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剑英和邓小平，两个隐藏中共内部的汉族精英-客家人，联手光复华夏文明：

当初中英谈判，中国为了说服英国和平移交香港，中共领导人绞尽脑汁费尽思量，终于想出一个既能让欧美国际势力体面退出，又能够满足中国领土统一需求的方案，就是“一国两制”。当时中央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给予香港高度自治，还不嫌画蛇添足地补充说要给予“港人治港”，意思本来是强调香港人终于“当家做主”，可以自己推选地区领导人，再也无需被英国指定的总督殖民统治了。

“一国两制”说明了国家对香港毫无利益索求，体现了中央纯粹从民族团圆国家统一方面考量，满心只有“父母对儿女”一般的真挚感情和无私奉献。从设计构思方面看，“一国两制”也可谓是破天荒地，无疑是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具政治智慧的制度独创，也是华夏文化包容性，共享性，亲慈性与和平性的最好表现，她的横空出世对东西方社会都颇具冲击震撼力。

对于西方文明来说，民主分权的社会本质就是争权夺利，自由竞争已经是他们唯一适应的生活方式，而『一国两制』让他们领略了东方社会充满家庭亲和概念的权力分享模式，令他们耳目一新大开眼界，难免好奇又羡慕。

数千年来，以儒家思想为主体正统的东方文明，政治权威一直是建立在社会成员内心的“理想使命”基础上，即以“天命道德”为代表的精英主义结合全民共享权力的管治观念。比较西方民主制度区区数百年的感召力，中华文化千年传统正宗古典，对全球社会的综合贡献和吸引力，其实一点都不逊色。

自从孔子时代开始，中国社会的天命思想就已经是道德主流，致力于培养个人积极向上的人生乐观态度，鼓励全民和谐共同建立维护公义的社会责任感，敦促统治官僚要以德治国仁政爱民，因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惟有德者居之”。显然，古典的儒家思想是联络促使官民良性互动的纽带，虽然有容易产生腐败的弊端，但同西方民主文化鼓吹无序自由，容易引爆民粹暴力和革命动荡相比，则具有明显的科学性，合理性，优越性和先进性。

60多年前，毛主席领导的共产党受西方马列民主思想的毒害，在苏美联手支持下征服中国 后，曾经数度企图摧毁中华文化。然而1976年毛主席去世后，中共内部以客家人叶剑英为首的汉族精英，迅速出手果断平定毛派之乱，中国社会随即迅速回归中 华传统。待到共产党内部的另一个德高望重的客家人，即邓小平重新出山掌握政局后，中国社会终于迎来改革开放的春风，神州大地顿时重现勃勃生机，中华文明在 欧美势力联手摧残下大难不死重获新生，足见其生命力之顽强。

由此亦不难想象，汉族精英邓小平能一锤定音敲定『一国两制』的开创性构思，确实是得益于中华传统文化蕴涵的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内容。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共 产党在渐渐抛弃毛派的西方意识形态桎梏之后，现在愿意回头重新拥抱中华传统文明，即使他们以前犯过弥天大错罪过深重，只要知错能改戴罪立功也还是可以获得 中国善良百姓的原谅和支持。由此亦可见中华文明之宽容度量，岂是西方文明一味强调自我中心动辄好勇斗狠之劣性可比。

平心而论，中国自邓小平南巡后十多年来，全社会可谓是官民同心励精图治，以倾国之力推进社会的技术化和现代化，取得全球瞩目的飞速进步。习近平和李克强上 台后，中共严打腐败，清除裸官，整顿吏治，从严治军，逐步下放经济权力，提倡与人民分享财富，国家越来越开放文明，人民也愈来愈自信自强。站在客观立场做 出中立的评价，必须承认现在的中共执政当局，依靠强大而富有活力的党政系统，已经成功地融合了左派共产主义理想的民本意识，和右派国家资本主义的集体优 势，带动整个大中华地区经济圈迅速崛起。虽然前途依然困难重重挑战无穷，但祖国大陆的成功崛起已经是昭昭天命事在人为，欧美等境外势力再也无力阻挠。
民富国强众安道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本来应该是简单易懂的道理。然而遗憾的是，面对祖国大陆的繁荣崛起，部分香港人不愿正视难以接受，甚至不喜反忧心存 反感。由于受外国文化长期殖民同化，少数香港人离弃根源于祖国的中华传统，反而迷陷殖民地母国的异族文化，甚至拒绝承认自身的中国血缘，时刻以外国人心态 自居，百般歧视来自祖国大陆的人们，极尽疯狂地羞辱污蔑本族人们，满副欺内媚外的丑恶嘴脸，高调表演只为谄媚讨好境外主子，唯恐不极端不足以明其奴媚之 志。

现在，香港少数极端份子借口要按西方的“民主标准”搞政改普选，试图冲击基本法，阴谋破坏一国两制的宪政基础。连日来极端分子非法霸占全港多处公共场所，暴力堵塞港九多区交通要道，无理阻挠当地居民的正常通行权利，造成社会动荡经济瘫痪，香港的法治秩序和繁荣稳定被破坏殆尽。极端分子用心险恶手段恐怖，挟持全港人民的安危福祉威胁中央和港府，企图实现他们种荒唐无理的要求。如果他们的阴谋得逞，那么香港社会目前谨存不多的中华传统恐怕将彻底消失，华夏文明的精粹创举『一国两制』也将岌岌可危名存实亡。所有爱国爱港的人民，睹之思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