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　马悲鸣现象

－韵　谷－

　　最近发现“多维网”为马悲鸣设了一个“作家专栏”，上面有他的自述：“多言无忌，不羡时尚。好读邪书，但求歪解，偶有会意，必欲一吐而后快；然亦常遭诘难，不为世容”。不过最叫人纳闷的是这一段：“我对于读者是否喜欢我的文章不大感兴趣。我只感兴趣于我写的东西是否有内在的和一贯的逻辑一致性”！

　　这难道不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马悲鸣当然用不著坦承自己最大的特色是逻辑混乱，但避而不谈此事亦不失藏拙之一道。可他偏偏就是要把“逻辑一致性”刻在自己的招牌上！

　　于是先来谈谈他文章的“逻辑性”。

　　这里挑一篇《弱主民之福》（载《华夏文摘》）来作个范例。此文谈的是邓后中国的民生国运的大话题，中心意思是：“弱主民之福，江泽民是弱主，所以江做领袖是中国人民的福气。”据此，马悲鸣告诉中国人民要知足惜福，不要轻举妄动，把大好局面又给糟踏了，弄出一个强主来大家吃不了兜著走。本文对马的政治观点不作评价，只从逻辑上来考查他的思维。马在这里使用的实际上是一个三段论的演绎推理，上述三句话依次为大前提，小前提与结论。凡是学过初中几何的人都知道，除非大前提是公理，否则两个前提都需要证明，这在逻辑上叫做“充足理由律”。

　　先说大前提。任何人对中国历史略有所知，便立即可以看出“弱主民之福”这个命题的荒唐。一般来说，“弱主”指的是因主观暗弱无能或客观上缺乏权势，造成强枝弱干、尾大不掉的皇帝。历史上这样的“弱主”可谓多矣：春秋战国时的周天子们；秦二世；汉桓帝、灵帝、献帝；晚唐时期外有藩镇割据、内有宦官专权的那一群君主；宋徽宗、钦宗、高宗；……直到清朝的宣统，民国的黎元洪，这许许多多的“弱主”，有哪一个不带来战乱，又有哪一个是“民之福”呢？

　　马悲鸣是怎样证明这个大前提的呢？他用了汉文帝“无为而治”的例子。可惜“无为”不是“无能”。汉文帝既不无能也不无权，他只是知道体恤民艰，与民休息罢了。说他是“弱主”，如同说善良就是无能。就算马的“弱主”概念与众不同，专指汉文帝式的人，靠这么一两个个例来证明“弱主民之福”这个一般性的结论，也正如见到一匹马是黑色的，就据此断言天下的马都是黑的一样。更何况他的“弱主”名单里还包括了华国锋和胡耀邦，说明他的“弱主”概念是何等混乱。逻辑学的“同一律”规定，在推理过程中，所用概念必须始终具有同一内涵和外延，否则就是偷换概念。用并非弱主的汉文帝来证明“弱主民之福”，然后又把跟汉文帝毫无相似之处的华、胡偷渡进来，这不是偷换概念又是什么呢？

　　偷换概念，把实质完全不同的事物拿来类比，正是马悲鸣的拿手好戏。例子包括他的《从王炳章被驱逐离境看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一文（载《华夏文摘》）。文中他拿“六四”比“西安事变”，拿被捕的异议人士比张学良，然后以张对蒋的宽宏，反衬异议人士对中共的忘恩负义，再由此来个“飞跃”，拉扯上全体中国人民陪绑，慨叹：“中国人的感恩情怀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以不知历史为荣了”。虽然笔者并不赞同异议人士，但这种“论证”实在是让人没法看下去。

　　对于“江泽民是弱主”的小前提，马悲鸣本该证明他是汉文帝式的人物，但他只说了两句话：“（江）不是强人，怀疑他工作能力者亦大有人在”。第一句话在逻辑上叫做“同义反复”，等于什么也没说，第二句话以“有人怀疑”为理由，深得文革“专案组”遗风。哪怕这两句话成立，也只能证明江不可能是汉文帝式的英主，因为就算他有著汉文帝的爱民心地，也没有能力和权力去实行爱民政策。除此之外，文中还提到江出身“十里洋场”、做过“上海道台”，认为江因此而“富有现代工商意识”。如果这种“挖阶级烙印”也可以当作推理，那么四人帮也是“民之福”，更不用说那些“工商意识”已臻化境的“官倒”们了。信不信由你，马悲鸣还捎带发现了上海人“富有现代工商意识”的原因。据他说，这是二战期间“数万犹太人避难上海”、言传身教的结果！

　　然后，马悲鸣说：“中国人……都有个贱毛病”，“活该受罪”，教训老百姓别犯贱：“若是老百姓屁股又痒痒了的话，可以到失业大军里去尝尝挨饿的滋味，千万别……找……人来打屁板子（原文如此）解痒”。这种话，也只有他才说得出来。这一点，马文是一惯的，他一再撰文否认中国战胜日本这一历史事实，一笔勾销中华民族在长达八年的殊死抗战所作的牺牲与贡献，多次重申“中国人是只屈服于暴力的民族”。八九学运是“大规模刑事行动”；异议人士入狱是“抢著去坐牢”；民众血洒长街，他却能欢呼：“晚喽！擎（净）等著吃枪子吧！”

　　除了思维混乱，马悲鸣文的另一特点是他往往连基本事实都没弄清楚就有胆子放言高论，而且立论之果敢勇决，口气之武断自信，并世无出其右。他连日本北方四岛的地理位置以及千岛群岛的归属都没搞清，就有本事就此问题写专论；对中国女人缠足的历史原因一无所知，却敢断言那是古代道家为了“采阴补阳”而发明出来的；对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不清不楚，照样敢说“珍珠港事变救了莫斯科”、“苏联和日本在张鼓峰、哈勒欣河打个平手”、“苏军打掉了日本陆军，美军打掉了日本海军”一类话。这种作文态度可以用毛泽东的话来描述，那就是“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

　　“马悲鸣现象”在中国文坛的出现，有著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正如陈寅恪、钱锺书是上个时代的产物一样，“马悲鸣现象”是毛泽东时代的产物。毛当年坚持“真理往往掌握在没有学问的年轻人手里”，号召无知青年向权威挑战，“大破大立”。从李希凡、蓝翎直到姚文元，国家倾全力培养出一批又一批毫无学问，不会思考，只会“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文氓。这种情形在文革中达到高峰，那时无数青少年连字都认不全，脑子和肚子一样空虚，靠几段毛主席语录就要“批判旧世界”，“解放全人类”。到后毛时代，西方的冲击导致了对传统文化的幻灭，而改革暴露出来的社会弊病又使人人怨气满腹。这两者和“大批判”传统结合起来，便造就了十二亿愤世嫉俗的批判家。上次笔者回国，发现连的士司机一开口都是滔滔万言策，畅论要如何如何才能消除社会弊病、安邦定国。比起笔者接触过的香港、台湾和海外那些踏踏实实的华人来，大陆人或多或少个个是马悲鸣式的大手笔。

　　胡适先生当年劝告青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此话如今仍然是济世良箴。我希望“马悲鸣现象”早日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