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将近，各种谣言和试探性放话如雨后春笋般接踵而来。维梁对统治者间的权斗毫无兴趣，只关心国家制度的完善，因此十分关心造就了过去所谓＂辉煌十年＂的胡总书记到底在年底是准备象有人放话说的准备＂裸退＂呢？还是象另有人放话说的准备其他都退，但留任军委主席，即＂裸奔＂－裸枪而奔呢？

如果胡总书记能够如他自己常说的＂识大体、顾大局＂，裸身而退，则给后任的党的领导人留下充分施展拳脚的时间和空间，不失为胡总书记＂无为＂十年来不多的伟大决定。而如果相反，胡总书记非要学前任的邓小平、江泽民等人退党不退军，褪了党皮还非要留杆鸟枪在胯下，则垂帘听政之下，不但后任党领袖的政治改革无从谈起，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无从谈起，还会酿成又一场六四国难。

在总结六四国难的原因的时候，一个根本因素往往被忽略了，那就是当时的党的领袖不是枪的领袖，而枪的领袖也不是党的领袖，所以一旦二者发生意见冲突，那么到底该听谁的就是一笔糊涂帐，而上面糊涂，则下面就更糊涂，此为乱象之根本。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而言不顺则事难成，言不顺则事必乱。＂

本来要么如果邓小平不怕自己年事已高，去学毛主席一直把党领袖干到死也未尝不可，＂当家方知柴米贵＂，他也就能够明白当家之不易，则事必凡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因此一定会很谨慎地处理改革开放时发生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市场化带来的涨价问题，太子党趁机捞好处的问题，官员腐败的问题。而要么如果他怕自己干着太累，太折寿，就全都交给胡耀邦、赵紫阳他们去干，自己顶多当个无职无权的顾问，让胡赵去自己当家，则胡赵也会处理国事十分小心。此二法不管怎样选择都不会造成后来的乱局。可邓小平偏偏是不在其位却谋其政，在很多条件还不具备的情况下，应赶着胡赵去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拔苗助长，又不许胡赵在政治上进行配套的完善，结果搞得一时间物价飞涨，国企萧条，而有特权的太子党集团却趁机近水楼台先得月，大树底下好乘凉，大赚寐心之钱。同时一直装着孙子，做着儿皇帝的名义的党的领袖也一直憋着窝囊气。

所以当先是学生，随后是老百姓都起来反对腐败，反对太子党的时候，高层的权力斗争也就日趋白热化了，但说到底还是邓小平理亏，没有裤裆遮着的裸枪去乱放枪，不成当街耍流氓了吗？现代国家的政治权斗应该是斗之有道，而不是象斗狗、斗鸡一样毫无章法，流氓手段尽出，最后谁混蛋谁胜利，这不是高级生命群体应有的斗争表现。现代政治斗争之不同于过去的血腥斗争就是斗争应该尽量在政治范畴内解决，而不扩大到军事手段。这一普世价值体现在中共的党史和军史上的表现就是两条：一是党指挥枪；二是民主集中制。

不管中共在以后的历史评价上功过如何，作为无党无派、不左不右的维梁来看到８９６４以前，党指挥枪的原则和小范围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多数情况下是被执行了的，至少从程序和过程上是如此。从建党到建军，从八一起义到井岗山，从遵义会议到文化大革命，任何的党内斗争都是先党后军，民主集中。取得了党的领导权的人自然就取得了军队的领导权；而没有党的领导权，就自动失去了对军队的控制权。以毛泽东自身在井岗山和瑞金的两次失势，以及在遵义会议上的重新得势来说，都是经过党内代表的民主集中制讨论和表决，而后在军队方面予以执行。而在井岗山和瑞金的毛泽东，以及在遵义会议上的李德、博古、周恩来不管当时手里有多大军权，都自觉服从了党的决议。就是在长征分裂中贵为红军总政委，手握７０％嫡系军队的张国涛，当他失去了争夺党的领袖资格后，也是听天顺命，脱离了军队的指挥中枢。在六四国难之前还没听说那个纯粹的军事首脑能靠枪杆子将党的领袖赶下台并囚禁之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好像只有北洋军阀这么干过，可还只是针对高层政客，没干过屠杀老百姓的事情。

很多右派和左派的朋友总在探讨，为什么过去的中共在历史犯了那么多的错误还能取得成功？其实就是因为人家过去有自己一套行之有效、大家共同遵守的法统、制度和原则。可这一切随着六四屠城的枪声而土崩瓦解了，随之而来的是＂法崩制坏、原则无存＂，一切都回到了有章不循、有法不依的混沌状态，留下的就是一切在原生状态下的自生自灭。那么就是中国再次中兴到如盛唐之世，又怎么能防止再此爆发＂安史之乱＂呢？

很多人说中共的军队是党军，目前急着倡导要应该实现军队国家化，成为国军。我说各位且慢，先擦亮眼睛看看，如果六四屠城时的暴乱部队真是一党之军，就该孝忠于党的最高领袖－赵紫阳。可他们却听由军队之主－军委主席的调遣，在没有党的领袖的命令，没有人民代表的首脑－人大委员长和人大的授权的情况下就擅自发动兵变，坦克机枪，全副武装，冲进首都，把那里的人民镇压了，把党的领袖囚禁了，把人大委员长隔离了。这哪里是一支党军啊？这分明是一支只孝忠于军阀头子的私人幕府武装，是私军，与当年董卓、曹操、司马氏、朱温等人的私家军队没有分别，那么发生六四国难，国将不国也就是很自然的事情了。

这也是六四镇压到现在迟迟得不到平反的主要原因，因为＂平反＂本身就是伪命题，从党的角度根本就没要镇压六四一说，没有任何党的决议，党的章程，党的历史对六四爱国民主运动有任何肯定或否定，而连党自己的领袖，人大的首脑都给或囚禁至死，或隔离架空了，失去了领导权力，又如何说当时是党要镇压六四呢？现在随着很多当事人如李鹏、陈希同等纷纷撇清自己和军事政变和军人暴乱的关系，则历史的本来面目已经很清晰了，不管其有多么诡辩的理由，事实就是作为军委主席，可连政治局常委都不是的邓小平，以自己的影响力和对军队的控制权，在没有党领袖和人大首脑的同意和授权的情况下赡自调动几十万军队冲入中国首都，发动了一场军事政变和军人暴乱。那么一旦要平反六四就必然会涉及到以当时党的领袖的主流派系，对六四政变派系的彻底审判。而这在现在看是不可能的，因为目前的中国其实还处于六四事件的后续阶段，即，军事政变和军人暴乱后的维稳阶段，因六四镇压而上台得利的领导人还有在台上的，所以绝对不可能提及对六四事件的认真评价：既不敢在党章和党的决议上讲六四国难定义为学生市民的动乱和暴乱，因为当时根本就没有经过民主集中制的表决而形成过党的决议；也更不敢按照事实讲六四国难定义为军委主席领导下的军事政变，和政变军人对北京这座不设防城市进行的屠城暴乱，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那个邓小平搁代指定的继承人又要将自己至于何地呢？

总之，只有加快新陈代谢，让与六四国难毫无瓜葛的党的领袖及其自己的领导班子掌管国家，才能从新评价六四，而到那时排除了＂六四镇压得利派＂的干扰，则纪念六四爱国民主运动，和纪念反对军人暴乱的六四人民大起义则是轻而一举的事情，于党于国都只有好处，没有害处。而取消军委主席这一名不正言不顺的职位，由党的主席自动兼任，从私军恢复回党军，再在将来由民选的国家主席自动兼任之，从党军逐步过渡到国家军队则是水到渠成的必然趋势。

当年的共产党的军队只所以能够打败国民党的军队是因为当年的国民党的军队是只认自己主人的私家军队，而共产党的军队是孝忠于党这个比个人大得多的团体的半公有、半私有的军队，而天下为公者必定胜过天下为私者。而邓发动的六四政变把共产党的党军彻底打回了私家军队的丑陋原型，这里的罪魁祸首就是军委主席裸枪留任的罪恶制度。军委主席明明不是党的领袖却非要裸鸟挎枪，裸体而奔之，而它一旦形成惯例，则更加可怕。作为儿皇帝的党和国家领袖要么装孙子，然后习惯成自然，成了真孙子，啥也干不成，如古月氏；要么奋起一击，与手握几百万军队的裸枪军委主席大打出手，冒被政变被囚禁的风险，如赵氏，则没有其他更好的结果。

今天可能没有人相信未来的＂裸枪＂军委胡主席会联合未来的又一个李总理把他们看不顺眼的下一任党的总书记兼国家主席给废了，再次来个兵发首都、坦克进京，戒严天安门／中南海。但这一恶例一旦确立，必然给以后的任何政治斗争提供军事干预的罪恶手段，而到时候老百姓不管选哪边站都逃不过被屠杀的命运，只好学残唐苦难的老百姓那样画个木牌，一面写上＇欢迎军委胡主席进京勤王＇，另一面写上＇欢迎党和国家领袖平定叛乱＇，哪面得势就翻出哪面来朝外用。

悲夫，中国还没享受中唐中兴之乐，已经面临残唐动乱之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