看看中国的邻居金家吧。朋友，看见中国可怕的过去了吧？

不过比起来，笔者更喜欢杨小凯的说法，至少他象一位学者，指出问题后也同时比较具体地直接指出，“中国要学好的资本主义”，“不需要自己创新，比较后拿来用就可以”。这样间接地论证了各种的危险性评估。比如他说，要学英国的较公平的商业竞争制度，而非西班亚的王室垄断经济制度（即批评中国的国家垄断和官商勾结），笔者同意这种说法。这是他比其它学者高明的地方。其它的一些不少海内外中国政经学者大都只能空喊口号，空有同情、热情和愤情，抢着做愤青们的事，连愤青们都快失业了；他们却连最基本的数据都拿不出，有了数据也不知道如何比较，开起什么国际学术会议，大概只能卖口水。

不过杨小凯的话说的容易，做起来却不易。“拿来主义”也很好，可好东西抄到了中国人手中常会走调。好似部队急行军中传口令闹出的笑话：营长传的是“加快步伐，注意周围情况！”，传到了最后一个兵可能是“注意了，周围有很多好吃的！”。

依笔者看，中国的法律并不算太差，好歹不少也是抄列强的，差的是有法但无律，至少是执行得不好，变通性太大。这是不是中国文化的深层问题，自然见仁见智。十年前，一位台湾学法律的人告诉笔者，台湾的法律以模仿德国的法律为主，贯通英、法、美的优点，他认为自然比他们的都好，但就是因为“人治”问题，执行起来有问题，远不如别人。大陆的是否有同样问题，笔者无言。

当然不难做到，可以在一夜之间，将中国的执政党改姓换名，也可以行多党制而轮流坐庄。但中国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少，恐怕一些目前不太严重的问题还会来得更急更快，中国人的素质也依然如故，至少不会在一夜间升华了。不过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至少执政党和领导人的负担不必如此之重；因为政策搞错了，骂还是照样请骂，下次别选我就是，我已尽力了。而现在，国家的荣辱兴亡总系于一身，还屡负骂名，真是太累。这到底是太负责还是太不负责，或者其它什么原因，笔者依然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