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述“基督教第五波”在當今中國的意義 洪予健(《真理報》加西版2008年8月號) 為紀念首位基督教宣教士馬禮遜牧師來華200周年，自去年起，信友堂與溫哥華短宣中心聯合舉辦了一系列有關基督信仰在中國的講座。筆者不揣淺陋，自告奮勇擔當這系列講座的講員，其中部分原因是希望能藉此機會，逼自己花一點功夫，在這重大的信仰與文化課題上有所了解，在華人教會的中國福音事工上盡一份微薄的心力。 在今年的夏季講座中，筆者提到：雖然中國教會歷史可以追溯至二百年前馬禮遜的傳教事工，但基督福音在當今中國的傳布與上世紀八十年代之前相比，在各個方面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顯然我們不能將這一切視之為基督教因馬禮遜的傳教、第四度來華的簡單延續。為了方便?述與比較，更為凸顯中國現時期福音宣教中的種種不同特點，引進在此課題上新的認識，筆者冒昧提議，將基督信仰自文革以來在中國的復興，以“基督福音第五波”稱之（以下簡稱第五波）。以下略述其中的一些理由，盼望起到?磚引玉之效。 提起“第五波”，無論是信徒或非信徒都會有一立即反應：為何以第五波稱之？如此一來，我們就有機會釐清基督信仰來華的歷史。原來，基督教並不是因近代鴉片戰爭時才來到中國的洋教。其實，證諸史載，基督信仰曾有四次來華叩門：（一）景教在唐朝，（二）也里可溫教在元朝，（三）天主教在明清之際，（四）基督（更正）教在晚清與民國。相較之下，福音這四次來華，就其信仰的純正及傳教的果效而論，以第四波為最佳。而當前基督信仰的第五波，乃是在第四波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回顧歷史，基督教前四波來華，從起始的形式與被迫結束的原因來看，都有其驚人的一致性。那就是每一次都因有外族人帶着基督教的信息入華作起始，直到當時的中國統治當局下禁止或逐客令，趕走那些外國人為結束。景教滅在唐朝武宗時期；也里可溫教隨元朝的被推翻而亡；天主教被康熙、雍正禁絕；而基督教的外籍教士也在1949年中共建政後被統統趕走，政府以愛國為愛教的綱領，另行組建受其掌控的三自愛國教會。由此我們可以洞悉：中國千年以來，攔阻基督教在華傳布的肇因從未改變過，那就是統治當局出面以維護“中華一統”為最堂皇的理由，排拒基督信仰真理的普世性。 基督信仰在中國文革後的復興，之所以被稱為第五波，因為這一波福音傳布的特點與前四波完全不同。首先，第五波是國人（而非外族人）成了在華福音傳布的主力軍。這其中既有第四波福音來華留下的余種，也有因着改革開放、進入中國作宣教培訓的海外華人教會，更有不少出國留學、信主後回流的學者精英。他們無論在神學真理的根基上，傳福音的熱心上，或是對文化使命的承擔上，都展現了新的特色，也開出了新的方向。這是在前四波中都未曾見過的。 有一點是值得肯定的，即這一波的福音浪潮，無論將來遭遇到什幺困難，都不會如前四波那樣，可以用趕走外族人的方法來終止。因為中國基督徒的人數不但已從中共建政時的八、九十萬，猛增到目前的八千萬左右；而且從分布上看，也涵蓋了各種年齡層次、各種教育層次，可說是各行各業、從農村到城市、從黨外到黨內，都有基督徒的身影。這種數量和品質上的驚人提高是前四波所未能達到的。基督福音如今是真正紮根在中華大地上了。 與前四波的基督教傳布相比，這第五波的福音是在一個很不同的政權環境中運作的。其特點是： 官方反基督教意識形態的破產。因着信仰真空而造成的道德秩序的瓦解，使民間對基督教印象普遍好轉。 改革開放後，中國經濟模式的多元化，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發展，為福音傳布的財務支持開拓了較寬廣的空間。 因政府處在後共產主義執政合法性的危機時期內，故而決定其對基督教的基本態度：即一方面不能簡單粗暴地全面封殺，另一方面卻又加緊防範並控制基督教的影響力。如此逼着第五波中的家庭教會，不能簡單地沿用傳統的方法來帶領和教導。 因着第五波福音中急速增長的信徒數量在全民中百分比的提高，更是因着中國社會正經受着價值失落的劇痛，基督信仰的社會意義就更顯得突出。這第五波中，中國教會應當義不容辭地引導信徒們對福音在當今中國社會的四大轉變中發揮作用： 身份認同：不只是中國人，首要身份更是神的兒女。 文化責任：不只是個人得救，更是群體的建造。 信理根基，婚姻不只是兩相愛悅，更是信守承諾。 價值標準，不只是積極勤奮，更是榮神益人。 凡此種種，都使我們在面對中國福音事工的現狀時，不得不加上歷史縱深的考慮，更看清上帝恩手在其中的工作和帶領，因此可以快跑跟隨、榮耀歸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