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我们真把足球比赛看着是超出“体育竞赛”意义以外更具价值的一种理想诉求。

比如1981年那次，为争夺第12届世界杯出线权，中国队首场以3：0战胜科特特队，那时我在广州，晚上我们点着火把从中山大学的东门出发，在“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的歌声引导下，由鹭江一直走到小港路的美术学院与久候的美院学生会合，队伍在不断壮大后经海珠广场向五山的华南工学院暨南大学走去……而今回想起那个晚上，会心一笑间能安慰自己的总是那几个字：“血，总是热的！”。

中国队参加第12届世界杯预赛的那些日子，相信与我同龄的朋友都不会忘记，就算今天用尽“刻骨铭心”这四个字都不能形容我们当年那种兴奋的和悲哀的心态。

那时看足球，眼睛盯的是比分，内心期盼着的是“冲出亚洲”，血液里怦动着的是中华民族屹立世界的理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民族精神的雄起。

这些年我们谈世杯赛，总会从苏永舜讲起，而讲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对沙特阿拉伯那场让国人体验足球精神的赛事。

赛前，沙特队吸取了科威特输给中国队的教训，为比赛制定了严谨的战术策略。比赛开始沙特队以凶狠的逼抢拦截加强防守，进攻大都采取比较硬朗的长中短结合，此战术果然奏效，上半场沙特队就以2：0领先。熟悉中国队状态的球迷以为，此番中国队必命丧沙特。殊不知下半场开赛才几分钟，容志行入底左路传中，左树声狂飚般冲上横腿扫球入网，未几又再重演一球，将比分扳成2比2。此时吉隆坡球场看台上以及国内电视机前的观众顿即沸腾起来，接着古广明重演了对科威特时凌空射门那一幕，把比分超前成3：2，之后黄向东在弧顶实施远射，再攻入一球成4：2，比赛最后结果是中国队在先失2球的情形下以净胜2球反超沙特队，这是中国队难得的一次反败为胜的战例。之后的许多年，中国队从未有过这样舒心的一气呵成扬眉吐气的杰作。

那晚我们依旧是游行依旧在市中心广场上从《国歌》《国际歌》一直唱到《铁臂阿童木》，那种激越的爱国情怀，至今仍蕴藏于心。

如今想来，记忆中关于为中国队赢球唱《国歌》《国际歌》的习惯，应是始于这年。

无论如何，1982年确是中国球迷最难以忘怀的一年，也是中国足球和民族理想结合得最紧密的一年。虽然中国队在新加坡最终以1比2败给新西兰而被淘汰出局，但中国足球的梦想燎原了中国球迷的爱恨之火，国民在经历“十年浩劫”后第一次感受到，足球进入世界性的体育竞赛不但只是国民生活的一个组成，而且在精神上同样历经着光荣与耻辱的搏斗奋争。可以说，这一切都缘于苏永舜以及他带领的足球队，是他们重新点燃了中国国民的足球梦，并因此带领他们进入一个错误的误区，即国家荣辱，足球有责。

也许我们真不应该忘记这些名字，他们是教练苏永舜、胡之刚、张宏根，队员迟尚斌、李富胜、杨宁、容志行、蔡锦标、古广明、陈金刚、黄向东、徐永来、陈熙荣、林乐丰、左树声、王峰、刘志才、臧蔡灵、沈祥福、杨玉敏、刘利福、吴育华、刘承德。

前些天我在多伦多中区唐人街见到一位长者，讲起那一年的世界杯，老人啧啧慨叹地告诉我，最惨的应是苏永舜。82年世界杯预赛失败后由于各种有形的或无形的压力接踵而来，最后被迫离开祖国移民加拿大，开始就在我们这里的肉食市场干份卖肉的兼职……

我从不认为苏永舜是个失败者。

当多伦多唐人街上那位长者指着一家超市告诉我这就是苏永舜当年卖肉的地方时，我很为这位曾带领中国足球队冲击第12届世杯赛遭铩羽而归流落他乡的主教练的命运而泫然。

曾想，如果没有“冲出亚洲，走向世界”，没有“国运兴，球运盛”的精神号召，苏永舜输掉的仅止是一场球。输一场球，不足以输一生，输所有。苏在历经冲线失败后黯然离国他去，他所做的，远不是一种自我的放逐了。

一个敢于将自己定位为罪人、失败者去放逐的人，其精神上已远远超出足球而成为民族理想追求的另种惩戒。这种惩戒不仅是苏永舜的悲剧，也是中国球迷的悲剧，更是中国足球的悲剧。

“足球是圆的”应是世界上最圆滑的一句话。

假如用在比赛上，胜利者可用这句话来表达结果的必然性，失败者也可用这句话为失败的尴尬作最君子的解释。

不过，如果将这句话用在苏永舜身上，我想苏永舜所在乎的已不是为“王”为“寇”的问题，而是理想主义的弘扬抑或败落，这种光荣与耻辱的烙印，是一生都永难磨灭的。

我曾看过一幅摄影照片，一位竞走比赛的运动员在最后冲刺的瞬间，所有的观众围在终点线边热情地为他鼓掌，这幅摄影作品的名字是“为最后一名鼓掌”。

我不知道当年的球迷们为什么不能为苏永舜鼓一次掌而让他留下，毕竟是他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和不屈，看到成功与失败，只是一步之遥。

就算，球迷们不肯放下崇高的理想伸出他们高贵的手为苏永舜们鼓掌，但苏永舜们也有理由放下理想的重担自己为自己鼓一次掌的。

在80年代，足球在中国远不是一种竞技，它是超出竞技以外的，上升至民族精神凝聚的一个理想的光环。那些攀附光环的带领者，象苏永舜，以及苏永舜以后的曾雪麟、高丰文、戚务生以及颇受争议的徐根宝，他们无不一一倒在这个光环之下。我以为，这些倒下去的，代表着中国足球精神的殉道者，他们的内心始终交积着这样双重的折磨：一方面为了足球，这是现实的；另一方面是代表着更多的人，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理想追求，这是他们无法把握的。

倘若为足球，他们可以轻松自如地选择进退；倘若为理想，他们只有一条去路，或是光荣地生，或是悲壮地老去。

苏永舜是这样，曾雪麟是这样，高丰文戚务生徐根宝都不可避免地这样没入这个理想的光环中暮去。

讲起曾雪麟，关于“五·一九”的记忆又被层层地揭起。

前些天在公司和香港的同事讲起足球，他问1985年郭家明带领香港队将曾雪麟带领的中国足球队打败的时候，你在哪里？

我苦笑了一下说：“在北京，那晚我也在工体。”

直到今天，只要讲起足球，我就会想起那个夜晚。

1985年是我在人民大学学习的最后一年。5月底我将和另外5个同学分配到南开大学做课题，出发前没有具体的事情，学习上也没什么压力，此时正逢第13届世界杯亚洲区分组赛比赛期间，5月的第一个星期，学生会的Z为我们搞到好几张5月19日晚中国对香港的比赛，鉴于此前中国队与澳门和文莱的比赛都是全胜，和香港队的比赛是0比0 的和局，此役中国队只要平香港队，就可以获得小组出线权。那天晚上的比赛进行到第18分钟时，香港队的张立德在罚球弧开出直接任意球，球越过人墙擦横梁入网。31分钟，中国队杨朝晖一记远射，香港门将接球脱手，被李辉补射入网。下半场，双方在蒙蒙细雨中继续对攻，60分钟香港队11号刘荣业突破杀入禁区，中国队两名后卫门前7米处铲球，球弹向大门右侧，19号顾锦辉迎球劲射，中国队守门员路建人鞭长莫及。此后的半个小时内，香港队死命防守，中国队则频频起高球吊中，攻势虽多，但均无功而返。全场中国队射门24次角球11个，仅破门1次，而香港队5次射门便两度破网。拥有贾秀全、李华筠、古广明、柳海光等亚洲顶级球员的中国队此役因输香港1球而痛失出线权。

1985年5月19日晚上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最大的悲哀不是输掉了一场球赛，而是输掉了球迷对中国足球的信心，输掉了积聚了多年的爱国主义精神。

记得当晚球赛结束后，球场上所有的球迷都不愿离去，微微细雨中整个球场弥漫着悲愤的情绪，原为中国队准备好的鞭炮被人扔在地上，有人拿出准备扬威的国旗，用火点了起来，之后小号手吹起了《哀乐》，球迷悲伤的情感一下子被撩动起来。北大、清华和人大好几个学校的学生球迷，大声呼吁着为中国足球队送葬，之后有人推翻了“工体”门外的汽车，再之后，警察和学生球迷对抗，酿成了著名的“五·一九”悲剧。

关于“五·一九”，作家刘心武在其《倾斜的足球场》里有更详尽的描述分析。

那个被理想的欲火烧得通红的夜晚如今过去17年了，当年“五·一九”的参与者今天不再年轻。有很多时候我会这样单纯地幻想，那些在“五·一九”之夜的球迷们，假如我们有机会再走到一起，相信这将是我们一生中最珍贵的日子。

前些年回到北京，见到当年送我球票的Z，当他向我讲起那晚被警察捉走的情景，眼睛里流出来的那种冷漠让我不寒而颤，我想我是能读出他眼中的悲怆的，因为那晚我们曾冒雨从“工体”走回人大，理想主义就是在这个夜晚的风雨行进间开始破裂。

足球本来只是一种体育的竞赛，它不但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场足球的竞技比赛，只是足球的体育性和娱乐性的完成过程，根本上升不到为国争光的光荣与梦想上来。将足球以及其他所有的体育竞技比赛上升到爱国的层面上来鼓吹和支持，是酿成一切体育悲剧的根源所在。

“五·一九”骚乱本来的责任就不在学生不在球迷。

我们需要谴责的是那些开足一切舆论工具为中国足球队的胜利唱着最崇高的爱国赞美诗歌的人。这些人用国家用民族的欲望之火催化了球迷头脑中激昂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样，一场比赛的意义就悄然地发生了质的变化。

赛前谁都不会相信，一个在“省港杯”连广东队都打不赢的香港队，竟然可以在这样一个夜晚打败拥有亚洲多名最佳球员的中国国家队，作为同是中国人的他们从来没有理会过这样的结果于国家于民族是何样的感情。

本来嘛，这仅是一场体育竞赛而已，为何非要将理想的花环套在奖杯之上？

郭家明，这个同属龙的中国人，带着一帮中国人把另一帮自以为“不可胜”的中国人打败了。

对于郭家明来说，他赢的仅只是一场足球比赛，正如赛后评论界所说的，郭看着的只是比分，没有任何意识要当民族英雄和败类，这点他比曾雪麟要轻松许多。

“五·一九”失败的仅是曾雪麟？对于千万高温着民族爱国主义理想的中国球迷来说，他们同样是失败者，他们所输掉的是理想的精神。

“五·一九”最大的好处是给了我们这样深痛的教训：足球竞赛仅是足球，如果你将输赢的赌注押在另一不同的层面上，精神的天平永难平衡。

当球迷怀着爱国主义的理想期待在忽然间被被支离被破碎的时候，他们内心所积聚着的失落和卑屈就要爆发。令人感受尴尬的是球迷用这种不理智的爆发制造骚乱，所要表达的却是最原始的爱国主义精神，这是谁之过？

我想，曾雪麟之所以好几个月都不能面对球迷面对自己，想不通的远不是足球。

一个人，一个球队可以承受失败的责任，却无法承担卖国的谴责。

其实，有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会陷在这种混乱的思维观念中而迷惘。

当国家为那些拿到世界冠军的运动员颁奖并授予“三八红旗手”和“劳动模范”、中宣部发出通知号召全国开展学习运动员们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时，我们所疑惑的是这种褒扬对那些没有拿到冠军的，甚至是拿到竞赛最后一名的运动员是否公平？国家公然肯定那些取得冠军的运动员是爱国的模范，那么那些未取得冠军的运动员是什么？不爱国？不“红旗”？不“劳模”？

这真是观念上的一个失误。

从苏永舜、曾雪麟、高丰文、施拉普纳、戚务生一直到米卢，中国足球为冲击世界杯花费了整整数代人的代价。中国数代的球迷从没有因为中国足球队的得失而爱国或者不爱国。当施拉普纳第一次出掌国家队主教练时，国人最终还是冷静地接受了“足球是世界的”这一基本定义。

能够从体育的层面上去认识世界杯及一切体育竞技的比赛，胜利和失败会更真实和好接受些。

2002年世界杯正在举行，中国队首场以0比2输给了哥斯达黎加，次场以0必4输给了巴西，中国队输掉这次世界杯的日子已经不远。

就算全世界再多给中国一次、二次的机会，让米卢带着中国队和哥斯达黎加及巴西再打10场8场的比赛，我看中国队仍将是输，你再爱国也都是这个结果，这和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没有关系，仅是技不如人的问题。

我们值得庆幸的是现今中国大多数球迷都能认识这个道理。

中国再不会发生象“五·一九”那样的悲剧，这不是如今的中国球迷不会闹事。

中国球迷比以往更加成熟地从理想主义回归现实，他们已经丢弃了崇高的理想进而更现实地认识到：足球就是足球，足球不是什么！

中国球迷比中国足球更快一步地丢弃理想而走向世界，这应是一件好事。

当我正在结束此文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些日子看到的一则新闻，说是中国和哥斯达黎加比赛之后，一名年轻的球员在回宾馆的路上仍旧和队员开着玩笑，此举被一老国家队员斥为“不知廉耻”。按照以往，我想当我读到这段新闻时，我同样会很气愤，很为那名年轻的球员而脸红。但如今不了。为什么？胜负之间，一笑置之，或许这才是成功的开始。

想想：我们确曾有过理想崇高的年代，但我们付出的代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