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强合弱和抑强扶弱──钓鱼岛事件的地缘政治背景杂谈

几千年来闻名中外的孙子兵法讲的大都是两军相争，事实上人类冲突中很少有如此简单的二元游戏，在错综复杂的多方现实政治中孙子兵法的应用不免有限，开皇元年（西元581年），杨坚创隋，面临因周，齐之争坐收渔利而暴发的突厥帝国的强大威胁，奉车都尉长孙晟上书分析战略：

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

将一个并不新鲜的原则归纳得简单明了，可谓千古名言。长孙氏并身体力行，依靠他的鲜卑背景（托跋鲜卑语属于古突厥语一支是许多专家的结论）在突厥内部大力离强合弱。根据著名法国汉学家沙畹 Edouard Chavannes，东、西突厥分裂这一重大历史事件都得归功长孙晟这一战略的运作。如是，“代北子孙”长孙晟称得上世界上最伟大的地缘战略专家之一，历史作用不在百代兵法之祖孙子之下。几十年后唐太宗李世民平定漠北，雄视中亚，对其杰出政治军事成就，今天有多少人知道其中老丈人长孙晟的“家学渊源”和筚路蓝缕?

纵观世界历史，无处不见这一离强合弱（或抑强扶弱）原理的运用。就拿美国为例，当年独立战争，法国大力襄助，其用意即在“合”北美殖民地之“弱”以“离”大英帝国之“强”。八十多年后美国内战，英法刚在克里米亚战争大获全胜，见猎心喜，乃同心扶植南部之弱以离合众国之强，南方政府更在伦敦、巴黎分别设有如同台湾今日在华盛顿一样的正式“代表处”。如果1863年七月初北方不在关键的Gettysburg 一役取胜，英法即将公开卷入，合众国便得体会两三年前（文宗显皇帝咸丰十年）大清被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强夺九龙的滋味，南部也将得到英法正式承认而奠定美国“南北朝”之大局。南方良将 Robert E. Lee 清楚知道这一前景，只是力不从心，痛失良机，从此形势急转直下，“徒令上将挥神笔，终见降王走传车”。（美国内战过程对台海两岸未来关系之启迪，笔者将来有另文述评。）

就眼前来说，便有前南斯拉夫之例，君不见德国（以及对“斯拉夫威胁”防患于未然的其他势力）离塞尔维亚之强而合克罗地亚，穆斯林之弱?北约的“东进”也是要趁苏俄之强被离之机合原苏联卫星国之弱以免俄国日后卷土重来。

在笔者看来，这次钓鱼岛事件的真正要点是其中反映的国际“大气候”：

中国的崛起和亚洲（至少东亚）向其几千年来的传统政治秩序的回归。

毫无疑问，在由中国支配的这个传统秩序下，日本充其量只能扮演配角。过去一百余年来东亚的动荡和灾难，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这一传统秩序的破坏，而由日本这个缺乏安全感和自信心的岛国来支配亚洲的恶果。

尽管历史事实和力学常识都表明上述传统秩序将导致亚洲的长久稳定（至少稳定平衡），然而一个强国的新兴（其实是复兴）和国际均势的重组却永远不会受现有列强欢迎，尤其对美国而言，在当今东亚这种不稳定均势中获益巨大。钓鱼岛局势的突变，便是当今亚洲地缘政治新游戏──美国离强合弱战略──的一个自然组成部份。

笔者并不是要刻意降低钓鱼岛事件的严重性，如果处理失当，此事完全可能导致第三次中日战争（或其过早爆发）。笔者只是指出这一局面在美国战略之下的必然和其他一些不难预料的发展，以及美国这种地缘战略的历史渊源。

离强合弱固然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但具体讲来，美国的亚洲战略可以说师承当年英国的欧洲大陆政策。在普鲁士崛起之前，英国的国策是欧洲大陆上绝不能出现一个支配性力量来威胁其世界霸权。英国对法国革命新政权的态度便是实例：拿破仑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号召，解放受压迫的犹太人，一时有横扫全欧以及中东之势，对英帝国形成严重威胁，引起英国全面反击。然而普鲁士的崛起打破了英国长期维持的欧陆无老大的局面，英国由此被迫联法抑德，与美国现时的扶日制华战略如出一辙。

我们先回顾一下百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

在甲午第一次中日战争时，与日本相比，中国尚被视作大国，根据韩国旅美某历史教授的研究，英美军舰曾在朝鲜水域袭击中国水师，以收抑强扶弱之效，此事尚待进一步求证。但是美国政要 John Watson Foster （1836-1917; 1892-93 任国务卿，弘扬本国霸权，退职后赫然成为大清“顾问”。此公即五十年代国务卿和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兄弟之外祖）极力促成割台以“离强合弱”，史证凿凿。

在第二次中日战争初期，双方强弱之势已变，故美国在表面中立之下支持弱方：罗斯福让陈纳德招募现役军人（保留军职军衔）组成志愿飞虎队（珍珠港事件后正式成为美军第十四航空队）。

二战后国共之争，美国支持国府，其国际战略考虑显然是扶“弱华”以抑“强苏”。其后美国在亚洲卷入的两场战争固然有意识形态背景，但是抑制一个与苏联结盟的中国的强盛是其地缘政治因素。

中苏交恶乃至军事对峙之后，强弱之比显然，美国对华政策于是急转。1969年，在地缘政治高手 Richard M. Nixon 任上，美国拒绝了苏联联合进攻中国大陆的建议，并警告苏联：若对中共有军事行动，美国不会袖手旁观。毛、周因此决定加入美国领导的反苏大同盟。阿富汗金牛月政变后，苏联势力中天。然而自此起美中反苏同盟却节节胜利，直到苏联崩溃。

苏联瓦解是中美结盟抗苏后国际政治局势又一次剧变，与此相关的是经济改革后中国大陆的综合国力迅速增长，在国际政治家眼里，如果没有意外发生，则中国的崛起将成为必然。在此形势之下，美国对华政策随之又一变。

然而这种招数变化完全不出离强合弱传统原则，其最明显的体现便是美国在大陆─台湾和中国─日本关系上的政策变化。但在讨论这两点之前，我们来看一下美国离强合弱/抑强扶弱战略的其他动作：

越南：不管美国国会数次提出的交代失踪士兵的要求和其他素怨，河内“坚持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的调门也不比北京低，“越战逃兵”Clinton却匆忙与之建交，而美国国内右派并无异议，原因无他，抑强扶弱乃国家利益所在，旧恨自然一笔勾销，更罔论意识形态。

外蒙：这个一直被美国忽视的内陆国（华盛顿1961年劝国府在安理会不再否决外蒙加入联合国，但直到1987年才正式承认外蒙，次年方与乌兰巴托建交）突受山姆大叔青睐，决定大力帮助外蒙实现“军队现代化”。中国两千年传统的“北方安全问题”，在清圣祖仁皇帝康熙二十九年（西元1690年）乌兰布通战役和三十五年（1696）年昭莫多大捷之后终于彻底解决，瀚海十盟，事同一体，成为华北屏障，外蒙“独立”后又告丧失：从内蒙（六盟）外蒙（四盟）之间边界一路直到燕山山脉无险可守，因此中苏交恶时苏军坦克可以扬言两星期内直捣京津，五角大楼当年对此进军计划显然不乏沙盘模拟，故有今天抑强扶弱之议。

土耳其：苏联解体之后，一度残花剩柳的泛突厥主义时来运转，笔者曾有一文介绍其来龙去脉和美国在对土耳其“发挥区域领袖作用”的大力支持，关键战略考虑之一便在于所谓东突厥斯坦。近来美土关系虽不如几年前热火，但从新疆新近的暴力事件来看，未来中土发生直接军事冲突的说法并非天方夜谭。

南亚：反苏大同盟期间，面对苏印“轴心”和阿富汗问题，美国大力扶植巴基斯坦，对其核计划也睁眼闭眼。然今非昔比，强苏不再，巴基斯坦已有实际核能力，军事实力已不在印度之下，又和中国关系密切，不能继续“扶弱”，美国马上对巴另眼相待。

最能说明美国既定战略的无过于台湾问题。中共年初的举动效果见仁见智，姑且不论，事情的导火线显然是美国食言而肥，让李登辉访美。大陆台湾之争，说到底是中国内战的延续。然而美国并不如此看待，美国报纸视台湾为一国家，谓南沙为六国之争，钓岛为三国纠纷，且直呼李氏为台湾总统（此称连李氏本人都不敢自用）。然而从地缘政治来讲，此乃离强合弱战略之经典运用，美国何能例外。此事之“悲哀”是当代摩西之流并未认识到美中日之间的实力消长，太平洋岂是红海可比?而台湾问题并非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酣睡，而是发展“蓝色海洋文明”之生命线，如今不图北向进取，在大陆发展中分一杯羹，到头来芬兰化都将欲求不得。

总而言之，不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美国在东亚的地缘战略必然是离强合弱和抑强扶弱，这是美国国家利益所在，不以意识形态和人的意志为转移。在此前提下，钓鱼岛问题之重新爆发，可以说是必然之事。

这就回到笔者前面所讲的国际大气候：自从九十年代起日本所谓泡沫经济真相呈露，至今未能真正复苏，而中国的经济增长越来越显示东亚正在向其传统政治秩序回归，随着时间的流逝，日本相对中国的地位只会越来越弱，正如英国在德国崛起之时支持弱国法兰西一样，Clinton此时加强日美安全合作正是抑强扶弱原则的精确运用。

一百年来，日本欠中国实在太多，而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奇特历史使得日本至今逃避了对这笔欠帐的责任，二十几年前美国在越战中的困境又给了日本天赐良机重占琉球。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日本感到时不我予，加上山姆大叔新近撑腰，这才有钓鱼岛上的迫不及待和中国军事威胁之说。（两千年来，除了蒙古大军，中国何曾威胁过日本?反过来从明季万历壬辰（1592）倭乱、清末甲午（1894）之战直到南京大屠杀和731部队，中国拿到过几个子儿补偿?然而国际政治上恶人先告状乃是正经手段，同时也反映日本百年对华孽债之下的心虚。例如甲午日本索勒赔款白银二亿三千万两，合美元十亿之谱，一百年前已是天文数字，至今未还。以年息七厘计，连本带利，今天日本欠中国一万亿美元以上。仅此一笔，中国一旦逼债，日本势必破产。）

讲明钓鱼岛事件突然增温是美国在中国国力上升之时抑强扶弱既定政策的产物，也就可以大略推测其他一些发展。中日之争固然为美所欲，但在钓鱼岛一事上却与美国的台湾政策有违。盖美国之东亚政策是要离中国之强而合日本、台湾之弱。日本为了钓鱼岛的一己之私，不给李登辉面子，岂非让阿辉尝到要作日本人也有悲哀之处，东京自家要紧时是不管你死活的。然而一边是因为从清末至今从未放松对中国全面情报工作的日本趁彼方羽翼未丰抢在节骨眼上下手，在海峡另一边可是将李摩西“联美联日”的《出埃及新记》之纲要给拆台一半，长远后果远比时下不给面子为甚。山姆策略乃是“合弱”，在台湾得留一手，故在钓鱼岛主权上置身事外，以免下次要派航母来海峡时尴尬。

然而钓鱼岛的确也凸现了中日在东亚地位消长的时势，问题是：东亚的传统政治秩序是否必须经过第三次中日战争才会恢复?此事谁也无法预言，但是各方的算计可以推测。从美国来讲，当然希望两败俱伤。尽管功利而记性短浅的美国不记旧恨，日本可不健忘，如果坐大，提三尺剑，复九世仇，有春秋大义作据，两颗原子弹旧帐必算，这种情况美国决策阶层自然明白。大陆目前控制民愤，但军事冲突的可能性随民主化发展难以预测。对于大陆民主化的这种后果，日本十分清楚，所以现在就开始高喊中国军事威胁。

美国的如意算盘其实不难了解。日本要抗衡华夏，必需美国支持，但是美国非到临头，绝不轻言表态。所以对天下大大小小事情都有一本帐的美国国务院，对钓岛主权竟然“毫无立场”。日本要美国公开支持，恐怕需要付出相当代价。但是若无外援，岛国人心难免浮动，美日安保条约的新解释，美澳同盟的加强，都是十分扎实的准备工作。一旦冲突升级，自见其效。如果中共动武，则视每日战绩，按1973年中东战争与1982年阿英马岛之争时之故伎，旁观者清，随机应变，诸如空运救急武器、制造世界舆论、发动他国参战、以至“泄露”核动员命令，都是本小利大的生意。到交战各方骑虎难下时，穿梭外交便派上用场。不管谁赢谁输，渔人必然得利。此是后话。

目前的中日形势与三十年代相当近似，都是日本感到中国实力增长的压力而必须赶紧行动，以免力量对比进一步对它不利，而中国则恰恰处于差一步羽翼即将丰满的关键时刻，换言之，中国具有时间而日本掌握主动。然而两段历史相比，除了江氏手上之牌实际远多过蒋氏当年之外，中日关系中的常数和变量却集中体现在第三者──朝鲜/韩国。

钓鱼岛事关东亚政治，而欲论东亚大局，势必涉及朝鲜／韩国。一言以蔽之：岛国日本在东亚抗衡的不止中夏，而是亚洲大陆中韩同盟，这可以说是五百年来东亚地缘政治中的一个常数。在东亚向其传统秩序回归之时，有必要对此历史略加回顾。

实力悬殊的两国安然相邻，当今世界上莫如美国与加拿大，然而1812年之战，美军尚有火烧加国约克（York）城之“壮举”，加国近代最著名之杜鲁多总理五十年代还在美国不许入境政治黑名单上（前几年还有加国著名环保人士因纯粹政治原因被美国海关挡驾）。从这一角度，中韩千年睦邻同盟不愧为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典范。

唐初联合新罗征服高丽可称是中韩历史上最后一战，但此役也树立了中国与朝鲜双方儒教政权联合对抗北方阿尔泰族势力（高句丽政权有很深的阿尔泰背景）的历史模式，以及中国军队完成在朝鲜半岛政治军事目的以后主动撤出的惯例。此后一千多年来这一历史模式在辽、金、元、明、清诸朝与朝鲜关系上的反映，中韩两国密切的政治文化关系，以及韩国国内因此形成根深蒂固的“华夷”观念并以“小中华”自居（见《李朝成宗实录》卷二十）等均不属本文范围。笔者要介绍的是中、韩、日三角关系中中国对朝鲜的“再造藩邦之恩”和朝鲜对日本的“不共戴天之仇”──中韩抗日历史联盟。

明神宗显皇帝万历年间，武力统一日本的权臣丰臣秀吉（1536-1598）进犯朝鲜，《明史》称其“欲侵中国、灭朝鲜而有之”，与秀吉等人当时的书牍记录完全相符。万历二十年（1592壬辰）农历四月，秀吉“倾国出师”，“蔽海而来”，自釜山登陆，大举入寇，据《李朝实录》，朝鲜此际“升平二百年，民不知兵，郡县望风崩溃。”不出半月，李朝宣祖仓皇离韩京“西幸”，数月之内，大部疆土陷倭，国祚危在旦夕，宣祖已作入辽“死于天子之国”之计。明廷为之紧急发兵入朝救援，苦战之下，终于于次年正月收复平壤，四月收复汉城，秀吉被迫开始“和谈”，一面继续扩军，于1597年二月再发动全面进攻。明廷复派大军入朝，与被后世誉为“圣雄”的朝鲜名将李舜臣会师。次年秀吉病死，联军拒绝和谈，在年底获得露梁大捷，日本海军尽墨，陆军溃退回国，明师凯旋。“再造藩邦之恩”和“不共戴天之仇”自此频见于朝鲜史书，明廷也因此元气大伤。后来韩国朝野在满清高压之下依然“潜通明朝”，“奉明正朔”等等，平倭之恩及“小中华”传统为其主因。

《李朝实录》所载朝鲜仁祖上清太宗文皇帝（皇太极）书说得明白不过：

曾在壬辰之难，小邦朝夕且亡。神宗皇帝动天下之兵，拯济生灵于水火之中。小邦之人，至今铭镂心骨。宁获过于大国，不忍负皇明。此无他，其树恩厚而入人深也。

日军方面，大量朝鲜文物和珍贵史籍被其烧掠之外，可从下例见其在韩之迹：最近由于瑞士银行有关资料曝光，纳粹德国当年侵吞犹太人财产问题又出现报间，其中最令人发指的一项大约要数被屠犹太人的金牙。其实壬辰倭乱期间，仅1598一年，日军从朝鲜运回的耳朵便来自三万八千人之众（后葬于京都之“耳冢”）。据李朝实录，当时朝鲜男子有戴耳环之习，故日本这种残忍的炫耀军功方式完全可能出于“经济”动机，而希特勒杀犹取牙无非日人侵韩故伎。二战时日军在亚洲各地之残暴，今日仍不思过，固有其历史根源，不足为怪。

满清入关后建立汉化政权，鉴于上述前因,特别优容“华夷”观念极强的藩国朝鲜，甚至对朝鲜提出“更正”中国“正史”中有关朝鲜部份的要求也有求必允，中韩迅速恢复传统关系。至清末，日本重施侵韩故略，清廷按前明唇齿盟邦传统出兵朝鲜，中日甲午战争因此爆发。此役结果固然与壬辰倭乱迥异，却从反面证明一旦朝鲜不守，中国乃及东亚将无宁日。

甲午之后，中国大陆随即继琉球、台湾、朝鲜而成为日本吞并扩张的目标，与此同时，从袁世凯、康有为、吴佩孚到孙中山、于右任和蒋介石，中国朝野各界始终以支持韩国复国独立为共识和基本国策。以下是一些并不广为人知的事实：

1919年三月，韩国暴发己未抗日运动，四月，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沪成立。1921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就任非常大总统，以国宾礼接待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专使申圭植。1925年，蒋介石下令黄埔军校接纳韩国临时政府推荐之朝鲜学员；1926年，军校武汉分校设立韩国特别班。1931年九一八以后，东北境内的中朝抗日武装组成联军。1932年一二八抗战期间，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鼓动韩人参战。

1932年淞沪抗战结束，朝鲜志士尹奉吉奉韩国临时政府领袖金九之命，在虹口公园用炸弹攻击庆祝裕仁生日的日本显要，上海侵华日军总司令白川义植大将身中二百零四块弹片不治，其余驻华公使重光葵、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等均重伤致残。面对日方报复行动，陈果夫调派各地军警全面保护金九，次年一月蒋介石在南京密会金九，达成优先培养朝鲜军事干部的共识。中央军校特别班一期、洛阳七分校、空军笕桥航空学校等继续招收朝鲜学生，仅南京汤山军委干部训练班朝鲜革命干部训练队便有一百余名韩国学员陆续毕业。1935年十一月，韩国临时政府迁至中国首都南京。

抗战正式爆发后，韩国临时政府随中国政府迁至重庆。1940年四月，韩国光复军正式成立。据韩国历史学家查证，征缅远征军中即有韩国部队。1942年起，中国加速游说美苏政府承认朝鲜独立。根据何应钦手启，即使在1943年这样的艰苦条件下，中国仍予韩国临时政府金九先生每月补助费二十万元。同年中国终于说服美国接受韩国“未来的”独立；随后英国在开罗宣言、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方附和美国──在中国不懈的努力下，朝鲜的独立至此终为列强表面接纳。战后朝鲜被苏、美实际分割，若无中国坚持反对，列强已拟定由联合国暂时“四国托管”朝鲜。

韩战：战事固然因金日成受斯大林怂恿而起，然而麦克阿瑟反攻打过三八线，兵锋直指鸭绿江后，新成立的中共政权面临的便是一个以日本列岛为基地的敌对势力占领全部朝鲜半岛的局面，东亚传统地缘政治压倒意识形态考虑，故在斯大林临阵变卦撤回支持的情况下中共坚持入朝作战以却敌于国门之外，壬辰、甲午历史重演，祸首金日成反享“再造藩邦之恩”。

关于日韩关系，由马关条约算起五十年、由“庚戌国耻”算起凡三十五年殖民统治血泪之外，壬辰倭乱期间，日军从朝鲜掳掠二十余万熟练技工，岛国从此方有正经陶瓷工业，而著名的高丽瓷却因此衰微（近代日本工业靠甲午勒索中国巨款起家，岛国之劫掠传统,自明季倭寇及壬辰倭乱五百余年来一如往昔）。日人方面，尽管考古表明所谓万世一系的日本皇室源自韩国，日人从心底蔑视韩人，1923年关东地震，心亏的日人居然认为是韩人诅咒导致，对旅日韩侨大开杀戒（六千四百余人遇难，财产损失自不待言）。即便近年，居住数代的韩侨仍长期不得加入日籍。如此种种旧恨新仇，韩人“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近来报上居然有人说日韩两国在苏联消亡之前“相当团结”，对东亚历史可谓皮相之至。

反观中韩之间，两国族裔扬名彼土者层出不穷，略举数例：一手创立北齐政权的高欢（贺六浑），著名史地学家谭其骧即认为极可能出自高丽。著称唐朝的高丽、新罗人比皆是，例如名将黑齿常之和高仙芝以及《桂苑笔耕录》的作者、唐进士崔致远。有多少人知道被中国信徒顶礼膜拜一千余年的地藏菩萨其原身竟是新罗王子金乔觉（九华山化成寺祖师）？明朝万历名将李成梁也是朝鲜後人，儿子如松，如柏，如桢，如樟，如梅均扬名一时，如松率师援朝，尤为佳话。时至近代，国共两党中都有大量朝鲜族要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作者郑律成即为一例（郑之遗孀丁雪松是华夏历史上第一位女大使），金日成、崔庸健等也都曾隶属中共，崔氏资历尤深，出身云南讲武堂，曾任黄埔教官；金光侠、金雄、崔德新等都是蒋介石的黄埔门生；武亭是长征老红军；韩战前中共四野官兵奉命加入金日成之朝鲜人民军者以万计。另一方面，朝鲜有大量中原后裔自不待言，最明显者无如孔子後人，在韩国历代均居显要，最新的例子是刚卸任的韩国外长孔鲁明。近代韩国著名思想家和抗日运动领袖李相龙旅居东北时就说：“身之先，本陇西之李，…舍中国而安所适哉？”光复军总司令李青天则确凿可考祖籍浙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