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李教派具有一切邪教仇世的通性

李大師那本雜言書和隨意使用的經言中從頭到尾都浸透着反人類傳統的禍水。他撇開人類悠久歷史的燦爛成就，而把其中大大小小的負面因素都集中起來給以妖魔化的批判，再據此誘騙對生活不盡理解或對社會不盡滿意者跟着他背棄家庭、親友、社會、國家和人類，去堆砌一個與社會格格不入的群體。在這點上他與大多數邪教主並沒有根本區別。李大師在形式上的特點只是給其七拼八湊的反傳統教義塗上佛教的色彩和給自己佛袍加身。

李大師的要害是仇世，他的受害者是無辜的受騙信徒即平民百姓，所以他只能在塵埃尚未落定時呼號一陣，而他與社會的衝突卻是根本和長期性的。只有少數死心塌地的受騙者才會為他毀命一生。

仇恨人世的任何邪教主一出山就不可避免地要與社會、法律和政治制度發生衝突。李大師的絕招是：稍有機遇就以攻為守，而不是坐等人們對他的深究和防範。他發難於藉故指使信徒包圍天津師範大學進而包圍中南海就是如此。

在李大師仇世教義的驅使下，受騙徒因中邪而自傷自殘和加害於人直至其親生骨肉的事件是永無止境的，也在導致李大師身敗名裂。所以他必須挖空心思去掩飾、抵賴和嫁禍於人。但那只會適得其反。 [2] 李教派的特性是借苦肉計給其仇世的教義披上反共的外衣

李大師所以如此有持無恐，是因為他看準了國際上極右勢力對由共產黨當政的日益強大的中國憂心忡忡，處處加以戒備和堵截，所以非常需要有一個潛行於中國社會底層的群體不打反華而打反共的旗號作內應。李大師及其信徒直接面對的是平民百姓而非共產黨。然而，不論是什麼政黨當政，都應當為百姓治邪。李大師謊稱只受共產黨迫害，是將其仇世的教義披上反共的外衣投國際上右翼政客所好，充當反華極右政客的走卒。

當年的納粹本身不論是否邪教，就看準了投機反共可突破戰敗國的屈從地位搞惡性擴張。李大師之前靠投機反共坐大的邪教早有先例。所以他靠反共起家已非獨創，理應更善於變幻手法。

李大師謀求受共產黨迫害的名聲的獨到手法是，唆使信徒故意觸犯國法被判刑或受教養，接着就反誣受害。這就是他對小說中“苦肉計”的當代妙用。

國際上極右勢力對李大師的需要就象當年中情局對塔里班不計後果的的需要一樣。李大師為繼續得寵就必須把反共震天假響地喊個不停。將來李大師象塔里班那樣被拋棄的可能性必大於百分之五十，因為反共並非其自身的最高需要，他也沒有葉利欽瓦解共產主義制度的那一手。所以國際上極右勢力對他的垂青只是實用主義的。一旦他受控到接近被包辦代替就會漏洞百出，他也將在吵鬧聲中成為洋大人餐桌上的“雞筋”被涼起來。

納粹的第一需要並非反共而是擴張，所以它雖聲稱反共但首先打擊的並非共產主義的蘇聯而是垂手可得的捷克、波蘭和西歐。它在紐倫堡戰犯法庭上被判的罪名也不是反共反蘇而是反人類。在這點上，李大師決不會借鑑納粹的覆滅史而革面洗心。

要是有人問李大師“你反的共產主義倒底是啥？”李大師不說則已，一說就說到自己頭上來了，因為諸如觀念統一、組織統一和財權統一等等，李大師要抓到手的比任何政黨和幫派都有過之而無不及，而且決無改革可言。唯一差的是李大師還沒來得及把他的“神”權擺到任何政權之上。和大多數邪教主一樣，李大師企圖把任何社會、法律和政治制度都咒倒之後要在自己周圍形成的不是真空，恰恰是超共產主義的長老制烏托邦大小公社。

既然李大師要學納粹投機反共，就也要順勢把任何擋道者一概歸入共產黨名下，並視之為仇敵或魔鬼。李大師指使受騙徒叫罵任何異見者為共特共奴共狗共痞是為了激發受騙徒的仇世狂和與人們的結怨，以圖把受騙徒變成他不可逆轉的殉葬者。他這樣做是不假思索的，但也給自己造就了數不盡的掘墓人。

一九一七年前的人類歷史中，世代交替的邪教沒有反共的外衣可披，自然要露出更多本來面目，那就是反人類傳統，普遍或定向地把當代社會、經濟、政治狀況說得一團漆黑，否則就無從起步。李大師只就中國的天災人禍妖言惑眾而對歐美的天災人禍噤若寒蟬，是因為他要投靠後者。正因為反人類傳統是一切邪教的通性，所以不論它們變換任何手法喧囂一時，最後都註定要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