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光銳之《長期對抗》一文，在網上流布甚廣，其文上下縱橫，古今中外，然其要義還在希圖諸君明殷鑑以圖事功，用心良苦。因其暢言歷史，極合國人重歷史，汲經驗的心理，以此入手，頗收事半功倍之效，奈何黃兄之總結，顛覆史實，寡於洞察，不脫陳陳相因之俗，且有邏輯混亂之嫌，如先有“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個尚武民族”的符咒，後有明亡於窮兵黷武之斷言，豈非前言不搭後語？
語謂“差之毫厘，幸失之千里”，黃兄的所言，豈止差之毫厘，，則失之萬里亦屬必然。以余觀之，所謂“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個尚武民族”實乃“歪理邪說”，不除不能正視聽，不除不能掃流毒，不除不能創造新文化。
文史乃小子謀食之暇的業餘愛好，忝為之，就教於黃兄。
“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個尚武的民族”嗎？
果真如此，黃兄就一棍子把中華民族“打死了”，且也沒有復興的希望了！
黃兄說“從來”，那我們就找找源頭吧！
一、從傳說時代到先秦時代：“昔者神農伐神補遂，黃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灌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那裡有有用戰爭的呢？）
《詩經》是最古老的文獻之一，且非一人一時所作，從詩經里我們得不出“中華民族從來不是一個尚武民族”的結論：《周南. 兔且》《邶風.擊鼓》《衛風. 伯兮》《鄭風.清人》《齊風.猗嗟》《秦風.小戎》《鹿鳴之什.出車》《南有嘉魚之什.六月》《盪之什.江漢》《盪之什.常武》《魯頌.泮水》等諸多篇章，充滿了“時維鷹揚”之氣，讚美的是“王奮厥武”“如雷如霆”的去“經營四方”，《詩經》中無楚風，以楚辭為楚風，則當首推屈原，即使那常流淚不止拈花惜草的屈原尚起武來也是驚天地泣鬼神，“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
如果說中國有五千年歷史，那至少有3000年歷史是尚武的——至少在先秦是如此，黃仁宇先生引述說“中國在先秦，毫無重文輕武現象‘軍事部分不令在政治機構中被尊重，而且認為有高度價值’見於FRANK.A.Jr.Kierman.Phases and modes of Combat in early china.chinese ways in warfare.eds”。
二、漢唐時期：漢唐是尚武的，本人在《毛澤東的旗幟高高飄揚！》一文中已有敘述，此不贅復。
三、宋明時期：從傳說時代到唐，約4000年間，吾民族不僅文化昌盛，且武功卓著，如《易》所言，弧矢之利之以威天下。故黃兄應將“從來”去掉，改為宋明以來吾民族即不是一個尚武民族則十分妥貼。
至宋，吾民族武運不再，故然有“偷來的鑼敲不得”的因素，根本還在於“人心解體”，所謂“兵魂消盡國魂空”，黃兄的“經濟是軍力基礎”的論斷，用之於宋明，則大謬矣！
關於經濟與軍力的關係，恩格思在《反杜林論.暴力論》中早有明晰曉暢的分析，一百餘年後，此一論斷不特不減，反呈與日俱增之勢，故從一般原則上，本人承認並十分重視這一論斷的，但“馬克思主義的活的靈魂是具體情況具體分析”，生吞活剝，則畫虎不成反類其犬。
宋在十一世紀上半葉，財政收入即已達1億貫以上，七個世紀後，整個歐洲的財政收方達到此一規模。
宋擁兵百萬，“治平間之後，凡一百十六萬二千”，放眼當今世界，又有幾國能有如此之眾的常備軍？
打仗費錢，賠款就不費錢嗎？
“宋歲輸遼夏金一百二十五萬五千兩，其他慶弔聘問賂遺近幸倍，宋何以為國？”（顏習齋語）因此，用“經濟是軍力的基礎”分析宋之軍力，豈不謬之千里？
宋武功孱弱，除政治上的“右文而賤武”和中央集權太過其度，從上到下，從面子到里子都酣嬉太平，“尤厭言兵”，且“顧以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王安石），“宋人苟安已久，聞北風而占粟”（顏習齋），故有蘇軾所說“有漢唐之患而無漢唐之利”。
至於明朝，更不足論，宋時雖屢戰屢敗，終還有幾個壯心不已，如陸游、辛棄疾、乃至李清照“說到胡塵意不平”，尚存一息“鐵馬秋風大散關”的慷慨，但已是漢唐邊塞詩的餘韻絕響，到了明朝，邊患、倭寇日熾，但在做為社會“感覺器官”的詩人中，則再也不見一絲一毫的漢唐遺風。
黃兄說明朝窮兵黷武，實乃顛倒黑白，只要看一看歷史疆域地圖，就知明朝的可憐與恥辱，一個窮兵黷武的王朝會只有巴掌大的一塊疆域嗎？
做為異族征服者的滿清皇帝是如何看待明朝窮兵黷武的呢？人之將死，其言也善，福臨在遺詔中告戒八旗子弟：“縣明季失國，多由偏用文臣”（清史世祖紀）有偏用文臣而窮兵黷武的嗎？偏用文臣，只能窮兵，黷武則是奢談。
玄燁沒有遺詔，但死前三個月諭令大學士說，“有人謖朕塞外行圍，勞苦軍士。不知承平日久，豈可遂忘武備？軍旅數興，師武臣力，克底有功，此皆勤於訓練之所至也”（清史聖祖本記）當也是深鑒明亡之教訓，對子孫諄諄告誡。
明有三十六年不早朝的皇帝，頹廢不舉，精神靡爛，已是君之病在骨髓，鬼神莫能治，再爭取多少時間也是苟延殘喘，對此當時的、現在的歷史學家都有認識。
“從最近的歷史說起，在清明之際，中國以土廣民眾，文化水準比較高的民族，但卻為局處一隅的滿洲的野蠻民族的所擊敗，毀滅，這是什麼原因呢？於是有識力，有熱力，有魄力的學者，如張煌言、王夫之、顧亭林、黃梨洲諸先輩，知道了即使不是中國民族的文化有了毛病，至少也得是中國的舊時文化不能應付新現實”（《怎麼推動地方救亡文化》）
身為二十一世在美學人，竟不如明清之際在荒山中的遺老，不明了“即使不是中國民族的文化有了毛病，至少也得是中國的舊時文化不能應付新現實”，竟以窮兵黷武觀之，豈不可嘆！明史專家黃仁宇在《放寬歷史的視界》中寫到“到於明朝，……重文輕武，也史無疇匹”，且完全遺失了武士傳統。若一個民族完全遺失了武士傳統，又怎能窮兵黷武？
余以為，黃兄之“中華民族從來不是尚武民族”乃是言由心出，是陳陳相因之於黃兄的沉圬，黃兄又持此符咒，念念有詞，廣為傳布，以使陳陳相因復相因陳陳，不破此魔障，斷不能擊濁揚清，有一清朗健雄的精神境界。
余猜測，黃兄此一陋見，大概是源於儒家，確切地說是來自被異化、被閹割的儒學——宋明理學，當理學剛剛興起，還未取得統治地位時，也是大儒的葉適就尖銳指出：在邊患頻仍，存亡絕續之際，士大夫們卻耽於心呀、理呀、性呀！實乃亡國之音！不幸的是至今相當多的人還把儒家一家之言當成中華文化主體，更為不幸的是把儒家的一個最頹廢的變種——宋明理學當成中化文化的精髓，黃兄附理學而起舞，實是不幸中的不幸。
宋明理學對於原始儒學而言，也是離經叛道的異端邪說，詩經就是儒家最重要的經典之一，孔子也是主張有文事者必有武備的，經宋明鄉愿的顛覆，做為中華文化一支的儒學也成了瓦礫場，然“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魯迅）。
黃仁宇對宋明理學是輕視的，並認為“尤不能以它代表中國人民族性格”楚圖南先生在抗戰時寫了大量痛斥宋明的文章，他認為“宋明時代一部分學者高談‘理學’、‘心學’在當初只是不注意現實——蔑視事功、也不談生活、最後簡直是束書不觀、游談無垠了。”，結論是“宋明之亡，這些學者是不能不負一部份責任的！”
“中國之賤兵久矣，而自宋以還，其賤彌甚”（梁啓超）其遺毒之深，深入骨髓，以至積非成是，在思想上畫地為牢，今人倘合力撞擊先秦漢唐之黃鐘大呂，是否震悟大千，尤未可知，若再倡言“中華民族從來不是尚武民族”，不特不能掃除宋明之靡爛，更不能激活先秦、漢唐之優秀文化，創造新文化以搏擊於滄浪之上，更是無從談起。
“宋人議論未定，金人兵已渡河”，殷鑑不遠，符咒當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