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出版的《法制晚报》4月10号报道，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通过分析中国近20年发生的1419个腐败案件所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显示，这些案件共涉及九种主要犯罪类型，其中受贿所占比例最高，达42%，且潜伏期最长，平均为4.68年；其次是滥用职权、贪污和玩忽职守，腐败潜伏期平均都在4年以上。官员的行政级别越高，其腐败的潜伏期就越长，部级干部的贪腐问题，需要近10年的时间才会被揭露查处。在政府各部门中，工商、税务、质检等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腐败潜伏时间最长，平均潜伏期6.13年以上。

报道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认为，中国官场腐败犯罪之所以能潜伏是因为，目前中国公务员法中涉及公职人员职务行为的规定比较笼统，可操作性差。杜治洲建议，中国在公职人员行为规范立法方面，借鉴美国和新加坡的做法，并应该抓紧制定《监督法》、《反腐败法》等专项法律。

在美国的中文网刊《中国事务》主编伍凡对此评论说：

“我感觉他完全从技术层面上去讨论问题，而不是从制度层面上。所谓制度层面，就是产生腐败的根源是什么，谁来保护他们？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财产公开的阳光法，最高层讨论了20多年了，迟迟不能决定。如果制度层面，最高层的官员都不能带头去限制、制止、防止贪污腐败的话，下面再搞多少技术层面的措施，都毫无用处。”

现在北京的维权人士胡佳近年来多次呼吁官员公示财产。对于中国官场日益严重的贪腐问题，胡佳分析说：

“中国贪腐的真正的根源是这个不民主的体制，缺乏监督的体制。没有民选的政府，他当然会独断专行。权力体系缺乏监督，不仅整个共产党的党团系统会肆意妄为，各级政府机关会肆意妄为，就是普通官员，上至国家主席习近平，下至村委书记，都可以当土皇上，都可以掌握财务、行政权力，甚至生杀大权。政府不是民选的，你没有选择的权力，只能受他钳制，他可以对你任意的予取予夺，这也是造成腐败的根源。”

报道说，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还建议，中国从三方面健全腐败发现机制：一是，提高反腐职能部门对腐败行为的发现率，主动出击，在日常时时监督官员行为，寻找犯罪线索。二是，优化腐败发现机制的社会环境，培养公务人员的公开行政意识，逐步实现除了国家机密和工作秘密之外的政务全面公开。三是，完善腐败发现的相关配套制度，例如财产申报制度、存款实名制度、会计委派制度等。

胡佳对此评论说：

“2012年12月9号，国际反腐日的时候，我和丁家喜、赵常青、许志永发起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行动。你看共产党如何对待要求官员财产公示的公民？无非是把他们送进监狱，或者不停的恐吓、限制。你能感到他们的反腐力度是真心的吗？一个拒绝他律的集团，是绝对不可能做到自律的。”

胡佳指出，中国官员的贪腐成本太低，很多贪官即使被判刑，他们在狱中也受到优待，出狱后依然可以和家人享受荣华富贵。

“在我原来服刑的北京市监狱，有一支特管队，里边大概有100多人，全是职务犯罪的腐败官员。哪怕在监狱里面，腐败官员也都有特权，享受的待遇，跟我们这些政治犯或者一般的刑事犯不同。我发现这些腐败官员，他们在一起，永远在交流隐匿财产的方式，在夸耀自己被查出来的财产只是自己贪污的一小部分。有些人还拍着胸脯说，虽然自己做裸官，做出了这种牺牲，但能让整个家族的人在海外过宝岛仙山的生活。”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廉洁研究与教育中心发布的报告显示，中国腐败案发较为密集的领域是：医疗、教育、建筑、执法、交通领域以及综合决策部门。其中综合决策部门的腐败案发率高达21%，为各部门之首。报告还显示，中国贪官的腐败方式主要分货币方式、非货币方式和货币非货币混合方式三种。货币方式占51%。不过目前中国贪官的腐败手法不断翻新，早期大量存在的赤裸裸的给付金钱、权钱直接交易的腐败行为越来越多地被一些新手法取代，更难查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