卸甲一书生：诗情做伴好还乡？

(共识网)

 　　关于毛泽东1959年回故乡，笔者曾写过《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一次不成功的农村调查》一文，本不想再谈。近读胡新民的《韶山风物耐人思》(以下简称“胡文”)以及曾担任过毛泽东卫士的王明富的《毛泽东1959年回韶山》(以下简称“王文”)，总觉得他们都在刻意掩饰着什么——毛泽东当年回乡的历史背景。对此，笔者只好再罗嗦几句。

一

1949年以后，毛泽东曾多次到南方视察，却一直没有荣归故里。1959年6月24日，他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的陪同下抵达长沙，下午到湘江游泳，上岸后突然向秘书高智提出要回家乡看看，并于第二天下午5时在公安部长罗瑞卿、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及王任重等人的陪同下抵达韶山冲。第二天，他一早起来为父母上坟，又去视察了韶山学校，去韶山水库游了泳，晚上摆席8桌，招待了乡亲和各路官员，饭后留下部分老人开座谈会。据《毛泽东十二次南巡》说，27日上午，毛泽东召开座谈会，接见当地干部群众，听取对韶山生产、生活情况的汇报及群众的意见(第106页)，具体内容不详。吃完午饭后，毛泽东返回长沙。

关于这几天的经历，当事人毛泽东留下一首《七律·到韶山》，附言“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年了。”

诗曰：“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在百度上查了查，有相关的白话译文，大概代表了人们对该诗的通常理解：“离别后多少梦境在诅咒岁月的流逝，我的故乡啊与你一别已过了三十二年。红旗漫卷吹动农民的武装，而敌人却高高举起霸主的皮鞭。因为太多的壮志才会有牺牲，但我敢令天地翻覆换一副新颜。再喜看大片庄稼如浪涛滚滚，尽是农民英雄们在暮色中收工归来。”作为离家30多年的中国大陆最高领袖，革命成功后还乡，抚今追昔，感叹成功来之不易，很正常。但8行诗句中，谈到家乡故土及阔别已久的乡亲友人的内容只有两句，如此惜墨如金，则别有深意。

果然，9月1日，在庐山会议上罢了为民请愿的彭德怀的官，掀起全国范围的反右倾政治运动的毛泽东写了一封信给《诗刊》编辑部。信中说：“信收到。近日写了两首七律(笔者注：指七律《到韶山》和《登庐山》)，录上呈政。如以为可，可以上《诗刊》。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拣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着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的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几首诗，也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可见毛泽东是在特意勾勒一个田间庄稼波浪滚滚，公社社员在傍晚的苍茫暮色中从地里回来的欢乐情景。按照“文革”时的说法，他“满腔热情地赞扬了三面红旗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力地抨击了国外一切反华反共的小丑和国内、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我们党的猖狂进攻!”(参见三木《毛泽东诗词<七律· 到韶山>》)

二

韶山的乡亲们没有毛泽东坚决捍卫“三面红旗”的伟大目标，也没有什么浪漫的诗意情怀。他们祖祖辈辈早起晚归，土中扒食，汗水育苗，要求很实在——图个温饱。

说实话，“龙兴之地”韶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还是沾了些光。1950年代初，毛听说湖南省政府打算专门为韶山修一条到长沙的公路，立即写信劝阻不要修。但这条公路后来还是修了，所以1959年毛才能乘汽车还乡。庐山会议前，彭德怀特意到韶山去了一趟，发现它吃了“偏饭”，经济上受到照顾。尽管如此，吃不饱饭仍是韶山乡亲们面临的最严峻问题。

26日晨，毛泽东破天荒地一反平时上午睡觉的习惯，大清早就出门祭扫父母之墓。祭扫后下山，走到土地冲李文贵家的坪里，李慌忙拖出几条条凳让大家坐。

《毛泽东十二次南巡》一书说：

“你们每天吃多少粮食?”毛泽东见李家横屋的门框上贴着“食堂”二字，便问道。

“每人每天一斤半老秤。”李文贵答。实际上只有老秤12两。他见公社干部在场，便多讲一点。

“咯一点粮食!你们看，难怪不饿得刮瘦?”毛泽东指着一个前来看热闹的面黄肌瘦的社员说。

公社干部和旁人默默不语。

毛泽东转身对周小舟说：“小舟，现在粮食到户，要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年老的吃稀点，壮年的吃硬点。”

周小舟回答说：“这个要求，社员是能做到的。”

“你们每亩田能拌多少谷?”主席问。

“每亩田四百斤呢。”其实是三百多斤，李文贵又多讲了一些。

“怎么只有这么多?我过去也作过田，每亩田可拌半桶四担。”毛泽东说完叫随行人员算一下有多重。随行人员告诉他是480斤。

毛泽东叹了口气说：“现在水平还不比不了过去!”(第77—78页)

随后，毛泽东等人来到谢家屋场，屋主毛霞生是韶山生产队的队长。

正在坪里踱步的毛泽东指着谢家屋场的堂屋问：“那里是在搞什么?”

“食堂。”毛继生答。

“走，到食堂看看。”毛泽东边说边走进堂屋，看到贴在墙壁上的标语，便念了起来：“公共食堂好，饭菜样样香，男女老少喜洋洋……”并问：“你们食堂的饭到底香不香?群众吃了满不满意?”

“托福党和主席，生活过的好，群众都满意。”毛继生回答。

“生活过的好?”毛泽东半信半疑。“少数人满意不行，要使大多数人都满意。”毛泽东强调说(第80页)。

社员邹长卫是毛泽东过去的同学、朋友邹普勋的儿子，在土地冲已见过毛泽东一面，因为“食堂”伙食吃不饱，此时端了个饭钵来谢家屋场向主席告“御状”。

毛泽东见他手里拿个饭钵，便问：“你每餐吃多少饭?”邹答：“每餐吃四两米。”

毛泽东说：“现在餐餐还有三、四两，总比过去吃百家饭(指讨米)好。”

邹长卫不做声了。

“吃饭是要抓紧的事情。我们要节约粮食，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啊!”毛泽东加重语气说：“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很好节约，计划用粮。”(第81页)

毛霞生的父亲叫毛福村，外号“神六花”，是毛泽东少年时的朋友，大革命时期参加过“雪耻会”。

“你在队里担任什么职务?”毛泽东问毛霞生。

“担任生产队长，食堂管理员。”毛霞生答。

“那好，你讲真话，亩产多少斤?”见毛霞生不敢讲，毛泽东劝慰道：“不要怕。”“亩产800斤。”毛霞生终于憋足勇气答道。

“是一稻800斤，还是两稻800斤?”

毛霞生迟疑地道：“一稻。”

“要讲真话啊!两稻才800斤哩。”

毛霞生脸红了。“主席，一稻只有400斤。”

“那怎么讲800斤呢?”

毛霞生指着在场公社、大队干部说：“是他们要我这样讲的，我要是讲真话，你走了，他们会批评我的。”

毛泽东脸上的神情严肃起来：“你们这些干部要实事求是，才能受到人们的尊重。讲假话，不仅欺骗了国家，欺骗了人民，也欺骗了自己，人民会埋怨我们的，也会埋怨你们的。”

“你们现在每人每天吃多少粮食呢?”毛泽东问道。

“十六两秤，全劳力每餐半斤，中劳力每餐四两，妇女、小孩每餐三两。”

“你当队长，干活要带头。你说，每天到底要吃多少粮食呀?”

“主席，说实话，我每天的粮食一餐吃了还不够啊!”

“我们韶山原来是一身一口，七担一斗，就是说一个人一年要7担2斗稻谷。每担谷折合125斤谷，一人一年要吃925斤粮，才勉强满足口粮要求。现在这点粮食，当然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啰。” 毛继生插话道。

“为什么不多种杂粮?”他转身和周小舟问道：“你们湖南的粮食是怎么管的?”

“管15%——管那些不会管家的。”周小舟答道。

毛泽东又问毛继生：“你们公社是怎么管的?”

“集体管粮，分月发粮，每人定量，节约归己。”毛继生把上面提出的办法讲了一遍。

“像你们这样管粮，农民没有一点权，就跟瓜瓢一样，‘把’全被你们抓了。”毛泽东严肃地说：“一个人从娘肚子里出来就要吃饭，吃饭是要抓紧的大事，没有饭吃人不要饿死了!”停了停，他又说：“世上只有10%的人不会料理家务，帮他们管管就行了”(第82—83页)。

晚上，毛泽东请韶山的“老地下党员、自卫队员、烈士家属、亲属、老贫农及乡村干部代表一起开座谈会，并宴请他们。”(《毛泽东生活档案》，第841—842页)晚宴后毛泽东留下部分老人座谈，鼓励大家大胆发言。乡亲们又把话题集中到吃饭的问题上。

心直口快的毛顺清终于开了腔：“意见是有，如今讲不得，讲了要挨批评，挨斗争。”

“我保险，哪个敢?”毛泽东为他壮胆。

有了“尚方宝剑”，加之喝了几杯酒，毛顺清的胆子大了，话也多了：“原先犁田要过铁板，踩田要过脚板，你老人家在家作田的时候，咯大一兜禾。”说到这里，他站起来打了个手势，接着说：“有句老话，一脚踩到底，石谷八斗米。如今插板板寸，脚都进不得，产量降低了。听说是您老人家要搞的，我们没得办法，您到底是怎么讲的?”

“我没有要这样搞。今天下午在田边，我还同大家商量如何合理密植的问题。我问大家，插六七寸，六八寸，四九寸是不是更好些。”

“密植密植，越插越密，没有个边。”毛顺清插了一句话。

……

有人说：“韶山过去粮食比较足，山上种玉米、红薯，种经济作物，可现在不种了，为什么不种呀?让农民饿肚子!”又有人说：“田里产量不高，干部硬要插板板寸;过去一直是稀植，产量比现在高一些。”还有人说：“农民粮食不够吃，还要交各种各样的粮，什么征粮，购粮，爱国粮……剩下的就不多了，好些人连饭都吃不上!基层干部瞎指挥，横招蛮，不交粮或交不起，就打人骂人。主席，要是您不回来，我们都快饿死了呀!”

毛泽东收敛了笑容，但很快脸上平静下来，并示意乡亲们继续讲下去。

“现在吃食堂，搞集中，男男女女要分开住。历来是各家各户，夫妻一起居住，互相照顾。现在男女要分开，像个什么世道。请问到底是主席要搞的还是谁要搞的?”又是毛顺清发言。

“要让夫妻住在一起，使群众满意。”毛泽东答道。

“我还想讲一点，”毛顺清继续说：“毛泽东呀!食堂粮食硬是少了一点，要吃两斤米一天才行!”

“你们不能多种点蔬菜吗?蔬菜半年粮嘛。”

“集体出工，都吃食堂，蔬菜种得不多……”

毛顺清还想讲下去，被另一位老人毛裕初打断了：“你歇歇气，让我也讲几句。”他吸了口旱烟，一边往凳脚上敲去烟灰，一边慢条斯理地说：“去年以来，浮夸风很严重，说亩产几万斤，十几万斤，深耕要翻几尺。我们不同意，就说我们是老保守，如今对老人太不尊重了。有‘保守’倾向就要挨批评，挨斗争。韶山还好一点，听说外地更厉害!”(《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第101—103页)

在关于吃饭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建议多种杂粮，建议集体对农民的口粮管的不要那么死，建议要闲时少吃，忙时多吃，年老的吃稀点，壮年的吃硬点，搞好节约，计划用粮。却有一个问题始终在回避——到底给农民留多少口粮?因为“瓜菜代”也好，“精打细算”也好，包括后来搞的双蒸饭、小球藻都改变不了一个事实，在粮食统购统销的体制下，农民每年吃多少口粮都由中央决定的。如果尽在“螺丝壳里做道场”，不增加农民的口粮数，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广大农民普遍营养性缺乏的实际问题。

在毛泽东与乡亲谈话时，韶山公社书记毛继生的一段插话颇耐人寻味：“我们韶山原来是一身一口，七担一斗，就是说一个人一年要7担2斗稻谷。每担谷折合125斤谷，一人一年要吃925斤粮，才勉强满足口粮要求。现在这点粮食，当然不能满足人们的要求啰。”这段话一针见血地点破了当时农村最紧迫的矛盾。笔者曾读过一本1949年开国大典之前出版的《毛泽东生平》的书，作者是毛的老乡、诗人萧三，也有同样的话。可见“一身一口，七担一斗”的说法在当地农村流传甚久。毛泽东从小生活在农村，又曾务农两年，对这一常识不会不知。但他还是把用粮食向国外换机器看得比什么都重要。在他写信给《诗刊》编辑部的反击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之后不久，中央于1959年9月17日正式批转甘肃省委关于粮食工作的报告给各地，同意“农村一般每人全年平均留原粮400斤上下，最低不少于365斤”。据学者杨奎松分析，农民即使能够按照官定的口粮标准拿到全部口粮，每天也只能吃到7两-8两粮食，更何况其中还包括杂粮、地瓜干等替代物。

三

毛泽东出于捍卫“三面红旗”的政治需要，为了反击那些咒骂“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的“忘八蛋”，回避了父老乡亲们反映最强烈的“吃不饱饭”问题，在归乡诗中描绘自己想像的田间庄稼波浪滚滚，公社社员在傍晚的苍茫暮色中从地里回来的欢乐情景。站在当年毛的立场上，可以理解。但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胡新民、王明富关于这次毛泽东归乡的叙事，不仅错讹满篇，更有意遮掩粉饰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毛在韶山与乡亲们会面的真实情况，这就令人想不通了。

先请看“王文”：

1959年6月25日，毛主席视察湖北武汉工作刚刚结束，就在湖北省委书记王任重和时任公安部长罗瑞卿的陪同下，从武汉登船东下江西九江。登岸后即乘汽车在一条公路上驰行。前面是到哪里，作为随卫人员，我们未被告知。经过一段时间的颠簸，才知道是到了毛主席久别的故乡——湖南湘潭韶山。这时所有随员无不兴高采烈。

到达韶山，已近傍晚了。毛主席的座车开到他的故居对面，一座新建于南山坡上的房子旁边。这里就是当地为他准备的住处。此处青山环抱，显得十分宁静。也许是毛主席回故乡来得突然，也许是他事先打了招呼，不要惊动乡亲，不要搞什么欢迎仪式。只有时任省委书记的周小舟和村干部、村中长者在那里迎候。

32年前，毛主席就是从这里告别父老乡亲，冲破重重危难，走向革命征途。经过几十年的斗争，革命取得了胜利。新中国已成立十周年了，如今才得以抽暇回归故里。回到韶山的当天晚上，警卫局沈同处长告诉我们，今天到了毛主席的故乡了，晚上毛主席请客，我们从北京来的警卫、秘书、医务等服务人员也都在邀请之列。平时我们总觉得自己和毛主席是一家人，今天怎么成了客人了?不由多思就以客人的身份去赴宴了。我们到时，毛主席邀请的宗亲乡邻已是高朋满座了。客人到齐后，毛主席举着杯，十分亲切地到每个桌前同客人们碰杯，以示对客人诚挚的欢迎。虽然席间没有更多的祝酒、欢迎等客套话，但大家都沉浸在喜悦和幸福之中，当晚吃了什么饭菜，都记不得了，但毛主席热情举杯同自己碰杯的情景，却永远留在了我的心中。

王先生老矣，不免把当年的事情记错。比如说什么毛在王任重、罗瑞卿的陪同下，从武汉登船东下江西九江，登岸后乘汽车赴韶山，都是他的个人幻觉。据王任重当年的日记记载：毛于24日在王任重的陪同下乘专列抵达长沙。午后，王陪毛泽东到湘江游泳，在船上由湖南省委接待吃晚餐，第二天午后赴韶山。根本不存在从九江乘汽车赴韶山之事。

说毛到韶山的当天晚上就请乡亲们吃饭，还加上从北京来的警卫、秘书、医务等服务人员，更是无稽之谈。毛到韶山时已经是下午5点多钟了，离开家乡30多年了，谁的情况怎么样，谁健在，谁已去世，都要花点时间搞清楚，才能开列宴请名单，等到把人请来，起码八九点钟了;宴请这么多乡亲，还有随行人员，饭菜来得及做吗?据26日毛宴请乡亲时参与做菜的毛家“小灶”厨师程汝明说：“在长沙(应为韶山)的八桌饭，是湖南省委主办的。八桌饭中，大部分是湖南省委、长沙市招待所、宾馆的厨师们做。我们去了就是靠他们给我们搭配。长沙最好的厨师协助我们，因为他们不了解主席的饮食习惯。不知道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5页)请8桌客尚且如此大费周章，毛25日到韶山的当天晚上就大摆宴席，需要忙到什么时候才开饭?事实上，毛到达韶山的当天晚上根本就没有招待乡亲。据王任重《日记》记载：“晚饭以前，主席坐在住地的院子里，与罗瑞卿、周小舟和我谈起了中央苏区和遵义会议前后的事情。晚饭后，还在主席住的院子里，谈了当时组织军队和建立井冈山根据地的一些情况”(《毛泽东在湖北》,第12—14页)。随后毛继生、毛华初等韶山当地干部来访，才开始商量次日(26日)请客的对象。

王先生说自己“沉浸在喜悦和幸福之中，当晚吃了什么饭菜，都记不得了”。没关系，有菜谱。据记载，毛到韶山的当晚吃了辣子鸡、炒腊肉、炖羊肉、烧水鱼、蒸青鱼、炒空心菜、烧豆腐、煎苦瓜和炒辣椒(《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第134页)。不过据笔者判断，王先生恐怕真的吃不上这些湘味菜。因为毛在韶山只请过一次客，是26日晚上。如果王先生届时有幸赴宴的话，可以尝到香肠、咸蛋、卤味;杂烩、木耳炒鸡、回锅肉、炒鸡杂、烧鲜鱼、烧丝瓜、炒豆角、排骨等几十种丰富菜肴(《毛泽东保健饮食生活》，第136页)。而那正是河南、安徽、山东、四川、甘肃、贵州以及湖南本省广大农民饥肠辘辘，甚至因“营养性缺乏”(按某孙教授的说法)而痛苦地死去的时候。

更为关键的是，上述叙事文本中，曾经在毛泽东祭扫父母坟墓时站在后排右5位置、且有护卫之责的王先生似乎从来没有随毛到过土地冲李文贵家坪里，没有到过谢家屋场，没有听到毛泽东与毛霞生、邹长卫、毛继生的对话，也不知道韶山的乡亲们曾为吃不饱饭向伟大领袖反映情况。他的记忆里，只有“主席告别了韶山，告别了沿途的乡亲，驶向远方，随着车轮的转动，一幅幅人民群众真诚热爱人民领袖毛主席，和毛主席关心人民热爱人民，同人民休戚与共水乳交融的情景，永久地留在了大家的记忆里。”这个记忆并非大家的，只是王明富个人的。这个记忆有选择，那些不符合颂圣要求的情节被永久地删除了。

真干净。

胡新民并非当事人，只是个历史叙述者。但其大量文章也存在着选择性使用史料的倾向。这在“胡文”中也可以看到。该文并没有完全回避当年韶山乡亲们的强烈诉求，却只举了浮夸风、公共食堂的例子：

毛泽东白天走访时就听到了不少群众对于农村的浮夸风，农村基层干部的唱高调，讲假话和吃不饱等问题的反映。在便宴开始前，毛泽东专门召集干部群众开座谈会。他鼓励大家讲真话。当场一些人，特别是老年人纷纷对浮夸风、公共食堂等问题提出尖锐的意见。毛泽东为了表示对“忠言逆耳”的鼓励，特地让摄影师为他和几位敢“直谏”的老人单独合了影。最后，毛泽东说道：

“乡亲们，你们提意见是对党的热爱，对政府的支持，希望你们今后还多提，大胆讲。回到北京后，中央要开会，好好研究，向全国下个文，统一解决食堂问题。我们搞社会主义，是才搞，没得经验，出了问题，中央要负责，特别是我要负责。”

6月27日，毛泽东又接见了部分群众和干部，听取了有关生产、群众生活等情况的汇报和意见。下午离开韶山返回长沙途中，先后在宁乡县高桥村、望城县曹家坳村停车，下到田间地头查看。当他看到有些田中插着“卫星田”、“跃进田”的牌子，亩产指标都在数千斤以上时，便摇头。他对围观的干部和农民说，这样的田早晚两季能打800斤就谢天谢地了。在曹家坳村，他问闻讯而来的村支书杨仲秋他们的一亩田能产多少斤。杨支书回答大概600斤。毛泽东点点头说，这还有点像。接着对陪同的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说，那些亩产千斤的都是吹牛的。

关于毛泽东谈公共食堂的那段讲话，笔者曾见于《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一书，但认为它并不可靠。因为对照毛在此前和之后的言行，要么这段话根本就是伪造的，要么毛泽东就是个说一套做一套的人。笔者曾在《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一次不成功的农村调查》一文谈过这个问题，现抄录如下：

6月22日至23日凌晨，毛泽东乘专列到湖北广水车站，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上车汇报工作。王谈到最近自己到“麻城、新洲参加劳动，看到农民面有菜色。去年大丰收，为什么农民反到挨了饿呢?说明我们工作上出了问题，我心里很难过。主席说：‘你们估产估高了，用粮用的太多了，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富日子要当穷日子过。’”“提倡敞开肚皮吃饭，不妥当”这句话，指的就是公共食堂。在韶山期间，除了《毛泽东健康饮食生活》所述这句“办食堂是不符合实际的，将来要停办”的话，未见在其他场合否定过公共食堂。《毛泽东十二次南巡》甚至根本就没有这句话。

再看毛泽东后来的态度。

在乘火车返回武汉的路上，毛泽东与罗瑞卿、王任重说，办公共食堂不要强求一律，要允许群众自愿参加，有的可以办“农忙”食堂。

庐山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支持大办公共食堂，严厉批评了主张解散公共食堂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董谦带领的昌黎调查组的报告——《关于农村公共食堂的几个问题》。

至于所谓“回到北京后，中央要开会，好好研究，向全国下个文，统一解决食堂问题”的承诺，后来再也没有提及。

毛泽东最终否定公共食堂是在两年之后。1961年5月他在北京主持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规定：办不办公共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实际上同意了广大农民解散公共食堂的要求(参见程中原《毛泽东纳谏：同意解散农村公共食堂》，《纵横》2004年第12期)。

其实，有关干部作风的浮夸风以及农民饮食形式的公共食堂，都是1959年农民面临的细枝末节之处，口粮标准的多少才是决定他们生死悠关的大问题。

1961年4月14日，奉命到毛泽东家乡搞农村调查的胡乔木在给毛泽东写信说：“昨天我和王力同志、毛华初同志、省农业办公室贺炳贤同志等人去了一趟湘乡县委。我们原听说邻近韶山的原东郊公社现龙洞公社死人情况严重(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六一年三月，三个大队死七百零七人，占现有人口百分之十三点五)，拟去该处调查。结果因为道路不便，临时到原东郊公社现陈赓公社的楠香大队、七星大队、水底大队、石匠大队的几个生产队看了一下，发现这几个大队的情况也很严重，楠香和石匠两大队三年来死亡率都达百分之二十左右。据县委说，全县三年约死三万人，去年约死二万人，而以去年年底最为严重。全县病人在去年年底达七万人，现已减至一万余，但我们去的地方，有些生产队病情尚未停止。”

1961年国家主席刘少奇回乡调查，家乡炭子冲大队干部王升平告诉他：“拓木冲食堂刚办时有一百一二十人，现在不到八十人，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还有患水肿病住进大队临时医院的好几个。”刘主席问：“这些社员是怎么死的?”王升平直率地说：“冒饭吃，吃树皮，啃稻草，屙屎不出，有的肚胀腹痛死了!您哭不相信，外面那几只梧桐树的皮都剥光了。上级怕中央来的人看了出丑，就叫人除了一层黄泥，用草绳缠住包扎了。”刘主席又问：“食堂喂了猪吗?”王升平回答：“过去按户计算每户平均有两头猪，三只鸡，现在全队仅只一条母猪，毛有五寸长，皮有三分厚，只见骨头不见肉。鸡嘛，因为人都没有吃的，哪有东两喂鸡?!全队连一只报晓鸡都没有了。”(刘)少奇到赵家冲看望姐姐，外甥女鲁新秀也说：“舅舅，想起父亲就难过，吃糠粑粑，屙尿不出，他是活活闭死的。”刘少奇问她：“你们食堂死了几个人?”新秀说：“仅这两个月就死了十一个。”少奇姐姐也说：“老弟呀，你在中央做事，要给人家饭吃呀?”少奇问她：“你现在吃多少呀?”“每餐二两老秤米。一天至少要吃十三两才够，一餐不饱餐餐不饱呀!”(周德民《湖南宁乡大跃进“五风”回忆片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长沙市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长沙文史资料》第七辑)

这些都不会出现在胡新民的叙事文本中。他干净利落地全部删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