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具体是由哪些群体构成?如果给他们描画一幅社会学肖像，那会是什么?他们又通过哪些社会机制，来影响社会接下来的走向?

阶层构成

当前处于阶层结构下层的职业群体大致包括如下这些(我不把处于最底层的人们，比如丧失劳动能力的低保户包括在内)。

农民。在城乡二元制度将彻底终结的背景下，这里的农民已不是指户籍、身份意义上的农民，而是职业意义上的农民。当前，老人、妇女已是农业生产的主力，但 仍有相当一部分中年，乃至青年人因各种原因从事农业或与之相关的经济活动。由于农业剩余较少，纯粹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农民很难再“发家致富”，反而容易因 自然灾害、价格波动以及家庭重大变故等原因陷入困境。

农民工。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城市出卖劳动力，他们或是私营企业的产业工人，或是低端服务业的员工，工作强度高、生活条件差，没有多少社会保障，很难有上升空间。这是一群数量庞大，生活境遇较差的下层群体。

流动摊贩。这部分群体相当大部分来自于农民工群体，还有一部分来自于城市贫民(如下岗工人、残疾人)。他们所从事的营生几乎不需要技术、资金积累，入行 门槛低，但绝大多数流动摊贩是非法的，是城市管理部门的整治对象，从业风险较高。对大多数流动摊贩而言，这种营生等同于“打工”，只是图个“自由”便于照 顾家庭。

自雇经营者。这部分群体的境遇要比流动摊贩和农民工稍好一些，基本上依靠自身和家庭的劳动力组织经营，绝大多数还有一定的技 艺。出租车司机、夫妻店主、菜场小贩等都属于此类。自雇经营者有一定的积蓄，不足以在大城市立足，但通过努力可以在二三线城市立足，他们可以做到不被迫返 乡。

半正式行政人员。这个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容易为人忽视，但在当前的下层群体中却极为重要。绝大多数城市基层部门都会为辖区的城市贫 民提供“公益性岗位”，比如环卫工、城管、社区管理人员、保安、辅警，通过社会招聘，一些农民工也进入了这个行业。半正式行政工作强度大、收入却不高，有 一定的劳动保障，但风险较高，社会声誉也不好。

综合而言，下层群体所从事的职业较为庞杂，但其生活境遇都比较差：工作强度大、工资不高、社会保障少、工作风险高，向上流动的机会不多，却很容易跌入社会最底层。

流动机制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社会下层构成的变化，是托了社会流动机制的福。

当前，阶层的社会流动机制已有市场机制主导，身份制的作用大大降低，这使得下层群体与其他阶层间的流动有了更多的渠道。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改革开放 前，国家通过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上排除了普通农民社会流动的可能;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社会流动渠道大大拓宽，再加上新开辟的渠道，下层群体的社会流动机 会大大增加。

空间流动。物理空间的自由开放是社会流动的前提，在城乡二元结构下，城市与乡村是相互区隔的两个空间，从乡村到城市的人口 流动被限制在极小范围内。改革开放后的“打工潮”，在事实上破除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区隔，这也意味着下层群体将与中产阶层、社会上层共处一个物理空间。

职业流动。当前，职业已是阶层划分的主要标准。客观上，特定的职业与获得财富、权力和声望的多少有直接关系，因此，职业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主要表现。曾经 作为下层的农民，已不仅仅从事农业生产，其职业流动可能是横向的，如在农民工与农民之间流动，并没有脱离下层。但是，也有少部分人实现了阶层的纵向流动。

空间流动和职业流动的开放，意味着社会流动机制的改变。

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是化解下层社会怨气的根本手段，但同时也意味着主流社会空间将面临巨大的风险。尤其是在身份制并未完全消除的今天，稍有不慎，来自下层的政治风险就会随之而来。

暴力逻辑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下层社会的生存世界，是如何影响他们的社会行动的。

下层社会被其所依存的日常生活世界所限制，他们受制于现代社会的压力计算体系，无法从各个层面设计自己的人生;较差的生活境遇，迫使他们只能专注于维持基本的生存需求。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从事的并不是具有技术、市场优势的职业，这注定了他们长期处于“水深齐颈”的状况中，哪怕碰到一点挫折也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以农为生的农民，由于农业利润较少，使得其抗风险能力较差，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都容易使其生活陷入困境;一旦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很容易迫使其陷入生 活绝境，成为最底层的社会救助对象。在城市小工厂打工的农民工，由于社会保障不健全、城市生活成本高等原因，也很难有积蓄;一旦出现经济危机，或年龄过大 无法从事体力劳动，就将被迫返乡。那些在城市街头巷尾开摩的、摆流动摊、经营小店铺的各种职业人群，其营生可能就是非法的，随时都有可能被取缔。

因此，在他们的压力计算体系中，最重要的是维持生计，而非谋求更为舒适的生活，更不用说获取较为平等的政治地位。在这个意义上，其行为逻辑天然具有保守 性，只要能有基本的营生条件，他们就容易安于现状;但是，如果这些条件不具备，由权力所掌控的再分配资源又无法惠及他们时，他们则可能破釜沉舟，冲击既有 的社会秩序。

当下层群体从村庄、单位制中流动出来时，每个个体都被淹没在市场经济大潮中，他们之间很难形成明确的阶层意识。长期以来， 村落共同体和单位制的核心机制是庇护主义的，因此，从这里产生的观念并不具有改造公共政治的动力。当农民工、下岗工人、流动摊贩等从不同的村庄、单位流入 城市时，他们所秉持的仍然是庇护主义的意识形态，尽力将自己纳入亲人、同乡、朋友等构成的社会网络中。这种通过私人关系形成的庇护网络，并不具备组织能 力，也没有超越特定群体的阶层意识，因此，即便是事实上存在集体行动，也很难说具有公共性。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下层就不会去影响公共政治。只不过，影响的方式和中、上阶层不一样而已。

在个体面前，政府过于强大，没有哪一个处于下层的人会主动挑战政府权力，“下层政治”的基本面是逃避而非抗争。问题是，一旦政府过于漠视“下层”，他们 唯一的讨价还价方式是暴力。最近十多年来，在城市治理、征地拆迁等领域不断发生的暴力事件，包括在信访治理中暴力化倾向不断加强，表明暴力已经成为社会议 价系统的一部分。由此，当下层与政府打交道时，即便双方都不愿意制造恶性事件，也倾向于通过暴力胁迫对方。

当暴力成为社会议价系统的重要砝码时，社会运行机制随之改变。

怎么办?

在改革开放前的阶层结构中，阶层之间的等级秩序是通过空间区隔来实现的，这便是城乡二元结构。但社会演化到现在，阶层结构已不再建立在空间区隔的基础上。大家已经直接暴露在对方的面前。

这个时候，该如何对待下层?

我想说，当前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以及城乡统筹政策，可能没有注意到，将有限的资源用于投资，并鼓励农民，包括农民工将有限的剩余用于城市买房定居，表面上 看是进一步让城市和农村一体化，却有可能在固化下层结构。因为，当前下层群体是基于职业选择，只要其仍然从事高风险、低收益的职业，哪怕真正实现了城市定 居，也仍是下层。

就是说，国家应该提升社会下层在制度中的地位，在国民权利、公共服务上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从而提升下层社会在市场中的地位，从而，不再是在同一个社会空间中，维持下层人数越来越庞大的刚性阶层结构，而是最大限度地提升下层，至少改善他们的阶层处境。

完善再分配体系的关键还要让下层有出路。给下层出路不仅仅是要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生活失败者不至于陷入绝境，还要保障阶层流动的畅通。因此，在 社会政策的制定上，应该避免把下层固定在特定的城市空间。比如，应当采取措施避免保障房、公租房、城中村、棚户区等下层甚至底层聚居地成为城市边缘空间。

下层重构新的社会格局

我们已经告别“摸着石头过河”，正走在“中国道路”上。“中国梦”似乎在不太远的地方招手。

这条路充满挑战，不安全感如影随形。对于官方来说，特别要防御一些可以想象到，或本来就在想象之中的“安全事故”的发生。

有一个挑战如期而至。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要取消农业和非农业户口的区分。这将终结中国几十年的城乡隔离。在城镇化、维持经济增长这两个背景下，中国的社会格局在经过了改革开放30多年后，第一次加速度地进行重构。

在社会分层中，属于下层社会的人群，将从制度和市场的边缘地带，被全方位地嵌进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中，黑压压的社会下层将和社会中层、上层共处于一个社会空间，这个空间已经有富人区、中产阶层小区，但不知会不会有贫民窟。

下层社会总是让人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当新的社会格局正在形成，他们会有什么变化呢?对中国的走向又会产生何种影响?

谁是社会下层?

社会分层是一种客观存在。任何一个社会，从阶层上来说，总存在一个“上层-中层-下层”的结构，每个人在这个结构中，有一个属于他的“社会位置”，从中得到或失去，成功或失败，幸运或倒霉。

这个结构一定是不平等的，但不一定不公平。我们可以对阶层的世袭表示极大的愤慨，也可以指责官员、富人的子女在教育和机会上，利用其地位优势占了便宜，但如果一个人是通过努力奋斗攀爬到了社会上层，我们对此还能说什么呢?

包括马克思在内的社会分层大师们都会有这样的思路：当我们说到某一个阶层的时候，要问一问的就是：他们是些什么人，在这个社会中有，或没有什么?因为正是他们有了什么，或没有什么，才如此这般。

关于中产阶层已经有太多的研究。他们是很多群体的集合：公司白领、公务员、事业单位职工、各种中小企业老板、企业管理人员，等等。虽然在经济上，中产早 有“下层化”的迹象，但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仍是中层。一个公务员、一个公司白领，从骨子里就不会把自己和农民工认同为同一个阶层。他们也不是一伙的。

社会下层呢?他们是谁?

在各种话语中，人们习惯了把中产阶层以下的某些群体称之为“底层”。但这个概念并不是社会分层意义上的，而是在隐含价值取向的前提下，指的社会处境。人们的处境值得同情。但用“社会下层”这个概念更能描画出一幅准确的社会学肖像。

下层社会从概括上，起码囊括了这些人：农民、新生代产业工人、“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员工(比如超市普通员工)、拥有城市户籍的贫民(家庭收入低于所在 城市平均水平，需要购买或租住保障房)、非垄断国有企业的普通员工、低保户、小贩、下岗工人、流浪汉、被遗弃的老人和孩子、城中村或城乡结合部的小混混、 站街失足女……相对于社会中层、上层来说，社会下层的群体、阶层构成要庞杂得多。他们共同的特征是无权、无余钱、无高学历。换言之，在中国，权力群体、资 本群体、知识群体，在阶层地位上，混得最惨至少都是中产阶层。

《南风窗》记者不打算讨论处于社会灰色地带的边缘群体，比如小混混、失足 女。另外，也不把目光放在下岗工人、低保户身上—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他们或是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或对社会结构没有什么冲击。至于被遗弃的老人和孩 子，则已经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对接下来的社会走向完全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关注的，是构成庞大的下层社会，在制度和市场上都处于较低地 位的各个阶层、群体，诸如上面所说的农民、新生代产业工人、城市贫民、“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员工、非垄断国企普通员工。他们是这个社会创造财富的阶层， 而非寄生阶层。这是中国人数最多的社会层级，当他们被整合进“上层-中层-下层”的阶层结构，进入主流社会空间，新的问题就来了。

一个 社会要维持它的秩序，尤其是，国家权力要维持它对社会的治理秩序，必然要进行社会控制。而社会控制的“重中之重”就是对下层社会的控制、防御。当在制度 上、社会空间上、经济结构上消除了对下层社会的区隔，社会下层和中层、上层在同一个社会空间里“相遇”时，如何确保他们不冲击到既有的社会秩序、治理秩序 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思路：在经济结构上容纳社会下层(因为已经离不开他们，也不能让他们游离于经济结构之外成为流民)，尽可能改善他们的阶层处境，同时，大力传播主流价值观，使他们能够形成牢固的政治认同。这是一个具有远见的战略。

但并不能排除别的可能性发生。搞得好，中国新的社会格局的重构会非常顺利;搞得一般般，下层社会中的原子化个体，仍然会按照他们的行为逻辑行事，但冲击到的，正如今天一样，并非国家权力。搞得不好，社会下层可能会和别的阶层一起，成为冲击秩序的强大力量。

可能的“内爆”?

在历史上，中国发生过的农民起义都有一个特征：是一帮被甩到社会结构边缘或之外，被从经济结构中剥离的人干的;同时，这帮人并没有大规模地进入主流的社会空间。

但现在明显不一样了。在网络上，经常可以见到北京、上海等地“土著”的排外声音，他们所讨厌的“低素质外地人”，更多的是社会下层。但很遗憾，小到每个 城市社会，大到中国的经济—从而也是社会和政治—能够正常运转，已经离不开这些人了。他们不仅不再离开，而且还会作为一股不知道是福是祸的力量存在。

我们来看一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上层-中层-下层”的阶层结构在社会空间里是如何演变的。

 

1958年，中国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形成。城市和农村形成两个相对独立的社会，同时又都被国家权力强有力地控制。在城市内部，社会下层或者有社会保障的 安全网，或者被全方位地纳入防御的网络里。所以在那个时候，他们虽然人数极其庞大，但和中层、上层有着制度和地理上的隔离，大家并不共处同一个社会空间， 无论在社会下层那儿发生什么，对中层、上层都影响不大。换句话说，他们的命运，并不能影响到别人的命运。

改革开放后，这一制度和地理上的隔离被打破，允许农民出来打工了，城市里的社会下层，也可以做生意了。这一社会流动开启了中国阶层结构的局部洗牌，在制度分配资源的同时，市场也有了分配资源的强大功能。

但直到“80后”成为打工主力之前，社会下层进入主流的社会空间仍然是零星的，多是做保姆的进入，绝大多数人只能待在工厂区，工地里，同时，还要遭受暂 住证的盘查，倒霉的话还会被收容遣送。就是说，主流社会对于社会下层高度防御，虽然把他们视为经济发展的原材料，但在社会结构上仍然是排斥的。而即使他们 支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也只是一堆可以随时更换的零件，城市并没有预留他们的位置。

当“80后”成为打工主力，时间已经进入了21世纪。他们带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此进入了城市的主流社会空间，不仅大规模地进工厂，还大规模地进入服务业;不仅住在工厂区，还住在城中村或集体宿舍。他们的生活和城市市民有了更多的交集。

沿着这一路径，“90后”又推进了一步，无法回到农村的他们，把自己粘连进了城市社会的肌体里。同时，中国的社会格局开始变成了这样：人口大量向城市集 中，很多人通过买房而在市场的意义上“市民化”，社会各阶层共处于同一个社会空间，同坐一辆车，一同走在大街上，甚至一起住在某些小区里。可以说，除了制 度还在设置种种壁垒进行排斥外，社会下层已经不是主流社会的过客了。社会的阶层结构，不再像过去那样分布于相对独立的社会空间，而是在同一个空间里，并且 阶层构成悄然发生变化：现在的中产阶层不再是过去的中产阶层，现在的“外来务工人员”，也不再是过去的农民工了。

当社会、经济演化到了 这样的阶段，意味着什么呢?中国需要对各阶层进行社会整合，城镇化的推出、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收入分配改革的实施，是社会演化符合逻辑的结果。只有把社 会下层视为享有平等权利的国民，改善他们的阶层处境，在阶层地位上把更多人往上提升，中国才可能在社会格局重构后脱胎换骨。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风险： 如果有什么乱子的话，那么，不再像过去那样了，而是从社会结构的内部冲击的，是一种“内爆”，换言之，是“社会”烂了后再冲击其他—这无形中放大了杀伤 力，但愿它不要超出我们的想象。

陌生的行为逻辑

这涉及社会下层的认知世界和行为逻辑。在某些条件中，他们会干些什么?又不会去干些什么?

作为社会“内爆”的一种初步症状，社会下层的失意者烧公交车、在大街上砍人，让很多人在愤怒的同时也难以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去伤害无辜者?常理根本无法解释。

个体行为如此，可能的大规模群体行动，恐怕也是。

社会下层作为抽象的庞大群体，原子化则渺如尘埃，聚合为心理群体、组织群体则具有改造世界的惊人能量。在中产阶层社会(比如欧美、东亚的发达国家)，由 于是中产阶层人数最多，社会下层对政治结构、社会走向的影响相对有限，但是，在发展中国家，在20世纪中期前，社会下层一直是重点被防御、被同情、被利 用，当然也是被研究的对象。

最起码，现在中国的中上层精英对社会下层有两种典型反应。它们既来自于“阶层偏见”，也来自于此前的一些研究，比如来自于马克思主义，来自于法国政治心理学家勒庞，来自于柏拉图，等等，还来自于现代的反民主“传统”。

其中一种反应是把社会下层视为同情的对象，他们生活艰难，被压榨，被羞辱。因为这种处境，他们的存在就是一种道德资源。他们要改变自己的阶层命运，必须通过有组织的抗争。但是，这一反应预设，社会下层缺乏自组织能力，需要有精英的参与和引导。

还有一种反应是把社会下层视为防御的对象，他们懒惰、愚昧、倾向于暴力，是“乌合之众”，是“民粹主义政治”的群体基础，最想干的事情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种反应有一点殊途同归：都不认为社会下层可以理性地自我决定自己的命运。这是精英的思维。

不能说它们在事实判断的意义上是错的。但是，它们对现在中国社会下层的行为逻辑没有什么解释力。时代、社会背景、人群，都不一样了，把社会下层视为“革命群众”和“暴民”在判断上都是错的。事实是，他们作为一堆社会原子，已经不具有传统的那种行为逻辑。

有几个特征决定了这一点。

社会下层进入主流的社会空间，是没有“根”的，因此高度原子化，缺乏阶层认同，感觉到渺小和无力。他们眼中的世界，更多只是经验中的世界，而不是社会中 层、上层眼中的世界，他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主要是和能够接触到的人的关系。他们对世界所做出的反应是无序的，更多具有心理反应的特征，或者忍着，或者要 爆发，追求的也只是短暂的、无特定目标的发泄。

换句话说，这帮人即使要冲击社会，心理上也是针对“所有人”，而在实际上，针对的只是那些和他在生活空间上有交集的人，而不是“秩序”这么一个东西。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下层不像中产阶层和社会上层是理性和利益动物，而更多是一种心理动物。

另外，他们进入主流的社会空间，是依附于市场而进入的，早接受了市场所玩的那一套，并被嵌进了社会利益食物链和心理食物链的较低位置里。这一套东西和 “打土豪分田地”的那一套有着巨大的差别。他们从骨子里就渴望自己能够往上攀爬，但采用的并不是“推倒重来”的方式。即使他们深度受挫，压抑和怨恨，从而 和富人之类的人有对立和冲突，也只是社会意义上而不是阶层意义上的对立，是混乱、无序的社会冲突而不是针对性强的阶层冲突。他们既不按前面所说的第二种反 应所害怕的方向走，也不是第一种反应所想象的那样。

社会下层长期游离于政治结构之外，也影响到他们的行为逻辑：对社会事件有兴趣，而对 制度并无热情。其对政治的影响，不像中产阶层那样通过观念、理性的行为直接指向制度和政策。他们唯一的影响力只是肉身，是通过“社会影响”来影响政治。在 社会下层面前，“社会”总是要先挡子弹的。

黄纪苏：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

下层是个结构性的概念，没有上层、中层，也就无所谓下层，反过来说也一样，没有下层，上层、中层也就不成为上层、中层。不平等的社会结构呈现金字塔状，但 社会结构又不同于金字塔的静态，它是动态的，上下之间处于持续的相互塑造过程中。思考不平等的社会格局，核心的问题是上、中、下的结构性关系中上层与下层 的关系。

改革在深化，利益格局在调整，不同社会层级之间的关系也在演化中。当前的格局是不稳定的，这是共识，下一步向何方迈出，取决于上层和下层如何在相互关系中看待自己和对方。

就相关问题，本刊记者对学者黄纪苏先生进行了访谈。

阶层分野一路走来

《南风窗》：今天的中国，不平等的程度已经很高了，差不多到了临界点。回看历史长河，社会处于不平等格局的时间更长，仿佛这才是常态。你怎么看?

黄纪苏：平等和不平等，都是一个辩证的动态结构的常态，都很自然。从人性上说，人是要不平等的，但同时硬币也有另一面，人也是要平等的。人与人是进行比 较性竞争的，比较性竞争里包含了不平等、平等同样两种辩证的运动，历史跟一个钟摆似的，在这两者之间摆来摆去。王朝末期都是不平等的时候，但经过一场大动 荡，等于重新洗牌，大家从头来。

解放后30年的平等，诞生于整个民国时期的大混乱，那时候非常不平等。你一看老照片，陆小曼徐志摩一个 个挺白净的，你再看广大人民群众，个个都是黑不溜秋，跟俩人种似的。社会差距成这样了，一定要发生变化，要走向平等。但是到了1975年、1976年那 会，还真是干多干少一个样，大家没事泡个病假，简直太普遍了。这个结构既然是动态辩证，它一定会走向后30年。

《南风窗》：新一波的社会分化基本上已经完成了，改革的前20年中冒出来很多的草莽英雄，成就了很多白手起家的励志的财富故事，这种事进入新世纪就越来越少了，到现在可能性差不多没了，其他领域也差不多，寒门难出贵子。分化的过程也太快了。

黄纪苏：改革初期，社会的动力是拉大差距，那时10个红头文件里头有7个开头都是：拉大差距，强化激励。虽然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希望属于所有 人。当时的社会有一种布衣精神，社会流动快，社会地位跟经济地位相当分裂，价值比较多元。这是20世纪80年代有生气的地方，甚至到了90年代，还有这感 觉。什么叫改革共识?这就是。

80年代是读书人先起来了，那会儿叫天之骄子，但是没过多久，没考上大学的人也起来了，卖蛤蟆镜的、倒牛 仔裤的、开小饭馆的挣钱也不比知识分子少。大家都挺自得其乐的，知识分子觉得挣钱少，但是牛，其他人虽然没这么牛，但是钱多，实惠。90年代坑蒙拐骗的才 起来。80年代有很多人不想成为先富的那部分，到90年代有点慌了，还是赶紧捞吧。

最近这10年社会流动越来越少了，这也是非常自然。 少数人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多，钱到了兜里他肯定不愿意掏出来。这体现在文化思想上就是，知识分子开始谈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什么上海的风花雪月，什么红 色贵族等等。贵族这种词开始出现，说明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的量，有人想让这种局面固化，流动最好到这就停了。

在平等不平等这个问题上，我 比较同意毛泽东的话，毛泽东说，要有差距，差距别太大。其实不用差距太大就可以调动人的积极性，而差距过大反而起不到这个作用，过大等于没有。差距小的时 候，后面的人知道使使劲能赶上;过大的时候，前面不用努力，因为他知道后面的八辈子也赶不上。

有的下层开始“印度化”

《南风窗》：有不平等，人就分上中下，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就成了问题，也就是说要把矛盾维持在可控的范围，让系统不至于崩溃。维持方式有政治性的和 社会性的，不堵塞上下流动的通道，提供一种可能性，这个方面过去有科举，现在有高考有电视选秀等等;还有意识形态的，把一套要接受现状的东西灌输给老百 姓，现在那么多人热衷于儒家—于丹式心灵鸡汤国学也好，讲求君子小人上智下愚之分的政治儒学也好—大体都是因为这个吧。当然这都是从上层的角度说的，他们 要想安全地呆在上边，需要开发一套自己何以为人上人，下层何以为人下人的说法。你觉得今天各类精英们合理化上下之分的能力怎么样?

黄纪 苏：有位社会学家多年前就建议，让富人呆富人区，穷人呆穷人区，老死不相往来眼不见心不烦。但是坦率地说，这没戏。你打开电视，一天到晚都是富人的生活， 他不在你们家隔壁也等于在你们家隔壁，也就是“天涯若比邻”。靠空间上分开没用，还得有另外一些方式，这就为什么保守主义受到了某些官员、老板、知识精英 一致的拥护。保守主义想在文化上解决这些问题，怎么解决?就是下层人就在下层待着，弄点老庄读读，定分止争安分守本，活得淡定一点，别老不平衡，别老红眼 病。坦率地说，他们这些年的宣传取得了一定的成功，80年代要是电视上成天展示奢侈生活，大家会挺生气的，今天很多人不生气了，甚至都不想有一天我也要变 成那样，这已经变成一种消费了，看人家奢侈也觉得挺有意思的。

原来我认为这在印度比较容易成功，他们有种姓制度，小市民不以进入上层为期待，但看着上层就傻乐，瞧人家长多漂亮呀，瞧人家里多气派呀，瞧人家爱情多浪漫呀，人家就该那样，跟我没关系，咱不是这命。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中国的一些小市民也开始“印度化”了。

为什么没安全感

《南风窗》：是说社会结构固化已经近乎彻底完成了吗?

黄纪苏：也不至于这么说。小市民上升的路完全堵死了吗?也不是，起码在他的期望里头不是，要不然他也不会那么死逼儿子女儿中考高考拿好成绩。

《南风窗》：精英们普遍有不安全感，有不少已经跑出去了，剩下的在跑出去的路上。这很奇怪，今天能对他们产生一点威胁的其实只有反腐。他们总是说下层仇 富，可是没听说他们被穷人怎么样了，宗庆后曾经遭遇过一次意外，但那个人只不过是要找个工作，求他给个“被剥削”的机会而已。他们的不安全感从哪来，是个 挺有意思的问题。在不平等格局下，下层不满意是理所当然的，可是中上层也不满意，这是为什么呢?

黄纪苏：应该说这帮精英的直觉还是对 的。你想比别人高，但别人也不想比你低，这人同此心，他们当然明白，他们自己是这么过来的，还记得在下层的时候有多压抑、多焦急、多暴躁、多纠结、多想冲 天一跃。那些没起来的人为什么不会在同样的欲望支配下抢他夺他呢?推己及人就够了，不需要太多的想象力。他们对目前的不平等格局其实是没有信心的，他们知 道已经快走到头儿了，社会要清零、重新格式化了。

今天这冒烟那爆炸的，其实都是清零的先兆。社会历史就是如此，比较平等的时候大家要拉开距离，到了一定的时候，又会出现相反的运动，这是历史规律。所以他们性价比最高的办法，就是在国外留条退路。

《南风窗》：那么下层呢?刚才说到，下层中的一部分也开始自我合理化自己的境遇，可是还有一部分不愿意接受现状。

黄纪苏：当然。这跟现代化有关，现代化最简单说就是大家都有知识有文化，有了知识和文化，他就不服。下层不服怎么办?就是爆发冲突。弄好了，以改良折中妥协;弄不好，就是冲突激化。

《南风窗》：下层里面已经出现了不少下层民众的抗争事件，还出现了一些报复社会的恶性事件，但针对的是自己的“阶级兄弟”，“盲井”也在现实中多有上 演。最近有个报道说，有个女贼，专偷官员的办公室，我为此还感慨“侠盗”这个行当终于没有失传，这其实是很悲哀的。怎么看下层的这种反应?

黄纪苏：原因是很复杂的，最重要原因是下层劳动者的阶层意识崩解了。在这种时候，坦率地说，有时候能够争一下就已经不错了。从80年代开始，部分“夕阳 产业”就关停并转，那时候有人吭一声吗?都给扔大马路上去了，大家没什么话。到了90年代，将近5000万工人下岗，有多少人去争呢?没有多少。当然，这 里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中华民族，为了子孙后代，让我们做改革的垫脚石吧，80、90年代“改革”是特别通行证，没人敢拦。转折的标志是“通钢事件”， 什么“改革”，不就是有人又要抢东西吗?于是开始抗争了，劳动者的自我意识开始朦胧地恢复了。

但是抗争是针对谁?一方面他没有统一的意 识，另一方面中国的局面的确比较复杂，简单地说，资本在那，政府也在那，许多地方的政府跟资本是站在一块的，但是政府和资本这两者跟劳动的关系，又不完全 一样。政府起码在理论上，或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代表一些劳动者的利益。《劳动法》是国家制定的，它也可能在劳动和资本之间充当仲裁者的角色。有事了你去 找工厂主，他放出藏獒保镖什么的，你还真拿他没办法;但你去市政府，说不定还管点用。

主动权在精英手中

《南风窗》：要缓和矛盾，无非两个选择，或者权贵、精英收敛一点，少捞一些，甚至拿出来一些，或者下层再认命一些。但这两个假设都不大可能，尤其是前一个，你对此抱有希望吗?

黄纪苏：他们如果愿意放一放，少捞点儿，捞到手的愿意捐出来点儿，像巴菲特那样带头交税，这就比较好办了，这是改良。但他们不像愿意让，钱来得太快，时间又太短，他们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体会财富真正的味道。

其实财富里有很多苦味的，尤其是财产开始往下传的时候，跟分尸似的。这种味道他们现在还没有机会体味。我小时候见过一些解放前留下的所谓“世家”，很有 钱，但家里一派尔虞我诈的腐烂霉气，比起小门小户那种阳光向上的气息真是不一样。所以没财富有没财富的着急，有财富也有有财富的没劲—你看电视里鉴宝砸宝 以及争家产的，那生活叫人的生活么?这一代中国富人还没有机会品尝财富的另外一种味道，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是不愿意让的。巴菲特、比尔·盖茨那些人所在 的社会已经有足够长的历史，把财富方方面面的味道展示出来了，所以他们才愿意交财产税，交遗产税，愿意把钱捐给非洲儿童。中国的富豪一口一个“我孩子将来 什么都不用干，光玩”!真跟二傻子似的。

《南风窗》：那你对目前这个社会格局的未来走向怎么看呢，这个系统会有崩溃的危险吗?

黄纪苏：关于宇宙生长的理论有两种说法，一是宇宙大爆炸之后不断扩张，无限扩张下去。另一种理论说，它就跟人的呼吸似的，扩张完了就收缩到零点，一切就 都没了，从头来。人类社会很像第二种。但人类跟自然不同的是有主观能动性，我们应该不让它收缩到零点。办法就是摆幅小一点，贫富差距小一点，这样危险也就 相应小一点。天下道理其实很简单。

我们这些知识分子的选择，就是向社会大众也向精英把社会的原理讲清楚。人类终究是文化的动物，讲跟不讲还是有差别的。差距小点儿，“崩溃”就远点儿，如此而已。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就在地面上吧。作者：何青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