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沒有貧民窟，但是它制造了農民工這樣一個龐大的群體，這是一個高度具有中國特色的現象。很多人認爲“農民工”這個詞帶有歧視的意味，但對于農民工本人來說，傷害主要不是來自這個稱呼，而是它背後的“制度設計”。取消農民工的制度設計，需要一個城市地方政府做試點，然後到全國，最終的解決需要到國家層面。

“農民工問題”及其根源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解決新生代農民工問題。這是農民工引起中央政府、社會各界、新聞界高度關注的一個标志性的時間點。

什麽是“農民工問題”?2006年，筆者到東莞去做調研，在東莞投資辦廠很多年的老闆說：“現在的農民工出了很多問題。以前的農民工吃苦耐勞，好管理，現在的農民工情緒化，不好管理，經常跳槽。”這是其一。其二，“農民工問題”還表現爲一些農民工的個體行爲累積而導緻的嚴重社會問題，比如富士康連環跳事件;還有最近幾年經常報道的一些暴力事件,如農民工制造一些爆炸事件來傷害他人等等。一個是向内自我毀滅，一個是向外傷害他人，這些都是個體行爲，但累積而導緻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其三，就是被一些科學研究所證實的農民工的心理健康問題。即有研究發現，農民工在各項心理健康因子上，陽性項目數據總和高于全國成人常模，而導緻這一問題的主要原因是強迫、人際關系敏感、偏執、抑郁、敵對等。

那麽，這些問題是怎麽産生的?它的根源何在?筆者認爲，直觀來講，首先要從“農民工”這個詞來進行分析。“農民工”這個詞最早出現于上世紀80年代中期，很多人認爲這個詞帶有歧視的意味，但對于農民工本人來說，傷害主要不是來自農民工這個稱呼，而是它背後的“制度設計”。

工業化催生農民由農村向城市的流動大潮，這不是中國的特色，世界範圍内莫不如此，早期的英國、美國，後來的拉美、東亞四小龍都是這樣。中國的特殊之處在于，這個過程沒有完成：大量的農民從農村進入到城市，職業上發生了轉換，可是他們沒有獲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保障，他們成了“農民工”。這個過程中農民工被置于一個擺脫不了的困境中：勞動力的生産和再生産發生了空間上的分離，也就是說他們的勞動力被城市雇主使用，可是他們的勞動力的再生産(即勞動力維持和更新)是和城市分離的，很大一部分要依賴農村。在這個意義上講，城市化和工業化是高度分離的。

農民工這一“制度設計”來源于計劃經濟時代我國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改革開放之後，随着外資進入中國投資辦廠，勞動力的需求大增，在這個情況下國家放松了戶口管制，允許農民工進城打工。雖然放松了對勞動力流動的管制，卻沒有徹底地廢除戶籍制度。

我們經常說中國的城市沒有貧民窟，咋一聽有道理，可是我們有工廠宿舍，大量的農民工是在宿舍裏面住的。宿舍并不是一個完整的生活空間，它僅僅是一個勞動力最簡單再生産的場所，不要說不具備爲農民工提供家庭生活的條件，即便是滿足一個人完整的生活需求都有困難，就是一個睡覺的地方。

在北京、上海這樣的城市，制造業不如商業服務業發達，農民工大多不住在工廠宿舍，而是住在城中村(或城鄉接合部)。這些地方本是大城市的農村地區，它們之所以成爲農民工集聚地，并不是城市政府的有意安排，而是當地農民出租房屋的市場需求與農民工在城市中的居住需求自然結合的産物。與工廠宿舍相比，城中村能夠爲農民工的生活需求提供更多滿足，譬如很多城中村裏的農民工可以維持家庭生活，但是他們仍然過的是一種簡化、壓縮的生活。

已經進入城市的農民工，尤其是新生代農民工是不會輕易地離開城市的，因爲他們的生計和生活目标就在這裏，可是今天的城中村整治方式完全無視他們的居住需求。如果這種方式繼續，惡果将無法避免。

新生代農民工使得農民工問題更加突出

最近這些年，農民工問題變得更加突出，一個最大的變化是，農民工這樣一個“制度設計”遭遇了新生代農民工。過去的農民工制度設計也給第一代農民工帶來了很大的傷害，但是新生代農民工的出現，以及他們的一些新特點，使得這樣的制度設計在新生代農民工中難以維系。

第一代農民工進城打工，很多是抱着掙錢回去建設美好的農村生活這樣一個目的。打工是一種工具，是爲了回家蓋房子、結婚、養育子女。新生代農民工則不同，他們出生在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是一個物質生活水平相對豐裕，受教育水平普遍提高的年代。他們屬于“無土”一代，在他們的名下，大多數人都沒有分到土地，很多人沒有農業的生産技能和經驗。在他們成長過程中，城市早就通過電視等大袀髅秸宫F在他們的眼前，并成爲他們的生活目标和夢想。對于新生代農民工中的很多人來說，自他們走出家門的那一刻起，就沒有像其父輩那樣想再回家做農民。就此而言，他們是踏上了一條進城打工的不歸之路。但是打工的微薄收入根本沒有可能通向城市生活。新生代農民工在城市裏居留的時間越長，就越發看不到在城市長久生活的可能性。在這樣的情況下，打工的意義忽然坍塌，打工就成了“漂在當下”、“活在當下”的一種方式，而不能通向任何一個長遠的生活目标。

前進之路已經堵死，後退之路早已關閉，身陷這種處境中的新生代農民工在身份認同方面出現了嚴重危機，由此帶來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緒乃至行爲問題。這正是我們從富士康員工走上“不歸路”背後看到的深層的社會性和結構性原因。

今天我們看到的是沒有希望、進退兩難的新生代農民工，身陷這一困境中的新生代農民工遇到了嚴重的身份認同危機：當他們走向打工之路以後都面臨一個建立新的身份認同的曆程，這個曆程的第一步是從自我否定開始，否定自己的農民身份，在穿衣戴帽、行爲舉止等各個方面努力地劃清與農民的界限，然而否定之後的新生代農民工卻沒有辦法在城市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沒有辦法形成新的身份認同。“我是誰”的問題實際上困擾着并影響新生代農民工的打工行爲，我們常聽到工廠老闆抱怨這一代人不好管、情緒化、動辄辭工、沒有人生規劃等等，其實這些問題都和認同危機聯系在一起。在這樣一種生存困境和認同危機之下，我們發現，在新生代農民工中間，“不爽”正成爲一種彌散性的情緒，侵入骨髓，揮之不去。

農民工問題如何解決

有人認爲農民工問題是由于農民工的教育和技能等造成的，通過培訓就可以解決。不可否認，爲農民工提供培訓，提高他們的文化水平和職業技能，對特定的人群意義較大。可是，培訓如果不能連同回應結構性的問題是不能根本解決農民工問題的。還有人認爲農民工的問題是城市根本不能容納這麽多農民工。當然，城市的容納能力不是無限的，但是用這種方式來取消對農民工問題更深一步的思考和取消農民工問題的政策倡導，完全是一個障眼法。

新生代農民工希望在城市生活，這是一種非常基本的訴求，也是一種非常合情合理的訴求。新生代農民工問題的解決就一個方向——“消滅農民工”，讓廣大在城市有穩定生計的人在城市長久生活下來。具體而言則涉及兩方面責任：一是企業責任，給勞動者一份有尊嚴的工資，爲勞動者過上正常的、有尊嚴的生活創造基礎的物質條件，讓農民工成爲真正的“企業公民”。二是政府責任，農民工在城市中安家生活，碰到的最大障礙是住房、子女教育和醫療等問題，城市政府應拿出切實的舉措，爲農民工融入、紮根城市創造條件，讓他們成爲真正的“社區公民”，分享他們親手創造的經濟發展的成果。

現在有些地方在實行城鄉統籌，取消戶籍制度等的改革，但需要警惕的是，其中有些舉措正在變成對農村新一輪的掠奪和剝奪。比如說有的地方打着城鄉統籌發展，發展新農村等等旗号，其實是看中了農村的土地，而對于失地農民的住房、教育、醫療問題并沒有提供解決方案。戶籍制度改革，不是簡單地廢除一張紙就能解決的。現在很多争論在談農民進城後農村的土地怎麽辦的問題，筆者認爲，即使是農民工進城，家鄉的土地也應該是在農村社區裏面進行再分配，這樣可以緩解農村裏人口和土地之間的緊張關系。

新生代農民工是回不去的，你問他願不願意回去種地，恢複農業生産，多數農民工不願意，他甚至連家裏幾塊地在哪裏都沒有概念。有些農民工會說自己幹一段時間，掙點錢回家，即使回家，很多是回到鄉鎮或者縣城，從事一些非農的行業。但實際上，今天的商業空間更多是被大資本所壟斷的，小的個體戶、小的商業從創立到生存的空間已經越來越小了，所以這個進程可能也很難改變。

許多發達國家的經驗顯示，他們在發展到我們今天這個階段，外來工進入城市之後，住房基本上都是通過城市政府集體提供的，再結合市場化的方式。香港差不多60%的人口是居住在廉租房裏面，新加坡提供類似于公租房和廉租房的人口比例也與此相當。農民工在一個地方工作，貢獻稅收，城市政府應該考慮他們的居住問題。農民工要有這種意識，在所工作的地方生活，這本身就是一個不能被剝奪的權利，這一點首先要讓他們意識到。在這之上還需要連接的工作，其中很重要的連接就是政府和當事人，怎麽把當事人的問題轉化爲政府要解決的問題很重要。

(作者爲北京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