７０年代初期，我和一位共同啟蒙的同學徹夜聊天，交流反革命讀書心得。他感慨地說：中國真是個文盲國家，不但要用口號治國，而且還得用數字一二三四地連接起來，好讓文盲們牢牢記住。

我啞然失笑，越想越覺得這位比我聰明先進得多的老同學觀察能力之敏銳。的確，這世上再沒有哪個國家像咱們這樣熱愛數字：“三反”、“五反”、“一化三改造”、“一大二公”、“一窮二白”、“四清”、“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三不怕熱”、“一斗二批三改”、“三結合”、“一打三反”、“四個第一”、“四好連隊”、“五好戰士”、“三好學生”……直到近年的“三個代表”和“三講”。

有趣的是，這裡的數字，其實模糊不清之至，那“三反”之類的數字乃是總數，指的是要反三樣東西；而“一斗二批三改”的數字其實是“第一斗，第二批，第三改”，並不是要斗一樣東西，批兩樣東西，改三樣東西。然而除了敬愛的林副統帥外，敬愛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似乎就沒誰意識到這個問題，更別說草民們了，而這就是據說聰明才智舉世無雙的中國人民。

就連林副統帥也是一時清楚一時糊塗。他那“四個第一”和“四好連隊”、“五好戰士”的發明創造倒是把總數和序數分得清清楚楚，然而那“三八作風”便是集天下混亂之大成了。“三”是指老毛的三句話“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而八卻是老毛為抗大題寫的八個字“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裡的混亂，便是賞我一百萬美元，我也沒那本事製造出來。首先這“作風”里竟然包括了“政治方向”和“戰略戰術”就是愚人節笑話一樁，而那“八”字更是莫名其妙：“團”、“緊”、“嚴”、“活”算什麼作風？大概只有老加那本無字天書上查得出來。

當然，那“四個第一”倒是說得明明白白，其中有那麼一條，道是“武器和人的因素中，人的因素第一”，換句話來說，老美核彈再多也不要緊，咱們有的是不值錢的人頂上。

我作這種理解表面上看來是故意曲解，其實完全就是這麼回事。毛時代的政治家們不顧國弱民窮，“斥（安鳥）每聞欺大鳥，昆雞長笑老鷹非”，明明自己滿屁股流鮮血流得快要脫陽，卻去笑話人家微不足道的痔瘡，說是“敵人一天天爛下去，我們一天天好起來”。時代進步到今天，咱們其實也沒長進多少。朝廷中的鷹派和老美對抗的戰略籌劃，主要就是看準了人家對人命損失看得比泰山還重這個“弱點”，倚仗着自己人多命賤這個“強項”，才有膽量多次赤裸裸地在國際上搞核訛詐。

這一偉大戰略思想深得民心。《彼岸》雜誌上有個正宗老美訪問了中國，記錄了一個貧窮到裸着上身的普通小販的話。那位同志說：咱們中國人多命賤，不怕老美！

其實這“人的因素第一”也者，並不光是個“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問題。在我看來，它如點點春雨，滴滴甘露，早已滲透了我們每個同志，包括許多自以為是漢奸的同志的心田，成了我們想事看物的價值標準。

記得網上有人提出過看網文的政治標準，那便是“人品第一，觀點第二，文彩第三。”這裡的“第一第二第三”說得很明確。據我的理解，那就是咱們上網來如同挑媳婦、選姑爺，不是來看人家說得有無道理，是否對自己的思路有啟發，或是能否給自己補充點原來沒有的知識，而是來細心研究言者的人品的。倘若那人是壞人，文章的觀點再正確、思路再清楚無誤，文彩再華瞻清麗也沒用，因為我兒子或女兒要娶或嫁給她或他，慎勿誤擇匪人，坑了孩兒終身。何況偉大領袖還教導過：“政治上反動的作品，藝術價值越高毒害越大。”壞人寫出來的正確兼漂亮的文章就如五彩斑斕的毒蘑菇一樣，避之則吉。而好人寫出來的文章因為“人品第一”的緣故，哪怕論點荒謬如“強姦即做愛”，思路破綻多如“魚網裝”，病句百出不堪卒讀，也要趕快細吹細打，迎回家去。帽兒光光，今日作個新郎。衣服窄窄，今日作個嬌客。

這裡的錯誤是如此明顯，恐怕再用不着老蘆來批駁。有趣的是，就連某些自由知識分子也離不了這個俗套。前兩天和老蟲在文學壇上講到這個問題，他說，他看文章是“觀點第一，文彩第二，人品第三”。這當然是個巨大進步，好歹他脫出了“人的因素第一”這個框框，不過那“觀點第一”在我看來，似乎還是有點“政治掛帥”的可疑氣味。如果觀點不符己意怎麼辦？是不是就該扔垃圾桶？而且，看文章就是看文章，我不明白為什麼還是要把人品這個毫不相干的因素扯進來，無端加進一個主觀感情因素來干擾自己的閱讀與鑑賞。

本來這“第一第二”的評價標準，從來就是個貌似清楚，其實混亂到不可言狀的機械世界觀，只適合作為文盲國家的全民口號。如果要讓我勉強套這個框框，我只能說，我是用“思路第一”的標準來看政論雜文，用“藝術第一”的標準來看文學作品。在前者，如果一篇文章能夠發前人之所未發，真正是獨立思考的產物，對我的思維有啟發或刺激的作用，那就是一篇有價值的文章。因此，老馬的文章觀點常常荒謬絕倫，文彩氣勢根本就談不上，因為缺了那股奔流而下的動能，長文往往顯得累贅羅索賣弄，看起來很累，需要喝着咖啡才不至昏昏入睡，而且這人的人品似乎也不咋的（他自己就公開承認是“真小人”，上網是來“泄私憤，圖報復”的），但我仍然覺得他的文章確有價值，因為他看問題的角度與眾不同，高標獨調，而他做人如何根本就不是我關心的。只有在和他打架時，那方面的問題才有實用價值，呵呵。

這“人的因素第一”的表現其實遠比這廣泛得多。《奇特的視角》中說到的追比逼問論者的私人動機其實就是這個問題在作怪。當初為六四問題和高手們辯論，有人就通篇逼問我和民運領袖究竟有什麼私仇，讓我想起了文革中的專案組人員。

另一個表現是強調“名人效應”。當初有位網友出來為“滿洲國”翻案。翻就翻吧，他老人家卻要打出“親王”的招牌來，靠這來增加文章的說服力。另一位高手來和我辯論，甫登場便無論識與不識，廣撒名片，如古代官府出行打出“肅靜”“迴避”的牌子般亮出教授頭銜來。您別說，這玩意還真有奇效，儘管那文章寫成了“魚網裝”，名片一亮還真就邀來了個滿堂彩，讓我當下就悟出了為何古代官員升堂要喊堂威。

其實就連老蘆自己，有時也難免跌進這陷阱去。當初在《說道》上，網人間曾為《中國不需要思想家》一文爆發激辯。因為質疑者氣勢洶洶，態度惡劣，逼得答辯者那位儒雅君子竟然也搞起“人的因素第一”，研究起對方的“學士情結”來。那次連老蘆也陷了進去，把另外一位網友的名片祭出來嚇唬那位“大學士”。幸虧讓我盜走名片的那位網友頭腦清醒，出來大喝一聲制止我，才把我嚇醒了。就這麼着，前兩天我寫文章引用《彼岸》雜誌所載程星女士文章，每次都把人家的頭銜打出來以加深讀者印象。

其實，現代人都該知道，名人歸名人，即使在專業領域中也可能說錯話，做錯事，更用不着說上網來不過是普通票友，將名片拿來作論據乃是世上第一無聊可笑之事。你就算是林肯再世，我又不是那時的美國公民，怕你作什麼？這種種強調“人的因素第一”，卻唯獨不講“思辯第一”的表現，只不過說明了敝民族那無遠弗屆、走到哪裡帶到哪裡的淺薄、庸俗和愚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