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二十一世纪的2013年癸巳某日，二次大战已结束68年后，近２０００张海报出现在德国柏林、科隆和汉堡的街头以及橱窗、地铁站等处，“通缉”在世纳粹战犯并悬赏征求线索。

海报以奥斯威辛集中营黑白照片为背景，上面用德文书写着 “迟了，但还不算太迟”，呼吁公众协助将仍然逍遥法外的纳粹战犯绳之以法。

在中国，二十一世纪的2013年癸巳某日，一群文革太子党，红卫兵头目，出人意外，跳出来“道歉”了，什么宋XX，陈XX，王XX，这些人，一般人难以结识，他们是另一个世界的人，很特殊，很高尚，很富有，很爱国，即使犯罪也很伟大，很有气质！他们的老子们是英雄，所以他们年不到二十，已是天生的无畏好汉，出胎的巾帼英雄！如今他们自己招认了：在57年前，犯过过反人类的罪行，他们的暴行掀起了长达十年冤死了数千万中国同胞的疯狂“文化革命” 。1966年7月，他们跳出来，此后，仅仅一个月，北京市就有上千人被打死，被称作是恐怖的“红八月”。他们的“道歉”实在事一件天大的好事。谢谢媒体如实报道了他们的“歉意”和与“道歉”不相符的罪行。尽管轻描淡写，字里行间难逃有两个骇人听闻的字“杀人”！人命关天！杀善良的人，杀与他们无冤无仇的人 ，杀他们的长辈，恩师，杀手无寸铁的老太太，杀年轻的狗崽子一学生。当他们杀人的时候，毛主席还没有接见他们，是他们的老爷子组成的所谓文革工作组下令与暗示他们去杀人。当时流行“杀死一个抬走，杀死两个挑走”的指示，他们有恃无恐。

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毛主席搞文革，就是认定1949年进城的八百名京官，即他们的英雄“老爷子“，通过16年的考察，其中没几个是好人！他们的子女更不可靠，毛确信这群老少在他死后会祸国殃民，断送了他创建的理想王国。于是伟大领袖后发制人，先装作听任京官子女高唱血统论，去打头程，杀人抢劫，毁文灭师，全国放火，掀起动乱，三次接见红卫兵，万岁呼声震天。然后不出数月，京官们纷纷倒地，八旗子弟一夜之间成了狗崽子，或下乡入狱，或自杀发疯，或六亲不认，或呆若木鸡。于是工农兵上台，穷孩子出头。人民的领袖！伟大的理想！毛主席笑了，这些伢儿们上当了！

犹太组织的“通缉”活动负责人埃弗拉伊姆·苏罗夫说“要记住，时间无法冲刷刽子手的罪恶，年迈也不是凶手们的挡箭牌。”他强调，追捕纳粹战犯意在提醒人们不要忘记纳粹当年的罪恶，也是对当代种族主义行为的警示。

但是，非族主义行为的红卫兵犯罪行为，却没有受到这种“待遇”。他们的罪行没有被抬高到灭绝人类罪的高度，使他们得以至今仍逍遥法外，还恬不知耻，公开露面。当时的在世纳粹战犯不到１００人。苏罗夫说“我们在柏林、科隆和汉堡张贴海报，意在请求大家帮助。趁着这些罪犯还有被绳之以法的可能，帮助我们找到他们。”什么宋XX，陈XX，刘XX，居然不用张贴海报通缉，不找自来，他们从异国他乡跑回来，从达官高位上走下来，从美女金钱里钻出来。因为他们确信，他们的罪行不会被清算，多多表演，还会青史留名。有人或许会质疑，他们不同于战犯，将他们绳之以法有何意义，要记住，红卫兵犯罪是比战犯更为严重的罪行，战犯是在国家利益的名义下，屠杀异族，红卫兵是迫害良民，屠杀国人，灭祖毁文。

耸人听闻的是， 新闻报道：2007年9月，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校长的皇家师大女附中，后来的「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建校“90华诞庆典"，二十一世纪的2007年，评选“知名校友”时，宋彬彬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她为毛泽东佩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也与蒙冤而死的卞仲耘的照片一并刊登在《校史》和《图志》中，让冤死者的家人情何以堪。卞仲耘老师的丈夫王晶垚和子女没有参加宋彬彬等人的道歉见面会。 他们是不敢去“抓凶手”，而只能是面对自己的良知与良心。不知那些在红卫兵暴力中无辜丧命的亡灵以及亲人对此有何感想？是否能满足安心于这样的“道歉”。当时各级领导和各国驻华使节出席，由CCTV新闻主播罗京主持，CCTV全程拍摄，製造光碟出售。宋彬彬很看重自己的符号价值，為了竞选「荣誉校友」，提供了不少私家照片，把革命老母和美国博导都拉来助阵。结果她成了这场闹剧的主角，不但与毛泽东家室同登「荣誉校友」榜，而且风头大大盖住了她们。宋给毛戴红卫兵袖章的照片，戳在校园裡，制在光碟裡，印在纪念册裡，传递了明白无误的资讯。到了国庆日，文革特產样板戏和红色芭蕾纷纷上演。转过年来，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儼然文革捲土重来。唱红高潮的2010年，宋彬彬又递出信号，与当年女附中的冯敬兰、刘进、叶维丽、於羚集体回忆当年红八月，不但把导致卞校长惨死的责任推得一干二净，而且把她和女附中革委会变成了抢救卞校长的义士。回忆座谈记录先发在以研究文革著称的《记忆》网刊「师大女附中文革专辑」上，到了敏感的八月，竟然堂而皇之上了「秉笔直书，以史為鉴」 的《炎黄春秋》。罪犯也要有名气！就可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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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风头！

我们对于宋XX，陈XX，刘XX之类的特权罪犯没有更多的发言权。因为我们不明真相，没有证据。他们的「公开道歉信」是认罪的表现，提供了证据。所以应当予以认可，表示欢迎。道歉信中提到的卞仲耘，胡志涛、刘致平、梅树民、汪玉冰，等受害者的家族亲友才是最有发言权的原告。 但是我们至今听不到他们的声音。為亡妻昭雪奔走48年的王晶垚先生你在哪里？胡秀正、梁希孔、週学敏、赵炳炎、宗传训、王英同、关炳衡、王永海等七位文革死难者的家属你们在哪里？我们对于宋XX，陈XX，刘XX之类的辩白更是毫无兴趣，这是脆弱的灵魂的哀鸣。文革浩劫，不是一句时髦的“Sorry”就能结案的。中共当局对文革的反思与德国人清算纳粹不可比。命案永不逾期，是各国通例。文革数千万人的命案，只能通过反人类罪法庭结案。
     随着海外以及中国民间对文革历史的追忆与研究不断深入，宋彬彬的道歉自然有着不同寻常的积极意义。为自己开脱、辩护也好，至少认了欠人几条命。

有网友将2011年宋彬彬与张玉凤等人举杯为毛泽东冥诞118周年庆祝的照片传送到网上，显示宋彬彬后台强大，人脉通天，不知羞耻，有恃无恐。

卞仲耘惨死了五十多年，时效已过。  这段历史的真相也同样迫切需要已经年事渐高的当事人作证。还原真相的基础那么脆弱，独立可信的证词那么稀少，尊重事实的政治环境遥遥无期。宋彬彬式样道歉，几天之后，中国各大网站此前的详细报道已经无处可寻。平民只能道听途说，不知真相，蒙蔽在势力强大的媒体烟幕中。当局希望，随着时光流逝，文革学生，改革老人相继死去，文革便被遗忘，历史就可封存。

与纳粹战犯一样，红卫兵犯罪也有个体与国家的责任问题。某种的政治环境，某种政治体制会让无数人在纵容、鼓励，命令之下从狂躁走向暴力。是否可以因此免除对个体责任的追究？对个体罪行的宽容是否能避免悲剧重演？回答是“否”

文革酷吏与酷“民”，史无前例！他们是披着人皮的恶狼，心狠手辣，制造恐怖，杀人越多 ，手法越狠，换取政绩，用人血染红顶戴，获得重用，他们犯下的所有罪行全都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他们的罪恶不仅仅因杀人之多，手段之狠，他们对民族精神和个人道德的无形摧残无法估量的。 红卫兵，联动，赤卫队，造反派，专案组，文攻武卫，工宣队，军宣队，应运而生，酷吏结帮，酷“民” 成群，为非作歹，草菅人命。工厂田园，城市乡村，冤狱遍布，磬竹难书。如今，当年酷民，不甘寂寞，接三连二，出来道歉。真是少无良 知，老不要脸！不知人间有无耻二字！对罪恶哪能致歉而止？民怨公愤，何时可雪，国仇家恨，何时可报！卫红之兵，血债累累，活不安生，死不安魂。他们能在光天化日之下杀人，殴打，迫害良民，此等犯罪行为理因受到法律制裁。在中国却并非如此。文革与战争一样是集体犯罪。犹太人被迫害 ，以色列穷追猛打，罪犯个体也难逃罪责。人心大快。文革死了几千万人放了几百万罪犯，结果就是如此。人们 不必大惊小怪，因为酷民与酷吏的领袖，仍旧顶天立地！ 希望某年某月某日有上千万份的海报以天安门黑白照片为背景，贴满北京，上海，南京，大连，广州，纽约，伦敦，巴黎，东京的街头以及橱窗，上面用中文书写着 “迟了，但还不算太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