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我們真把足球比賽看着是超出“體育競賽”意義以外更具價值的一種理想訴求。

比如1981年那次，為爭奪第12屆世界盃出線權，中國隊首場以3：0戰勝科特特隊，那時我在廣州，晚上我們點着火把從中山大學的東門出發，在“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把我們的血肉築成我們新的長城”的歌聲引導下，由鷺江一直走到小港路的美術學院與久候的美院學生會合，隊伍在不斷壯大後經海珠廣場向五山的華南工學院暨南大學走去……而今回想起那個晚上，會心一笑間能安慰自己的總是那幾個字：“血，總是熱的！”。

中國隊參加第12屆世界盃預賽的那些日子，相信與我同齡的朋友都不會忘記，就算今天用盡“刻骨銘心”這四個字都不能形容我們當年那種興奮的和悲哀的心態。

那時看足球，眼睛盯的是比分，內心期盼着的是“衝出亞洲”，血液里怦動着的是中華民族屹立世界的理想，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民族精神的雄起。

這些年我們談世杯賽，總會從蘇永舜講起，而講得最多的就是中國對沙特阿拉伯那場讓國人體驗足球精神的賽事。

賽前，沙特隊吸取了科威特輸給中國隊的教訓，為比賽制定了嚴謹的戰術策略。比賽開始沙特隊以兇狠的逼搶攔截加強防守，進攻大都採取比較硬朗的長中短結合，此戰術果然奏效，上半場沙特隊就以2：0領先。熟悉中國隊狀態的球迷以為，此番中國隊必命喪沙特。殊不知下半場開賽才幾分鐘，容志行入底左路傳中，左樹聲狂飈般衝上橫腿掃球入網，未幾又再重演一球，將比分扳成2比2。此時吉隆坡球場看台上以及國內電視機前的觀眾頓即沸騰起來，接着古廣明重演了對科威特時凌空射門那一幕，把比分超前成3：2，之後黃向東在弧頂實施遠射，再攻入一球成4：2，比賽最後結果是中國隊在先失2球的情形下以淨勝2球反超沙特隊，這是中國隊難得的一次反敗為勝的戰例。之後的許多年，中國隊從未有過這樣舒心的一氣呵成揚眉吐氣的傑作。

那晚我們依舊是遊行依舊在市中心廣場上從《國歌》《國際歌》一直唱到《鐵臂阿童木》，那種激越的愛國情懷，至今仍蘊藏於心。

如今想來，記憶中關於為中國隊贏球唱《國歌》《國際歌》的習慣，應是始於這年。

無論如何，1982年確是中國球迷最難以忘懷的一年，也是中國足球和民族理想結合得最緊密的一年。雖然中國隊在新加坡最終以1比2敗給新西蘭而被淘汰出局，但中國足球的夢想燎原了中國球迷的愛恨之火，國民在經歷“十年浩劫”後第一次感受到，足球進入世界性的體育競賽不但只是國民生活的一個組成，而且在精神上同樣歷經着光榮與恥辱的搏鬥奮爭。可以說，這一切都緣於蘇永舜以及他帶領的足球隊，是他們重新點燃了中國國民的足球夢，並因此帶領他們進入一個錯誤的誤區，即國家榮辱，足球有責。

也許我們真不應該忘記這些名字，他們是教練蘇永舜、胡之剛、張宏根，隊員遲尚斌、李富勝、楊寧、容志行、蔡錦標、古廣明、陳金剛、黃向東、徐永來、陳熙榮、林樂豐、左樹聲、王峰、劉志才、臧蔡靈、沈祥福、楊玉敏、劉利福、吳育華、劉承德。

前些天我在多倫多中區唐人街見到一位長者，講起那一年的世界盃，老人嘖嘖慨嘆地告訴我，最慘的應是蘇永舜。82年世界盃預賽失敗後由於各種有形的或無形的壓力接踵而來，最後被迫離開祖國移民加拿大，開始就在我們這裡的肉食市場干份賣肉的兼職……

我從不認為蘇永舜是個失敗者。

當多倫多唐人街上那位長者指着一家超市告訴我這就是蘇永舜當年賣肉的地方時，我很為這位曾帶領中國足球隊衝擊第12屆世杯賽遭鎩羽而歸流落他鄉的主教練的命運而泫然。

曾想，如果沒有“衝出亞洲，走向世界”，沒有“國運興，球運盛”的精神號召，蘇永舜輸掉的僅止是一場球。輸一場球，不足以輸一生，輸所有。蘇在歷經衝線失敗後黯然離國他去，他所做的，遠不是一種自我的放逐了。

一個敢於將自己定位為罪人、失敗者去放逐的人，其精神上已遠遠超出足球而成為民族理想追求的另種懲戒。這種懲戒不僅是蘇永舜的悲劇，也是中國球迷的悲劇，更是中國足球的悲劇。

“足球是圓的”應是世界上最圓滑的一句話。

假如用在比賽上，勝利者可用這句話來表達結果的必然性，失敗者也可用這句話為失敗的尷尬作最君子的解釋。

不過，如果將這句話用在蘇永舜身上，我想蘇永舜所在乎的已不是為“王”為“寇”的問題，而是理想主義的弘揚抑或敗落，這種光榮與恥辱的烙印，是一生都永難磨滅的。

我曾看過一幅攝影照片，一位競走比賽的運動員在最後衝刺的瞬間，所有的觀眾圍在終點線邊熱情地為他鼓掌，這幅攝影作品的名字是“為最後一名鼓掌”。

我不知道當年的球迷們為什麼不能為蘇永舜鼓一次掌而讓他留下，畢竟是他讓我們看到了希望和不屈，看到成功與失敗，只是一步之遙。

就算，球迷們不肯放下崇高的理想伸出他們高貴的手為蘇永舜們鼓掌，但蘇永舜們也有理由放下理想的重擔自己為自己鼓一次掌的。

在80年代，足球在中國遠不是一種競技，它是超出競技以外的，上升至民族精神凝聚的一個理想的光環。那些攀附光環的帶領者，象蘇永舜，以及蘇永舜以後的曾雪麟、高豐文、戚務生以及頗受爭議的徐根寶，他們無不一一倒在這個光環之下。我以為，這些倒下去的，代表着中國足球精神的殉道者，他們的內心始終交積着這樣雙重的折磨：一方面為了足球，這是現實的；另一方面是代表着更多的人，代表着一個民族的理想追求，這是他們無法把握的。

倘若為足球，他們可以輕鬆自如地選擇進退；倘若為理想，他們只有一條去路，或是光榮地生，或是悲壯地老去。

蘇永舜是這樣，曾雪麟是這樣，高豐文戚務生徐根寶都不可避免地這樣沒入這個理想的光環中暮去。

講起曾雪麟，關於“五·一九”的記憶又被層層地揭起。

前些天在公司和香港的同事講起足球，他問1985年郭家明帶領香港隊將曾雪麟帶領的中國足球隊打敗的時候，你在哪裡？

我苦笑了一下說：“在北京，那晚我也在工體。”

直到今天，只要講起足球，我就會想起那個夜晚。

1985年是我在人民大學學習的最後一年。5月底我將和另外5個同學分配到南開大學做課題，出發前沒有具體的事情，學習上也沒什麼壓力，此時正逢第13屆世界盃亞洲區分組賽比賽期間，5月的第一個星期，學生會的Z為我們搞到好幾張5月19日晚中國對香港的比賽，鑑於此前中國隊與澳門和文萊的比賽都是全勝，和香港隊的比賽是0比0 的和局，此役中國隊只要平香港隊，就可以獲得小組出線權。那天晚上的比賽進行到第18分鐘時，香港隊的張立德在罰球弧開出直接任意球，球越過人牆擦橫梁入網。31分鐘，中國隊楊朝暉一記遠射，香港門將接球脫手，被李輝補射入網。下半場，雙方在濛濛細雨中繼續對攻，60分鐘香港隊11號劉榮業突破殺入禁區，中國隊兩名後衛門前7米處鏟球，球彈向大門右側，19號顧錦輝迎球勁射，中國隊守門員路建人鞭長莫及。此後的半個小時內，香港隊死命防守，中國隊則頻頻起高球吊中，攻勢雖多，但均無功而返。全場中國隊射門24次角球11個，僅破門1次，而香港隊5次射門便兩度破網。擁有賈秀全、李華筠、古廣明、柳海光等亞洲頂級球員的中國隊此役因輸香港1球而痛失出線權。

1985年5月19日晚上對於中國足球來說最大的悲哀不是輸掉了一場球賽，而是輸掉了球迷對中國足球的信心，輸掉了積聚了多年的愛國主義精神。

記得當晚球賽結束後，球場上所有的球迷都不願離去，微微細雨中整個球場瀰漫着悲憤的情緒，原為中國隊準備好的鞭炮被人扔在地上，有人拿出準備揚威的國旗，用火點了起來，之後小號手吹起了《哀樂》，球迷悲傷的情感一下子被撩動起來。北大、清華和人大好幾個學校的學生球迷，大聲呼籲着為中國足球隊送葬，之後有人推翻了“工體”門外的汽車，再之後，警察和學生球迷對抗，釀成了著名的“五·一九”悲劇。

關於“五·一九”，作家劉心武在其《傾斜的足球場》裡有更詳盡的描述分析。

那個被理想的慾火燒得通紅的夜晚如今過去17年了，當年“五·一九”的參與者今天不再年輕。有很多時候我會這樣單純地幻想，那些在“五·一九”之夜的球迷們，假如我們有機會再走到一起，相信這將是我們一生中最珍貴的日子。

前些年回到北京，見到當年送我球票的Z，當他向我講起那晚被警察捉走的情景，眼睛裡流出來的那種冷漠讓我不寒而顫，我想我是能讀出他眼中的悲愴的，因為那晚我們曾冒雨從“工體”走回人大，理想主義就是在這個夜晚的風雨行進間開始破裂。

足球本來只是一種體育的競賽，它不但是中國的，也是世界的。一場足球的競技比賽，只是足球的體育性和娛樂性的完成過程，根本上升不到為國爭光的光榮與夢想上來。將足球以及其他所有的體育競技比賽上升到愛國的層面上來鼓吹和支持，是釀成一切體育悲劇的根源所在。

“五·一九”騷亂本來的責任就不在學生不在球迷。

我們需要譴責的是那些開足一切輿論工具為中國足球隊的勝利唱着最崇高的愛國讚美詩歌的人。這些人用國家用民族的欲望之火催化了球迷頭腦中激昂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樣，一場比賽的意義就悄然地發生了質的變化。

賽前誰都不會相信，一個在“省港杯”連廣東隊都打不贏的香港隊，竟然可以在這樣一個夜晚打敗擁有亞洲多名最佳球員的中國國家隊，作為同是中國人的他們從來沒有理會過這樣的結果於國家於民族是何樣的感情。

本來嘛，這僅是一場體育競賽而已，為何非要將理想的花環套在獎盃之上？

郭家明，這個同屬龍的中國人，帶着一幫中國人把另一幫自以為“不可勝”的中國人打敗了。

對於郭家明來說，他贏的僅只是一場足球比賽，正如賽後評論界所說的，郭看着的只是比分，沒有任何意識要當民族英雄和敗類，這點他比曾雪麟要輕鬆許多。

“五·一九”失敗的僅是曾雪麟？對於千萬高溫着民族愛國主義理想的中國球迷來說，他們同樣是失敗者，他們所輸掉的是理想的精神。

“五·一九”最大的好處是給了我們這樣深痛的教訓：足球競賽僅是足球，如果你將輸贏的賭注押在另一不同的層面上，精神的天平永難平衡。

當球迷懷着愛國主義的理想期待在忽然間被被支離被破碎的時候，他們內心所積聚着的失落和卑屈就要爆發。令人感受尷尬的是球迷用這種不理智的爆發製造騷亂，所要表達的卻是最原始的愛國主義精神，這是誰之過？

我想，曾雪麟之所以好幾個月都不能面對球迷面對自己，想不通的遠不是足球。

一個人，一個球隊可以承受失敗的責任，卻無法承擔賣國的譴責。

其實，有很多時候我們自己都會陷在這種混亂的思維觀念中而迷惘。

當國家為那些拿到世界冠軍的運動員頒獎並授予“三八紅旗手”和“勞動模範”、中宣部發出通知號召全國開展學習運動員們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時，我們所疑惑的是這種褒揚對那些沒有拿到冠軍的，甚至是拿到競賽最後一名的運動員是否公平？國家公然肯定那些取得冠軍的運動員是愛國的模範，那麼那些未取得冠軍的運動員是什麼？不愛國？不“紅旗”？不“勞模”？

這真是觀念上的一個失誤。

從蘇永舜、曾雪麟、高豐文、施拉普納、戚務生一直到米盧，中國足球為衝擊世界盃花費了整整數代人的代價。中國數代的球迷從沒有因為中國足球隊的得失而愛國或者不愛國。當施拉普納第一次出掌國家隊主教練時，國人最終還是冷靜地接受了“足球是世界的”這一基本定義。

能夠從體育的層面上去認識世界盃及一切體育競技的比賽，勝利和失敗會更真實和好接受些。

2002年世界盃正在舉行，中國隊首場以0比2輸給了哥斯達黎加，次場以0必4輸給了巴西，中國隊輸掉這次世界盃的日子已經不遠。

就算全世界再多給中國一次、二次的機會，讓米盧帶着中國隊和哥斯達黎加及巴西再打10場8場的比賽，我看中國隊仍將是輸，你再愛國也都是這個結果，這和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沒有關係，僅是技不如人的問題。

我們值得慶幸的是現今中國大多數球迷都能認識這個道理。

中國再不會發生象“五·一九”那樣的悲劇，這不是如今的中國球迷不會鬧事。

中國球迷比以往更加成熟地從理想主義回歸現實，他們已經丟棄了崇高的理想進而更現實地認識到：足球就是足球，足球不是什麼！

中國球迷比中國足球更快一步地丟棄理想而走向世界，這應是一件好事。

當我正在結束此文的時候，忽然想起這些日子看到的一則新聞，說是中國和哥斯達黎加比賽之後，一名年輕的球員在回賓館的路上仍舊和隊員開着玩笑，此舉被一老國家隊員斥為“不知廉恥”。按照以往，我想當我讀到這段新聞時，我同樣會很氣憤，很為那名年輕的球員而臉紅。但如今不了。為什麼？勝負之間，一笑置之，或許這才是成功的開始。

想想：我們確曾有過理想崇高的年代，但我們付出的代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