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文革纪念日。中国本土对此不防，境外媒体也无关注。
6月4日，25年来举世关注，呼声高涨，境外尤其轰轰烈烈。
文革灾难巨大，惨烈无比，对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的蔑视，空前绝后。毛泽东的两个接班人都死得尸骨无存，被迫害致死的“阶级敌人”更难以计数，群体性大屠杀，恐怖残忍。
数十天的“六四”成了压倒了十多年的文革，数千北京学生超越了亿万中国人民。
“六四”二十五年的今天，经过文革苦难的我不能不又想起遇罗克之死。他不是毛泽东的“战友”，不是武斗中的造反派，也不是战战兢兢、努力自我改造的顺民，而是罕见的反抗暴政的先觉者。在“阶级歧视”加“红色恐怖万岁！”时代里，他是第一位反抗身份歧视和呼唤人权的斗士；在造反派们大都以“反潮流”相标榜的时代，他才是真正的“反潮流”者——只身一人反对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歧视大潮流。故而，他才成为因反潮流而献出年轻生命的大英雄。
文革初期，当高干子弟组成的红卫兵高喊着横行京城之时，遇罗克写出了中共执政后的”人权宣言”——《出身论》，与权贵子弟提倡的“血统论”恰好针锋相对。他那么早就看出“身份政治”对人的歧视和残害，揭示出“身份歧视”背后的“阶级灭绝”；他刺穿了“物质上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的“丑恶的灵魂”，揭示了毛时代所谓“平等”不过是幻象而已。
1949年后的中国，有太多的人及其家庭受到“身份政治”的歧视和迫害，只要出身于“政治贱民”的家庭，平日里事事受歧视，运动一来，人人得以弃之、诛之。无论怎样驯顺听话和努力改造，最终也抹不去先天的“红字”。只因遇罗克的父母曾在日本留学，一家就必须忍受身份政治之害，“三、五反”父亲被莫名其妙地抓起来，反右时即使不说话、不表态也是“右派”，遇罗克上不了高中，遇罗文考不上大学。
遇罗克对“血统论”的批判和对权利平等的呼唤，既来自家的切身遭遇，也是为那些饱受身份政治歧视的黑五类及其子女争取尊严，为那些死于阶级灭绝下的亡灵大声鸣冤。所以，遇罗克主办的《中学文革报》，才能在一夜之间风靡全国，人们如饥如渴地争读《出身论》，排起长队购买《中学文革报》，全国各地的读者纷纷写信给遇罗克，他接到的读者来信之多，高达每天都有几千封，甚至令邮递员不堪重负，只好让遇罗克派人去邮局取信。
然而，遇罗克的声音仅存在了一年，之后就消失。1967年4月14日，文革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文革小组”把《出身论》宣判为大毒草；1968年1月5日，遇罗克被捕，罪名是“大造反革命舆论”、“思想反动透顶”、“扬言要暗杀”、“组织反革命小集团”等。1970年3月5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遇罗克作为“现行反革命”受到公审，在震天的声讨中被判处死刑，之后被枪决，年仅二十七岁。
与此同时，遇罗克一家六口人，除小弟之外，其他五人全都遭难，就连大弟遇罗文和妹妹遇罗锦也被送进了监狱。
尽管在表面上，官方已经于1980年为遇罗克平反，但是，他的亡灵仍然在泣血。因爲某些老红卫兵，至今仍然深切怀念毛泽东时代；身份政治的极端化标志“血统论”，其阴魂仍然徘徊不去。
遇罗克看到了“血统论”的背后是“阶级论”，阶级论为血统论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而公开揭破这个谜底的恰恰是那些急欲掌权的“高干子弟”。虽然，今天大陆没有几个人再谈“血统论”了，社会的用人标准也逐步由“身份标准”向“成就标准”过渡。但是，一批批新老太子党在政坛和商界不断崛起的事实告诉我们：遇罗克所批判的血统论和身份政治从来没有真正消失过！
众所周知，“血统论”之所以在文革中大行其道，除了毛泽东政权长期实施阶级歧视的官方政策之外，最直接的原因是文革初期红卫兵们的大力鼓噪。而“血统论”的阴魂不散，也可以从当年造反派的全无心肝中看出：那些当年大肆鼓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的老红卫兵们，直到遇罗克冤死了四十四年后的今天，仍然没有什麽人站出来，向遇罗克的冤魂表示哪怕是一丝歉意。严格地讲，血统论的制造者是杀害遇罗克的同谋，即便不负刑事罪责，起码应该负道义上的罪责。遇家在文革中就有五人遭受了牢狱之灾。而平反后，这个失去儿子的家，基本没有得到物质上的补偿。提倡“血统论”的老红卫兵们仍然是冷血的不思悔愧！“血统论”的最著名鼓吹者是当时的大学生谭立夫。而文革结束后，改名换姓的谭立夫继续风光，当上了中共高官——故宫博物院的党委书记。据说他也写了回忆录，非但没有自省和愧疚，反而继续炫耀文革辉煌。1966年6月中，我所在上海市延安中学，由少将之子熊鲁平引进的北京红卫兵燃起“血统论”邪火，“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浑蛋” 的口号经工人子弟胡顺路之手写在两块大黑板上，竖立在校门口。我勃然大怒，在校园内连夜举行与北京红卫兵的公开辩论大会，校门敞开，工人，干部群众蜂拥而入，义正词严，把十几个北京红卫兵批剥得体无完肤，慌忙出逃，躲进熊府。后来又上北京欲找谭立夫辩论。现在想来，自觉幸运，未遭无妄之灾。在遇罗克的伟大形象面前，我显得那么渺小。
“六四”的意义与文革无可比拟。中国当局不怕“ 5 16”，却对“六四”深恐不已。海外媒体，大国政要纪念“六四”二十五年，忘却“ 5 16”，数十年。
这个奇特的政治态度与历史现象，难道是合符逻辑，不值得人们深思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