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0--1920年外來移民對美國城市化的影響

梁茂信

1860至1920年是美國向城市化社會轉變的關鍵時期，也是其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移民高峰期。其間，美國城市人門在總人口中的比重由19.8％躍至51．2％『1』，而入境的外來移民達2895萬，占歷史上在冊移民總數的48．6％『2』。這些移民中，絕大多數流入城市，到1920年已占美國城市人口的62％『3』。顯然，外來移民作為美國城市化進程中的一個主要方面，其流向對區域性城市化水平、城市功能、產業結構和文化構成等方面產生了較大的影響。因此，探討這些影響不僅有助於我們認識美國城市化進程的全貌，而且還能為我國探索城市化發展規律提供有益的借鑑和啟示。 一 移民流向與區域城市化水平差異

在20世紀以前，由於美國的勞動力不敷經濟發展的需要，各級政府遂以廉價出售土地等優惠政策吸引歐洲移民。美國充裕的土地和較高的薪金對歐洲移民產生廠較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歐洲各國的宗教迫害、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也使那些渴望自由和失去生產資料而又不能被本國就業市場所吸收的人們紛紛移民美國。同時，在蒸汽機被廣泛應用於航海事業後，海上航行速度和條件也人為改觀，外來移民潮隨之驟然高漲。在19世紀50年代，入境移民突破250萬大關後，到80年代已達524萬，1901-1910年又躍至879．5萬，達歷史最高水平。在這一時期，移民主要來自歐洲，其中，德國占18．7％，英國和愛爾蘭各占12％，奧匈帝國和意大利各占1l％，俄國占9％，北歐國家占7．7％『4』，是移民人數較多的國家。

1850--1910年美國外來移民流向百分比統計『5』

年份 東北部 中西部 南部 西部 1850 59.0 29.1 10.7 1.0 1870 46.9 42.4 7.2 4.5 1890 42.6 44.6 5.6 7.3 1910 49.7 35.1 5.4 9.8

移民入境後，絕大多數流向東北部和中西部地區，只有極少數流向西部和南部。不同的是，遷入南部的移民口漸減少，而遷至西部的移民卻逐漸增多(見上表)。雖然外來移民在歷史上始終未超過美國人口的36％，但由於流向不均，他們成了一些北部州人口的主體。譬如，到20世紀初，明尼蘇達州人口的75％，威斯康星人口的72％，羅得島人口的64％，馬薩諸塞州人口的62％，猶他州人口的61％，都是外來移民和他們在美國生育的第一代子女『6』。

最引入注目的是，大多數移民聚居在城市。以1890年為例，73．3％的外來移民生活在2500人口以上的城市『7』。在全國20萬人口以上的大城市中，除費城和南部城市外，移民和他們在美國生育的第一代子女均占各城市人口的69％以上，其中，紐約、芝加哥、密爾沃基、舊金山和底特律都在78％以上(見下表)

1890年外來移民在20萬人口以上的城市中的比重統計『8』

名稱 總人口（萬） 移民（％） 名稱 總人口（萬） 移民（％） 紐約 250.74 81 辛辛那提 29.9 70 芝加哥 109.98 78 克利夫蘭 26.13 77 費城 104.69 55 布法羅 25.56 76 聖路易 45.17 70 新奧爾良 24.20 42 波士頓 44.84 69 華盛頓 23.03 20 巴爾的摩 43.44 41 底特律 20.58 78 匹茲堡 34.39 70 密爾沃基 20.44 88 舊金山 29.89 78 紐瓦克 18.18 66

移民之所以集中在東北部和中西部城市，主要是因為北部較早地廢除了奴隸制，確立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經濟機制。進入19世紀後，北部州在大力發展水陸交通的同時，不遺餘力地吸引歐洲移民。移民的到來不僅增加了勞動力供給，加速了資本積累和工業化進程，而且刺激了飲食和建築等行業的發展，進而帶動了工業區的城市化。工業的發展意味着新興行業的產生和就業機會的增多，因而使城市又吸引了更多的外來移民。勞動力、工業化和城市化之間互為引力，共同發展，使經濟發達的地區成為外來移民流向密集的地區，而外來移民的不斷湧入又為這些地區注入了新的活力，進一步加快了其發展速度並使之成為美國工業化和城市化最為發達的地區。1860年北部州幾乎壟斷了全國的工業產值，到1914年，美國5／6的產業工人和工業產值仍集中在北部地區『9』。相應地，北部的城市化水平也遙遙領先。1860-1920年，東北部城市人口在其總人口中的比重由35．7％躍至75．5％，中西部由13．9％增至52．3％，西部由16％升至51.8％，而南部則由9．6％增至28．1％『10』。顯然，南部的工業化和城市化水平比東北部落後了近半個世紀。

移民不願到南部去，主要是因為這裡經濟落後，就業機會少，生活環境差。本來，內戰前的奴隸制度就已經嚴重地窒礙了經濟和城市化發展，而內戰後，工廠中近似於奴隸制的管理方式和法律上的種族隔離政策又使南部變成了"勞動群眾受屈辱和壓迫最厲害的區域"。『11』所以，南部不僅對移民失去了吸引力，而且當地人口也紛紛遷往北部和西部。在1870-1930年間南部是美國人口外流最多的地區，僅1910-1930年間的遷出人數就占其總人口的4％『12』。人口的流失，加上南部因擔心受北方的控制而不願接受其投資，從根本上制約了南部經濟和城市化的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南部城市具有明顯的"土生土長"的特徵，當地出生的人口平均占各城市人口的84％以上，『13』這與北部城市人口的"外來"特徵形成了較大的反差。

流向西部的移民較少主要與當時的歷史環境密切相關。西部人規模開發始於內戰之後，橫貫大陸的鐵路到60年代末才完成。這在客觀上決定了人口西遷的遲緩進程。但是，就內戰後的人口增長速度而言，西部卻是最快的。1850-1900年間西部人口增長了22．8倍，而東北部只有2．4倍，中西部為4．9倍，南部為2．7倍『14』。人口的增加使西部能夠利用東部的資本和技術，大力開發礦產資源。這不僅使其形成了以工業城鎮為先導、帶動區域經濟全面發展的特有模式，而且使其整體的城市化速度快於引人注目的中西部地區。『15』

除了各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所產生的推拉作用外，移民流向也與入境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由於多數外來移民攜帶的資金有限，入境後又渴望早日就業，所以，大多數移民入境後進入附近城市安家落戶。譬如，亞洲和拉丁美洲移民集中在西部。歐洲移民從紐約和波士頓等港口入境後流入東北部和中西部。僅次於紐約的第二大入境口岸新奧爾良是德國和北歐移民的登陸地，但由於南部缺乏吸引力，絕大多數移民沿密西西比河北上，進入中西部地區。從各族裔的流向看，2／3的愛爾蘭人、意大利人和奧匈帝國移民集中在東北部地區，德國、瑞典、芬蘭和挪威等國的移民主要聚居在俄亥俄、威斯康星和伊利諾伊等中西部州。 二 外來移民與城市產業的發展

移民流向與城市化此興彼盛的關係表明，工業化和城市化的勃興應以充足的勞動力為前提，否則，資本的積累、技術的傳播，生產的分工和經濟的發展就會停滯不前。移民作為美國勞動力的主要來源之一，他們既是生產者和消費者，又是技術的傳播者，其流向不啻是簡單的人口流動，而是以社會生產和技術為核心的經濟重心的轉移。同時，由於各族裔群體在文化背景和技術方面各有所長，其四方匯聚，五方雜處，既賦予了所在地區經濟的多樣性，也為各群體相互借鑑，推進技術和經濟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首先應該強調的是，如果沒有外來移民，美國的城市化進程會滯後幾十年。1870年美國16歲以上的勞動力為1250萬，1920年達4161萬。在同期的外來移民中，14-44歲的勞動力為2080萬，相當於前者在1870年的1．66倍。『16』由於移民主要集中在城市，他們在各工業部門中的比重較大。1914年，移民占鋼鐵工人的58％，肉類包裝工人的61％，紡織工人的62％，服裝工人的69％，煉油工人的67％『17』。不言而喻，移民是美國工業勞動力的中堅力量。

就勞動力與資本的關係而言，兩者互為前提，互相制約。雖然勞動力的區域和職業流向從屬於資本的投資流向，但缺乏勞動力，資本就難以發揮應有的效用。1880-1890年美國工業投資較前10年增長了1倍，南部各州平均在2．5倍左右。然而，南部經濟不見起色，與北部的差距依然懸若鴻溝。究其原因，恰如美國學者勞倫斯·拉森所言："在北部工廠非熟練勞動力中充當骨幹的外來移民卻沒有以大量而充足的人數為南部的工業機器注入活力。"『18』這表明在社會生產中，勞動力作為創造剩餘價值的主體，對資本積累和擴大再生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外來移民作為美國產業工人的中堅力量，其流向對企業的決策與投資流向具有很大的影響。所以，移民密集的地區也正是工業投資最多，資本積累最快，經濟和城市化最為發達的地區。

美國外來移民潮與技術發明統計『19』

年份 移民增長數（萬） 年份 專利證書增長數 1851-1854 37.9-42.8 1851-1856 757-2315 1863-1866 17.6-31.9 1863-1867 3781-12301 1879-1822 17.8-78.9 1880-1883 12926-21196 1898-1903 22.9-85.7 1889-1903 20404-31046

正如移民有益於資本積累一樣，他們對科技發明的推動作用同樣引人注目。一方面，移民的到來加速了科技的發展，每次移民潮之後都會出現相應的技術發明高潮(見上表)。另一方面，移民的到來構成了一種自然的技術引進。他們除帶來了歐洲的傳統技術外，在美國的技術發明亦十分可觀，1861-1930年間獲專利證書17．08萬，占同期總數的8．2％，相當於1830-1870年間美國專利證書總數的1．4倍『20』。值得注意的是，移民的許多發明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生於蘇格蘭的"電話之父"亞歷山大·貝爾是電話和留聲機的發明者和製造者；生於克羅地亞的邁克爾·普平和尼古拉·特爾薩研製了長途電話和變壓器；意大利移民曼切斯·馬可尼發明並研製了無線電發動機；"冶鐵之父"是威爾士移民戴維·托馬斯；發明和生產摩托車的文森特·班迪克斯是瑞典移民；城市電車的發明者安德森·哈利迪是蘇格蘭移民。在鐘錶、光學、造船、航空、軍火、化學和醫學等各個領域，移民發明家不勝枚舉，對美國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

從入境移民的技術構成看，專業技術人士(教授、工程師、醫生等)和商人(銀行家、企業主、經理和貿易商等)只占入境移民的3．3％(約95萬人)，『21』但是，這些移民依靠自己從歐洲帶來的技術和資本興辦了大批企業和公司，成為城市產業發展的重要力量，其足跡遍布各個工業部門。19世紀初，法國移民E·I·杜邦到美國後在特拉華州的威爾明頓建立了一座軍火工廠後，到19世紀末發展成赫赫有名的"杜邦財團"。19世紀中期，一些法國和瑞士移民在紐約和波士頓建立了鐘錶工業後，19世紀末入境的捷克移民約瑟示·布洛瓦後來居上，成為鐘錶工業的巨子。美國的鋼鐵工業基本上是英國移民建立起來的產業，而蘇格蘭移民安德魯·卡內基則脫穎而出，成為名聞遐邇的"鋼鐵大王"。同樣引入注目的是，在19世紀五六十年代入境的德國移民中有大批的工程師和科學家，他們在芝加哥、密爾沃基和聖路易等中西部城市建立了鋼鐵、啤酒、紡織、家具、印刷、玻璃和鋼琴製造等工業。19世紀末，素以經商著稱的東歐猶太人到來後，東北部的紡織業再度崛起。1905年，猶太人在紐約市經營的紡織業資產達3．06億美元，僱傭工人占該市工人總數的1／4。『22』就是人們向來認為經濟地位低且主要來自農村的愛爾蘭移民和意大利移民也有不凡的業績，他們在紐約、芝加哥和舊金山等城市開辦了餐館、雜貨店、理髮店和酒吧等。愛爾蘭移民詹姆斯·布特勒和邁克爾·卡德希最先在美國建立了聯鎖商店。在芝加哥，意大利熱亞那移民僅占該市移民總數的0．5％，卻擁有該市副食品商店的25％。『23』在舊金山，熱亞那移民除經營水果蔬菜批發與零售業務外，還生產葡萄酒，後建立了實力雄厚的"德爾蒙特公司"和"美洲銀行"。

在文化藝術方面，正如美國學者約翰·海厄姆所言："外來移民是大眾文化的先驅。"『24』在每個城市，各移民群體都有自己的報刊雜誌、體育和文藝團體。他們通過各種活動，既滿足了自己的精神需要，也豐富了城市的文化生活。難能可貴的是，一批出類拔萃者紛紛從移民社區崛起，成為孺婦皆知的巨擘。譬如，蘇格蘭移民詹姆斯·貝內特憑藉文化和資本上的優勢，創辦了頗有影響的《紐約先鋒報》。奧地利移民約瑟夫·普利策在創辦了《聖路易電訊報》之後，於1883年買下了《紐約世界報》的發行權，並使其在10年後成為美國發行量最大的報刊之一。在電影和音樂方面，捷克移民安東尼·德沃夏克和德國移民西奧德·托馬斯是美國現代音樂的先驅。前者為美國培養了大批的作曲家和演奏家，後者則是美國的"交響樂團之父"。譽滿全球的影視大師查理·卓別林也是本世紀初來自英國的移民。寥寥幾例不足以展示外來移民的輝煌業績，但卻能證明各行各業的外來移民用勤勞的雙手推動了城市各產業的完善和發展，托起了美國城市文明的大廈。 三 移民社區的功能與作用

移民進入城市後以血統、文化背景或經濟利益為紐帶聚居在一起，形成了精神上、物質上互為依存的社會實體--移民社區。社區的規模各異，類型不一。大的如同一個幾十萬人口的城市，小的如同一個小鎮，其中既有以單一民族群體為核心的同質性社區(homogenous community)，也有由諸多民族組成的雜質性社區(heterogenous community)。由於市場經濟規律決定了勞動的頻繁流動，許多社區幾乎都有其他民族的人。例如，波士頓的意大利人社區既有許多愛爾蘭人、猶太人、波蘭人，也有為數不多的土耳其人、希臘人和敘利亞人『25』。這種"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居住模式在各大城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作為一種社會實體，移民社區既是各城市的組成部分，又是相對獨立的社會，因而在城市化的過程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和作用。首先，移民社區是美國民族多元化的搖籃。移民不僅帶來了勞動力自身，而且帶來了本民族的文化。他們在改善物質環境的同時也希望能滿足精神生活的需要。這就使移民社區從一開始就具有"外來"的特徵。隨着大量移民的湧入，社區由小到大，日漸勃興，社會機構和功能亦日臻完善，在城市中如同一顆顆五彩繽紛的明珠，交相輝映，使城市最先形成了民族多元化的格局。

其次，移民社區是移民向美國化和城市化轉變的中間環節。是移民踏入美國社會的跳板。一方面，移民社區的存在和發展必然要受到美國法律的制約，社區生活不時地受到美國社會、經濟和文化生活的衝擊，因此，社區在保留本民族文化的同時也增添了幾分美國化的色彩。另一方面，移民來到美國後都面臨着適應新的生活環境的挑戰。移民社區的出現無疑為他們在陌生的國度里提供了熟悉的生活空間。在這裡，移民不僅能最大限度地獲得就業和住房等方面的信息，而且通過參與社區生活，滿足了精神上的需要。同時，移民要享受美國公民的權利，就必須參加並通過美國移民歸化法規定的各門課程(如美國史、英語和公民學等)的學習與考試。這使移民逐漸地具備了美國公民和城市居民的意識和知識。當他們具備了脫離本民族群體而能獨立生存的能力之後，許多移民，尤其是美國化程度較高的第二代移民，則遷出本民族社區，去更廣闊的天地追求更理想的生活。

最後，移民社區的發展源於集體合作的精神，而社區的發展又使這種精神滲入美國社會各個領域，形成了美國歷史上通過群體自願合作、解決社會難題的良好風尚。在崇尚個人主義的自由資本主義時代，美國人對"集體需求冷淡懈怠，相互間的支持囿於直系親屬的範圍"。『26』由於外來移民曾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排斥，目睹了不同群體間的衝突，因而心理上有一種不安全感。為了維護自己的權益，移民在19世紀三四十年代就自發地組織起來，建立了各種互助會。例如，到1910年，意大利在紐約市的互助會達2000個，在芝加哥達400多個。『27』綜觀移民互助會的作用，王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移民以互助會為紐帶，成立了社區管理委員會，下設負責教會、教育、貿易、消防、醫療、文化娛樂和公共設施的機構，使社區成為一個"五臟俱全"、高度自治的小社會。

第二，通過與其池城市本民族社區的合作，移民組成了全國性的族裔組織：如"愛爾蘭移民協會"、"德國移民互濟會"、"克羅地亞裔全國聯盟"等。他們在各級選舉中運用群體力量推舉自己信任的候選人。意大利和愛爾蘭移民曾選出了本民族的人擔任紐約、波士頓和紐黑文市的市長職務。威斯康星、明尼蘇達和南、北達科他州的州長、市長和國會議員中就有德國和北歐國家的移民。即使在一些城市擔任市長職務的美國人也不得不傾聽移民群體的聲音。這既表明了移民群體力量的作用，也說明了不同族裔間的彼此制約對美國政治民主化的重要性，使各個族裔群體在相互碰撞中增進了解並在妥協中維護了美國的繁榮和統一。

第三，各社區建立了既像銀行又像公司的合作社(cooperatives)。它一方面積極吸收移民的存款，按期付息；另一方面，它直接參與社區企業的經營活動。合作社的管理者和工人都是持股人，雙方共擔風險，年底依股額和利潤分紅。從各城市看，各社區都有這類合作社。譬如，1914年馬薩諸塞州共有30個合作社，其中，立陶宛人和芬蘭人各7個，意大利人5個，波蘭人和瑞典人各3個，法國人、德國人和猶太人各2個，比利時人1個『28』就全國而言，1918年共有2000多家，多數集中在東北部和中西部，其中2／3屬於外來移民，余者屬於美國人『29』。關於這些合作社的作用，美國學者約翰·丹尼爾斯做了比較客觀的評價。他認為合作社是"外來移民對美國的重大貢獻之一"。"他們不僅教育了自己，滿足了自己的需要，展示了美國生活中最基本的自力更生的精神，而且通過建設性的貢獻參與了美國的生活。他們共同合作的方式向美國展示了人們創造業績的高尚風格，表明在經濟和社會鬥爭的衝突與混亂中，相互合作的原則可以解決美國最重要的問題。"『30』

第四，各社區相繼建立了失業救濟、退休養老金和醫療保險，有些社區還設立了家庭安全保險。雖然各社區的投保際准不一，但均能為移民所承受。投保者按期繳納保險金，後由社區醫院定期體檢，以確保投保者康安。從全國看，多數社區的保險業務僅限於本社區，只有少數移民群體成立了全國性機構。不管移民的保險機構規模和形式如何，"它們都以不同的方式繁榮發展，成為幫助移民在遷徙和適應新環境的過程中經受考驗和度過難關的重要力量"。『31』應指出的是，類似的保險機構在當時的美國人中間並不多見，比美國政府實施社會保障法要早半個多世紀。所以，毫不誇張地說："現代美國的社會保障制度起源於移民自發的保險機構。"『32』 四 移民與城市社會問題的關係

隨着美國城市化的發展，各地的排外主義浪潮迅速興起，並促使美國政府從1882年起頒發了一系列歧視性的移民法。因為多數美國人相信，外來移民是美國貧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等問題的根源，威脅了美國社會制度的存在與發展。實際上，社會叫題不是美國城市化時期獨有的弊端，而是資本主義社會共有的痼疾。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制度與社會問題的關係時就一針見血地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不平等是其一切社會問題的根源。不同的是，"一個國家的資產階級在經濟上愈發展，因而國家的權力愈具備資本主義性質，那麼社會問題就愈尖銳：法國比德國尖銳，英國比法國尖銳，君主立憲的國家比君主專制的國家尖銳，共和制的國家又比君主立憲的國家尖銳"。『33』美國作為近代史上發展最快的資本主義國家，其社會問題必然會隨着經濟的發展而滋長起來。

就移民的貧困問題而言，確有少數群體或個人曾依靠救濟度日。特別是19世紀中期，前所未有的馬鈴薯饑荒席捲了愛爾蘭之後， 百餘萬走投無路的饑民蜂擁美國，對東北部城市的社會救濟造成了較大的壓力。1850年，愛爾蘭移民占波士頓醫院患者的50％，乞丐的53％，囚犯的63％，接授救濟者的97％。『34』然而，類似這種不正常的現象在美國歷史上並不多見，而且，如前所述，許多經濟貧困的移民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本民族社區的幫助。此外，隨着移民進入就業市場後，按受救濟的移民不斷減少，其比例已接近或低於美國人的平均水平。譬如，19世紀80年代末期，在紐約市的乞丐中，愛爾蘭移民的比例為15％，美國人的比例為12％，德國人為8％，意大利人為2％。1893年經濟危機時期，芝加哥市各移民群體領取救濟金的比例與美國人大致相當。『35』但是，如果從整體上和長遠上評價移民在經濟發展中的作用，那麼就不難發現，外來移民所享受的福利遠遠不及他們對美國社會的貢獻。"『36』

城市貧民窟的激劇膨脹既是美國城市化的必然產物，也是當時政治腐敗的結果。隨着城市就業機會增多，大批勞動力湧向城市，而城市的房地產商為牟取暴利，將破舊房屋稍加改造後就出售或租讓，或者興建簡陋住房侍價而沽。雖然各州和市政府曾試圖改善市區居住條件，但市政老闆常常與投資者達成幕後交易。這樣，前者既穩固了自己的政治地位，也撈到了經濟上的好處；後者在投資項目上獲得了減稅和經營等特權和優惠條件，結果使許多市建項目進展遲緩，質量低劣。由於住房、供水、排水和污水處理設施等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貧民窟常常是煙霧瀰漫，空氣污濁，臭氣熏天，到處骯髒不堪。雖然貧民窟中居住着大批外來移民，但其多數克勤克儉，潔身自好，居住條件無可厚非。1911年，美國移民委員會對全國城市考察之後在給國會的報告中指出："雖然發現了許多惡劣的狀況，但已確認的事實是，大城市的大多數外來移民過着努力工作的生活，他們的家庭相當整潔，他們所在市區的惡劣條件不是他們造成的，與他們無關，而是因為市政府沒有提供足夠的供水設施和合理的排水與污水處理系統。"『37』

一些排外主義者指責外來移民"犯罪率極高，是城市事端的禍根"。『38』實際上，從美國學者的研究成果來看，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外來移民較少的農村地區的犯罪率遠遠高於移民較多的城市。在各大城市中，社會犯罪普遍存在，而"外來移民的犯罪率低於土生美國人"。『39』在多數情況下，涉及外來移民的案件都是美國人利用了移民初來乍到時那種膽怯忍讓的心理而肆意作惡的結果。據1901年波士頓警察局統汁，當年在該市北區被捕的3124名罪犯中，只有450人屬於該區居民，其中除6名意大利人外，沒有其他族裔的移民。『40』另據一些美國學者對1900～1927年加州地區亞洲移民犯罪問題的研究，在被捕的亞洲移民中，真正屬於罪犯的寥寥可數。"同整體的犯罪總數相比，亞洲裔重罪犯是較少的，低於加州的平均水平。在加州各民族群體的犯罪總數中，亞洲裔重罪犯的絕對人數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41』然而，恰恰是亞洲和東南歐移民受到排斥的時間最長，程度也最為慘烈。這與當時泛濫於美國社會的種族主義不無密切的關係。

關於市政腐敗問題，我國的一些學者已做了有益的探討，準確地指出了其根源和實質。『42』就外來移民而言，由於各群體曾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他們維護自身利益的最有效方式就是集體參與政治生活。在各級選舉中，他們合力推舉本民族或關心本民族疾苦的候選人。而職業政客為了爭權奪利，常常以欺騙或蒙蔽的手段，陽奉陰違，慷慨許諾，千方百計地拉攏移民的選票，結果使排外主義者錯誤地把反對政治腐敗的矛頭指向外來移民。當然，在一些城市的黨魁和市政老闆中不乏外來移民或其後裔。譬如，愛爾蘭移民曾把持着紐約、波士頓、芝加哥、布法羅、密爾沃基和舊金山等城市的政治大權。『43』他們行私舞弊，任人唯親的不端行為等於為日漸泛濫的政治腐化火上澆油。愛爾蘭移民酷愛政治，主要是因為他們長期遭受了英國的殖民壓迫，到美國後又受到了歧視和排斥，因而在心理上具有極強的民族凝聚力。為了維護自己的利益，愛爾蘭移民憑藉通曉英語和熟悉美國政治的優勢，較早地參與了政治生活，試圖利用政治權力來提高本民族的社餘地位。

值得注意的是，在分析移民與政治腐化的關係時不應過分誇大移民在其中的作用，更不應該忽略聯邦政府所負有的主要責任。因為在19世紀末期以壟斷資本為核心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各部門傳統的管理手段相互脫節以後，聯邦政府在較長的時期內洞若觀火，無動於衷，繼續奉行了傳統的自由放任政策，結果使地方政權處於真空狀態。在這種情況下，各種利益集團和族裔體對政治權力趨之若鶩，以期最大限度地滿足自己的利益要求。正是這個原因，以土生美國人口為主體的南部城市也出現了"無形政府"操縱政治生活、市政老闆充斥城市的腐敗問題，"其腐化現象與北部城市相比毫不遜色"。『44』總之，種種事實表明，美國城市化進程中的貧困、犯罪和政治腐化等問題的主要根源在於美國社會制度和政府政策本身。而外來移民的負面影響遠遠不足以抵消他們對美國社會的積極貢獻。因此，公正而客觀地評價外來移民的正負面影響才能對歷史做出科學的解釋。 [1] Eric Lampard, "Urbanization", in Glean Porter, ed. , Encyclope dia of America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1980), Vol.3, p. 1030.

[2]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2), p.10.

[3] John Higham, Send These to Me,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4), p.22.

[4]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om Coloncal Times to 1970 (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5), pp. 105- 106.

[5] David Ward, Cities and Immigrants: A Geography of Change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60

[6]John Higham,Send These To Me,pp.14-15.

[7]Raymond A Mohl and James Richardson,The Urban Experiene:Themes in American History(California,1973),pp.61-63.

[8]Blake MeKelvey,American Urbanization:A Comparatory History(New York,1973),pp.72-73.

[9]列寧："關於農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材料"，載《列寧全集》，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2卷，第9－10頁。

[10]David Ward,Cities and Immigrants,p.7.

[11]列寧，"關於農業資本主義發展規律的新材料"，第13頁。

[12]裘得·馬特拉斯：《人口社會學導論》（方時壯、汪念彬譯），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第213頁。

[13]Lawrence H.Larsen,The Rise of Urban South(The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ky,1985),pp.84-85.

[14]馬特拉斯：《人口社會學導論》，第83頁。

[15]王旭：《美國西海岸大城市研究》，東北師範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4頁。

[16]U.s>Department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C.,1986),pp.112-127.

[17]田方、陳一筠：《外國人口遷移》，北京知識出版社，1986年，第153頁。

[18]Lawrence Larsen,The rise of Urban South,p.83,pp.144-145.

[19]U.S.Department of Commerce: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 pp.105-106.

[20]Ibid, pp.110-111.

[21]Ibid, pp.958- 959.

[22]Thomas Kessner,The Golden Door:The Immigration and Mobility of Italians and Jews of New York City (New York,1977), p.63.

[23]John Bodnar,The Transplanted: A History of Immigrants in Urban America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87), pp.67-68.

[24]John ttigham,Send These To Me, pp. 26-28.

[25]Herbert J.Gans,The Urban Villagers:Group and Class ill the Life of Italian Americans (New York,1962),pp.6-15.

[26]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Moynihan,Beyond the Melting Pot:The Negroes,Puerto Ricans, Jews,Ita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 (M.I.T.Press 1989), p.194.

[27]內森·格拉澤和丹尼爾·莫尼漢：《熔爐之外：紐約市的黑人、波多黎各人、猶太人、意人利人和愛爾蘭人》(Nathan Glazer and Doniel Moynihan，Beyond the Melting Pot：The Negroes，Puerto Ricuns，Jews,Itallians and Irish of New York City)，馬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第194頁。載約翰·海厄姆：《美國的族裔領導人》 (John Higham，Ethnic Leader ship in America)，霍普金斯大學出版社1978年版，第159-160頁。

[28]Oscar Handlin,Immigrants As A Factor in American History(New Jersey,1959),p.88.

[29]John Daniels,America Via the Neighborhood(New Jersey,1971), pp.100-128.

[30]Ibid, pp.100-128.

[31]Oscar Handlin,Immigrants,p.84.

[32]John Daniels, America Via the Neighborhood,p.100.

[33]馬克思：《道德化的批判與批判化的道德》，《馬克思恩格斯選集》，人民出版社，197年，第1卷， 第175頁。

[34]David Ward,Poverty,Ethnicity and the American City:1840-1925 (New York,1989),p.26.

[35]Loretta Matulich, A Cross - Disciplinary Study of the European Immigrants of 1870-1925 (New York,1980),pp. 18-19.

[36]梁茂信："外來移民對美國經濟和就業市場的歷史影響"，載《世界歷史》1996年第3期，第25-33頁。

[37]David Ward,Poverty,Ethnicity and the American City,p.116.

[38]Robert Parmet, Labor and Immigrants in Industrial America (Florida,1987),p.65.

[39]Eric H.Monkkonen,America Becomes Urban:The Urban Development of Cities and Towns:1780-1980 (University Press of California,1998),pp.96-97.Richard Hoffstetter,American Immigration Policy(Duke University Press,1984),p.153

[40]Maxine Seller,To Seek America,A History of Ethnic Life in the United States(New Jersey,1988),p.113.

[41]S.W.Kong,Chinese in American Life(Connecticut,1962),pp.45-46.

[42]丁則民：《美國內戰與鍍金時代》，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92-296頁；李劍鳴：《大轉折的年代--美國進步主義運動研究》，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6－40頁。

[43]托馬斯·索威爾：《美國種族簡史》（沈宗美譯），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36－39頁。

[44]Eric Monkkonen,America Becaomes Urban,pp.1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