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教會在中國宣教的先驅
楊愛程

馬禮遜來華
馬禮遜是有歷史記載的第一位赴中國傳福音的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 Church)宣教士，他於1807年到達廣州。
但是，我們必須指出，遠在1624至1662年荷蘭人佔據台灣期間，就曾有荷蘭新教宣教士在那裡向當地人傳福音。由於當時從福建沿海移民台灣的漢族人還不多，因此那時信主的主要是原住民，或稱為「高山族」、「山胞」。
馬禮遜於1782年出生在英國北部一個稱為莫培斯(Morpeth)的小城鎮，父母都是很虔盏幕�督徒。他自幼就很聰穎，記憶力很強，十二歲那年曾在一夜之間背下詩篇中最長的第119篇全文，並毫無錯誤地覆述出來。
少年時的馬禮遜也曾有過一段酗酒、狂歡、污言穢語的放縱生活，但他在十五、六歲的時候經歷了重生的喜悅，成為長老會的會友。兩年後，他決志奉獻自己，作一名海外宣教士。1802年，他赴倫敦求學接受裝備，在那裡領受到去中國傳福音的呼召，並於1804年向倫敦會(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申請遠赴中國。
當他還在倫敦求學期間，他就藉助大英博物館裡收藏的一部中譯本聖經手稿學習中文。他曾對一位同學說:
「且不論學習中文的困難和其他的困難－這些困難在我看來已經是非常大的了－我們若去，必定先有決死之心，不信靠自己，只信靠永生的上帝。」
就是抱著這種「決死之心」，馬禮遜排除萬難，踏上了前往中國的征途。1807年一月，就要出發去中國了。可是，當時壟斷對華貿易的東印度公司卻極不同情宣教士的工作，至使馬禮遜無法直接從英國搭船，只好先轉往美國，再從那裡乘船去遠東。
他於四月間到達紐約，便託人幫忙找去中國的輪船。輪船公司的職員聽說他要去中國傳福音，都覺得十分可笑。有人問他:
「馬禮遜先生，你真的相信你能改變中國人崇拜偶像的習俗嗎?」
「我不能，先生，」馬禮遜十分認真地回答道:「但我相信上帝會做得到。」
五月十二日，馬禮遜乘船從紐約出發，經過三個多月的航行，於九月四日到達澳門。當他從海上看到中國的海岸線時，便從心底裡發出一聲意味深長的感嘆:
「中國，啊，中國!」
這一聲呼喚之中，包含著多少期待，又包含著對未來的多少疑慮啊!一個二十出頭的青年，遠離自己的祖國和親友，來到一個如此遙遠，如此陌生的地方，不為別的，就為著把上帝的福音傳給古老的中國。這需要多麼大的信心和愛心才做得到啊!
這一聲呼喚，也讓我們想起，在馬禮遜去中國的二百年前，義大利耶穌會修士范禮安(Alexandre Valignani)就曾在澳門等待十年，始終未能踏足中國本土一步。他在1606年臨死前，遙望著中國大陸的方向悲痛而絕望地呼喚道:
「岩石啊，岩石!你何時才能開門呢?!」
馬禮遜會不會重演范禮安的悲劇呢?中國會不會再一次讓來自西方的使者失望呢? 在大海中開道路，在沙漠裡開江河的神啊，您讓「岩石」開啟大門的時候到了嗎?

中文聖經的問世
大家都知道，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把聖經譯成現代德文，從而讓每一個德國信徒，都能夠直接通過神自己的話語，來尋求神的真理。後來的宗教史家都一致認為，這一點正是宗教改革邉訉ξ鳉W，乃至全世界的近代化產生強烈衝擊的地方。現代民族語文聖經的出現，打破了羅馬天主教神職人員對聖經真理的壟斷，使普通信徒不再單靠神父們的解釋，就可以憑著神所賜的悟性來領受神的旨意。其結果，就是歐洲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它不但使普通信徒擺脫了羅馬教廷的思想禁錮，也使歐洲的宗教信仰和學術思想，從中世紀的封閉狀態中解脫出來。席捲整個西歐的民主化邉樱�也可直接追溯到現代民族語文聖經的廣泛傳播。
因此，新教(更正教)宣教士，稟承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這一傳統，每到一地，必先將聖經譯成當地當時的通行語文，好使當地人直接從聖經中認識上帝和祂的獨生子主耶穌基督。這一點，正是他們為當地人民所作出的最大貢獻。在中國也是這樣，第一本完整的中文聖經，就是更正教宣教士奉獻給中國人的。
當然，我們也不應該忘記，最早把部份聖經譯成中文的，是遠在唐朝的景教宣教士。據考證，唐代景教譯本有【阿思瞿利容經】(福音書)、【傳化經】(使徒行傳)、【寶路法王經】(保羅書信)、【啟真經】(啟示錄)、【渾元經】(創世記)、【牟世法王經】(摩西書，可能是出埃及記)、【多惠聖王經】(大衛王的詩篇)，等等。這些譯本雖未能流傳下來，但僅從標題的譯法看，就知道受了佛教用語的很多影響。咋一看，幾乎分辨不出是基督教的聖經，還是佛教經典。
除景教外，天主教宣教士也翻譯過部份或全本的聖經。最早的中文聖經，出於十六世紀在中國宣教的耶穌會修士之手。
馬禮遜於1807年來到澳門後，由於滿清政府嚴格的閉關鎖國政策，使他一時無法進入中國本土。但他一點都不氣餒，相神必定會為他開路。所以，毫不遲延，草草安頓下來之後，馬上開始學習中文。很快，他便決定親手翻譯聖經。經過十多年的努力，在後期到達澳門的同工米憐(Milne)的協助下，終於在1819年完成了全部新舊約聖經的翻譯工作，並於1823至1824年間出版。
此外，英國浸信會派駐印度的宣教士馬士曼(John Marshman)，也想著要為中國人準備一本聖經。他和一位擔任澳葡政府翻譯官的亞美尼亞人拉沙(Joannes Lasser)一道，花費了十六年的功夫，於1822年完成了【新舊約全書】的中譯本。 後來，又有英國聖公會宣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德國宣教士郭實獵(又稱郭立士)(Karl Fariedrich Gutzlaff)、美國公理會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eman)和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on)合作翻譯，於1840年前後完成的全本聖經，其中的新約部份題目為【救世主耶穌新遺詔書】，經太平天國刪改後採用作欽定經書。
到了1853年，又出版了米憐、麥都思、施敦力(Stronach)、布朗(Brown)、馬儒翰、裨治文、理雅各(James Legge)和克陛存(M. S. Culbertson)等人合作修定的所謂「代表譯本」。由於參加者對神的名稱有分歧，因而出版了「神」版和「上帝」版兩種不同的譯本。
1890年，上海在華宣教士代表大會通過決議，準備出版一本全國通用的中文聖經，並於次年成立了三個委員會，分別負責文理(即文言文)、溛睦砗蛧�語三種譯本的翻譯工作。其中，「溛睦碜g本」於1904年出版了新約部份，「文理譯本」於1906年出版，而於1919年出版的【國語和合譯本】則成為最受歡迎，也流傳最廣的中文聖經譯本。至此，「神的話語」正式成為中華文化體系中的一個無法忽略的組成部份，默默地發揮著淨化心靈，匡正世道的功效。

馬禮遜在中國的宣教活動
馬禮遜於1807年9月8日乘美國貨輪「三叉戟」號由紐約抵達廣州，但由於清朝政府嚴格禁止外國人在廣州居住，馬禮遜之好躲在美國商館裡學習中文。翌年，馬禮遜轉往澳門，並於1809年2月接受東印度公司的聘請，擔任其譯員。對於他接受這份工作的原因，他向倫敦會作了如下說明:
「(一)可使我安全地居留此地；(二)大有助於我學習中文；(三)所得薪酬可減輕差會的財務負擔；(四)或可改變東印度公司敵視宣教工作的態度。」
盡管如此，他對此項工作的心情仍然顯得相當矛盾，他表示如有更好的辦法使他專心於傳教工作的話，他「將十分高興辭去現職。」
至於後來的學者指責他與走私鴉片的東印度公司掛鉤，從而使基督教(新教)的在華宣教事業有了一個「不光彩的」開始的說法，我認為應該用歷史的觀點看問題。首先，對馬禮遜來講，擔任東印度公司的職務是可以使他長期居住在廣州，並合法地出入中國內地的唯一途徑。第二，當時的東印度公司還不是以走私鴉片為主要業務的。第三，當時人們對鴉片的認識就如同現在人們對香煙的看法一樣，認為祇是一種無傷大雅的嗜好而已，因而並沒有非常強烈的道義理由讓那時的人自覺地反對鴉片貿易。而後來，正是在宣教士醫生的臨床觀察所積累的資料基礎上，才有越來越多的在華宣教士發起抵制鴉片貿易的邉樱瑏K在英國國內信徒的呼應下，最終迫使英國政府採取了限制，以至取締鴉片貿易的立法行動。第四，馬禮遜所提供的祇是翻譯服務，並未參與公司的決策和管理，對於該公司的歷史罪責不可能，也不應該負任何道義責任。所以，我認為上述的責難是毫無道理的。
在馬禮遜的宣教工作中，文字工作佔了很大的份量。上期中我們已經提到他於1823年在馬六甲正式出版了新舊約全書中譯本，這是他和中國助手們十多年辛勤工作的結晶，也是他為中國人所準備的一份最寶貴的禮物。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顧長聲在他所著的【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中指出:「基督教的聖經全部譯成漢文在中國開始傳播，這是天主教在華活動了二百多年所沒有做的事，而由基督教(新教)把它初步譯成了。基督教的全部原始教義得以完整地介紹給中國，馬禮遜是第一人。」(p. 24)
此外，馬禮遜和後來的米憐(William Milne)等助手一起，編印了很多傳講基本信仰的小冊子，免費分發給中國人。他們於1815年8月創辦了【察世俗每月統計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據稱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份民營中文報紙。他又於1818年在馬六甲創立「英華書院」，開了中國基督教教育的先河。
馬禮遜的另一項重大的文字工作是編纂【華英字典】，1817年在澳門出版了第一卷，到1823年陸續出齊，共六卷，4595頁，其中僅從康熙字典裡所收的漢字加英譯就達四萬餘字。這是他對中英文化交流所作的巨大貢獻。
雖然馬禮遜在文字事工方面取得了如此豐富的成果，同時又要為東印度公司作翻譯，但他仍然在傳福音的工作上有所收穫。據記載，在他來華開展宣教工作的第七年，即1814年，他為第一位中國信徒施洗，以後就有更多人信了主。其中有位梁阿發成為中國教會史上第一位華裔牧師，也是馬禮遜在文字、教育和傳教工作中的得力助手之一。梁牧師所著的福音小冊【勤世良言】在當時曾廣泛流傳，影響到許多人，甚至後來的「太平天國」領袖洪秀全，都是在這本小冊子的影響下決定發起成立「拜上帝會」的。
馬禮遜在中國工作二十餘年，付出了艱辛的努力，妻子和一個兒子都因病早逝，確實為主、為中國人作出了可歌可泣的犧牲。他自己也因患急癥於1834年去世，終年五十二歲，死後安葬在澳門。(「真理報」2000年12月及2001年1，2月號)