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慶真:世界觀的交鋒
麵粉卡片教

　　幼時家居台北近郊。對門有所小教堂，常見門口有人排隊領袋裝麵粉、奶粉及罐裝牛油。父親說那是美國來的“救濟品”。母親是第三代基督徒，我們兄弟姊妹也跟去教堂上主日學。西國宣教士教我們唱詩歌、講聖經故事，還發給我們亮晶晶、用過的聖誕卡片。鄰居戲稱我們信的是“麵粉教”、“卡片教”。
　　在我心目中，西方人必都是基督徒。他們生活富裕，還有餘力贈送“救濟品”。父親早年是留英美的公費留學生，自幼我們就被灌輸：西方先進國家科學進步、人民守法、待人有禮等等。我們長大以後，一定不要辜負父親的期望，到那遍地麵粉、黃油、全是守法的基督徒國家去留學。

　　那時的台灣社會風氣樸實，經濟尚未“起飛”。大學四年，周末最快樂的事，就是到學校旁的“信友堂”青年團契（Friendship Corner）去聚會。至今我仍認為該團契的唱詩，是舉世無雙的。聚完會大家一面唱詩歌，騎車回家。那種享受，天堂也不過如此！這是我出國前“單純”的“世界觀”。

先民的習俗

　　畢業後，如願到美國留學。學校外國學生顧問將國外來的留學生，分配給不同的美國人家，名之為“接待家庭”，以便於留學生們學習適應美國生活。在選擇表上，我填選要住在“基督教家庭”。和我一道的一位泰國女孩，瞪我一眼：“還有不是基督教的家庭嗎？”
　　我被分到卡洛森家，一個代表了大多數的“美國基督教家庭”的家庭。卡家男主人卡博士，是加州理工學院化學博士，在石油公司任高職。女主人明卡媽媽，是密西根大學護理碩士。膝下二男二女，金髮碧眼，和電影明星一樣漂亮。周五下班後，他們就來接我回去度周末。

　　主日，卡媽媽在教會司琴；孩子們和我去上各級主日學；卡博士自願留守“看房子”。他們住的社區全是石油界的家庭。孩子們上同一學校，媽媽們去同一教會，爸爸們十之八九在家看球賽。周日大餐，餐具比盤中飧精美。飯前他們會安靜地等我一個人謝飯，然後接上一句：“我們以為中國人都是信孔夫子教的。”

　　我宿舍室友的父親是小鎮的牧師，她還請我去她教會做過“見證”。但這位室友的私生活卻是一塌糊塗。那時女生宿舍晚上進出要簽名。宿舍保姆一臉慈祥，坐在簽名桌後面一個個發避孕藥。

　　漸漸地，我意識到基督教對大多數美國人來說，只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先民留下的習俗，與重生得救、聖潔生活，完全沒有關係。知識分子和卡博士一樣，相信成敗全靠自己，努力工作是為享受豐裕的生活，追求的是事業上的卓越超群。

　　美國人的“世界觀”都是這麽樣嗎？我問我自己。

經濟起飛後

　　研究所畢業、結婚、生兒育女，隨著丈夫的工作南征北討，其間也回過台灣，做了十三年的“歸國學人”。當初回台灣，確實是懷著“傳福音”、“報效國家”的熱願，在大學教書，帶研究生，在教會輔導“社青團契”。
　　台灣在我們離開的十年間，竟然起了這麽大的變化。記得出國前一宗分屍案，嚇得我一年不敢吃肉。十年後，槍殺、分屍、劫銀行已不再是新聞。大學時同一詩班的姊妹，現任大學教授，生病時居然喝廟裡求來的“符水”！“什麽時代了，基督教老早落伍了！”很多人說。

　　即使在政局不穩、國際空間被壓縮的威脅之下，台灣仍高唱：“經濟掛帥”，“莊敬自強”；相信自己，金錢萬能，就這樣追尋“更好”的明天！台灣本土上已“麵粉黃油”遍地，人口中基督徒的比率卻較我出國前更少。

　　再次回到美國，正好趕上“六·四”天安門事件過後。中國的學生學者，大量湧進這以“自由女神”把關的國家，一個比一個優秀。我家落籍波士頓，我舊業重操，繼續在大學任教，帶研究生，並任教會“年輕專業團契”輔導。

成功的代價

　　我的同事，均是來自世界各國的佼佼者。頭銜是醫生、博士加教授。在學術界競爭的急流中，深感“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壓力。所參與的“核磁共振研究中心”，也屬國際之頂尖。此方面研究的多個“第一”，都出自此中心。同儕間表面客氣禮讓，骨子裡拚得死去活來。常為排論文作者的順序，反目成仇。
　　每年一度的“國際核磁共振學術研討會”，是世界各實驗室，一爭雌雄，發布鹿死誰手的時刻。有一年，本中心在研究會發表的論文數，與假想敵之比為六十六對六十八，以兩篇之差稱臣。簡直是奇恥大辱！依慣例，會議最後一夜，大夥去城中心喝啤酒，吃螃蟹慶功。我無法忘記那年的那夜，由七點半喝到十二點，個個喝得酩酊大醉。有的跳到餐桌上，蟹殼亂飛，最後被趕出餐館。

　　我和一位由芬蘭來的女研究員，坐在午夜街旁的石凳上，冷眼看我們的寶貝同事們──這群哈佛大學醫學院的醫生、博士、教授們，爛醉地躺在街中央，又唱、又吐、又罵地發泄那壓抑了一年，因工作、研究經費、升等、外遇、婚變，所淤積的痛苦、怨恨。

　　等到計程車將我們帶回旅館，已是凌晨六點！

　　這些才華洋溢的同事（其中百分之四十是猶裔），當他們打上領帶，站在大學殿堂的講台上時，仍然是這個社會最優秀、最成功、最受尊崇、最被羨慕的偶像。而那背後“艱苦無人知”的辛酸呢？“人本主義”成功哲學的代價，是這麽高嗎？

遊子的心聲

　　在波士頓，匆匆流水十年間，經由我們“年輕專業團契”進出的學生學者，豈止上百。許多堅毅面孔的後面，都有一篇令你動容、動心、動情的故事。
　　我們一齊經歷他們在“進化”與“創造”間的困惑，“科學”與“信仰”上的掙扎，“實際”與“聖潔”上的爭戰。午夜救急電話驚醒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看到他們在團契中成長、成熟，有的成為教會的執事，有的到了別州，成為教會團契的領袖。每每想起和他們走過的青澀歲月，欣慰感恩的熱淚，禁不住掛滿了一臉。

　　有一對年輕夫婦來過團契幾次，也參加過一次福音營。 丈夫是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後來事業成功，就從團契失蹤了。問起來，他誠實地承認：“我真正努力過，但聖經這本書，對我就是一大堆神話故事，童女怎能生子？我實在無法再勉強我自己。”

　　問他周五晚在家忙什麽？“油漆、修房子、加蓋、好增值。等增值後，再換大一點的房子，繼續增值。”我想告訴他：這是現代美國“人本”思想的世界觀。轉念之間，想想真是一言難盡，算了！

　　一位多年後信主的弟兄，回憶他的心路歷程：“以前我實在不屑與你們這群無病呻吟的弱者為伍。天助自助，哪需要什麽‘倚靠’！馬克斯不是說，宗教是人民的鴉片嗎？”

　　這位弟兄是哈佛應用物理的高材生。像有這種“巴別塔”心態的學者，我們遇多了，見怪不怪。因此當時只是溫和地拍拍他的肩膀：“當你有一天想法改變時，記得我們家的電話號碼吧？”這位弟兄後來遷居加州，夫婦倆在團契幫助了許多年輕學者。

　　還有一對上海來的夫婦，郎才女貌、女才郎貌、溫文儒雅，我們真是愛他們。連續來了團契兩年，一天帶了重禮來看我們，一副要辭行的態度，開門見山地：“您們帶領我們這麽多年，我們在團契也得到弟兄姊妹無條件的關愛。”夫妻對望一眼：“但是我們就是不敢輕易地接受神。好多次講台呼召我們都深受感動，但是怕站起來，只得趕緊往門外逃。”

　　做妻子的眼眶紅紅地說：“我們也曾經熱切地信奉一種主義，結果失望得好慘。我的父母死在這個主義之下……現在我們選擇只相信科學。至少科學不會令我們失望。”

　　他們夫婦都是從事分子生物研究的。我們於是為他們分析：我們的信仰，不是一種主義。而當他們所執迷的科學，走到極端時，反而會走回他們痛恨的那種主義。這對夫妻後來遷到紐約去做博士後研究，信了主，最近還添了個胖寶寶。

　　想到北美各團契里，多是來自五湖四海的中國學生。肩負父老的期望，離鄉背井，飄洋過海，來到這塊民主自由的“機會之地”。幸運者靠獎學金，否則靠打工，看人臉色，辛辛苦苦地在這塊土地上掙扎。為的是什麽？不就是盼望有朝一日，苦盡甘來，立業成家，五子登科，光宗耀祖嗎？

　　可是，即使達到了我的同事、那些哈佛教授醫生博士的名望與成就，若失去今生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又和浪跡街頭的流浪漢，有什麽不同？說不定還未及他們快樂呢。每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慄。

　　這幾年，我們有機會去歐洲宣教。歐洲是非移民國家，國內來的學生學者，要在彼處立命安身，要克服的語言、種族岐視、異族通婚、居留與工作，等等障礙，遠超過北美的留學生。每次由歐洲回來，心痛的感覺，像是海浪衝擊岩石，一次比一次激烈。人們是如此需要福音，我們能做的竟是這麽少！

真是無憾嗎？

　　去年暑假，卡媽媽心臟開刀，我趕去德州陪她。四個金髮碧眼的洋娃娃均已長大成人，全都離開了幼年時的信仰。其中兩位新近離婚，正好中了美國百分之五十的離婚率。
　　入手術室前，我要求卡博士和我一道，為卡媽媽禱告。他想了想，勉強同意了。在等待室，我認真地和他談到主耶穌及十字架的救贖。八十五歲的卡博士，一臉困惑地：“我從未感覺有靈界的事啊！我一生都靠自己，憑良心做事，也沒有什麽遺憾……”我們同時望向手術室的門，頓時，他的肩膀開始顫抖。我托住他的肩：“真的沒有遺憾嗎？卡爸爸！”

　　知識分子，無論中外，認為基督教給予人的印象是溫和消極的；而基督徒又是一群軟弱無能，與世無爭，趕不上時代的次等族類。他們總是低聲下氣地邀請你去聚會，真心地幫你解決困難，耐心地向你傳講天國的福音，嘴裡總是掛著“感謝”、“讚美”的話，這哪像是可以扭轉乾坤的時代精英？社會國家靠這樣的人怎麽有希望？做“後現代”人的目標，不就是要丟棄傳統的包袱，從宗教的桎梏中掙脫出來，肯定自己，進而超越自我，追求卓越嗎？

　　這種要肯定自我，追求卓越的精神，絕對是好的。問題是：如何實現？現代西方的主流世界觀，早已從中世紀的“神本”思想，演變為科學至上，重理性，強調人自由的“人本”思想。在“人本主義”的世界觀里，個人的命運操縱在自己的手中。五百年來科學的進步，似乎證明了“人定勝天”──靠著大家的努力，以及健全的政府組織，必能解決目前的一切社會問題，建造美好的明天！

　　西潮東漸，這種世界觀當然也吸引年輕的中國人，相信人性本善，追求烏托邦理想國，卻很少想到、也不介意背後的無神論自然哲學與物質主義。更不明白，一旦離開了真神力量的泉源，所有的努力只是一個閉鎖系統裡的惡性循環，不僅無法求到卓越的人生，反倒在道德倫常上迷失了。

痛定再思痛

　　我痛定思痛，遂將過去廿年在國內外與年輕學者、學生，共同討論的有關“世界觀”的資料，做了一個系統性的整理，成書，名之曰《世界觀的交鋒》。目的有三：
　　一、重申科學只是追尋知識的方法之一。並以物理學及生物學的實例，與研究科學的學生學者，重新複習科學方法的運作；了解其在“自然主義”的“基本假設”下所受的限制；以及“科學主義”的由來。

　　這為的是和從唯物論、無神論背景來的朋友，一同駐足思考、認識宇宙知識的浩瀚。要探索真理，必須勇敢地跨出科學所無法涉及的範圍。

　　二、從希臘哲學思想開始，分析西方社會的主流思想，如何由中世紀的“神本”哲學，經過“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工業革命、社會變遷、演變到以“自然主義”、“物質主義”為中心的“人本主義”哲學。

　　“人本”思想滲透到社會、政治、教育，甚至宗教層面，不僅控制了卡博士那一代的“世界觀”，亦蠶食吾儕一輩，更會鯨吞下一代中國年輕的學者。

　　三、例證那促使西歐“科學革命”，及點燃西方民主自由火炬的，是中世紀基督教“經院哲學”所教導“神的啟示”，及聖徒對神的“直覺信念”(Instinctive Conviction)，以及自神所賜“自由意志”而有的“天賦人權”。

　　而表面看來極具誘惑力的“人本主義”世界觀，一旦走偏了路，離開了上帝的“絕對道德標準”，成為“無神人本主義”時，它的哲學精神，就和共產主義背後的馬列思想，只差之毫厘。

　　在我的這本書中，我亦引用聖經中雅各的故事，來講述基督教所傳的，不是一個主義，而是一種生命。在上帝啟示之下，在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中，我們的世界觀是積極、理性、有方向的，生命是和諧、豐盛、且有盼望的。這就是基督教世界觀。

　　聖經中的雅各，很有現代“人本主義”的思想。他志得意滿之餘，走到了自己能力的盡頭。在伯特利見到了上帝耶和華後，終於“醒”悟過來，說：“耶和華真在這裡，我竟不知道。”我們縱然背離了上帝，上帝卻永不失信。他一直在向我們啟示，啟示我們如何肯定自我，如何追求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