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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產黨比國民黨能耐多了

日期：12/24/2003 來源：關天 作者：關天

缺乏反對黨制約的政治統治將有什麼樣的歷史後果呢？若辟開民族整體利益視角，僅就執政黨自身利益來說，這種政治統治有利也有弊，但最終弊大於利，即促使其由“暴興”向“速衰”轉變。

同事相告：北京街頭有位賣冰棍的老太太，閒來無事與路人聊天，說“共產黨比國民黨能耐多了，像現在這樣的腐敗，擱在老蔣身上早就讓他垮了，擱在老共身上什麼事也沒有，江山照樣坐，腐敗還有着搞羅。”老人家出語不凡，三言兩語就把我們的問題給答出了一多半，即揭示了這種政治統治既較穩定又易腐敗的兩重性質。

人們會問，為什麼這樣的腐敗能讓老蔣垮台而奈何老共不得呢？道理似很簡單：因為，老蔣身旁有一個強大的虎視眈眈的共產黨，所以他不能犯嚴重錯誤，否則就會被取而代之，事實發展也正是如此；老共身邊則不存在任何能夠趕它下台的反對黨，不存在任何有份量的獨立政治勢力，所以它即便犯了很大錯誤，也很難被逐出統治者的位子。然而，沒有強大的反對黨，在短時間內確能給執政者帶來某種政治穩定，但長此以往就會給執政者帶來難於克服的腐敗傾向。前者可視其利處，如老太太所說的“有能耐”，即腐而不垮。後者則是其弊端，如老太太所說的“腐敗還有得着搞羅”，即腐而不治。兩者相比，後者更根本些，因為它是不可遏制的，是最終決定執政黨命運的。這種難於克服的腐敗傾向至少有兩方面表現：

其一，由於缺乏反對黨制約而導致執政黨在施政舉措上為所欲為。孟德斯鳩曾從權力結構關係角度指出，那種不受其他權力制約的權力，是一種什麼樣的壞事都能幹的權力。同理，我們也可從政黨互動關係角度指出，那種不受其他政黨制約的政黨，也是一種什麼樣的錯誤都能犯的政黨。

一個政黨尤其是一個執掌國家權力的政黨，為了防止自己妄自尊大、任意妄為，就應該把自己置於某些壓力之下、置於某種警鐘長鳴而不敢懈怠的氛圍之中。這其間最有效的壓力，當是來自那些時刻想把執政黨拉下來而使自己坐上去的反對黨。試想你身邊有一個虎視眈眈隨時準備撲過來的傢伙在那兒躍躍欲試，你還敢打盹嗎？試想你周圍有一些心懷敵意到處尋找你弱點的對手在那兒探頭探腦，你還敢隨便犯錯誤嗎？尤其是還敢一個勁地犯同樣錯誤嗎？

一個政黨是如此，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也是如此。亞里士多德常提到的斯巴達人，四面受敵，卻不設城牆，從而把自己置於一種危境、一種稍有不慎便有滅頂之災的危境。這就迫使他們時時刻刻保持着高度的緊張，保持着臨戰的狀態。警覺的眼睛、出鞘的刀劍是斯巴達人最好的城牆，並使他們一度稱雄希□。儘管斯巴達人崇尚暴力且好於征戰的舉動不為亞里士多德肯定，但他們這種置危境而自強的精神倒可以為後人借鑑。

因此，有反對黨制約對執政黨來說並非是件壞事，反倒能迫使後者在行使國家權力時必須小心謹慎、克盡厥職，尤其能迫使後者在處理重大事務時必須承受那種“一着不贏，全盤即輸”的壓力。咄咄逼人的政敵不會讓你擁有許多次犯錯誤的機會，只要抓住你的一兩個大錯誤就足以將你趕下台去。在此情勢下，執政者們還敢驕矜、還敢懈怠？還敢像毛澤東那樣玩兒似地把偌大個國家拿在手裡翻來覆去？

毛澤東政權根本就沒有像樣的反對黨，也就沒有上述那種壓力。它的老政敵被解放軍消滅了，它的新政敵被公安機關取締了。它似乎有了一個無人來顛覆的鐵打的江山。不過，這種情況對它來說未必是件好事。沒有壓力，也就不嚴格要求自己了；沒有監督，也就不必去循規蹈距了；沒有畏懼，也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鐵打的江山也就有了許多鐵打的錯誤。

由於沒有任何政治勢力能夠取代自己，毛澤東也就不在乎屢犯錯誤，甚至不在乎屢犯大錯誤。像造成數千萬人餓死的人為大饑荒，像導致整個民族瘋狂的文化大革命，擱在任何民主國家裡都會使執政者下台，因為反對黨要追究它滅絕人類罪和滅絕文化罪；但在毛的國家裡絲毫不影響他的統治地位，因為其治下根本不存在能夠藉此發難的政治勢力。

令人十分詫異，執政者們把常犯大錯誤說成是“交學費”，吃一塹長一智，壞事變好事。他們竟能在煙波浩淼的漢語詞海中找出這麼個好詞來。天底下最划算的事情莫過於送孩子上學堂，交一些學費，長許多見識，並因而有了很好前程。依照這詞，執政黨犯大錯誤也就被說成是在做最划算的事情。另外，既然是交學費，就不會只交一次，今年交，明年交，只要孩子在學堂就得年年交。換作執政黨話，今年犯錯誤，明年犯錯誤，只要老子在台上就得年年犯錯誤。不過，從長遠來看，執政黨因犯大錯誤而交出的東西，不是什麼學費，而是人心，而是自家政治生命。

其二，由於缺乏黨派競爭而導致執政黨在運作能力上急劇退化。在生物發展過程中，當來自環境方面的某種生存壓力開始減弱乃至消失時，生物體中原先具有的那種用以應付這種壓力的生存能力也會相應發生退化。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就是當人的體力勞動逐漸為腦力勞動所替代時，人的體能也在發生變化，如更容易患高血壓、心臟病和肥胖症等。

不過，人並非完全被動地適應環境方面的變化。比如，面對上述勞動方式的變化，許多人積極從事體育運動，甚至參加體育比賽，有意識地向自己的體能施加壓力，要求自身必須具備較大的承負力量和較快的運動速度。為了應對這種壓力，人們通過艱苦鍛煉而予以適應，進而維持乃至增進自己的體能。

同理，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當反對黨完全消失時，執政黨身上原先具有的那種應付政治挑戰的生存能力也會隨之發生退化。消除政敵與弱化自身抗衡政敵的能力，是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因此，那種完全排斥政治異己力量的一黨專政體制，表面看是便宜了執政黨，實際上是寵壞了執政黨，弱化了執政黨執掌國家權力的能力。

若要防止政治生存能力退化，執政黨就必須把自己放在與反對黨持續競爭的位置上，放在後者不斷給予的壓力下。這就像上述為了防止體能退化而把身體投入到體育運動中以承受各種生理壓力一樣。一個最切近例證，就是台灣執政黨一方面因開放黨禁而承受更大的政治壓力，另一方面也因開放黨禁而獲得相應的承受能力。國民黨已今非昔比。

然而，在毛澤東的國家裡，執政黨不屑於同反對党進行政治競爭，也根本不允許有這種競爭發生。長此以往，執政黨也就漸漸不知什麼叫反對意見、什麼叫政治壓力了，故而變得驕傲自大、我行我素了。可是在中國人的話里，驕傲一詞總是與退步一詞連在一起的。執政者愈是自以為是，其執政能力愈是退化。

執政者們漸漸變得志大才疏、眼高手低起來了。他們說得很好，做得卻很一般，甚至很有問題。

由於沒有政敵能夠有效地督察他們的施政方式，故使得他們喜歡許諾、喜歡講大話。由於又沒有政敵能夠有效地詰難他們的施政方案，故又使得他們愛把自己的許諾和大話編成童話般的東西。例如，他們曾作過這樣一些很能打動人的許諾：

─大約50到70年左右即10個到15個五年計劃左右，可以爭取趕上或超過美國，50年以後會出現一個共產主義的中國。（1955年毛澤東語）(1)

─15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超過英國。（1957年毛澤東語）(2)

─趕超英國，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兩年到三年，這裡主要是鋼。我們三年基本超過英國，十年超過美國，有充分把握。（1958年毛澤東語）(3)

─爭取五年內實現社會風氣和黨風的根本好轉。（1982年中共十二大政治報告用語）

幾乎每一次所謂“繼往開來”的大會，總有那麼幾句老話：過去，缺點是次要的，成績是主要的；未來，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誠然，人們不應一概而論地反對許諾、反對用美好的希望來振奮精神，但人們必須反對輕率的許諾、反對許諾者在許諾應該兌現時卻裝出一副什麼也沒說過的樣子。其實，人的一些許諾真要是沒有兌現的話，也不都是什麼了不得或過不去的事，因為天底下的事有易也有難，不是樣樣都能說到做到。問題是許諾者不論做成了還是沒做成他所許諾的事，總得給他所許諾的人一個交代、一個認認真真的說法。志過大、眼過高，也就顯得才過疏、手過低了。毛澤東號召億萬農民多產糧食，可自己並不清楚一畝地究竟能產多少糧，有意無意地誘發了一顆顆畝產萬斤糧的“衛星”。他又號召全國人民大辦鋼鐵，可自己也並不清楚那些土製小平爐小高爐究竟有什麼樣的技術參數，結果與其口號相伴生的是千百萬□鋼渣鐵渣。他想搞“大躍進”運動，卻不具備現代生產知識，同時又沒有反對黨來潑他的冷水，來敲打他、奚落他。這就使他越發自以為是且一意孤行起來了，最終把“大躍進”搞成了大衰退。

改革開放後，第二代執政者也同樣由於缺乏制約和競爭而表現出某些志大才疏的品質來。他們關於改革的設想大多屬原則性的、口號性的，很少附有較具體、較精當的實施方案。並且，他們的許多改革設想並不是自己原創的，而是取之於他人的，僅是對老百性已有的改革願望以及改革實踐的一種順應和認可。例如，作為中國改革第一步的土地承包製，就是由農民自己創設的，而那些領導者們只是在當時沒有反對在事後予以肯定而已。

他們被稱作“設計師”，其實在許多方面倒像是“啦啦隊”加“督戰隊”。他們先是拄着拐杖，敲着地面，大聲吆喝着別人朝前跑、加油跑，至於別人怎樣跑、採取什麼具體方法，那是他們的事。“啦啦隊”管不了這些問題。他們後來發現這些人跑得不如他們的意，跑得或“左”或“右”，便掄起拐杖，抽打在奔跑者的屁股上，責怪他胡跑一氣。“督戰隊”不能不顯示威嚴。你們跑得好，是因為我督導有方，功勞在我；跑得不好，是因為你們不聽話，過失在你們。我是大權獨攬且責任不負。

不過，話說回來，要求那些八九十歲的“設計師”們志也大才也大，要求他們既能把握大方向又能制定具體策略，似是過於嚴厲了，似是缺乏對於耄耋老人的同情心。

因為，年紀很大的人有可能是最有權力的人，這是歷史造成的；但不可能是最有才能的人，這是“唯物辯證法”告訴我們的。傍晚六七點鐘的太陽總不會比早上八九點鐘的太陽更有朝氣，也不會比中午十二點鐘的太陽更顯輝煌。否則的話，就是在對抗自然法則了，就是在嘲笑我們這個曾經偉大過的民族，如今成了一個只是在天將黑時才顯出迷人景色的夕陽民族。

問題是，我們這個國家為什麼要這樣累着這些老人呢？尤其是我們這個有着尊老傳統的民族為什麼要這樣不照顧這些老人家呢？為什麼要讓他們東顛西跑指手劃腳而不回家安養天年呢？

這原因恐怕還是出在體制上，出在一黨專政上。由於沒有真正的政治競爭，沒有能取代他們的政敵，故使得這些老人們能夠順理成章地占着位子不讓。由於又沒有真正的制度約束，沒有能管着他們的法規，故又使得這些老人們能夠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來運作國家機器，並因此而使政權行為蒙上濃厚的老人色彩：言語嘟嘟囔囔，舉止哆哆嗦嗦，說不清楚，做不穩當。

沒有反對黨的威脅，執政者的位子總是好坐的。中國史上那些至高無上的龍椅中，安坐過許許多多老態龍鍾的人，以及許許多多由老人們抱上去的無知寡能、呆頭傻腦的人。

這種因缺乏黨派競爭而導致統治能力退化的情況，突出地表現在執政者的一些經濟作為中和一些政治作為中。

例如，在搞大規模經濟建設上，常常是虎頭蛇尾，形成了一種姑且叫做“打擺子”的模式：先是發熱，高燒四十度，大干趕上，上速度，上規模，恨不得馬上實現共產主義，馬上實現現代化；接下來便是發冷，渾身打冷戰、大砍驟減，減規模、減速度，項目上了半拉就扔了，房子蓋了半截就停了。

1958─1961年的“大躍進”，開始時說有多熱就有多熱，什麼口號也敢喊，什麼指標也敢訂；三年後說有多冷就有多冷，人口少了數千萬，財產丟了上千億，整個經濟非但沒有“大躍進”，反而大跌落，一跌跌到十年前的水平上。

即便到了改革開放後，我們的經濟發展仍未能完全擺脫這種“打擺子”模式。溫差較大的“擺子”至少發作了三次：八四年發熱，八五年發冷；八八年躁動，八九年寒顫；九二年又膨脹，九三年再緊縮。這就像走路不是用眼睛、用腦子來看着走、想着走，而是通過撞在樹上、跌到地下覺着疼了再調整方向接着走。這種通過疼痛感來調整方向的走路方式，有些類似軟體動物僅根據觸摸感而作出蠕動的前行方式，顯現了一種不怎麼高級的生存能力。

又如，在處理突發性政治事件上，毛的執政黨也常常手忙腳亂，缺乏應變能力；常常將小事鬧大，將大事鬧砸，將動嘴動舌的事鬧成動棍動棒的事乃至動槍動彈的事。

一九七六年的“四·五運動”，以言論開始而以棍棒結束。一九八九年的“政治風波”，則更進一層，以暢所欲言開幕，以槍彈橫飛收場，老百姓死傷無數，長安街血跡斑斑。前者是在毛活着的時侯發生的，是按其旨意予以處理的。後者是在毛故去多年但他所創設的那種不受制約的國家機器仍在運轉的情況下發生的，是由與他權力角色相仿的那種說一不二的政治老人拍板敲定的。後者鬧得規模更大，其間所顯示出的政治應變能力也更難讓人恭維。

若撇開政治傾向不說、僅就應變能力而言，此時執政者費了九牛二虎的力氣只做了早年許克祥三下五除二就干成的事情。一九二七年，為鎮壓以工會農會名義組織起來的並用砍刀梭標半武裝起來的長沙工農群眾，許克祥只用了一個團的湘軍。一九八九年，為彈壓既無組織又無武裝的北京市民，掌權者竟調動十幾個番號的野戰軍，乘裝甲車入城，用自動槍開路。

這是盡用天下雄兵對付一方城市一群百姓，本無足以稱道，卻被事主說成是威武之師的壯舉。說者不覺顏面發燒，聽者倒是滿臉通紅了。俗話說，天底下最怕兩種人：一是不要命的；二是不要臉的。“八九風波”同時成全了這兩種人。

再說對付老百姓，通常只要動用一般武裝力量，便綽綽有餘了，可是這次一開始就動用像三十八軍這樣的王牌軍，似是濫用軍力。

此三十八軍的老底子可追溯到第一次國共戰爭時由彭德懷統領的紅三軍團，彭軍團向以善打硬仗着稱。抗日戰爭時，該部隸屬八路軍主力師115師，是其基幹部隊。第二次國共戰爭時，該部隸屬由林彪指揮的東北野戰軍，是其“第一主力”。朝鮮戰爭時，該部又因其戰場表現而被彭老總呼之為“萬歲軍”。這是一支戰功卓着的部隊，堪稱中共武裝力量的精華。

一般來說，善用兵者不輕易動用主力部隊，如林彪在遼瀋戰役打錦州時，就將三十八軍（時稱第一縱隊）留置高橋待命，以作戰役預備隊，打算用在最後關頭。又如彭德懷在朝鮮戰爭轉入僵持階段時，便將三十八軍撤到後方休整，以作戰略預備隊，也打算用在最後關頭。可是，1989年的主事者一開始就用上了王牌軍，並用它來對付手無寸鐵的老百姓。這如同打牌一開始就把“大老王”打出去，並打得不守章法。這是在用王牌軍打爛仗，打有損軍威的仗。處理“八九風波”的領導人主要是部隊政治工作者出身，而非軍隊統帥出身，故多從政治功利情況考慮，而不能像彭德懷、林彪那樣多從軍隊自身情況考慮，不能像他們那樣慎用軍隊主力，愛惜王牌軍榮譽。

據說那些主事者們善於打牌，可此次牌打得不怎麼樣，牌技不高，牌風不正，最後連牌桌也掀翻了。人家和你講道理，你卻大打出手。不論人家講得怎樣，只要你一動粗手就輸了理。這表明你：或是不敢講道理，理虧得很，即“德”有問題；或是講不好道理，理拙的很，即“才”有問題。

執政黨曾經是一支很富有獻身精神、很富有戰鬥力的隊伍，出過許多英烈、有過許多勝利；如今則變得有些德寡才薄了，其間假公濟私者比比皆是、平庸無能者處處可見。何以如此，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它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過去有國民黨對它制約，有各種政治勢力與它競爭，故使它不得不竭盡全力行事。後來暴力革命替它清除了老的政敵，暴力統治又替它取締了新的政敵，故使它處於一種既無強敵對之制約又無強敵與之競爭的境地，進而使其生存能力漸趨退化。這就像那些土豆一樣，在氣候寒冷的北方長得碩大而多有光澤，移栽到氣候溫暖的南方反而長得瘦小而多有疤痕，並且一代不如一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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