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胜、邱会作的儿子 谈 毛泽东的文化革命 |
送交者: 烹小鲜 2014年09月06日07:49:42 于 [天下论坛] 发送悄悄话 |
黄永胜、邱会作的儿子 谈 毛泽东的文化革命
文革中,曾担任西安大专院校红卫兵造反司令部的第一任司令,后入伍,先后任参谋、副科长、副团职副主任。 其父黄永胜由广州军区司令员调任总参谋长后,黄春光耳闻并接触了文革前期军队高层的一些情况。 “九一三”事件后,黄春光被作为重大嫌疑人关押4年。他以自己特殊的身份和视角,对人生和亲历、亲闻、亲见的一些历史片断做一回顾; 同时参与访谈中的邱会作的儿子邱路光亦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本文也作为插话收录其中,对研究那段历史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小时候,我跟在父亲身边生活了4年。当时都是父母带着,跟随部队行军打仗,从晋察冀到延安,从延安到东北。 战争年代,条件很不好,父母格外心疼我。再加上我上面的哥哥和下面的弟弟都夭折了,有次行军中我还差点被丢了,所以父母对我挺偏爱的。这事连周总理都知道。 又因为我是长子,还经常有自己的独立见解,所以父母对我也很信任。男孩子嘛,对政治也总是比较感兴趣,父亲也愿意跟我谈一些事情。即使父亲不说,母亲也跟我说一些。 1980年代初,父亲在青岛期间,我又跟他核实了一些历史情况。 父亲当年写给我的信,后来的谈话录音我都保留在身边。 从我父亲进京任总参谋长,到“九一三”事件发生后受到牵连,父亲及家庭的命运像被迎空抛起的一粒石子,划出一条直上直下的轨迹。
我也是这段历史的亲历者,清楚地看到这期间发生的一些事实的真相。 我将这段往事以我的见闻为主,谈谈那些年从部队这个角度发生了些什么。 邱路光也了解不少这段时期的事,我们互相可以印证。
父亲进京任总长 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主席在南方巡视。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 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系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 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 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万雄师这些所谓保守派群众给得罪了。他们强烈不满,于是把矛头指向王力等人。 毛泽东原本想的是,以我这么高的权威,亲自出马,抓一个典型,就把两派的矛盾给缓和了,实现大联合了,说明我毛泽东的权威。没想到,王力一煽乎,把百万雄师给惹火了。当群众运动真正起来以后,其实没有人能左右它。即便是江青到百万雄师那儿去讲话,百万雄师也一样反她。 这时再骂陈再道,骂那个师长,群众和战士们也不听你的了。最后,陈再道说:我管不了了。 其实,别说陈再道,就是毛泽东当时也管不了。最后,陈再道等人被打倒。 就在主席巡视期间,8月17号,中央决定,由吴法宪、叶群、邱会作、张秀川组成军委临时看守小组。 实际上,吴法宪很早就跟叶群、林彪走得很近,叶、林对吴法宪也很信任。所以,这个小组实际让吴法宪来负责。 9月23号,杨成武跟着主席回到北京。 9月底,就成立了军委办事组,杨成武任组长。但是这个局面没能维持很久。 1968年3月22日深夜,父亲正在主持广州军区的常委会,总理亲自打电话来,让我父亲连夜去北京,并说已派了飞机去接,飞机一到立刻来京。 母亲还想让父亲稍微睡一会,父亲说飞夜航去北京,肯定有重要事,于是半夜就动身了。 23日上午8点多,我父母乘专机到了北京。 一下飞机,他们看到了吴法宪和邱会作来接,感到很奇怪。之前都是军委办公厅或总参服务处来个科长、处长接,这次怎么是吴、邱亲自来接呢?他们感觉不大正常。 接着,吴法宪就陪着我父亲去了人民大会堂,邱会作送我母亲去京西宾馆。 父亲到人民大会堂时,总理他们都在,就把杨成武带进来了。 总理一脸严肃地对杨成武说:杨成武,你犯了严重错误,不能工作了。你把你那一摊儿工作交给黄永胜,回去做检查。 此时,父亲才知道杨成武出事儿了。 实际上,在罗瑞卿被打倒之后,杨成武已上升为军队的一颗政治新星。为什么杨成武会成为军委办事组第一任组长呢? 一方面,在军队的山头中,毛主席主要依赖的就是“双一”,即:红一方面军、红一军团,林彪曾是红一军团的军团长。所以,长期以来红一军团的干部受到重用,就是因为这是毛最嫡系的人。 另一方面,杨成武聪明、有能力,主席、林彪对他都很信任。 毛通过“7•20”事件也感到,必须要保持军队稳定,才能保证文革的进行。 因此,毛对杨成武保持军队不乱是满意的,对军委办事组是信任的。林就更不用说了。此后,军委办事组替代了已经瘫痪的军委办公会议,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包括军事、政工及干部的任命等等。 后来我才知道,杨成武的倒台,是因为他和江青走得近了,说了一些让林彪伤心的话。 据吴法宪回忆,杨在和他闹矛盾时,泄露了天机。杨说:如果咱们谈不拢,就到中央文革碰头会上谈,到江青同志那儿去谈。军队的事儿,他不说到林彪那儿去谈,这话叫林彪知道了就犯了大忌。 在林彪的部下中,应该说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比杨成武跟林彪的关系更近一些儿。 解放战争三年,杨成武没有跟着林,黄、吴、李、邱是跟着林的,林对这几个人更了解,对他们的工作能力也是认可的。 另外,黄、吴、李、邱从小跟着毛、林,从瑞金一块儿走过来的,历史上也没有辫子可抓。 所以,主席和林彪都对黄、吴、李、邱很信任,也放心使用。 同时,这几个人没有罗瑞卿和杨成武那么高的地位,也没想到自己能到这么高的位置,对上面来说这可能也更可信一些。 那天杨成武被押走后,总理跟父亲谈,要调他来北京当总长。 父亲表示不愿意,他说: 第一,我能力不行; 第二,我资历不行。 总理却说: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这是主席、林副主席决定的。你是老同志,要懂得服从组织。 父亲又去找林彪谈,说自己干不了。 林说:这是主席亲自定的,我改变不了,谁也改变不了。 就这样,父亲勉强接受,当了总长,并接替杨成武任军委办事组组长。但他开始时不参加中央文革的碰头会,如果涉及到部队文革的事儿,就叫他去一下。
争夺对部队的控制权 我父亲是军委办事组组长,副组长是吴法宪,相当于军委秘书长和副秘书长。办事组往上就是林彪、主席了。 九大时没有设军委常委,只有军委副主席。老帅们都是军委副主席,有朱老总、刘伯承、徐向前、叶剑英、聂荣臻、陈毅。 1967年“二月逆流”以后,主席让老帅们靠边站,文件也不让发给他们,实际上都不管事了。 父亲刚来北京那会儿,也经常到主席那儿去。因为我时不时看到父亲回来,拿着小的便签纸,上面记着主席和他的一些谈话内容。主席言传身教,对他进行一些教育,工作上给予一些指导启发。 主席的特点是喜欢讲典故,让你回去翻书,自己去琢磨明白其中的政治意图,看你的悟性高不高。这也是主席的高明所在,给自己留有余地。如果说错了,就当是讲个典故,开个玩笑。如果你没按照他的政治意图办,被整了,那是你自己不聪明。典故都告诉你了,你怎么还没明白?应该说,主席本来对黄永胜是抱以厚望的,但黄在文化大革命的考试中没有及格,是主席拉着他走。 文革中,林彪及军委领导,包括叶帅、聂帅、陈老总等,他们有一个共识:中央文革不能插手军队,不能让江青他们把手伸进军队,不许搞乱军队。这是一条主线、一条红线,一直贯彻着。 当时,林和这些老帅们看得很清楚,政府乱、省市党委乱都还好办,只要部队不乱就能撑得住。 文革刚开始时,中央文革提出,部队包括基层连队都要开展“四大”。那时叶帅是军委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坚决顶住了,后来变成军以上单位可以开展“四大”。真要是军队的军以上机关都开展“四大”,那也够呛呀!实际上有一阵,总部和各大军区都出现了乱的苗头,也出现了一些造反派。如广州军区的政治部主任、副主任就支持机关干部造军区党委的反,沈阳、济南、福州等军区都有一些干部要起来造反。
林彪、叶剑英等军委领导,坚决顶住,没有让这些人得逞;后来杨成武当办事组组长,也坚决维护了军队的稳定。父亲当总长后,也坚持着这一条红线。
父亲进京以前,中央文革插手军队已经很深了,军委的文件都要报中央文革圈阅。那时候,部队调动的命令,到了江青、中央文革那里,一个星期也签不下来。但部队又不能不调,怎么办呢?就把部队拆散调动,今天走半个班,明天再走半个班。
后来,父亲终于借机向主席汇报:现在军队调动的文件,传阅的人太多,一不利于保密,二应付不了突发情况,三影响部队工作安排和行动。如果打起仗来,将会上下不通气,影响战备。主席说:你写个报告吧。父亲向主席反映这个情况,一方面是怕耽误工作,但更主要的是不想让江青他们插手军队。结果,这个报告主席批了。以后军队的事情只报五个政治局常委:毛、林、周、陈、康。 军队的文件不是不送她了嘛,她就让秘书把她的军装退给了我父亲,表示不穿这套军装了,给你点颜色看。 从这之后,江青和父亲的矛盾开始尖锐化。 之后,中央决定我父亲去阿尔巴尼亚访问,江青就是不让去。而且还停止了父亲和吴法宪参加中央碰头会。 结果是总理到主席那儿说了这事,主席拍板说:还是黄永胜去,碰头会也要参加。江青他们就不敢吱声了。
从林彪到叶帅,到杨成武,再到黄永胜,军队不能乱是个大局,不让江青一伙儿插手军队,军队里不能有江青的人,这一直都做得很好。而林彪倒台以后,张春桥管军队,部队成什么样了?思想工作怎么样,部队战斗力怎么样,这是有目共睹的。 八届十一中全会前,林彪主要管军队,和江青之前并不来往。林当了接班人后,由于工作关系,和江青的往来才逐渐增多。开始时,叶群往江青那儿跑得很勤,常把江青的话当圣旨来听,认为江青的话代表主席的意思。林彪则始终坚持一点,只要你不插手部队,其他事都好说,不看僧面看佛面。
但是中央文革的权力越来越大,开始直接插手军队的文革,支持军队的造反派,妄图把军队搞乱。江青也更加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林彪就开始对江青不满了。 林彪除了工作上的事儿,他愿意谈;至于其他的,像聊聊天、吃顿饭什么的,想都别想。罗瑞卿主持工作的时期,林彪就是这样。 陈小鲁给我讲过一个事,很客观地反映了林彪的这种个性。陈毅原来是林彪的上级,有次他有事去林彪那,谈完话林彪跟陈毅说:我这个地方可没有饭给你吃。林彪就是这么一个人,不善于与人交往。
但他善于思考,言简意骇,善于抓纲。林彪曾对这几员大将说:怎么对付中央文革?就一句话,要支持总理的工作。一下就说到点儿上了。他从不会婆婆妈妈、儿女情长地去谈一些具体的事情。
第一次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斗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等人时,几个老帅和杨成武、肖华等都出席了,也让我父亲一块去了。他回来对我说:太残酷了,怎么能这样呢?!都是革命几十年的老同志了,犯了错误也不能这样啊!他看了之后心里很不舒服,以后再有这样的批斗会,他就拒绝出席了。
九大名单之谜
我当兵之后,去了云南的蒙自机场。按照规定,大学毕业生到部队应先下放锻炼一年,参加过四清的学生,可以减少半年。这样到1969年3月,我就完成了下放的要求,回北京到空军报到。吴法宪说:现在太忙,要开九大,你先回家休息一下,开完九大再说。 其实我上初中以后,就常带着好奇心,有机会就翻看父亲的文件。父亲属于比较粗心的那种人,他打开保险柜拿了文件,有时就忘记关了,保险柜的门虚掩着。 我的智商还算可以,看到那个数字后,就开始琢磨,正转几圈,反转几圈,很快就把密码琢磨出来了。 所以,父亲的保险柜对我来说根本不保险。我还翻看过他的内部参考。 那时内部参考传阅的范围很窄,一个大军区好像就一份。
有次,父亲发现我在翻看他的文件,说了一句:小孩子胡看什么?!你是怎么拿出来的?我说:你自己放在桌子上的呀。其实,那次是我从保险柜里拿出来的。 在九大预备会议期间,这报告给主席报送过三次,内容是向主席反映:张春桥有叛变、反鲁迅的历史问题,姚文元的父亲是托派、叛徒、汉奸,他们是否适合进中央委员会? 主席三次都没有表态,而且压住不发。
那三次的报告,内容一样,我都见过。我还想呢,这个报过了呀,怎么又报上来了?后来发现,每次的信封不一样,信封上划了圈和没划圈也不一样。
还有就是关于政治局的名单,开始有江青,没有叶群。报到主席那儿,主席划掉了江青,加上了叶群。文件到林彪那儿,林彪划掉了叶群,但没有加上江青。过了一天,又看到新的名单,有江青也有叶群,但主席又划掉了江青,林彪则又划掉了叶群。最后的政治局名单,是既有江青也有叶群。不过,名单上的张春桥和姚文元,主席却一直没有划掉过。
“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应该说,周恩来和军委办事组的关系是很融洽的。周的行政能力很强,在党内威信高,很善于梳理人际间的关系,而且长期在中央核心位居高位,很明白中央的权力架构。我父亲一直对周很尊重,很信任。 对于军委办事组来说,因为林彪给我父亲有过交代:要支持总理的工作,有事你们要多向总理请示,多汇报。 因此,他们非常坚定地支持总理。另外从办事组这几个人的心理来讲,从中央苏区一直到解放后,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干部,而周是中央的核心领导。 他们跟总理差了很多级,现在能跟总理同桌办公,那肯定以总理马首是瞻,非常敬重。总理交代的问题,都认真去办。
同时,他们到总理那儿请示军队的一些工作,总理也都是给予支持的。特别是江青对我父亲和办事组的几次发难,都是总理从中转圜或报告主席而解决的。 在很多问题上,召开中央文革碰头会和后来的政治局会议之前,总理都和我父亲碰一下,以取得一致意见。总之,总理对办事组是倚重的。 有的时候总理不好公开表示不同意见,就让办事组出面把他们顶回去。军委办事组对江青的一些斗争,也向总理汇报,总理很清楚这些情况。 一般来说,总理对于办事组和文革小组之间的矛盾,总是从中调和,但从没有偏向文革小组的意思。特别是当办事组被江青整得灰头土脸的时候,总理会主动向主席反映情况来转圜。 只要黄、吴、李、邱不和文革小组针尖对麦芒,总理的稀泥总是和得很好的。
用我父亲的话讲就是:周恩来就是八级泥瓦匠。不过,有时父亲对总理和稀泥也不太满意。 九大前后,总理私下对父亲说:你们军队是否能把毛岸青的生活管起来。他在中央编译局,有人要做他的文章。他的身体也不好,军队管起来简单一些,也分担我的一点担子。
父亲感觉总理开了口,又是主席后代,军队管起来也不是难事。于是,他同意了,找来军委办公厅、总参管理局的领导一起商量,把毛岸青一家安排在了西山原来一位副总长住过的大院子里,一直住到现在。把他的医疗关系转到了301医院,让他从此享受了军级干部的待遇。不久,总理又让父亲把毛岸青的所有关系都转到了部队,也等于是让他参了军。
父亲对主席感情很深,感觉这是个好事。于是,他亲自找来301医院的领导布置任务,让他们把这件事当作光荣的政治任务,提高到忠于毛主席的高度对待。 他们首先对毛岸青和邵华进行了全面体检,由于要准确掌握邵华的排卵期,所以把邵华安排住进了301医院妇产科。这一切对外都严格保密。由于那时中国还不掌握现代的试管婴儿技术,采取的就是人工授精。
那时期,每天两人的身体情况,诸如体温、血压之类的简报,都要送到总长的办公桌上。我回家时经常都能看到。印象中,取精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而且第一次人工授精也没有成功。不过,好歹第二次成功了。 然而,不知为什么主席对这个来之不易的孙子并不感兴趣。 身边的工作人员第一次报告,毛就没搭理。 第二次又换了一个护士去报告,毛停下来手中在读的书,不冷不热地说了一句:“噢,世界上多了一张吃饭的嘴。” 在他生命最后这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也一次都没见这个唯一的孙子。
总理和父亲知道这一情况后,甚感无趣。
在那个时期,陈伯达和军委办事组开始虽有沟通,但不多。比如,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林彪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资产阶级的文艺复兴类比,认为文革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江青就胡搅蛮缠,认为林彪没立场,贬低毛泽东,贬低文革。她说,我们搞的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而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资产阶级的。同时,江青大概还觉得,文化艺术是我的领域,你凭什么涉足?于是,她还想批林彪的讲话。事先,陈伯达给林、叶通了气,所以,林彪也算早有防备。最后,总理也没把江青的文件拿到政治局讨论。
关于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从九届二中全会开幕式之前的常委会可以看出一点儿问题。8月22日下午,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在主席处开会,谈到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时,除毛之外的四个常委都表示同意设国家主席,并不是林彪一个人持这个意见。四个常委是从国家体制考虑的,大多数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也是从这点上考虑希望设国家主席的。毛说:“反正我不当,可以让董老当,也可以让陈永贵当,还可以选工农兵来当。”不过他再没有说过汪东兴第一次吹风说的:“若设国家主席的话,那就只有请林彪同志来当”的话了。毛既然这么说,那只是个人选问题,而不是设不设的问题。所以四个那么老到的政治家,还是一致提出要设国家主席。这样,才有第二天开幕式上康生讲了一大段关于设国家主席的话。如果毛真是像后来说的,先后四次坚持不设国家主席,且不说林、周、陈,康生是宪法修改小组的组长,他也不会准备了设与不设国家主席的两套修改草案。而且这次常委会后,总理还让张春桥准备好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条文,张说是现成的。可见8月22日的常委会上,对是否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仍无定论,所以才会有周、康的安排和之后汪东兴在小组会上大谈设国家主席的问题。所以,后来把设国家主席作为林彪、黄、吴、李、邱的反党纲领,实在是无稽之谈。
九一三之前,我曾在父亲的公文包里看到过几页主席在南巡时的讲话纪要。那个讲话是铅印的,大号字,一看就是中央办公厅印的。毛主要讲党的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最后说:路线斗争中犯了错误的,为首的,改也难。这句话一下把我给惊倒,这不是说林彪吗?我当时浑身的汗毛孔都张开了。
9月12号是星期天,我父亲在家里理发,散步。我抱着五个月大的儿子到他那儿去,他挺高兴地逗了半天孙子。下午吃完晚饭,他就去开政治局会议了,那时候正在大会堂讨论四届人大周总理政府工作报告的定稿。我丝毫没有感觉到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 我爸是12号晚饭后离家,一直到16号下午才回来。
那天,我晚上十点多回到家。回家以后,我去爸爸的房间,看到他正在从保险柜里边往外清东西。我就问:爸,听说林彪他们跑到国外摔死了?他说:你们都知道了?我说:知道了。他大声喊着:跑什么跑,害死人!我就问:他们为什么跑?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他说:我哪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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